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塑造了我们，而狩猎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而已。

科特·迈因（Curt Meine）是一位保护生物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他是芝加哥人类和自然研究中心（Center for Humans and Nature）的高级研究员，先后出版过《奥尔多·利奥波德：他的生活和工作》（Aldo Leopold: His Life and Work）和《校正线：关于土地、利奥波德和物种保护的论文》（Correction Lines: Essays on Land, Leopold, and Conservation）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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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们对这种激烈的捕猎行为感到惊讶吗？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白鲸》（Moby-Dick）

数年之前，住在威斯康辛州西南农村地区的我发现，社区里出现了很多十分显眼的黑白横幅广告和插在庭院里的标语牌。

人们在草坪上、谷仓上和酒馆窗户上打出标语：“救救稀有的白鹿！”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人们在威斯康辛州的野外发现了一只名为“老母鹿”（Old Doe）的成年雌性白鹿。自那之后，人们又渐渐发现了一小群白色的白尾鹿。在“老母鹿”努力的繁育之下，白色白尾鹿的数量上升到了数十只。

直到现在，人们也不清楚是什么基因导致这些白尾鹿长有白色的皮毛。其中一些白尾鹿可能是真的患有白化病。这群白尾鹿中，大部分身上长有杂色花斑，部分通体纯白，剩余的则是灰白色或者身上长有斑点。有的长着粉红色的鼻子和蹄子，剩余的则长着黑色的鼻子和蹄子。

无论如何，这些白鹿都与常见的棕褐色的鹿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很快名声大振，受到了当地居民和前来附近国家公园旅行的游客的喜爱。当地的农民和其他土地所有者达成了默契，愿意一同保护这群与众不同的鹿。当然，猎人和其他不是猎人的居民也愿意为保护它们贡献力量。

这种当地民众自发形成的禁忌既令人们感到惊讶，又不可思议。威斯康辛州和美国大部分地区一样，都有着猎杀白尾鹿的狩猎文化。长期以来，这种文化习俗中一直蕴含着复杂的记忆、崇敬、热情和实用主义精神。

19 世纪，来自美国东部、美国南部以及欧洲的移民者先后在威斯康辛州定居。受此影响，威斯康辛州适合白尾鹿生存的森林、林地和草原等栖息地面积大幅度缩小。短短数十年间，农业和伐木业的迅速发展彻底改变了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以及五大湖盆地地区的土地状态和生态环境。为了维持生计和出售猎物的需要，人们开始大量猎杀白尾鹿。白尾鹿差一点就被捕杀殆尽。

不过，幸运的是美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实施了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措施，而白尾鹿的数量也渐渐出现回升。白尾鹿越来越常见之后，秋季捕猎便成为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和农村经济中地位重要的季节性收入支柱。过去数十年里，人们经常能在郊区和城市附近看到白尾鹿的身影。因为大型捕食者的数量减少和消失，数量庞大的白尾鹿开始对生态环境造成各种负面影响：食用大量植物，削弱了本地植物的多样性；破坏郊区灌木和园林；成为莱姆病（Lyme）高发病率的元凶之一；经常引发车祸（因此保险公司一直是控制白尾鹿数量政策的积极拥护者）。

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人类渐渐成为白尾鹿的主要捕食者。令人奇怪的是，威斯康辛州的猎鹿文化既有冷血残酷的一面（猎鹿是标准的文化实践活动，能为当地增加肉类供应，也是保护鹿群的必要手段），又有深情满满的一面。每年秋季，成百上千的猎人带着各自复杂的价值观、回忆、动机和目标来到威斯康辛州的田间和森林。这一切让由猎杀白鹿引发的各类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当地居民会默契的形成不得伤害白色白尾鹿的禁忌。

实际上，威斯康辛州和其他几个州都禁止猎杀白色白尾鹿。但白色白尾鹿恰恰主要生活在慢性消耗性疾病（chronic wasting disease，一种严重影响鹿群身体健康的疾病——译注）流行的区域。为了阻止慢性消耗性疾病的蔓延，各州政府渐渐放宽了捕猎限制。在那之后，白色白尾鹿就真正成了人们可以合法猎杀的动物。

十年之前，一只引人注目的白色雄鹿成为了备受大众关注的焦点。鹿群保护组织的网站写道：“它是优雅迷人的生物。许许多多的人在夜间带着草坪躺椅和水壶来到国家公园，为的就是希望能一睹它的风采。”当地的猎人集体宣誓，保证不会追杀这只白色雄鹿。然而在当地民众的瞩目下生活了两年之后，这只白色雄鹿却在 2008 年被一个前来游览的持弓猎人所杀害。

2009 年的狩猎季开始后，一名外地来的猎人射杀了另一只白鹿。2012 年狩猎季开始的第一天，一名外地来旅游的猎人就打死了一只体型巨大、帅气迷人且知名度很高的雄鹿。正是这起事件让本地居民开始行动起来，纷纷为保护白色白尾鹿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标语牌竖起来之后不久，本地的酒馆、家庭后院、报纸和会议上便经常爆发关于猎杀白鹿是否是恰当得体行为的争论。当然，猎人和不是猎人的居民之间也存在巨大的意见分歧。

为什么这么多邻居都觉得保护“幽灵白鹿”是一件如此急迫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吗？我们很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白色白尾鹿不是独立的物种，导致它们独特毛色的种内变异也不太可能消失殆尽——控制白化病和白色毛发的隐性基因肯定会一直在种群中流传。实际上，白鹿（和美国数量庞大的普通鹿）对树木生长以及下层植被多样性有着各种各样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为什么我们不举着横幅要求保护棕鹿？如果所有的鹿都是白色的，我们还会如此关心现在这群鹿吗？因为有着不易于隐藏的毛发颜色，白鹿很难在野外生存，也许是它们的脆弱激发了我们的保护本能。我们是因为怨恨外地猎人杀害了我们熟悉和喜爱的白鹿才保护它们吗？还是因为白鹿的美丽？如果真的是因为白鹿漂亮才愿意保护它，难道猎人和保护者都承认白鹿足够美，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所差异？

从文化角度来看，人们普遍对神圣的白色动物充满敬意。也许，我的邻居正是因此才愿意支持白鹿保护。在很多印第安人的传统习俗中，白色野牛犊的离奇出现意味着灵性事件的降临；在印度神话中，摩耶王后（Queen Maha Maya）在梦中看到一只走向自己的白象。她当时正怀着将来会成为佛祖释迦牟尼（Lord Buddha）的孩子，而白象在梦中送了她一朵圣洁的白莲花；白色的牡鹿引领亚瑟王的骑士们进入战场；古老的乡间民谣唱道：“在雪白鸽子的翅膀上，他寄托着自己纯洁甜蜜的爱意。”看起来，人类似乎喜欢将白色的野生动物看成是神秘事物的象征。

在描写亚哈船长（Ahab）执着于捕杀白鲸莫比·迪克时，赫尔曼·梅尔维尔表现了这种神秘色彩的黑暗一面。书中的水手以实玛利（Ishmael）说：“看到白鲸是我这辈子最惊骇的事情。”这其实反映出梅尔维尔喜欢调查白色大象、马、熊、鲨鱼、信天翁和白化病人的习惯。除此之外，他还对白风、白雪、白山、白海、白色幽灵、白旗、身着白衣的修道士和修女充满兴趣。

梅尔维尔对白色情有独钟，他写道：“没有任何一种颜色能像白色那样缺乏色彩…白色表现了无声的留白，但却又诉说着非凡的内涵…神秘的白色创造出自然界所有的色调。”在《白鲸》的第 42 章——“白鲸的白色（The Whiteness of the Whale）”——中，读者跟随白鲸一起游荡在大海深处。

书中写道：“这头白色的巨鲸就是一个象征。”为了消灭白鲸和征服大自然，亚哈船长最终与船员和裴廓德号（Pequod）一同沉入大海。被白鲸所吸引的亚哈船长已经失去理智。梅尔维尔表示：“亚哈船长已经受制于崇拜魔鬼的微妙想法。为了逼疯亚哈船长，所有邪恶的事物都以拟人的形式出现在书中。疯狂使他不堪一击。”

亚哈船长的神经质与将狩猎看成是展现人类生物层面和文化层面进化成果主要手段的观点格格不入。在《狩猎假说》（The Hunting Hypothesis）中，美国古人类学家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通过证据证明人类是在打猎过程中完成了进化。

该书首次出版后在学者和科学家间引发巨大争议。不过，阿德里的观点与守旧派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这样强调狩猎是一个教育过程的热爱冒险环保主义者的观点颇为接近，与有着庄严狩猎传统和文化土著群体的价值观也非常类似。不管是以传统生态学知识为基础还是以现代动物保护伦理学为基础，狩猎从进化层面、生理层面、智力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和精神层面造就了今天的我们这类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在人们围绕狩猎背后的科学问题进行激烈辩论期间，大量证明狩猎塑造了我们人性的证据渐渐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不过，我们在探究各种狩猎假说时也要小心“亚哈船长带来的警示”：仅仅依靠狩猎行为无法造就今天的我们，而在一个充满各种强大技术的时代，狩猎也未必与人类的本性有关。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多种关系共同塑造了我们，狩猎关系只是其中一种而已。人类也保护动物，在各种禁忌、道德规定和法律限制下，人们选择不猎杀动物——不猎杀某种动物，不在某个时间段和某个地区猎杀动物，不过度猎杀动物。我们驯养动物、繁育动物、带着动物四处迁徙、买卖动物、用工业化手段屠宰动物、虐待动物以及帮助动物休养生息。我们为动物取名、编写关于动物的故事和歌曲、以动物的名字为球队命名。我们向动物祈祷、对动物表示尊敬、为动物庆祝、将动物画在洞穴的墙壁上，还会分享动物们萌萌的视频。

动物不只是猎物。通过以上各种人与动物的关系，动物塑造了我们的人性。在与动物的互动和做出选择的过程中，动物教会了我们很多道理：应该尊重什么、追求什么、忽略什么。动物成就了我们，让我们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它们的生存状况反映出人类的责任心。在保护白鹿这件事中，我的邻居以及很多猎人展现出了各自身上不同程度的人性之光。

更重要的是，大自然塑造了我们，而狩猎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而已。我们只猎杀很小的一部分物种。其他的“非狩猎物种”——从原生动物到无脊椎动物，从巨鲸到类人猿——塑造了我们。人体内数量庞大且种类多样的细菌塑造了我们。濒危灭绝的象牙喙啄木鸟用希望和质疑塑造了我们。即便是那些已经灭绝的动物也塑造了我们——对早已灭绝的更新世巨型动物的好奇和对被驯服却不幸灭绝的旅鸽的悔恨塑造了我们。充满神秘色彩的野兽——大脚怪、食人巨神、凤凰、尼斯湖水怪、灵犬莱西、白鲸莫比·迪克——塑造了我们。植物塑造了我们，岩石、土壤、水体和天空塑造了我们，星星和太阳也塑造了我们。在各种复杂生态层面和进化层面关系的帮助下，人类渐渐产生意识，并且不断发展进化。自然界塑造了我们，非人类的一切塑造了我们。

过去的狩猎季中，从没发生外地猎人杀害本地白鹿的不幸事件。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遇到幽灵般白鹿的猎人当时经过了怎样的思想斗争和心理博弈。但每一次面对其他物种做出权衡选择时，我们都在塑造着自己的人性。猎人有能力做出积极的行动和有意识的选择。愿意与白鹿分享领地的大部分（但不是全部）本地猎人都选择对它们进行保护。其他外地猎人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于是问题来了：我们的选择带来了怎样的结果？

美国生态学家、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 1949 年出版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中思考旅鸽灭绝时也考虑了这个问题：

一个物种哀悼另一个物种的灭绝是一件新鲜事。杀死最后一只猛犸象的克鲁马努人（Cro-Magnon）脑子里想到的只有肉排。杀死最后一只旅鸽的冒险家脑子里想到的只有自己的英勇。杀死最后一只海雀的水手脑子里根本什么想法都没有。

作为猎人，利奥波德理解亚哈船长的疯狂。狩猎塑造了我们的人性，但如果没有不断发展进化的道德进行引导，狩猎也能够让我们失去人性。当我们忽视自己与自然界联系，不尊重自然规律时，狩猎活动的确损害了我们的人性；当我们尊重、充实和维护自己与自然界之间生死攸关的联系时，我们的人性就得到发展和升华。

关于本地白鹿的争执并没有结束。我的邻居们认识到，持续增加关注可能会给白鹿群体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也可能让白鹿面临更大的被猎杀风险。可即便如此，成为保护白鹿活动积极倡导者的他们还是不断向社会大众提出质疑。如今，围绕白鹿的争论不仅出现在本地的酒馆中，更出现在网上的论坛里。一位用户评论说：

以前我是一个秉持机会主义观点的猎人。如果我在狩猎季看到飞禽和野兽在面前出现，我一定会尽全力将它们猎杀。然而随着时间发展，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不需要杀死所有的动物。也许我在第一次遇到白鹿时有了这样的想法，但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当时我面前出现了一只特别小的母鹿，她用闪着光芒的粉红色盯着我。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平静和满足。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想法：如果打死这只鹿，我以后便再也不会有这种平和的感受。

面对猎物时，这样的反思时刻以全新的方式定义了狩猎活动，也定义了我们的人性。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版权：Michael Crowley/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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