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反对的不是真理，而是精英的价值观。 

　　 当政治评论家们在谈论后真理世界的到来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哀叹国家机构和媒体宣扬的真理很少受到挑战的时代已经终结。这种哀鸣已经到来好几年了。公众对精英价值观的每次反抗都会遭遇尖刻的反驳，即说什么人们对真理不再感兴趣了。其实，精英的真正意思是人们不再关心他们那个版本的真理了而已。所以，当法国明星哲学家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evy）宣称，人们已经“丧失了政客是否说实话的兴趣”时，他事实上是在表达自己的沮丧，即选民不再分享他的价值观罢了。

　　 当今的精英对所谓的后事实或者后真理公共话语的担忧不过是最新版本的历史斗争---即究竟谁拥有道德权威和思想权威的斗争。事实上，西方很多社会出现的人们抛弃文化权力占有者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一直被塑造为拒绝真理本身。精英的价值观被尊崇为真理，这是从古希腊时代就开始的，原因是社会的统治者需要获得民众对他们的敬重。民众得到的鼓励不是敬重精英的权力，而是敬重精英价值观的真理性。

　　 这个事实没有被广泛理解的原因是，当今社会不愿意承认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仍然依靠民众或积极或消极地敬重精英的价值观或道德权威。“敬重”这个词暗示非强制性地服从权威的行为，《牛津英语辞典》对它的解释是“对另外一个人的普遍认可的主张、技能、判断或者其他品质的尊重。”（1）在19世纪的时候，这个词常常被用来暗示人们心甘情愿地敬重和膜拜精英，因为他们智慧超群。敬重预设了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或者文化精英凌驾于更广泛民众之上的智慧和道德霸权。

　　 最近几十年已经一再暗示敬重精英的时代已经终结。我们被告知，人们更愿意批判而不是敬重他人的高超智慧。在此背景下，敬重他人的观点往往包含了消极的含义，常常被等同于没有批判性思考能力。但事实上，精英仍然要求民众的敬重。不过，这个要求体现在呼吁尊重专家的权威上，因为他们说出了真理。因此，在人类经验的几乎每一个领域，专家都被呈现为创造事实和真理的人。那些不尊重专家的人将面临风险，如被指责为不理性、愚昧迷信或者就是个笨蛋。因此在2001年，完美的玩世不恭者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能够问受到良好教育的美国读者，“你觉得自己是否生活在白痴的国度？”摩尔知道他的读者与他一样有着对道德低下者的鄙夷不屑。（2）今天，很多评论家拥有摩尔类似的鄙夷不屑，他们把民众拒绝他们的价值观，拒绝他们的道德权威描述为拒绝事实和真理。

　　 苏格拉底批判那些缺乏辨明是非能力的人导致他相信当时专家的权威。

　　 从历史上看，人们对现在被称为假新闻或者后真理政治的担忧与人们对普通民众丧失辨别能力的担忧联系在一起，即一边是文化精英解释的真理，一边是其他版本的现实。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首次提出了对真理遭受威胁的警告。在他看来，写作和阅读的发明对真理造成威胁。苏格拉底担忧写出来的观点与口头交流不一样，能够获得自身的生命力，能够“扩展到任何地方。”文章无法区分哪些是能够理解和从交流中获益的读者，哪些是被文章误导或者搞糊涂的读者。他警告说，写出来的文章可能传到根本不知道理解为何物的人的头脑中。（3）与他那个时代的家长制世界观一致，苏格拉底假设，如果这些一知半解的知识落入错误的人手中，那将是对社会秩序的巨大威胁。

　　 苏格拉底对书面文章的不赞同部分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对真理的追求要求很高，只有少数雅典公民可以被委托从事这样的工作。他坚持认为，知识“不是能像其他科学一样转变成文字的东西”；它是“师生经过长时间持续不断的互动交流和共同学习”之后，真正的知识才能进入人的灵魂之中。（4）柏拉图的主要担忧似乎不是书面文本而是书面文本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

　　 在当今自我意识到的、包容性的、民主的公共文化中，苏格拉底限制民众阅读自己挑选的材料和自己选择处境的自由将被视为可恶的想法。但是，即使在21世纪，公众常常被描述为媒体操纵下的无任何权力的受苦大众。他们被迎合低级趣味的市井通俗新闻业或者广告商巧妙的宣传技巧引入歧途。这种担忧在因特网时代被无限放大。现在，经过民粹主义运动显然拒绝政治当权者的文化价值观之后，人们对真理的所谓脆弱地位的担忧常常呈现为一种道德恐慌。

　　 苏格拉底批判那些缺乏辨明是非的能力的人导致他相信当时专家的权威，或者他想象的“哲学家卫士”。他谴责雅典平民的权威，认为民众缺乏所需要的智慧资源来掌握真理。在《申辩篇》中归于苏格拉底的某些评论中，他寻找的不是观点，而是“得到更多知情信息支持和更彻底思考后提出的观点。”（5）因此，苏格拉底提出了确定无疑的论证，敬重专业知识。

　　 正如他说的那样，如果社会准备好尊重专家的观点，忽略普通民众在造船或者建筑等专业问题上的观点，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在政治问题上敬重专家呢？在他与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指出“如果辩论的内容是与国家治理有关，站起来教导民众的人或许是个建筑工匠或铁匠或臭皮匠或商人或船主，无论他们贫富如何，无论有没有很好的家庭背景。”（6）苏格拉底接受的观点是，不能指望民众自己去寻找真理。就他而言，如果和真正明白重大议题的专家相比，大部分民众在政治问题上思考的是不怎么重要的事。（7）

　　 政治精英感受到民众不再尊重他们的观点和价值观，但错误地认定是民众拒绝真理本身。

　　 苏格拉底相信在政治领域，需要拥有智慧的人来掌握真理。虽然他期待道德专家的权威来指导民众获得真理，但是他不知道如何解释去哪里找到这些特殊人才。只有到了现代时期，当焦点从哲学家的道德专长转向科学家的事实专长时，寻找政治专家的问题才得到解决。

　　 敬重专家

　　 西方社会的公共生活得益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民众敬重专家的意见。政客常常提醒我们，他们的政策是“以证据为基础的”，这通常意味着得到专家建议的指导。在公共利益问题上，专家有最后的决定权，而且在涉及民众私生活的问题上，专家的观点也越来越重要。极力劝诫人们敬重专家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专家的知识使其拥有比其他人更高的道德地位。

　　 19世纪的时候，专家作为真理的生产者，地位开始上升。这是构建一种符合群众政治时代的敬重工程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19世纪的时候，敬重问题成为英国公众生活的主要议题。英国精英的观点承认，对于权威的“天然尊重”将不得不被一种对社会上层的新式敬重取而代之。19世纪记者和随笔作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辨认出这种敬重是“智慧敬重”。（8）

　　 科学提供的当然是事实，但未必是真理。

　　 有关19世纪英国的敬重的辩论代表了精英为自己的权威辩护的方式的重大变化。对此转变的最有趣贡献是自由派和功利主义思想家做出的，他们试图在新的理性基础上重新构建敬重。哲学家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在1820年的文章《政府》中简要概括了政治敬重理论，其前提是新中产阶级具有对下层阶级施行道德权威的潜力。（9）密尔写到：

　　 “位于中产阶级之下的那个阶级的观点以及他们的思想是在有智慧和美德的阶级指导下构成的，他们与该智慧阶级有最直接的接触，遇到形形色色的所有困难，他们都向这个阶级寻求建议和帮助，都感受到对这个阶级直接的、经常性的依赖，无论是在健康时期还是在疾病时期，无论是在幼儿时期还是在老年时期：他们的孩子指望这个阶级照顾培养，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这个阶级的观点，并把接受他们的观点描述为一种荣幸。”（10）

　　 詹姆斯·密尔对中产阶级霸权的乐观主义是基于他的信念，即他相信中产阶级的超级公共美德。他称赞该阶级致力于“研究科学、艺术和立法本身，他们是人性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是人性改善和美化的主要源头”。他企图说服那些对中产阶级的观点能够影响都市工人和穷人的行为感到怀疑的人相信，“中产阶级之下的大多数人肯定会受到他们的建议和典范的影响。”（11）

　　 詹姆斯·密尔的儿子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相信，说服的威力是避免动荡和冲突的最有效方式。他写到“能避免最狭隘形式的阶级立法和最危险形式的政治无知的唯一希望就在于这样一种立场，即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必须选择受过教育的人作为其代表，并尊重人家的观点。”（12）密尔的敬重论述建立在专家知识的权威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之上。虽然他可能比同代人其他自由派更具民主思想，但他仍然赋予当选的专家代表在立法起草中的核心角色（13），坚持认为“非常重要的是，选民应该选择比自己更聪明的人为代表，应该认可由更高超的智慧的人来管理。”（14）

　　 随着专业知识的权威不断专业化，专家的地位不断提升，这对真理的含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历史学家托马斯·哈斯克尔（Thomas Haskell）在《专业社会科学的出现》（2000）中指出的那样，19世纪专业知识的专业化过程导致“真理概念本身发生变化。”如今，真理被看作专家推理的结果，公民心甘情愿地尊重真理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道理。

　　 专家对民众：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

　　 大部分专家都是有责任心和善良意愿的好人，他们对社会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考虑到专业知识享有的崇高权威地位，它已经成为政治操纵的目标并不令人感到吃惊。专家的政治角色日益巩固，政客越来越多地依赖专家的建议的依赖而不是自己进行分析，这已经鼓励了一种权威形式的发展，越来越破坏民主问责的基本规范。政客现在发现藏身于专家背后太容易不过了。他们不是简明扼要地表达问题或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是乐于将问题变得复杂化。问题不在于专业知识本身。在技术和科学问题上，社会需要专家的权威。但是，在政治决策问题上，社会并不需要专家的权威；在那个领域，它更需要民众做出自己的政治判断。

　　 推崇专业知识的背面是宣扬公众无能的观点。从历史上看，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和依靠专家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导致很多评论家得出悲观主义的结论，即民众难以扮演负责任的公民角色。他们认为公众是非理性的，常常受制于情感冲动。结果，公众拒绝尊重专家被认为是对政治秩序的重大威胁，因为它预示着非理性统治和感情用事。政治精英不是把民众越来越不敬重其观点看作是人们对其价值观的否定，反而认为这是民众拒绝承认事实或拒绝承认真理本身。

　　 柏拉图对平民的蔑视和对专家权威的推崇在当今时代重新出现，只不过形式变成了反对民粹主义的泛滥。难怪在英国脱欧公投宣传期间，当保守派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说“我认为英国民众拥有的专家已经够多了”时，反民粹主义评论家普遍感到愤怒和恐惧。从媒体和政治既得利益者群体的观点看，如果没有对专家权威的认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界限就模糊不清了。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苏格拉底不能解释到哪里寻找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如何将其制度化。他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政治和道德并非适合专家决策的议题。科学提供的当然是事实，但未必是真理。只有通过公众对事实的阐释，民众才能抓住真理。真理不能简单地被简化为科学推理。当美国的缔造者之一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宣称“我们认为这些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时，”他表达的并不是简单的推理结果。正如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解释的那样，“说这些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就意味着它们是前理性的，它们指导理性，但并非理性的产物，因为不言自明使其被置于不容争论和辩驳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像‘独裁权力’一样逼人，就像宗教真理或者不言自明的数学真理一样绝对。”（15）在当前气候下，人们对待真理的不同态度将不是由“事实”决定，而是由文化权威的主张来决定。

　　 最近一些年，民众对西方既得利益者的真理的敬重越来越弱小已经促成它发起一场反对民粹主义的圣战。这是几十年文化战争进入的新阶段。阻挡精英圣战者重新获得敬重的障碍就是民众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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