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美国人在回忆朝鲜战争时，经常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中国人民志愿军，那就是神出鬼没。面对美国人颇为自豪的现代军事侦查手段，中国志愿军总能出其不意、变幻莫测。志愿军能够做到这点，除了要归功于优秀的军事调度战略和严谨的战术，还应归功于杰出的情报工作。比如：对于中国当时到底会否出兵朝鲜、彭德怀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美军一次又一次地落入中国情报战的陷井当中，判断错误，应对失措。
本期《中国战法》节目，邀请海军军事专家左立平女士和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回顾朝鲜战争当中，中美双方的情报对抗。
1.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的关键情报是什么？
左立平：苏联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情报信息。根据几年前刚刚解密的资料，英国有一个剑桥五人组，信仰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五人组中有一个人叫麦克莱恩，他在当时官至英国外交部负责对美事务的部门领导，而且参加过几次当时英国首相艾德礼跟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会谈。杜鲁门就亲口对英国首相说，不可能在朝鲜半岛上扩大战争，要施行有限战争。实际上这是美国政治家的一个决策，不可能再扩大战争，一扩大，苏联可能会卷入。这样一条战略性情报传到中国之后，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出兵的想法，因为毕竟不可能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了。这个战略情报对于我们的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最后派志愿军去，也跟这个情报密切相关。
2．朝鲜为什么对中国截获的重要情报视而不见？
滕建群：中方将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判断告知朝方。朝方，包括金日成觉得，我的部队人员也不够，没有那么多的兵力部署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明明知道在仁川这个地方防御设施非常薄弱，但是他没有做实质性的措施，就是因为兵力不足，装备又不如美军的精良。
左立平：到今天为止，我们有时候看一看，美军仁川登陆作战从战法上讲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也就是做到了隐蔽企图，以奇制胜。
3.1949年以后美国如何在中国开展谍报工作？
滕建群：尽管美国谍报工作系统的网络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已经被我们打掉了，但是它还有不少活动人员。美国的情报做到什么程度？比如在沈阳地区，我们铁路局调度车皮，它里面都有人把我们车皮调动情况的具体信息搜集走。那么台湾方面,国民党溃逃之后，遗留下来的谍报工作也在继续。但是美国中情局认为台湾所有的情报都充斥着狭隘的利己主义，充斥着偏见，认为就是共产党想干什么，所以美国并没有重视这些情报。这个是美国的一大悲剧。情报都在那儿了，东北的兵力调动，包括铁路上的调度，这些情报都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美国，但是美国不怎么重视。
左立平：这些资料呢，当时美军把它作为机密以下的资料来处理。
杜平：就是送不到领导人桌子上。
左立平：对，二战以后，美国精简整编，要裁军，就给这个情报部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侦听单位的情报工作做得不到位，内容都是支离破碎的，不系统。
4.中方如何巧妙躲避美国的无线电技术侦查？
杜平：有线和无线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滕建群：因为无线电波传播的信息，它在空中，随便都可以拦截。那么有线，主要是通过像我们今天打电话一样的，基本上很难插到里面进行监听。像38军，后来被毛泽东称为“万岁军”，打得非常漂亮，大规模的军力调动，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果是无线电通讯，很容易被破译。最后中国到底来了多少部队，美国是一点都不知道的，因为我们通过有线的联络，完成了整个前期的部署。
5.如何建立数字化信息时代的情报系统？
左立平：我们讲，情报无时不在，实际上真是防不胜防，但是作为情报部门，首先要尽知、先知，所谓“知”就是要尽量地获得第一手情报。第二，要研判情报，这是重点。发现对方而不被对方发现，打击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打击，这应该是情报战所追求的一个目标。
滕建群：情报战从现在来说，中国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化、多样化了。日本和韩国前不久刚达成了一个情报信息共享的协定，美国现在跟中国台湾的情报共享也达到了非常高的等级。特别是当代技术使战场透明度越来越大。过去著名的战略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讲：战争是有迷雾的，我在山这边就不知道你在山那边干什么，但是，现在美军提倡“数字化战场”，机械化部队不是它提倡的建设方向，要建设数字化部队。所以，现在手段应该是多样化的，仅仅靠那种传统的方式看来还是不行的，获取情报的渠道，包括手段、包括战术战法，所有这些都在改变，包括人的观念、情报观念也需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