悼念余光中 | 乡愁，也只是去了另一个地方
《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博主： 时代人物杂志 （阅读量：70000+）
据台媒新闻报道，诗人余光中今日在高雄医院过世，享寿90。原以为是天气多变、气温偏低，到医院检查後决定住院静养，没想到疑似有些小中风，肺部感染、转进加护病房；旅居在外的女儿们也从国外赶回，谢绝采访，结果1天之隔，这位作品多选入课本、文坛的“璀璨五彩笔”就过世，亲人与文坛好友都十分伤痛。
余光中的文学成就
对于余光中的文学成就，他曾经的追随者，也是决裂者的《台湾文学史》作者陈芳明曾这样评价：“以诗为经，以文为纬，纵横半世纪以上的艺术生产，斐然可观；那已不是属于一位作者的毕生成就，也应属于台湾文坛创造力的重要指标。从旧世纪到新世纪，从扬眉少年到慈眉老年，由于他同时经营两种文体，任何一个时段都从未出现歉收的迹象。”
余光中也一次次地卷入台湾文坛与交锋，这也就构成了台湾文学史的一部分。1970年代，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这表面上是一场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其实它是由文学扩及政治、经济、思想各种层面的反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决，是现代诗论战的延续。
它是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论战。余光中在此次论战中写的一篇文章《狼来了》，被指给乡土文学作家扣“左派”帽子，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些乡土文学作家带来生存危机，从而引发了徐复观、陈鼓应以及李敖等众多文人与他的论辩。这些争论，直到今天亦未完全和解。
余光中作品风格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台湾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他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
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20世纪80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
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且兼有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现代文学之精神，创作手法新颖灵活，比喻奇特，描写精雕细刻，抒情细腻缠绵，一唱三叹，含蓄隽永，意味深长，韵律优美，节奏感强。他因此被尊为台湾诗坛祭酒。他的诗论视野开阔，富有开拓探索的犀利朝气；他强调作家的民族感和责任感，善于从语言的角度把握诗的品格和价值，自成一家。
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的名字已经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博主： 新京报（阅读量：60000）
什么是《乡愁》
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1928到1937，是南京这个城市最好的时光。国家走向统一，作为国民政府所在地，这个城市的市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希望，人们开始清晰地感受到了“国家”的存在。
历经战乱，少年余光中最后和家人一起到了台湾。他于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语系，然后到美国继续读书。
这是那一代台湾精英阶层的典型道路，包括白先勇以及李欧梵等，走的都是这条路。少年在大陆，经历了颠沛流离，在美国受最好的教育，获得全球性的视野，有了这种人生体验，再回望大陆的时候，可谓百感交集。
对他们这代台湾人来说，大陆就是家。这不仅是抽象意义上，也是实实在在的经验。
他们在大陆的童年时光，成为一生中需要反复回味、解读和表达的东西，对余光中来说，最凝练也最经典的表达，就是《乡愁》这首诗。
对大陆80后90后来说，所谓乡愁，可能意味着站在大城市来回望小城市或者乡村。但是对余光中而言，乡愁意味着邮票、船票、坟墓、海峡，不但是私密的个人情感，也是一种家国情怀。
余光中的“乡愁”观，把对母亲的思念、对故乡的眷恋以及对“国家”的担忧与期望结合在一起，概括了他那一代台湾人的文化观。
余光中的“乡愁”表达的是整整一代人的痛思。比余光中还要大10岁的郝柏村，在被问到“抗战时你最难忘的一个人是谁”时，毫不犹豫地说：“我的母亲”。
全面抗战爆发，郝柏村正好黄埔军校毕业，利用上前线之前的几天时间，回家看了一次母亲，那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乡愁是“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多少人读到这一句诗流下了眼泪。
1949年，余先生只有20岁出头，可以说，他这个年龄的台湾人，对大陆还有着最深的眷恋，但是这一代人已经纷纷老去了。1980年代开始，两岸恢复往来，不少人回来探亲，这是对“乡愁”的缓解，也是对“乡愁”的确认。正是余先生这一代人的努力，某种程度上弥合了两岸在文化上的裂痕。
但是，上世纪80年代回来探亲的中年，如今都是老人。他们的母亲在坟墓，而他们自己，也要和对母亲与故土的“乡愁”一起，与这个世界告别了。
不要说80后、90后，即便对台湾的50后而言，都很难体会到这样的“乡愁”。
1950年后出生的台湾人，童年在台湾，父母也在身边，他们所扎根的土地，就是脚下的台湾。“大陆”成为一种概念，而不是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体验。
不管是来大陆工作的台湾人，还是到台湾旅游的大陆人，都能深切地体会到“两岸”中的“两”字，而对余光中和他那一代人来说，两岸是真正的“一”。
如今两岸同胞交往和互动频繁，地理空间的阻隔已经不算什么，但是如何克服心理上的阻隔，却日益成为问题。我们仍然需要余先生给我们留下的“邮票”和“船票”。
这正是余光中《乡愁》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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