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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

顾广圻   校勘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20年6月

定价：275.00元

梁启超曾云“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清代学术概论》），而《礼记》阙如。黄侃解释云：“《礼记》孔疏翔实，后儒未易加，故新疏独阙。”（《礼学略说》）

以《孟子正义》《周礼正义》为代表的清人新疏，大都梳理清儒诸说，便于后人理解学说之大概。新疏在梁启超等人眼中是最好的经学著作，只是因为便于参考，并不能因此认为“最有功于经学”。黄侃重视汉注唐疏，在某种意义上是出于对清代学术的反思。他对《仪礼正义》都有“直可不作”的评语（《语录》，见《蕲春黄氏文存》），认为孔疏很难逾越，也很自然。但大多数清代学者恐怕都不会承认自己的学问不如孔颖达，所以黄侃的说法仍然不能解释清人为何没有为《礼记》作新疏。

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需先了解清代礼学的具体内容。江永探讨礼的问题，参考明人著作而推寻经义，并没有特别重视郑玄注。戴震顺着江永的路子继续探索。金榜在中间想要调和新说与郑玄注，并没有成功。程瑶田走的是考古路线，经常很轻易地否定郑玄。金鹗则更自由，综合各种经书，重构周代礼制，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简言之，清代礼学的主流走的是考古历史、典章制度之学，与汉唐注疏讨论经书文本截然不同。清人透过经书研究周代制度，经书是材料，并非直接的研究对象。探索周代制度，要用以经解经的原则，注疏都是后人的理解，可以参考，不能作依据。在这种学术环境里，《三礼》当如何看待？《仪礼》讲周代礼节，自然是最根本最可靠的资料。《周礼》尽管有些争议，毕竟涉及礼制的各层面，必需深入研究。至于《礼记》，内容太杂乱，包含春秋甚至汉代的内容，只有个别内容在讨论相关礼制时不可忽视甚至很重要，但作为一部经书，其实不值得重视。郑玄研究经书文本，所以对《三礼》全文从头到尾都做周详的注解；清人研究反映在经书中的礼制，需要利用《礼记》中的部分内容，但对其全文并没有兴趣。这样看来，清人没有《礼记》新疏，事属自然，很容易理解。

“清人”“清儒”这种概念太过广泛，自然无法概括所有个人。清代也有精通礼学而不研究典章制度，专心研究经注文本的杰出例外，就是顾千里。在此不妨以著名的“西郊”“四郊”问题为例，解释顾千里与其他学者之间的不同。《王制》“虞庠在国之×郊”，孙志祖、段玉裁认为当作“四郊”，顾千里认为当作“西郊”，后人评论甚多，而支持段玉裁的声音似乎大一些。其实，孙志祖、段玉裁他们讨论的是古代“学制”，顾千里讨论的是郑玄、孔颖达的文本，讨论问题的层次截然不同，本来不应该混为一谈。可惜近代以来的学术主流，仍然因袭清代学术，往往要透过经书探讨古代制度，所以支持段玉裁的占上风。仔细观察郑玄、孔颖达所言，他们所据经文作“西郊”，并无疑义，正如顾千里所论。至于郑玄、孔颖达所见经文究竟对不对，就看不同的判断标准。按照对古代“学制”的推论，《王制》只能作“四郊”，如孙志祖、段玉裁所论，也是一种见解，但不必也不能因此而否定顾千里所论。

过去学界盲目吹嘘清代学术的风气很严重，现在我们可以更客观地了解情况。乾嘉以来有不少学者表现自己对郑玄的推崇，但真正深入研究郑玄著作的并不很多。清代礼学流于典章制度之学，经注文本不是研究的焦点所在。清人利用《礼记》讨论古代制度，很少专心研究《礼记》文本。在这种背景下，张敦仁委请顾千里主持影刻抚本《礼记》，犹如黑夜里的烟花，鲜明耀眼。这是清代《礼记》学的最高成就，具有永不褪色的魅力。

宋版抚州本《礼记》，传世有两部。其一即张敦仁影刻所据顾之逵旧藏本，首尾完足，刷印颇早，纯粹原版。其一为蒋汝藻旧藏经注正文残本，今藏台北“中央图书馆”，仅存八卷，而且补版极多。（参王国维《传书堂藏善本书志》、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中国访书志》所收《 “中央图书馆”等藏宋元版解题》，今有庆应大学图书馆网页提供免费扫描电子版。）另有傅增湘旧藏《释文》残本，今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约一半的书叶都出自影抄，剩下一半宋版也有很多补版。（参阿部隆一《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见《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另有庆应大学图书馆网页提供免费扫描电子版。又，东洋文化研究所网页也免费提供原书全部书影。原书末附曹元忠手书跋，录文见《笺经室遗集》，亦见《藏园群书经眼录》。）据补版版心纪年，知修补情况与蒋汝藻旧藏正文一致，不妨推测是原属一套，后分别流传。

张敦仁影刻所据经注正文与《释文》，也曾分别流传。顾千里写在宋版《释文》末尾的跋，为了解此书流传及影刻情况提供最基本的重要信息，此先录全文：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礼记释文》顾广圻跋

（图片截自《中华再造善本》）

据此，再结合后来的情况，知正文六册经顾汝修、徐乾学、顾之逵、汪士钟、杨氏海源阁递藏，终归中国国家图书馆。《释文》四册经顾之逵、汪士钟、瞿氏铁琴铜剑楼、陈澄中递藏，也归国图。顾之逵同时拥有正文与《释文》，但来源不同，没有合并成一套来收藏，所以顾千里影刻时只看到正文，没能利用《释文》。汪士钟仍然同时拥有正文与《释文》，随后又分散，一归海源阁，一归铁琴铜剑楼，幸好最后同归国图。而《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时又忽略《释文》的存在，后来《再造善本》于二〇〇三年影印正文，二〇〇六年影印《释文》，我们才较容易看到宋版全貌。

顾跋提到有人误以抚本为监本，指的是段玉裁等人。阮元《礼记校勘记》未出现抚州本，而有“监本”，其实就是抚州本。在看不到原书，不知道抚州刊记存在的情况下，只据部分文本异同来做推论，见其与《六经正误》所引监本多同，所以误认为监本。阮元他们没能直接校对抚州本，只能参考传录校记；也没能看到八行注疏本，只能参考转抄惠栋校本及《七经孟子考文》。如今抚州本、八行注疏本都有影印本（抚州本影印入《古逸丛书三编》及《中华再造善本》，八行本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资料条件令人无遗憾。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本《礼记》顾广圻跋

（图片截自《中华再造善本》）

宋建阳余仁仲刻本《礼记注》书影

卷二第十二叶第一、二行之间的版框断开

顾千里主持影刻抚州本，应该是直接就原书制作影抄本，据影抄本刻版。所以字形虽然简单化，笔画都趋向单调，但笔画结构基本忠实于底本，版面细节包括版心字数、刻工名等皆一如底本，是十分成功的影刻本。笔者尚未细校，不敢保证绝无讹误，但平常读书完全可以代替影印宋版，有疑问时核对影印本即可。

嘉庆十年开始为张敦仁主持影刻抚本时，顾千里已经有多年的主持刻版经验，对古代刻版的技术问题都有深刻体会，因而在影刻时能留意关键性细节，处理之精密，令人惊叹。如卷六第十四叶第十七至十九三行，宋版字体拙劣，而第十六行与十七行之间、第十九行与二十行之间，上下版框都断开，明显出于重刻抽换。顾千里影刻时，尽管无法表现这三行字体的拙劣，仍然将版框断裂重现出来，以便读者推测修版情况。上文介绍卷二第十二叶第一行经过重刻抽换，顾千里也重现上下版框断裂的样子，都是提醒读者的温馨处理。

卷六第十四叶第十六、十七行，十九、二十行之间的版框断开

顾千里在《考异》中推测卷六第十四叶抽换三行的原因在抚本经文当初没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后来要插入，所以连后面两行都一起重刻，用三行来吸收增多七字带来的密集状况。段玉裁见《抚本考异》而怒，撰文非顾说，云“计其字数，去此七字则此行空二寸许，决不然也”（《经韵楼集》卷十一），是因为段玉裁不熟悉版刻技术，忽视顾千里温馨提示的版框缺口，误以为顾千里主张抚本在第十七行插入七字，遂误称“决不然”。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不试故艺”（《论语·子罕》）。顾千里未能做官，未能预学界主流，而为人编书刻书，所以才能体会版本细节包含的重要信息，并能在影刻本上提示世人。不像今日专攻版本学都可以当教授，清代主流学者容易鄙视这些技术，段玉裁不理解顾千里的苦心，也不奇怪。顾千里看到段玉裁说“去此七字则此行空二寸许”，应该都懒得解释，只能苦笑吧。

顾千里主持刊刻抚本《礼记》，在嘉庆十年至十一年之间。当时找不到宋版《释文》，所以据通志堂刻本翻刻《释文》，如上录顾氏跋所言。所谓通志堂刻本，并非《通志堂经解》所收《经典释文》三十卷，而是通志堂单刻的《礼记释文》。通志堂单刻本还有孙觉《春秋经解》十五卷（见姚元之《竹叶亭杂记》），此《礼记释文》亦其比。通志堂单刻本皆罕见，笔者曾托友人留意，在国图看到一部，似乎是通志堂单刊本，而尚未进一步论证。（参华喆《赵烨行实与抚本礼记释文简介》，见《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二辑。）顾千里跋署“庚辰孟秋处暑后五日”，是嘉庆二十五年，他说让顾之逵后人找出宋版《释文》，校正当初附刻《释文》的讹误，希望修改版本文字，反映宋版原貌，而慨叹“未审何日方了此愿”。然而影刻抚本后印本的《释文》已经修改，并且有“嘉庆廿五年庚辰宋本《释文》再校修讫印行”一行刊记。以往以为即在嘉庆二十五年修改版面，现在看来嘉庆二十五年顾千里再校宋本《释文》，固然没错，至于何时实现修版，则尚不可知。

要之，张敦仁影刻抚本《礼记》的《释文》部分，后来经过修改，故先后印本之间，内容有较大出入。如第一叶第十三行“䦧”，早印本作“呼质反”，后印本作“呼厤反”。宋版作“曆”字，影刻本避清高宗讳作“厤”。

左图：早印本“呼质反”；右图：后印本“呼厤反”

第三叶第一个字“卒”，早印本作“才忽反”，后印本作“七忽反”，与宋版一致。又如第三十七叶第十二行尾题（抚州本《礼记释文》一百二十二叶，通数叶次，而内文仍分四卷）下小字记经注字数，早印本作“注一万六千六百九十六字”，后印本“六百”作“二百”，与宋版同。诸如此类，有不少文字差异。除了文本，版心的改动也很明显。早印本下象鼻都没刻字，全黑，后印本上下象鼻都照宋版补入刻工名、字数等。又，最后的第一百二十二叶，正文到第十九行首结束，早印本以下空白，第二十行也留空白，尾题在第一百二十三叶第一行。后印本第一百二十二叶第十九行隔两三字空格即有尾题，又有小字经注字数，第二十行题“礼记”二字，与宋版一致。可见后印本尽量照宋版修改旧版，但毕竟只是修版，所以后印本版框仍作左右双边，不能照宋版改作四周双边。

有趣的是抚州公使库淳熙四年列衔那一叶，早印本放在《礼记》卷二十之后，版心下方记叶次“二十一”，是接《礼记》卷二十最后的第二十叶，而版心上方记字数“一百三十”。后印本仍用同一版片，而移到《释文》之后，版心下方叶次改作“百二十三”，是接《释文》末叶第一百二十二叶，上方记字数“一百丹五”（“丹”即“单”，犹今云“零”）。宋版版心上方字数确作“一百丹五”，而下方无叶次。嘉庆十一年顾千里跋宋版卷二十末尾云：“末有名衔一纸，装匠分入《释文》首。不知者辄认以为旧监本，非也。”《考异》末尾出“抚州公使库新刊注《礼记》二十卷并《释文》四卷”，亦云：“或目此为宋监本，最误。盖不知此一叶元连二十卷尾。其别出在《释文》首者，特工人装时错之耳，今订正。”是知当初编刊时，顾千里相信抚本这张列衔一叶应当在经注二十卷之后。嘉庆十一年编刊时，顾千里没有找到《释文》四册，应该也没有看到这张列衔。没看到原件，却能影刻附在经注正文末尾，曹元忠认为是据通志堂单行《释文》。（参曹元忠跋。）今数自“抚州公使库”至“淳熙四年二月  日”，字数正好一百零五，符合宋版、影刻后印本的版心字数。早印本版心字数“一百三十”，不知通志堂单行本所据另有其他文字，抑或是影刻时连“嘉庆丙寅七月阳城张氏影摹宋本重雕”等一起算的文字，总之不是宋版此叶的文字。后来看到宋版《释文》，顾千里应该注意到《释文》宋版一百二十一叶末行，在“礼记释文”尾题之后，又有题“礼记”二字。于是改变以前的想法，认为这张抚州公使库淳熙四年的列衔，恐怕放在《释文》末尾，作为《礼记》二十卷、《释文》四卷全部的刊记才比较合适。所以版心下方补刻宋版没有的叶次“百二十三”，并挪到全书末尾。如果曹元忠所言不诬，通志堂所据宋版《礼记释文》也有此列衔，也会加强应该放在《释文》末的判断。

左：早印本，列衔在卷二十后，叶次为“二十一”，版心上方记字数为“一百三十”

右：后印本，列衔在《释文》后，叶次为“百二十三”，版心上方记字数为“一百丹五”

影刻抚州本后附顾千里《考异》，仍用张敦仁名义。后来《考异》单独收录于《皇清经解》，也用张敦仁名义。张敦仁提供条件，顾千里负责执行，应该是正常的合作关系，谈不上剽窃，也没有必要为顾千里喊冤。我们只要知道《考异》以张敦仁的名义发表，所以表述以张敦仁为撰者，顾千里为友人，有所曲折，即可。

《考异》充分体现顾千里对经注文本的深刻理解，说是清代《礼记》学的最高成就，不算过誉。可惜以往学者往往以为与阮元《校勘记》同属一类，并不仔细阅读，顾千里的绝学未被广泛认识。二〇一三年笔者与北京大学研究生同学们一起阅读《考异》，叹为观止，撰成一篇《学抚本考异记》，（有电子版流传。另见拙著《学术史读书记》。）此不重复。笔者深信，《抚本考异》是我们学文献学、提高读书能力、深入理解郑玄注经的最佳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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