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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的罪与罚:追溯美国种族不平等起源

詹姆斯·福曼 小鸟与好奇心 2024-01-05

新书试读

 小鸟文学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本文经译林出版社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七卷,为免费内容。

1994—2000 年,詹姆斯·福曼任职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公设辩护人服务处,代理被指控犯罪的成人和青少年。福曼发现,美国社会长久以来针对毒品泛滥、枪支暴力所采取的措施,最终创造出严酷的大规模监禁制度,而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以非裔美国人为代表的美国少数族裔。

在毒品与暴力泛滥的街区长大的孩子,整日如临深渊。为什么刑事司法体系没能保护他们,反而将他们推落悬崖?挣扎于穷困社区的年轻人,无法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为什么一次被捕记录就将影响他们终身?为什么在大规模监禁时代的美国,每个人承担的风险并不均等?

围绕这些问题,福曼讲述了关于非裔美国人及其领导者的故事。种族主义曾经掠夺了他们祖辈的生命和财富,如今依然钳制着他们的生活。《当代美国的罪与罚》以深刻的洞察力检视了美国当代司法的历史渊源,通过缜密详尽的调查研究追溯了美国种族不平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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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蒂·海史密斯说:“我想回家。”他话里的意思再明确不过。

他刚满 16 岁,与我在哥伦比亚特区橡树山青少年监狱的律师探访室见面。他的肤色较浅,有一双淡褐色的眼睛,一头辫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特别是身上那件超大码囚服,把他整个人罩在其中。我曾问过丹蒂,他希望自己的案子怎么判。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但鲜有人向他这么大的孩子提出过。“每一个手握权力的人只知道冲着当事人说话,却从不听取他们的想法。而公设辩护人服务处的每一位律师都会倾听。”这是在向我和其他新来的律师培训青少年法庭业务时,一位前辈律师对我们的教诲。我努力倾听,却不知该如何应对丹蒂的请求,因为回家的路于他而言还很漫长。

他被指控持械抢劫,证据确凿。警方报告显示,1 月的某天晚上,冷得出奇,晚上 9 点刚过,一名男子在特区西北区哥伦比亚高地附近的第十四街等公交车。一名身穿黑夹克的少年靠近他道:“老兄,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快把钱拿出来,要不我砍你啊!”那名男子看到少年口袋鼓鼓囊囊的,以为是刀,甚至有可能是枪,于是他把衣服前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扔给对方,随后逃走。那名少年麻利地从地上捡起钞票,塞进牛仔裤口袋,朝反方向逃窜。他并没能逃多远。上述一幕被街对面从杂货店里出来的女子目睹,她大叫起来,在店内工作的一名保安追了上去。少年没有保安跑得快,在跑过几个街区后被控制住,等待警察到来。店内的顾客早已报了警。警察赶到,对少年搜身,发现了一把刀具和 12 美元。少年嫌疑人被问及姓名,他回答说:“丹蒂·海史密斯。”当晚在警察局,丹蒂签了一份简短的认罪书,包含关键的犯罪情节,由他本人手写。在这份仅有一页纸的认罪书底部,丹蒂在自己的名字上方写下“对不起”。

我与检察官见面后,发现这个案子的情况竟然更糟。用法律术语表述,这次会面是“披露会”,检察官将提供警方报告及其他概述控方证据的材料。偏偏本案的检察官是林恩·莱斯利,一个有着近十年处理青少年案件经验的非裔女性检察官。同她开披露会,特别是如果对方是像我这样的公设辩护人新手,常常伴随着训导与指教。当时我办案才一年多,莱斯利为了打破我的纯真幻想,很可能乐于向我灌输被告造成的危害。据我所知,丹蒂的案子正是她那套说辞里的典型案例,她一定会喋喋不休。莱斯利说受害者是一名非裔中年男性劳工,下班回家路上遭遇此劫。(我后来了解到他名叫杰里米·托马斯,不过包括莱斯利在内的许多检察官都更愿意称其为“我的受害者”。)

她陈述完证据后,眯起眼睛说道:“福曼,你看,我的受害者过得并不容易。每天搬箱子,累断了腰,本本分分养家。到头来却遭抢劫!”我明白她话里的意思。刑事司法体系不应区别对待受害者,人人都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惩治力度也不因受害者是贫穷还是富有,是黑人还是白人,或者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有所不同。不过这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实际上受害者的方方面面都会起作用。像托马斯先生这样的工薪阶层黑人男子是受害者的案子常常不受重视,在全美许多法院都是如此。好在特区的法院里黑人占了多数,尤其是他的案子偏巧又遇上了对口的检察官。由林恩·莱斯利接手,托马斯先生的案子一定会被认真对待。这名黑人检察官种族意识很强,致力于推动司法体系重视黑人受害者。她提醒我,尽管我认为刑事司法惩罚力度过大,且本案属于民权问题范畴,但其他美国黑人则坚信犯罪肆虐、暴力横行仍是当下界定种族平等的大问题。她在办公室对我的指教,已让我能想象她在法庭上将如何掷地有声。

“法官阁下,”她义愤填膺,“没有人该受到哪个小混混的恐吓,没有人该遭遇抢劫,更没有人该活在恐惧中。但我要向您表明,最不该遭受这些的就是托马斯先生。”我担心她的话会奏效,特别是在某些法官那里。而我和丹蒂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法官柯蒂斯·沃克,也就是拿马丁·路德·金博士说事,并最终把我的当事人布兰登关起来的那位。

丹蒂的案子与布兰登的相比,也好不到哪儿去。虽说布兰登拿的是枪,比丹蒂的刀具更具危险性,可布兰登并没有实际用到枪,而丹蒂却实施了抢劫。莱斯利检察官主张丹蒂入狱服刑之言犹在耳边,我脑海中又响起沃克法官表示赞同的话。“孩子,”他俯视着丹蒂,语气强硬地说,“马丁·路德·金献出生命,可不是为了让你能拿着刀四处闲逛,抢劫辛苦劳动的人。”丹蒂的情况大为不妙:犯罪证据确凿,检察官意志坚决,法官慷慨激昂。


像托马斯先生这样的工薪阶层黑人男子是受害者的案子常常不受重视


假如这一切发生在电影中,那么接下去我将找到一名之前被忽视的证人,他承认真凶是自己,丹蒂受到了陷害;或者我提交一份机智的法律动议,一举推翻公诉,打个漂亮的翻身仗。然而,公设辩护人的世界里没有奇迹可言,在丹蒂案这样的案件中,我只能扮演社工的角色。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丹蒂会认罪,他的结局只能由判决前的听审定夺。我需要说服法官,除了入狱服刑,还有其他选项更适合丹蒂,对社区更有利,也更能体现公平正义。

要为丹蒂争取到合适的量刑结果,我就得从做社工开始,深入探查他的生活背景,以找到他被家庭、学校,或者其他机构抛弃,或者说被社会抛弃的那些瞬间。这之后我才最有可能确立一个将入狱服刑排除在外的计划,或者一套综合方案,既符合他的需求,也能从长计议,保障全社会的利益。这种方式对成人和青少年案犯都适用,尤其适用于青少年法庭,因为对特区乃至全美大多数地方来说,让青少年案犯改过自新是法官的分内工作。

当我深入了解丹蒂的生活背景之后,发现有不少可以下一番功夫的地方,我先从他早年经受的创伤入手。丹蒂此前从未被捕过,因此没有青少年犯罪记录。然而,当我前往查看他的儿童福利相关档案时,我收到相当厚的一大本活页文件,上面记录着他的痛苦往事。丹蒂还有个弟弟,名叫贾森。丹蒂 8 岁、贾森 5 岁时,他们的母亲便被剥夺了兄弟二人的监护权。在此前不久的一个深夜,一名社工于晚上 10 点临时到访贾森和丹蒂的家,发现他们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无人看管。兄弟二人说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每当他们的母亲要和“妈咪的朋友”待一会儿时,就会让兄弟二人待在外面。母亲名叫贾辛达,她后来向社工承认自己染上“快克”毒瘾,在和“毒友”过瘾时,或者有时她要陪睡“上家”时,会让孩子们待在外面。

丹蒂的在校档案也令人沮丧。老师们都说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但行为不端妨碍了他的学业。他一会儿与某个学生打架,一会儿对某位老师语出不敬,此类失当行为层出不穷。这些事情虽说都无须严肃处理,但也无法让他顺利完成学业。他在上小学时就出现了行为问题,第一次停学处分长达两天,发生在他上二年级时。丹蒂推了一个同学,据他说,因为那孩子骂他母亲是妓女。除了类似警告,多年来,丹蒂从未接受过心理辅导或其他服务。除了不断延长停学时间,学校对他也并无他法。进入高中后,丹蒂已经受到两次停学处分,离被开除已不远。

他的生活中也有几抹亮色。丹蒂和贾森被从母亲那里带走后,并没有进入寄养程序,而是被送交给了他们的外祖母。尽管外祖母体弱多病,无法如她所愿带好两个男孩子,但她爱着两个孩子,从不沾毒品,尽她所能护着他们不受欺侮。丹蒂还是学校木艺课的明星学生。只要看一眼他和贾森的卧室,就能发现他的丰硕成果: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他制作的雕刻品和半成品,其中的代表作是一块近五英尺高的木板,顶部刻着弟弟的名字。这是贾森 13 岁生日时丹蒂送给他的礼物。贾森向我展示这件作品时,我能看出他崇拜哥哥。他说,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丹蒂一直避开刑事司法体系,直到此次被捕。那么,为何现在这个时候出了事?为什么要选那个夜晚?为什么要实施抢劫?我们见了几面,对抢劫这件事本身我一直避而不谈。直到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我在感觉已获得他的信任时才问起事情的原委。他的故事有些老套,却是真实的。丹蒂所在街区和临近两个街区的一伙人,自称“十三街古惑仔”。这名称同特区许多街头混混的帮名一样,透露着一种可笑的野心。

“古惑仔”共有十人左右,尽管第十三街绵延数英里,但这些古惑仔悉数来自附近三个街区。这三个街区就是他们的地盘,生活在其中的青少年见到他们就胆战心惊。丹蒂 12 岁那年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外祖母派他去杂货铺买麦片,他从店里出来时不巧正碰上帮派中的三个成员,他们无论年纪还是块头都比他大,于是在他们索要那盒麦片时,他别无选择只好给了出去。丹蒂两手空空,哭着回家去找外祖母。现在丹蒂自己也快满 16 岁了,有机会加入帮派。他告诉我,他曾经抱着观望态度,因为觉得和一帮人站在街角似乎是浪费时间,但又喜欢那种兄弟义气,喜欢被保护的感觉。“假如有人罩着你,生活要容易得多。”他解释说。帮派里的成员教唆他,要他在公交站抢劫,然后把钱上交给帮派。其他人就在街角店铺后面的巷子里等他。于是他就去做了,或者说去试了一把。我开始为他设想一条新路。我问丹蒂,什么才能让他远离帮派,远离麻烦。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放学后有事做,这样我就不必去街角游荡。”他说他理想的生活是可以自食其力。于是,我想到了他的那些木刻。


除了入狱服刑,还有其他选项更适合丹蒂,对社区更有利,也更能体现公平正义


我开始四处打电话。公设辩护人服务处的社工手上都有一份青少年当事人能够适用的项目名单。其中与手艺或买卖相关的为数不多,我要从中为丹蒂找出路。很快我就遇到了两个麻烦,其一,在特区,像丹蒂这样的问题孩子的数量远比为他们谋划的出路多,所以第一次电话咨询的答复一定是否定的,之后还得经历漫长的等待。(在公设辩护人服务处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哀叹:除了进监狱不用等待,其余的出路都得排队。)我已经习惯被拒绝,于是想着只要不停地打电话,说不定哪天就能说服哪个人,磨出一条出路来。

然而,我遇到的另一个麻烦更大。所有方案都对可以帮助的对象框定了一些规则,各有不同,有一条却一以贯之,即获得帮助的资格仅提供给非暴力案犯。虽说有一些指控值得商榷(我就曾与负责某个项目的官员就入室盗窃是否属于暴力犯罪进行过冗长的争论),但丹蒂被控“持械抢劫”,这无论如何都不属于非暴力犯罪。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结果都一样。我给这位岗位培训招生协调员打过,也给那位替代教育辅导员打过。我告诉大家,丹蒂在木刻方面是有天赋的,他的卧室里满是木刻作品。我讲述了丹蒂如何克服家庭出身的种种阻碍,步履蹒跚走到现在,可能离有出息仅一步之遥,再给他这一次机会就能出现转机。可每一次得到的答复总是:“先生,不好意思。我们对招生对象是有标准的,无法接收被控持械抢劫等暴力犯罪的人。”

奥巴马总统于 2015 年在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发表的演讲得到种族平等倡导者的赞誉。“我们终于拥有了一位理想中的总统,愿意直言不讳地谈论种族和人权,并强有力地表达观点。”乔治城大学教授迈克尔·埃里克·戴森写道。改革派欢欣鼓舞,我能理解,因为终于——终于!有一位美国总统愿意谈宽大处理犯罪的问题。然而,奥巴马等人坚持认为刑事司法改革仅仅针对“非暴力涉毒案犯”,结果就是,我从辅导员们那里只能得到一个回复——他们无法接收丹蒂。将刑事司法改革限定于非暴力涉毒案件,这使得一种在深层次上有问题的叙事进一步得以强化。

首先是比例。尽管全美在押非暴力涉毒案犯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令人震惊,但这并非“服刑人口数量过高的真正原因”。全美服刑人员中约有 20% 的人被控涉毒。因此,即使我们决定现在就把涉毒案的服刑人员全部释放,明天醒来时,美国也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服刑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有一点需要澄清,改革派所称的“非暴力涉毒案犯”并不是指所有 50 万涉毒服刑人员,连其中多数都达不到。正如本书第五章所述,毒品交易引发极端暴力,“快克”时代犹是如此。尽管有些涉毒人员并不使用暴力,但这维持不了多久,因为温和派在毒品交易中只有死路一条。那些坚持对非暴力涉毒案犯网开一面,并仅仅针对非暴力案犯的主张,没有考虑到广大服刑人员,使大多数涉毒服刑人员都被排除在外。

惠及面如此之窄的改革于 2014 年获得司法部宽恕动议的确认。司法部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宣布司法部将考虑向总统提议,对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入狱服刑、刑期极长的一些涉毒案犯予以减刑,此举让他登上了媒体头条。霍尔德的声明受到欢迎,因为其中涉及的刑期的确太长了,当年对涉“快克”可卡因案犯的判罚期限要远大于对涉粉末可卡因的,非裔美国人因此深受其害。然而,限制太严格,仅限于在联邦监狱中已服刑 10 年的犯人,且无严重的犯罪记录,即那些“非暴力、危害小”的犯人,且“在服刑前或在押期间并无暴力犯罪记录”。

司法部出台的宽恕标准将暴力犯罪排除在外的同时,也将大多数联邦监狱的犯人拦在了标准之外。“仅限非暴力案犯”方案的支持者还表示这只是一系列举措的开端。他们说,改革必须从非暴力案犯入手,惠及其他案犯的政策也许后续会出台。奥巴马总统的高级顾问瓦莱丽·贾勒特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表示:“从非暴力案犯入手改革,我们走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革的全部。如果有研究表明我们应该针对司法体系的其他内容进行调整,我们也会回过头去评估。让我们以共识为起点,逐步往前推进,不要让完美主义成为我们的绊脚石。”

我支持上述观点,却并非仅仅因为贾勒特口中的政治现实。正如前文所言,监狱过度拥挤的成因并不单纯,是由不同群体做出看似无关紧要的决定,并随着时间的叠加而逐步形成的。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要解决监狱过度拥挤,也得经过相同的路径才可能实现。因此,从罪责最轻、对社会危害最小的个体入手是有道理的。然而,刑事司法改革从非暴力涉毒案犯入手也许很容易走入死胡同。只要回顾一下总统本人的表述就能一窥端倪。奥巴马宣传他对那些暴力案犯“决不同情”“决不怜悯”时,等同于永久禁止这个人数更多的群体被纳入改革。上述言论对暴力案犯不做区分,不允许例外,不允许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无论暴力犯罪起因为何,经过怎样,或者是否适用从轻处罚都不重要,只要过去有暴力犯罪史,就永远不得宽恕。

奥巴马本该知道这方案的漏洞。他经常引述的《火线》出自戴维·西蒙之手,反映“快克”肆虐时期发生在巴尔的摩的故事。那是奥巴马最喜欢的电视剧之一,2015 年,他还邀请西蒙到白宫讨论刑事司法改革问题。不过对于一个支持改革仅适用于非暴力案犯的总统而言,喜欢《火线》似乎有些奇怪。剧中除了海洛因成瘾者巴博斯,没有一个主要角色有资格适用司法部颁布的宽大处理标准。尽管该剧充斥着严重暴力,但多数观众——显然也包括奥巴马——并不认为该剧仅讲述了一帮残忍无情的恶棍的故事。原因何在?因为观众看到的并不仅是他们的暴力行为,而是他们的全部人生,当然也包括逮捕记录或刑事记录。不出所料,奥巴马对西蒙说:“(刑事司法改革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要确保把常被地方新闻曝光的那帮人从阴暗角落里拉出来,展现他们的人性,讲述他们的故事。而这就是你所做的工作,它尤为重要。

这是正解。如果“仅限非暴力案犯”的支持者能以上述视角看待问题,情况将会有所改观。在全美监狱中,暴力案犯占 53%,其中多数都是抢劫犯,与丹蒂相似。他们身上的“暴力案犯”标签却将他们禁锢在阴暗角落里,不允许我们同情,教唆我们置他们的个人经历于不顾,导致我们与他们划清界限——他们就是暴力案犯,他们应该待在牢房里。正如布莱恩·史蒂文森所写,这会导致我们以他人做过的最糟糕的事定义他人。因此,我们将永远无法解决 220 万美国人身陷囹圄这一人权危机。

自打丹蒂的案子宣判那天起,我就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都尝试以托马斯先生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会怎样?如果我们明白正义需要的是问责而非报复;如果我们理解法律的平等保护(包括对长期得不到应有保护的黑人受害者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必须对罪犯施以严惩;如果我们致力于重视黑人受害者的生命,同时不采取导致黑人被告被大规模监禁的政策;如果我们施以怜悯,报以仁慈,求得宽恕;如果上述设想对包括加害者在内的所有人一视同仁,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又会怎样?如果从政策层面考虑,就得进一步扩展当前改革提案的外延:建立审前转化项目,把部分人送去戒毒,而不是投入监狱;设立专款,为公设辩护人提供充裕的资助;废止强制最低量刑,将自由裁量权交还给法官;在青少年惩教所和成人监狱中设立符合标准的学校;将选举权还给刑满释放人员(甚至更进一步,允许在押案犯参与选举);社会要接纳刑满释放人员,而不是一味排斥或羞辱他们。

在几年前,这些想法会被嘲讽为天真至极,愚蠢至极,不过现在终于获得了认同,40 年来,这是第一次。今后我们共同的任务是将这些努力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化,同时确保其不仅限于非暴力案犯。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打出“法律与秩序”的旗号,承诺放弃奥巴马政府主导的有限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述努力将付诸东流。在罪与罚的问题上,虽然媒体大多聚焦联邦政府的作为,但市、县、州层面的动作也不容忽视。治安与警务几乎属于地方事务,并且全美 90% 的在押犯都在州立监狱,而非联邦监狱。

对我们这些寻求更为人性化的刑事司法体系的人而言,上述情况传递出一个明确信息,即我们必须加强州和地方层面的工作。政策的改变固然重要,却只是一个方面。个体的选择同样重要。丹蒂之所以避免了牢狱之灾,完全是因为托马斯先生决定替他说话。还有加夫尼牧师,他决定为生活不易的青少年开辟木工项目这条出路,并允许有持械抢劫前科的人加入,他的选择永远地改变了丹蒂的人生。我们作为美国人要面临的挑战,是认识到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中拥有的力量,以此抗击监狱过度拥挤造成的严酷。最近我在耶鲁大学讲刑事司法体系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演讲结束时,一位年轻女士对我说:“我完全认同您的观点,也想做些什么。可我是管理学院的学生,不是律师。我能做些什么?”

其实大有可为。我把桑德拉·多泽尔和丹蒂·海史密斯的故事讲给她听,之后我问她,作为未来的企业领袖,面对有前科的雇员,她是一刀切地在试用期就将他们解雇,还是采用更宽容、更量身定制的方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或者说,如果她未来打算创业,何不像洛杉矶的“帮派改造”看齐,为前帮派成员或刑满释放人员提供就业培训,给他们一个自食其力的机会。知易行难。不过想想托马斯先生吧,他当年做出那个决定并不容易。

检察官林恩·莱斯利从受害者的立场出发要求判处丹蒂入狱服刑,是在向沃克法官所代表的特区刑事司法体系提出请求,这个请求完全符合刑事司法体系建立的框架,如果托马斯先生同意的话也完全是他的权利。毕竟正是以像他这样的受害者的名义,刑事司法体系才得以构建。种族歧视和经济不平等不该成为受害者生活中的枷锁,正如检察官所言,他们不该在下班回家途中遭遇抢劫。托马斯先生却给了丹蒂一个重生的机会,他尤为值得敬佩。

虽然托马斯先生等人的个人选择并未触及体制的一分一毫,却对卷入其中的人影响深远。我之前所述政策层面的诸多革新也是如此,其中每一项改革触及的也许仅是庞大刑事司法机器中微小的一部分。要同全球最大、种族成见最深的监狱体系对抗,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们理应看到,既然监狱过度拥挤并非一日之寒,要想瓦解它也得用水滴石穿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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