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霞虹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17年5月下旬，阿科米星工作室(Atelier Archmixing)、冶是建筑工作室(YeArch Studio)和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日常效率研究小组(City Everyday Efficiency Detectors, CEED)联合在那行零度空间举办了“虹口1617”展览，内容是3个团队在2016-2017年间对上海虹口区三号线沿线和虹口足球场附近地区所作的城市空间调研成果。

会议当天，3个团队的负责人——同济大学华霞虹、冶是建筑工作室李丹锋与周渐佳、阿科米星工作室庄慎顺序介绍了“Line 3” “弗兰肯斯坦” “逆向还原”的研究思路，及其与各自团队持续的学术兴趣和设计研究之间的关联。北京绘造社《一点儿北京》作者李涵，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李华，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鲁安东与窦平平，建筑和艺术评论人和策展人王家浩，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王骏阳、童明、王方戟，以及与阿科米星从2013年开始合作“上海计划”(Shanghai Project, SHP)城市再研究项目的无样建筑工作室冯路，致正建筑工作室张斌和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范文兵11位学者，对于“虹口1617”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疑问，建筑师开展城市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意义，以及中国当代城市与建筑的现实矛盾和总体趋向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 建筑师开展城市研究的目的：社会批评、空间认知还是设计实践

无论针对中国还是世界范围，城市研究的角度和成果都异常丰富。要对“虹口1617”这个由一线实践建筑师牵头的具体研究展开兼具针对性和普遍性的评价和反思，首当其冲需要对此类研究的目标和方法加以定性。探讨建筑师开展城市研究的目的，不仅是从对现实城市的认知中梳理总结新的建筑设计理论和方法的可能性，更是界定在快速城市化之后的中国当代城市语境中，建筑学存在的价值和学科的边界。

有学者主张，“城市研究应该让建筑师打破设计这种单一的介入社会的实现方式，戳破设计还有希望的幻象，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对空间政治等深层机制的研究，以及对建筑环境的重构。”其他学者则基本认同，在社会系统中，建筑学是宏观的政治经济关系的一部分，但相对比较末端，批评和反抗社会系统不是其强项和主旨。但建筑学“不可被替代”，因为作为“一个空间支撑和空间配置的系统，相对中性，可以对接各种社会需求”。因此，建筑师开展城市研究的重点在于促进认知和指导实践，包括：“了解建筑何以在此，应如何观看和评价等，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学科和知识的定位” “对碎片化的城市现实进行规则化和整体化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专业的干预、介入和操作”“把城市空间中的原形、概念提炼出来指导设计”“通过观察使用者对自身环境的改变，在设计之初考虑更好的包容性，或将这些逻辑用作新的设计资源和策略” 等。

这种城市研究“不是那种宏观的、框架式的，而是微观具体的、集中于建筑学本体的问题”。因此更应“去除被外在赋予的抽象的社会文化意义和所谓神性的内容，聚焦于中性的物质现象本身，不只是空间，也是建筑所承载的生活和其他功能。” 

“抱着建筑学专业仍可自我更新的希望，城市研究也可能成为一种突破的方向” 。在城市中传统建筑学的失效，比如城市总体是很多偶然因素(而不是系统的规划)起着决定作用，在宏观的生产消费体系中，所有的建筑创新都成为一种商品美学的“边缘性差异(marginal difference)”，建筑师精心设计和建构的作品一旦投入使用就不断经历改变，精确的性能预设本质上无用等状况，“建筑学应该变为一种从认识到干预的过程。所谓的城市研究其实是让操作变为一种试验——城市作为一种实验室，通过建筑学进行操作。这是建筑学无法为其他学科所取代的独特魅力，因此未来无论在建筑教育中，还是建筑学科发展中都有很大的潜力”。

2  图像化再现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图像化再现是今天可见的城市研究采用的主要表达方式，“虹口1617”也不例外。根据各自研究对象的特点，3个研究小组分别选择了视频影像(Line 3)、分解图(弗兰肯斯坦)、爆炸图(逆向还原)等方式加以呈现。CEED对“Line 3”的研究源于对虹口足球场和虹口公园周边地区不同尺度、不同年代的自然和人造物的并置和冲突的困惑。如何呈现像三号线这样的混凝土巨构和在空中不时呼啸而过的列车对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的影响？研究者认为，相对于单纯视觉的图纸，声像合一、时空合一的四维影像能更好地展现城市空间的复杂和变化(图1)。城市建造物的失控有时就像科幻小说中的人造物“弗兰肯斯坦”的自主觉醒，冶是工作室通过圣鲁迅公园(虹口足球场、站点、虹口龙之梦)、东宝兴路站以及虬江路音像城3个案例的研究去思考都市中的拼合、对峙与碰撞。这些“城市混合体”怪异的合理性逻辑使经典学科中的种种教义统统失效，研究者选择采用无法被“清洁”的建筑图纸，既是对这样的非理性感受的传达，图示本身也是一种对城市／建筑、计划/未计划的重构实验(图2)。“逆向还原”是一种为显示建筑物改变而采用的记录与模拟城市建筑状态的方法。对于虹口地区9个不同类型和属性的建成物，研究用不同形式的图像和图解来展示在两个时间点——考察的时刻与推测的建成之初——之间的物质改变(图3)。

▲1  “三号线上”(视频截图)

▲2  弗兰肯斯坦总体鸟瞰

▲3  逆向还原分解

与会学者在肯定这些图解与影像的独特性和吸引力的同时，对于城市研究采用图像化再现是否必要和有效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因为原始的素材用什么方式再现，不仅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征，也反映了研究的立场、视角和目的。城市研究的再现既是对复杂现实的解析，也是对其背后隐形逻辑和原型策略的提炼。

2.1  图像化再现作为城市现实的认知手段

有学者批评图像化再现会“加剧物化倾向，无法实现历史和社会诊断的意义”，其他学者则认为，研究成果用图画表达既是建筑学不能为其他学科所取代的特殊工具，也是其专业优势。从观察三维的物质世界到提取和转化为二维图像，是对碎片化的现实的捕捉，对其逻辑通过思维整体化的过程，也支持了对(建筑)形式的认识和理解。

城市的物质空间是异质的，日常生活的体验混杂而丰富，尤其是像上海这样过去100多年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城市。3个团队对这种复杂研究对象的记录与表达体现了各自对问题的理解和认知。

“Line 3”的5段视频希望通过镜头实现的主观凝视来捕捉冗余、无序的普通城市和日常生活中不应该被忽视的力量。“这些相对客观的记录构成了一种可以被共享的日常记忆，看上去是主观感受，事实上是用模拟的方式去打造对城市真实性碎片的一种认识，是有立场的观察”(图4)。其中一些拍摄的视角，比如在公共汽车前后车窗拍摄轻轨下拱形支撑的高架桥下的空间感受，“揭示了城市基础设施通常被认为是副作用的另一面，对于未来创造城市体验是一种新的参考”(图5)。

▲4  在周边社区，三号线的通行成为一种日常的节律(视频截图)

▲5  拱形构筑物下通行的公共汽车看到的场景(视频截图)

3个团队的表达，“‘Line 3’的主要是再现，《弗兰肯斯坦》不再描摹现实，而是力图重构，‘逆向还原’则开始创造”。冶是团队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图解，比如对虬江路音像城的描绘(图6)，“为哪怕很熟悉这一城市空间的人也揭示出了特别的属性”。阿科米星团队把建筑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不同搭建物剥离出来的爆炸图，“采用一种失重的状态，把历时性的结果用共时性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图7)。“虹口1617”、阿科米星的田林新村调研(图8)和冶是在同济新村调研中绘制的“新村的猫”等图画“让读者看到了不同的视角”，“这种复杂性的叠加，是中国城市所特有的”。

▲6  虬江路音像城

▲7  同心路皇玛会所夹缝加建

▲8  田林新村立面加建图解

关于这些图像的价值和作用，有人主张，“具体的表象并不比抽象的概念更次要。就城市研究而言，通过图绘在表象和感官效果上做到极致，实现了视觉冲击力也已达到了目的，或可留待批评家去寻找其他意义”。其他人则更倾向于“这些效果强烈的图像具有表现性，但更是分析性的，是很重要的研究的中间过程”。

2.2  图像化表达作为城市研究向设计实践转化的桥梁

对于阿科米星团队负责人庄慎而言，“这些研究和再现是理论假设在先的，所谓的观察分析是一个对此假设进行论证的过程，然后以这样一个循环的方式纳入到实践体系中”。作为研究向实践转化的桥梁，“图示表达的可能是对现象的感知，也可能是对设计方式和手法的理解”。比如“逆向还原既是一种记录现实、模拟变化、阐述观念的方法，同时也包含了设计实践中的观念、策略和手法运用。设计这种再现方式如同设计物理实验一样，实验的目的、方法、结果之间相互影响”。总体而言，视觉再现问题与建筑设计和本体研究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3  对分类模式和概念的批评

城市研究始于捕捉事实，却并不以积累事实为目的。整体化思维，包括对事实现象进行分类重组，基于现实规律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是从城市研究中获得新认知，最终实现理论化的基础。至于这样的概念是对研究的描述、总结，还是先从设计实践中获得理论预设，再通过事实调研加以印证，这也是“虹口1617”研究成果引发争议的地方。

3.1  新的分类模式

分类是简化事实以掌握规律的有效手段，也能体现新的认知和理论视角。比如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主张用类型(type)和类型学(typology)取代简单的功能分类，既体现了城市建筑的复杂属性，也使建筑形式超越了功能主义所包含的生物和物质层面的简单因果关系，将社会、文化、历史、记忆等非物质要素融合其中。《东京制造》 和《上海制造》分类上的不同，也揭示了这两个从主题到图解都看似相仿的研究在目标和认识上的差异，前者偏向设计原理的研究，而后者则更是展览性的和历史梳理性的。

为了解在城市生活中，时间积累和使用需要所形成的建造事实，“逆向还原”的分解图以建造完成之初的状态与研究时刻的建筑现实为两个确定的分析点，将两者的差异，即在时间积累中增加和改变的内容剥离出来，并按照不同的类型罗列展示，成果既包括像手术解剖一样整齐的归类图解(图9)，也有任意混杂呈现的爆炸图(图10)。

▲9  同心路皇玛会所夹缝加建分类清单图

▲10  同心路皇玛会所夹缝加建爆炸图

“建筑师观察使用者参与对环境的改变，各种元素、线索、片段的现象罗列，应该理清类型和体系。还有使用过程中设备的更新和室外的拓展，楼梯、阳台等局部的潜力。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局部通过逆向还原的掌控，可以看到整体和局部之间组合关系的多样性，为下一步的建筑操作提供了参考”。

城市研究的成果可以采用物质形式(比如图像化再现)去建构生活，“但是日常生活有其自己的运行系统，这种逻辑与物质空间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在现在‘虹口1617’的研究表达中尚未体现出来。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口头介绍中，现实是动态的、变化的、有趣的，但是图像却是静态的。其二，现在物质的分类看上去很系统，比如在时间中不断增生的附加物，包括毛巾、衣服等细节，但是彼此处于相互割裂的状态，因为所呈现的并非这些事物真正发生关系的状态，所谓的并置并不清晰。之所以达不到预想的效果是借助了已有的分类系统，依旧是建筑空间中生活物品习惯性的分类，而庄慎、华霞虹曾经提出的‘非识别系统’(unrecognizable system)的意义正在于超越了既有的分类模式。这种分类可以有设计师的立场，有日常生活的立场，但只有出现另外一种分类时，才能引发真正有意思的并置” 。

甚至，“按照现有分类，反而更凸显了生活为商品所控制的无望局面。打破原有物品的边界，就可以打破既有秩序，再物化的效果会更加震惊，也利于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物质系统，包括设计”。

3.2  概念：城市研究的描述，总结还是预设

关于研究，图示是一个开始、一个启发，继续深化就应该“在概念层面上推演”。这是比较困难的一步。

冶是团队提出的关键词包括：并置、重叠和内爆。这些引用的术语对研究结果的理解是否有效？是否能成为研究的结论性概念？研究者认为，“作为建筑师开展研究，主要不是把这些词视为概念，而是当作与设计有关的动词。在现有环境下的并置与完全新建的并置不同”(图11)。与会学者则建议：“引用已有的分类和概念可能都会带来问题，应该通过研究提出新的概念”，当然，“对原有的词做新的阐释和发明新词一样可能获得新认知”，但是，“从观察太快提出概念和采用暗喻帮助思考可能存在风险”。

▲11  东宝兴路站分解图

阿科米星城市研究的基础包括近年提出的“空间冗余”(spatial redundancy)概念，认为相对于贬义的多余和过剩，冗余这个在工程信息和生物科技中已经广泛使用的科学名词是个中性的术语，它可能造成破坏和浪费，也可以在系统出错和受损时成为有用的防线，避免系统崩溃。提出空间冗余的概念是要强调因为时间积累而形成的空间的重复和多余，可能具有同样的效能，一样应中性看待。基于对空间冗余的新认识，室内、局部等曾经被认为是整体的附属品的概念，也并非不能独立于整体而存在。

其他学者则认为，“空间冗余”关心的是“建筑学语境中形式系统的冗余，表面是冗余，内在其实是短缺，短缺来自于空间的不对等。所谓传统建筑学的精确化，或者是结构性能的建筑学所追求的设计和形式极致化的建筑，背后其实是冗余的资源。今天我们看到的冗余、不确定和社群的割裂是中国当下快速发展所造成的无法回避的沉重话题，与现在大城市的整治也密切相关，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很难用传统的建造方式，或许要借助知识，包括概念的创造”。

当然，“城市研究、表达与设计实践并不是单向的认知、总结和应用的关系。对阿科米星而言，概念的提出总是在试图兼顾对现实的认知和在设计中的运用。比如“空间冗余”既是对城市现实的描述，也是对建成环境本质属性的认识，同样，“非识别体系”既是对城市以使用目的开展建造的特征的总结，也是对来源、意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根据有效性自由选择，不放弃可能的设计策略概括。

4  日常生活：非建筑，反建筑还是零度的建筑

城市是日常生活的载体。在由无数人的日常生活日积月累所构成的大熔炉里，自上而下的规划和建筑产品不必，也无法再辨析设计概念和真实建造之间的差距。无论美丑，价值在于被占有、使用或误用、改变，与自下而上的建造和反建造彼此纠缠，不断混合累积，形成难以描述、无法归类的城市空间和建筑现象。这些平庸甚至丑陋的建成环境承载着不一定和谐，却总是充满活力的日常生活。

以建筑学本体的认知和方法为导向的城市研究，无论是“虹口1617”“上海计划”“小菜场上的家”“一点儿北京”等，感兴趣的正是日常生活所依赖的这些非历史、非文化的普通建成环境的物质特征和建造规律。它们最大的吸引力并非来自专业设计的良苦用心，而是来自实用的智慧，甚至是生存的本能，是各种力量博弈和妥协的产物。

在关注日常生活使用的城市研究中，很多对象可以被归入跟自行车棚同类的只关注物质使用的“建物”(building)，而非具有人文内涵的“建筑”(architecture)，甚至连完整独立的建物都算不上。比如“逆向还原”关注的9个案例都是局部，像是商业裙房、立面、违章搭建、设备立面等。其中“城市内巷”由不同建筑、结构、设备界面构成，宽度从0.9~4.3m不等，短短的巷道有7次转折，完全没有统一性，却因为日常使用形成了连续的具有私人领域感的城市公共空间。“弗兰肯斯坦”研究的虬江路音像城诞生于两条轻轨线交汇形成的城市孤岛中，与城中村、篮球场、绿地和小广场一起构成蒙太奇式画面，嘈杂与安静毗邻而居。“Line 3”中，超过5层高巨大的门式框架下爬满了藤蔓，伴随车水马龙行进时，仿佛在穿过一个又一个绿意盎然的山洞。本以为恼人的轻轨交通噪声因为熟悉而变成了周边生活社区里忠实的节律。对这些被主流建筑学排除在外的非建筑现象的研究，让设计者对城市生活有了更多不同于抽象概念的感知和理解。权宜的、粗暴的、冲突的城市“非建筑”，它们缺乏文化象征，无意展示概念，但从承载个体和群体生活的角度来看蕴含着建筑学意义。

日常生活世界被视为反建筑的领域，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秩序和美学，大量的、重复的、或平庸或奇观(spectacle)，惟利是图，不知廉耻，比如高速公路带的商业建筑，比如广普城市(generic city)、垃圾空间(junk space)，也比如国内屡屡在媒体上吸引眼球的山寨和具象建筑。另一方面，正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中揭示的那样，在整体现代生活被生产消费系统所控制时，日常的建造，那些无序的、非正规的、不符合传统形式美学的建造活动和生活体验反而被看成逃离的缺口，是对资本和权力控制的社会的抵制。比如被占用的垂直贫民窟——委内瑞拉的大卫塔(The Tower of David)、《东京制造》讨论的“滥建筑”、像野草一样顽强的“城中村”“违章建筑”，以及玛格丽特·克劳福特(Margaret Crawford)提出的“日常都市主义”(everyday urbanism) 等。阿科米星团队调研的皇玛俱乐部，依托着消防楼梯，违章加建的3部分仿佛从两座原有建筑的夹缝之间“生长”出来：与洗浴中心相连的室外钢结构疏散楼梯、主体加建钢结构建筑(员工宿舍)，以及两座原有建筑与垃圾房围合成的院子，用于停车和洗漱。为了方便和节省成本，建筑充分利用了两座原有建筑之间的各种空间。家具、电器、生活用品、废弃物等随着生活的累积而凌乱自由地散布在空间的每个角落，四处都是生活的痕迹。所有增建附属物都是自治的，不一定和原建筑有逻辑关系。在近期的拆违运动中，伴随着封堵的破墙开店，这个在夹缝中恣意生长的生活空间也就消失了。与主流的建筑学中通过建造把概念变为现实的意义不同，这种非正规实践是一种“作为权利的建造”。

无论是将日常空间对象归类为非建筑还是反建筑，日常生活被视为“一种空间实践的开启维度”和“一种设计视角”，这样的城市研究感兴趣的是另一种建筑学——“普通生活与物质环境之间关系的规律”，而非创新概念与诗意建构的完美结合。“日常”被与罗兰·巴特的“零度(zero degree)”概念关联起来，并非日常生活未承载意义，而是因为相对于“非凡的”自上而下的规划和建筑设计作品，这些自下而上的“平凡的”的建成环境倾向于“摆脱宏大文化叙事和意识形态的纠缠”，“也不再把佩夫斯纳关于‘建筑’与‘建物’的区分或者艾森曼批判建筑学高定义的‘内在性’和‘概念性’作为自身前提”，是相对“低定义的”，走向了一种“更加平和包容的建筑学议题”。

5  城市建筑学：建构中国当代建筑学的一种可能？

基于城市现实的建筑学研究是否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城市建筑学”(urban architecture)，从主流学科系统所忽视的日常建成环境中发现建筑学的新认知和新方法？这种将研究理论化的期望近年来在中国建筑领域颇为踊跃。跟其他现代化后发地区一样，中国建筑学科从20世纪初以来一直追随欧美现代建筑的楷模，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或者说“中国的现代的建筑”是一个始终追逐而尚未完全满足的梦想。建构一种中国当代建筑学，无论是从历史传统出发(比如王澍本人的实践及其领导的中国美院建筑学院不断实验的教学探索)，从当下现实出发(比如刘家琨主张的“此时此地”)，从建筑本体出发(比如结构建筑学、建构理论)，还是从新兴技术和科学出发(比如数字建造和性能建筑学、建筑热力学)，背后都隐藏着“对学科系统和本土身份的普遍焦虑，以及主动应对的强烈诉求”。“城市建筑学”无疑属于其中的现实主义立场。因为近30年快速城市化创造了无数的建造现实，包括巨大的成就和无穷的问题，这既是“城市建筑学”可观的研究素材，也是急迫的反思对象。

5.1  在城市现实中发掘当代性与本土性

与溯源和延续传统文化艺术来建构中国建筑学的立场不同，主张从城市现实中汲取营养的建筑师和研究者，没有所谓“中国性”的宏大主题的诉求。相对于“中国建筑”的抽象概念，他们更看重此时此地的具体空间和生活经验，认为每个城市、每个区域，乃至每个建筑都有所不同。随着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城市成为兼具当代性和本土性的建成环境。同《向拉斯维加斯学习》、《癫狂纽约》、《洛杉矶：四个生态的建筑学》(Los Angeles: The Architecture of Four Ecologies)、《隐形逻辑》、《东京制造》(Made in Tokyo)、《宠物建筑》(Pet Architecture)、《一点儿北京》、《上海制造》等研究课题一样，“上海计划”“虹口1617”也聚焦于特定城市的建筑现象，并旨在从一个个具体的经验中寻找特征和规律。城市中的日常建筑之所以不受重视是因为数量太大，形式太平庸，无法归类也难以描述。“这种典型性与通常建筑学的典型性不同，并不是通过个体建筑物体现，也不能归结为某种类型，而是通过无数不单独具有典型性的个体或片段不断发生的状态来形成的”。这种重复的典型片段，对于纽约是方格网地块中利润最大化的摩天楼，对于美国东海岸是郊区战后兴建的诸如独立小别墅和商业中心这样乏善可陈、“拒绝严格定义”的“日常建筑”(everyday architecture)，对于拉斯维加斯是美国西部城市自称纪念碑的商业建筑，对于东京是高密度城市变迁下小私权产业的“宠物建筑”，对于像上海这样在过去百余年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巨变的中国城市来说，则是各种公私利益竞争的混杂产物。这些很难被归类和描述的“沉默的大多数”城市建筑的现状，就构成了每个具体城市(和区域)的建成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当代性和地方性。

罗西在《城市建筑学》(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一书中将城市视为艺术品，虽然他并不否认城市总体的复杂和变化，但更强调永恒的纪念物，类型和结构的延续性对城市的决定意义，这是基于意大利城市深厚的历史积累。与之相对比，中国当下城乡日常建成环境既粗野顽强，又短暂脆弱，宏观上快速同质化，微观上却相当异质。不断变化是其普遍特征，实用至上是其基本原则。建立在这样的城市现实基础上的“城市建筑学”主张永恒和整体化理论的失效，指向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的意义，反对设计作品的唯一性和权威性，主张用即时的、现场的效能(effect)取代预定的、目标的性能(performance)，主张自由的应用(application)而不是任何理想的、普遍性规则的引用(quotation)。

5.2  从使用与应用出发的动态建筑学

“上海计划”“小菜场上的家”“虹口1617”等以上海普通建成环境为对象展开的城市研究，其目标是设计研究和应用。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城市建筑学”，其本质是对现代建筑设计基本原理与此时此地的城市空间和日常经验的综合运用。重点考察的使用行为与物质空间、材料技术与建造成果等之间的关系，既是城市建成环境的客观事实，也是建筑设计的核心内容。城市现实的复杂性与偶然性为其赋予活力和特征，但也使传统设计的预设目标统统失效。因此，“虹口1617”的研究主张打破专业认知中既有分类和价值的界限。分类不仅包括功能属性、也包括尺度规模、室内/室外、整体/局部、公共/私密、正规/非正规、建筑/设备等。比如“逆向还原”的四川北路案例正面是普通的商业建筑外立面改造，背面则是依附于居住建筑表皮的壮观的设备立面。“皇玛俱乐部”是在建筑夹缝中生长的违章建筑，现已被拆除。“弗兰肯斯坦”的“圣鲁迅”案例则包括了虹口足球场、三号线轻轨站、虹口龙之梦3个大型建筑(综合体)及其之间的连接设施。价值不仅包括美丑、好坏，也包括有用/无用、合理/不合理、传统/现代等的评判。更重要的是，对既有现实的研究包含了时间的积累，甚至动态的时间本身。比如“Line 3”多个视频都是对空间不同速度和时长的动态体验，由此获得的经验不是单体建筑的功能形式分析所能揭示的。

传统建筑学把重点放在设计作品的创造与评价上，评判的是概念与成果之间的匹配度。“城市建筑学”则把重点放在建成环境的改变上，包括改变的使用原因，改变的方式和结果等。对于城市环境来说，无论是专业的设计还是后期的使用增减都被视为同样性质的改变过程。“城市建筑学”主张一种动态的建筑学。其中，积累和改变是城市建筑的常态，全面的目标设定、功能形式的匹配、完美永恒的作品不再重要，对于日常城市空间而言，甚至没有可能，因此也没有意义。即使是重要的地标，概念的凝固也是瞬间，只是使用变化的速度相对慢一点而已。基于现代主义建筑理想的确定计划和精准目标，建筑的纯粹性和完整性，与我们身处的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高密度聚居现实格格不入。城市建筑与空间的真正生命周期是建成之后使用者与空间的斗争与融合。这不仅体现在日常百姓的自发搭建中，也体现在存量发展时期各种改造更新的专业实践中。当改变被视为一种建筑的自然生长而不是进步行动时，无论是原创的设计还是一般的建造才能被一视同仁为一种以实用性和有效性为目的的环境调整。在“城市建筑学”中，不同时间、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空间和物质同时并存，因此具有同等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是从经时间积累的改变现实中发掘使用与物质空间之间具有普遍性的关系和原理。设计的出发点和目标则是将既有现状作为中性的基础，将设计作为基于当下的需求所做的一次调整。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和目标，因此会进入持续使用和调整的循环中。

日常城市的改变与调整通常只关注局部或临时的利益和效率，倾向采用灵活有效的策略和手段，如形式、材料、建造，抽象如概念、原理、方法等，一概不问出处、不求系统。所关注的并非预设性能的完成度，而是实际效能的满足，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应用策略。这种认知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的设计，尤其是那些满足普通生活而非重要历史文化象征的建筑类型和城市空间的新建与改造，如一般的居住、商业、教育、公共服务设施等。阿科米星在实践中主张的“非识别体系”，即没有预设地将各种理念、技术和方法视为等价物进行选择，灵活糅杂地加以应用，就是这样基于城市现实的实践策略。利用既有资源根据新的使用要求做轻微操作尤其适用于普通的改造项目，阿科米星近年来完成的多个立面改妆，如衡山坊8号楼、宝山陈化成纪念馆移建改造、上海龙华老人院(图12)等，以及内部改造项目，如宝山贝贝佳幼儿园、悦阅书店等都采用了这样的策略。

▲12 徐汇龙华老人院改造后立面

5.3  系统化的悖论

将城市中自发的建造经验和无序的建筑现象系统化为理性的专业设计理论和方法是否切实有效？新的设计有多大程度上可能预设并包容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假如无论设计考虑得多周到，随着时间推移，项目的使用对象、性质、需求都会持续改变的话(变是绝对的)，建筑师的工作是否会因此陷入虚无和无据可依的境地？

城市的建造现实是一种广义的建造，大多并非出自专业人员之手——或是使用者的非正规搭建，或是因为时间积累混杂而成。“这种作为生存权利的建造跟以作品为导向的专业建造存在本质差异，究竟多大程度上可能在项目实践中加以学习和运用，还是研究和创作只能处于分裂状态？”如果单纯从形式上模仿这种片段和不确定是否会过于简单？与会学者对于阿科米星在项目实践中直接混合的形式策略，如徐汇龙华老人院等提出质疑。

更进一步，“传统建筑学是一种有明确限定的小建筑学，在这样的前提下才会讨论所谓神性、崇高、感知等内容，而日常生活、城市的复杂性、人的自主性，这些都是传统建筑学以外的内容，如果建筑学要覆盖这些领域就会成为一个大建筑学。这两种建筑学本质上是矛盾的。既然以现代主义为核心的经典建筑学在城市现实中常常失效，那么，我们转换之后创造出的建筑学就一定有效并适应中国的土壤吗？建构一种当代本土的建筑学是否真的可能和必要，难道只是专业人士的一厢情愿或者为了保留饭碗、留住权力的底线吗”？这些都是与城市研究和“城市建筑学”相关但不能轻易回答和下结论的问题。

针对“虹口1617”这样一个具体、不尽完善的城市研究课题，众多学者和建筑师之所以能展开如此热烈的讨论和持续的追问，说明中国当下建成环境与建筑学主流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已构成了明显的理论焦虑和策略困境。基本的共识是：无论参考久远的经验(传统)还是遥远的经验(西方)，他山之石或可攻玉，但都不能取代我们在朝夕相处的建成环境和日常生活中获取的经验。此时此地由沉默的大多数建筑构成的城市现实中隐藏着未知的规律，只有不断地从现实中学习，并在认知和实践中超越现实，才可能走向“城市建筑学”——建构一种基于中国本土城市现实的当代建筑学。

( 正文完。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17年9期，总第588期，如转载须在篇首注明作者及出处。更多详图细节请见纸刊。)

建筑学报

本期微信编辑：曹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