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等10位经济学家：今年仍有可能取得5%到6%的增长率，GDP比2010年翻一番没问题
林毅夫 图自：北京大学新闻中心
林毅夫：我估计对今年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控制在1个百分点以内
我国仍有可能取得5%到6%的年增长率
最近经济学家圈翻出了2003年7月10日我发表于《经济界》关于“非典”疫情的2条意见和4个建议，17年的时间过去了，或许是这个世界没有多大变化也或许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很超前，除了把“非典”换成“新冠”，把增长率的预期从7%到8%换成从5%到6%，这2条意见和4个建议竟然都还适用。重发一次，供大家参考！
—— 林毅夫
“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果“非典”疫情不出现反复，情况继续好转，疫情顺利消除，我估计对今年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控制在1个百分点以内，我国仍有可能取得7%到8%的年增长率。
疫情消除后，对我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更可以继续保持乐观。主要的原因是：“非典”只感染到极少数人，绝大多数受感染者可以治愈，全国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会有何损失，社会组织结构也没有受到影响。另外综合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也不会减少。因此，“非典”疫情被控制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会迅速回归到原来的长期趋势。
就控制“非典”的直接、间接不利影响方面，我想谈两点意见：
1.对“非典”的反应，我国靠行政动员的优势，很快将“非典”的扩散抑制下来，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这套行政系统的力量一启动起来怎么刹车是一个问题。有必要权衡“非典”复发的危险和过渡防范可能付出的代价，采取适当的过渡措施使经济社会各项活动逐步恢复正常，整个社会的总体损失才能降到最低。
2.这次“非典”疫情暴发, 我国早期的发应迟滞，信息不透明，在国际社会上存着一定负面影响。我们可以像香港和多伦多政府那样雇请一些有经验的国际公关公司做一些必要的工作，以增强我国政府的形象。设法把不利影响尽量降到最低，以保证2008年北京奥运的顺利举办。
从“非典”疫情突发冲击中，应该吸取的不仅是抗击新的、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的经验教训，而且，应该是提高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抵抗各种风险，处理各类危机，减少不必要伤害的能力，实现把坏事变为好事目标。就此，提出以下四点意见：
第一，在中央和各级政府建立一个有法律依据、有权威的，能够迅速掌握准确信息、处理各种紧急状况的制度化机制。
第二，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任何危机发生时，除了直接的当事人之外，受其负面影响最深的通常是社会中的低收入人群，包括离退休职工、失业、待业人员。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应该有给与在危机事件中受到冲击的人群必要帮助的内容，以减低危机事件对社会和谐和稳定的伤害。
第三，在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也要推动人民生活、卫生习惯的现代化。
第四，面对未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而可能发生的金融或是其他经济危机，健康的金融、经济体系是度过危机、降低伤害最重要的保证。
梁红 图自：第一财经
梁红：疫情短期冲击
或无碍今后一年经济增长“保 6”目标
中证网讯（记者 张利静）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10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世界各地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持续上升，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也与日俱增。但在疫情防控取得成效的前提下，预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应是短期的，甚至可能无碍中国在今后一年内实现其经济增长“保 6”的目标。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看，当地政府防控疫情的效果将是经济能否改善的关键变量。
回顾中国本轮及以往战“疫”的经验，梁红表示，从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严控人群聚集和流动之日（即 T=0 日）算起，疫情的发展逐步得到控制。在疫情防控取得成效的前提下，经济活动被允许逐步恢复。T+15日，部分工厂开始复产；约T+30日，复工复 产的脚步开始加速；T+60日时，工业生产恢复至正常水平的80-90%，而餐饮旅游等活动则将在T+90日时回到80%-90%的正常水平。在这三个月的“暂停”时间里，最关键的政策支援是提供有效、充裕的流动性以保证大部分企业（其次居民）的现金流稳定。这需要政府各部门的全面配合，中央银行需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财政需暂时性的、但大规模地减免企业税费或提供补贴，同时部分监管政策也需要灵活调整。?
考虑到上述情况，梁红表示，预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应该是短期的，大约一个季度左右，甚至可能无碍中国在今后一年内实现其经济增长“保 6”的目标。另外，中国政府和居民部门的巨额储蓄为其应对各种“黑天鹅“冲击提供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没有的缓冲资源。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资本市场在疫情冲击后能够比较‘平静’地评估风险：A 股基本收复了疫情暴发以来的失地，中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坚挺。”梁红表示。
对于疫情在全球的演进路径，梁红认为，虽然疫情对各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大概率是短期的（此处定义为一年以内），但在判断该国经济究竟何时能够见底回升，亦即资产价格是否充分计入风险时，当地政府防控疫情的效果是关键、甚至是唯一的变量。在中国之外，如果一些国家未能迅速遏制疫情传播，而本身又债务高企，那么短期的现金流冲击可能会转化为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危机，从而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
梁红表示，相信中国此次一定会加大逆周期政策调节来应对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迄今为止，政府各部门已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企业的减税降费，并宣布增加基建投资支出。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无论是在货币宽松、财政刺激，还是结构性政策方面，中国的政策空间显然都要充裕得多。但更长远地看，这些宽松政策的执行效率和经济效益将决定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年内的表现“回头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尽管在危机后的十年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且国内股票市场表现不佳，但（以美元计）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相比发达国家实现了持续的快速上升，尤其是与欧洲和日本对比。期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变量。 ”梁红分析。
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要刺激经济2020年中国GDP增长才能到5.5%-6%
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总体战、阻击战打得最胶着的时候，我们推出这样一个系列的课程，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增长能够产生怎样的影响。
正视问题：疫情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严重冲击
我们首先要科学地判断、清醒地认识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发生的严重的冲击。我们做了一个测算，从供给侧看，这次疫情对于中国今年经济的影响很大，供给方面估计今年的增速是正的，但是不到1%。从需求侧看，这次的疫情影响也是非常强烈的。从总量上看，今年我们需求扩张，虽然是正值，但是不到4%。因此，如果综合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作用，预计今年的经济自然增长速度，没有其他别的变化，没有政策的干预，自然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应该不到4%。所以这个冲击的影响是非常大。
大家知道，在2003年中国曾经历过一次非典，非典那次的影响远远没有这次大，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是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没有这么大，特别是结构，当时的经济结构主要是工业制造业在拉动，而现在第三产业，特别是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无论是产值比重，还是就业比重，第三产业都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甚至达到整个GDP的60%以上。而这一次疫情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第三产业，尤其是在春节期间，对于消费的冲击特别大。
另一个方面， 2003年非典的时候是在三月份到六月份期间，也就是当时主要在第二季度。这个第二季度对中国的影响，到第三季度天气转暖之后很快就过去了。2003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10%以上，第二季度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全年影响不大，2003年全年经济增长9.1%，这个速度跟当时的平均速度差不多，没有太大的波动。我们这次计算下来，按自然增速看的话影响非常大，也就是说，今年的经济增长自然增速第一季度恐怕和去年同期比是个负增长，而且下滑的很猛。如果到第二季度我们开始有所恢复的话，那么乐观地看，经济增长速度和去年同期比能够恢复到正值，但是会很低。如果到第三季度我们按照疫情的发展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开始逐渐地恢复正常的生产，第四季度开足马力的话，全年下来我们自然增速估计不到4%，3.5%的样子。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采用很多宏观经济政策，改变各种调控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来实现“稳增长”。
稳中求进：打赢疫情防控战 稳住经济发展态势
在前不久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这个要求：一方面是我们要坚定信心，坚定不移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全面实现预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2020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份，第一个百年目标要在今年实现，我们要决胜全面小康，我们要圆满收官十三五规划，我们要打赢“三大攻坚战”，这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里，有一个是非常基础的，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所以中央提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工作部署当中特别强调要贯彻“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首先是要稳就业，最终是要落实到稳预期。这“六稳”的基础，我们知道要稳增长，就是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按照国家发展规划目标的要求，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今年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应该在5.5%以上，所以我们要采取更加积极有力的、宏观有效的调控措施，在自然增长率不到4%的情况下，要刺激经济增长，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推动经济增长能够达到5.5-6%之间，这样为我们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其它各方面的目标提供经济增长的保证。
从“稳就业”来说，今年需要提供大概1100万个就业岗位，今年大中专毕业生八百多万，加上复转军人，再加上其他方方面面，还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我们经济增长低于5.5%，我们的调查失业率恐怕就要超过5%。这也就会突破新常态以来我们多年坚守的要把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最好是5%以下。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达不到5.5%左右的话，我们的“稳就业”就有很大的危险。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一些社会发展目标，都和我们的经济增长有关系。怎么办？总书记讲了，在宏观经济，在财政政策上，就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也就是扩张力度要增大，扩张的政策的效果要提高，精准性、结构性，以及相应的总量效应全面提升，切实发挥我们国家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特别是稳增长遭受严重影响的时候，要求我们的宏观政策的调节力度进一步增大。所以总书记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宏观政策的第二类手段，货币政策怎么办？总书记讲，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所谓灵活适度就是避免僵化教条，一方面，要防止大水漫灌。通过大水漫灌式地增加贷款、增加信贷，增加投资，刺激一些低效率的项目，这样的话和我们转变发展方式严重抵触，为解决一时的困难增大我们中长期发展的深层次的矛盾，将来代价更大，所以避免大水漫灌，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一方面，要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功能，要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灵活适度。也就是要实事求是，根据宏观经济失衡的方向、状态、程度，调整我们的货币政策。
相信在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在这种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的支持下，我们今年经济增长所要求的政策目标有望得到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的话，就为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其他各方面的目标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当然，这些政策能不能有效地贯彻，政策目标能不能有效地实现，非常重要的一点取决于宏观调控的方式和经济增长。宏观调控方式现在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概括了它的基本优势，也概括了它的基本特征。我们这种基本经济增长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不同于传统的苏联集中计划的计划经济。所以我们说既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也不是走僵化的老路。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赢得了历史、赢得了世界普遍的尊重，在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下改变、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提高宏观政策的效果、有效性、针对性，相信我们的经济政策目标能够如期地实现。
坚定信心：天时地利人和助力中国经济增长
从更深的背景上看，我们说能实现这个目标有大的发展背景，这个发展背景一方面就是天时。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或者持续高度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平均四十年经济增长9.4%的样子，人均GDP到2019年已经接近一万美元。但是再进一步看，虽然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我们这一万美元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只是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工业化最后加速的阶段。工业化最后加速，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贫困时期、低收入时期会降低，所以我们进入了换挡期。但是比成熟的发达经济应当说仍然处于高速增长的强劲势头的阶段。所以这是我们的阶段性。
再有是我们已有的基础，这么多年的发展，无论资本投入，还是人类资本积累，我们已经奠定了相当雄厚的，和过去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条件。从2010年开始，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2010年开始我们工业制造业规模超过了美国；从2013年开始出口超过了美国；从2013年开始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这一系列的发展指标、结构变化都表明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是处于工业化最后冲刺阶段、具有着强劲增长势头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总书记讲，我们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态势没有变。这是我们讲的天时。
另外还有地利，地利就是中国大，空间大、韧性大、市场规模大。我们不仅是投资规模，基本建设、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大。从2019年开始，中国的消费，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了美国，我们现在已经是大概接近七万亿美金，实际上是世界第一大国内消费市场。这么大的市场需求空间，特别是内需空间，为我们扩大内需提供了发展条件。而且我们地区发展结构、资源禀赋差异比较大。远的不说，就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有1396个县没有发生疫情，占我们全部县的比重的46%。那么只要这些地方防止输入，本身就没有风险，所以就可以开足马力，恢复生产。还有一些地区实际上是单纯输入性的，并不是原发的，而且控制的很好，风险是中度的，那就可以率先开始恢复经济，恢复生产。当然像武汉等这些疫区的重点，像北京这些防护的重点，要更加谨慎。大国就是有这个特点，区域性差别大，区域差异既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同时也是一个大国比小国可持续发展时间更长的一个优势，也就是说梯度效应。这是我们讲的地利。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人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的体制发生了变化，正在不断地彰显我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优势。中国的生产力，在改革开放这些年取得巨大的进步、巨大的发展，证明了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确实有他的这种优势。进入新常态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清醒的历史性判断。时代是出卷人，我们对这个时代出现的新命题做出新的破解。怎么办的呢？转变发展方式，条件变化了，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怎么转变发展方式呢？首先是树立新理念，在十八大上我们党提出了五大理念。总书记讲了，理念是引领性、纲领性的，也就是指导思想必须要改变。那理念提出来以后怎么落实呢？落实的途径是什么呢？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大系统地阐释了现代化经济体系，七大体系。这七大体系怎么构建？我们提出了五大战略举措，在2018年1月份中央政治局学习的时候，总书记对现代经济体系的七大体系，推进七大体系建设的五大战略做了系统的阐述。五大战略怎么实施、怎么衔接？我们在政策上明确了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来统领。那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具体怎么做，政策怎么掌握？总书记提出来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首先就是经济增长要稳，刚才我们讲了，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实现均衡增长是实现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目标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要采取一系列的宏观政策，需求管理、供给管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结构调控，保证我们的“六稳”实现。但“稳”是短期的，要长期根本性地解决深层的结构性问题怎么办？要“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技术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就制度创新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战略部署，十九届四中全会对这个战略部署及体制变化又有了新的概括，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的制度创新是法治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系统地提出了加强法治建设，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以法治来保证我们的改革、我们的发展，以法治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备。那么这两方面的建设同时要求有政治体制改革，政治领导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结构现代化的水平的提高，所以我们十八届的六中全会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中国的政治领导力量治理结构的特点、优势，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既然党领导一切，那么打铁要自身硬，所以全面从严治党这是我们中国最具有特点的政治体制的特征和他的优势所在。
那么有了经济、法律、政治制度创新，目的什么？是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现在来说就是实现全面小康，再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梦的目标，所以我们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目标、总体布局，围绕这个五大目标我们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规划了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目标，时间表、路线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中国的稳中求进，所谓的“进”的制度创新就是全面贯彻“四个全面”这样的一个战略布局。这些是一个完整的逻辑，根据这样的逻辑体系下来，这就是我们中国讲的人和。我们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种“人和”在这次疫情面前应当说充分显示了它的力量。我们的发展水平、物质条件、医疗基础设施，方方面面的保障应当说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但是我们的社会动员，我们的社会治理，我们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各个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突出的，比任何发达国家的水平恐怕都要高，这一点进一步彰显了我们制度的优越。对待疫情是这样，对待整个发展，我们这个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优势会在更长的时期里更有效地显示出来。
所以，我想有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条件共同作用，尽管我们现在的新常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临很多的挑战，特别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给我们今年的经济增长，实现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产生了极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有信心战胜这些困难，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李稻葵：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应在5.3%至5.9%之间
本文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联合腾讯财经直播中分享的观点：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李稻葵则表示，这次的疫情如果应对得当，它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是可控的。
“如果第一季度能够基本上恢复正常，疫情能够得到控制，对全年GDP增长速度的压力，是负0.17%，如果是二季度能够控制得住，是负0.36%。现在看来我们这个判断还是坚持的，我们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李稻葵认为，这次影响可能影响相对比较长，主要的影响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是社会心理层面的。
目前社会处在复工复产的阶段，如果做得好，能够大大的减少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它的效果会比任何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得更及时。
李稻葵说到，“我相信再过三、四、五、六年回头来看，这次疫情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一个拐点，我们判断是政策取向的一个拐点。”他表示，过去这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似乎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是最近一两年，尤其是2019年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了需求侧，尤其是长期的需求不足，反映在住房，反映在汽车等方面。
他认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不是简单的降低杠杆率，中国宏观储蓄率比较高，是美国的三倍，宏观杠杆率就应该高；日本储蓄率比我们低，杠杆率比我们高。在这个高杠杆应该有一个流动的机制，不良的资产通过正常市场经营能够退出去和排出去，新的杠杆能够上来，这是一个政策思路的改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
下面为新京报的采访
新京报：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SARS时期有何不同？
李稻葵：不同于SARS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第一季度，恰为全年经济活动最少的时期。加上近年来物流运输、电子商务和网络协同办公的发展，使得在防疫期间继续开展部分经济活动成为可能，且政府在经济运行方面应对措施的出台较SARS疫情明显前移。以上原因都会部分程度上减小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但SARS疫情发生时我国经济正处于上升期、加入全球化的加速期，而此次疫情发生时我国经济处于下行趋稳期、全球化逆流的复杂期。根据我们的模型预测，如果新冠病毒疫情能够于2020年第一季度得到控制，实现全面复工，那么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将为-0.17个百分点；如果疫情持续到2020年第二、第三或第四季度，预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为-0.36、-0.55和-0.77个百分点。
我们在疫情发生前公布的对2020年经济增速的预测为6.1%，考虑新冠疫情的影响后，根据疫情结束的时间不同，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应在5.3%至5.9%之间。如果政策应对得当，当前的新冠肺炎暴发对经济增速负面冲击是可控的，总体影响是有限的，能够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
新京报：政策空间有多大？
李稻葵：后续的经济政策空间，我认为有一点比非典时期有利，就是我们现在对外的经济依赖度大大下降了，中国经济相对自成体系，比如当前我国出口占总产值大概15%左右，而非典时很高。我们现在的经济中，服务业比重较高，而服务业中大量是不可贸易的，不跟国外发生直接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有利空间。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的企业不要夭折，能够安全地复工，很多消费能够进行下去，这就行了。
我现在倒担心另一件事情，等疫情稍微缓和以后，老百姓开始消费了，这个时候生产得跟得上。所以我建议相关的耐用消费品领域企业要赶紧复工，不要等消费者想买了，生产又跟不上，经济就受损失了。我认为这次疫情过去之后，很多老百姓对于消费和储蓄的关系可能也有新的体会，我倾向于认为很多百姓可能更愿意购置消费品，觉得生死面前，很多事情都不重要了，要切切实实地改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生产要跟上。
新京报：你预计疫情对全球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
李稻葵：目前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充满了不确定性，最坏的情况是欧洲出现大规模停工，美国经济出现较大规模停摆。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恐怕是两个方面，相对大的方面，是对我们的出口产品需求可能有所放缓；小的方面，是对一些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可能会跟不上，会断供，我认为断供的风险对中国经济影响比前者可能会小一点，因为中国经济目前自我的配套能力相比10年前强多了，中国自己能够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新京报记者 程维妙
刘俏 图自：大公网
疫后中国经济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回归经济核心逻辑，聚焦高质量发展
刘俏、颜色：今年中国GDP增速将在5.6%左右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北京大学政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颜色，发布报告指出：
我们认为在积极有效的政策（我们稍后分析什么是积极有效的经济政策）的保障下，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0.5个百分点的影响是一个合理的估测，原因如下：（1）许多学者和政策分析师详细测算了疫情对诸如交通运输、批发零售、旅游、住宿、餐饮、线下娱乐等直接受影响的行业所造成的损失，规模在1.3-1.8万亿元之间，考虑到GDP统计的是增加值而非营业收入，商家的营业收入只有一定比例可被列为增加值，因此，实际的GDP损失应该远小于1.3-1.8万亿；（2）计算GDP时，统计局对很多行业使用收入法，即使这些行业员工不能正常返工返岗，甚至运营中断，但是企业发放的工资、缴纳的税费等仍旧计入GDP核算，反映出的GDP减速并不像人们感受的那么大（对不起，直觉有时真的不可靠！）；（3）考虑到正在和陆续将要出台的各项对冲政策的影响，在经历第一季度的经济回落后，第二、三季度经济数据会显著回弹，疫情对全年数据影响的程度可能进一步收窄。
0.5个百分点的GDP损失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测大致相当。此前在评估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时，IMF称新型肺炎疫情会使其3.3%的2020年全球经济增幅预期降低0.1个百分点。考虑到中国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16%左右，0.5个百分点的中国GDP下降大约对应着0.1个百分点的全球GDP损失。这里我们假设疫情在中国境外的有限扩散也会造成一些经济损失。
如果0.5个百分点的估测大致合理，那么今年中国GDP增速将在5.6%左右，经济增长仍在合理范围，能够实现两个翻一番的战略目标。当然，必须指出，我们的分析假定疫情不会演变为全球性的传染病。如果疫情在全球蔓延并持续，那么它对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一幅可怕的场景。这种情况下，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将会出现堵塞甚至断裂，全球经济秩序被彻底打乱，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甚至可能被迫按下暂停键。如此，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超越文献中所分析的一般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将对全球经济形成持续的深度的冲击。一旦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将不得不大幅修订，而我们政策讨论的话语体系将会彻底不同。
我们的政策建议
基于对疫情经济影响和中国经济核心逻辑变化的分析，我们对疫后中国经济突围的经济政策建议围绕下面几个维度展开：
1. 基建与新型基建。2019年中国GDP增速为6.1%，然而基建投资的增速只有3.8%。疫后经济突围，大规模增加基建投资是很自然的政策选择。传统基建虽仍有发力空间，但疫后基建投资也切忌重走上一轮刺激政策老路——因为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金融体系承担“准财政”功能、国有企业隐性担保机制、产业政策诸多弊端的存在，造成地方政府债务、银行坏账风险加大以及大面积的产能过剩等问题。
（1）围绕“再工业化”的“新基建”，涉及跟产业变革以及跟产业互联网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数据中心等。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再工业化”（产业互联网）以及围绕再工业化而进行的“新型基建”有助于提升TFP增速。从5G的建设需求来看，将会采取“宏站+小站”组网覆盖的模式，2017年我国4G基站达到328万个，而5G基站总数量将是4G基站1.1—1.5倍。若将来建设宏站475万个，小站950万个，则预计到2026年我国5G基础建设投资规模将达到1.15万亿，其中2020年需新增的投资额约为2300亿。5G 还将通过产业间的关联和波及效应，间接带动国民经济各行业。因此我们通过投入产出表，根据各行业之间关联程度，测算了三大部门对GDP直接拉动作用和间接产出影响。经测算，到2030年，预计5G将带动直接产出3.4万亿，间接产出6.2万亿。按照2017年投入产出表中各行业的增加值率转换为增加值口径计算后，2030年5G将直接拉动GDP1.3万亿，间接拉动2.1万亿，总和3.4万亿。
（2）出于应对中国经济核心逻辑变化的需要，“新型基建”必须涉及跟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旧城改造、租赁住房、城市公共设施的投资等等。城市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庞大，可带动较为可观的投资。其中多数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差，配套设施不齐全，已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水平，亟待改造。据统计全国各地需要改造的小区达到17万个，涉及建筑面积40亿平米。据目前各试点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投入资金情况来看，平均每个社区改造所需资金约850万元，每平米所需改造资金280元。平均两种计算方法可得老旧小区将拉动投资约1.3万亿，若分五年推进，每年可新增投资2600亿。此外，租赁住房也是切实关乎民生投资方向，不仅有助于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推动形成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也可落实“房住不炒、租购并举”的中央决策。
（3）同样，“新型基建”也涉及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础服务均等化，增大了城市集聚效应和城市所能容纳的最优人口规模，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将更多的人纳入“市场”，通过集聚实现人均收入增长，通过集聚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差异互补发展，最终缩小发展差距。并且此次疫情暴露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中的不足与短板，亟待改进，以提高中心城市的治理能力。
2. 持续为企业减税。如前所述，中国经济核心逻辑最大的变化之一在于增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活力变为重中之重。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税收政策的调整也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重要手段。我们认为近年来已多次下调企业增值税，可考虑下降企业所得税进一步为企业减负。2018、2019年都曾下调增值税，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超过2.3万亿元，最主要的减税税种就是增值税。今年针对疫情，中央进一步将3-5月份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税率由3%降为1%，湖北省免征3个月。但是增值税的税基是营业收入，是消费者分担的流转税；而企业所得税是对纯利征税。若企业受疫情影响营业额大幅下降，降低增值税对企业的纾困作用就不如降低企业所得税，因为后者会直接增加企业的留存利润。
我们建议对所有档的税率同时下调，原因有四个：第一，目前企业所得税的分档方式本身就包含了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集成电路等企业的税收优惠部分，如果调整中再次分档对待或扭曲了产业结构激励。第二，这次疫情波及多个产业链，不应单独考虑只减免某些特定行业。第三，武汉的三大支柱产业是光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如果考虑对这些产业的扶持直接加大对湖北的支持力度即可。第四，每档企业所得税在企业所得税税收总额中的占比并没有公开数据，一些复杂测算反而会不够精确。
我们建议所有档企业所得税税率在未来3个月下调20%，对应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由25%降为20%。由于湖北的企业所得税总额只占全国总额的3%，所以在税率调整中对湖北的特殊优待产生的测算敏感性可以忽略。基于2019年3-5月全国企业所得税总额合计12848亿元，假定2020年3-5月全国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额不变，则可以为企业节约税金为12848*20%=2570亿元。在企业所得税的中央与地方的上缴比例上，2018年数据显示中央为63%，地方为37%。且此比例近几年波动不大。所以对于减税部分，对中央财政影响为2570*63%=1619亿，对地方财政影响为2570*37%=951亿，对湖北省的财政影响为951*3%=28.53亿。
3. 补贴低收入群体，激发消费潜力。考虑到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动能，疫后政策应该特别着力对冲疫情对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带来的冲击。连月的疫情防控工作大幅抑制了居民正常消费需求。虽然居民消费具有较强弹性，但此次疫情影响地域范围较大、延缓复工时间较长，居民可支配收入或有大幅减少可能，预计疫情过后消费反弹力度或不及预期。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的恢复既关乎今年决胜小康目标的实现，又能够有效促进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推进。对此，我们认为最直接的激发消费潜力的办法就是通过减税和补贴的方式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助。
第一、可考虑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税率等途径刺激居民消费。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财政可通过加大减税力度，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刺激消费，以减少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19年个税改革通过上调起征点、拓宽低税率税档、增加专项附加扣除，大大优化了税率结构。针对降低个人所得税，我们认为应加大对中等、高收入群体的减税力度，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水平。在保持个税税率级距不变的情况下，将税收起征点由5000/月调高至6000元/月，降低36000元/年至144000元/年各税档预扣率1%,144000元/年至660,000元/年各税档预扣率降低3%，超过660,000元/年部分降低5%（详情请参见下表）。
结合sinaapp调查统计数据与张连起的测算，19年个税起征点调整之前纳税人数为1.87亿人，调整后纳税人数在6375万人左右。我们推测中国实际纳税人口占就业人数的20%左右。若调高缴税起征点至月收入6000元，全国纳税人数将减少1609万人，全年共减少2926亿元个人所得税征收（详细测算请见下表）。重新计算税改后速算扣除数和每档纳税人数后，5000-6000元/月就业者将免交个人所得税，约减少个人所得税上缴86.9亿元。月收入在18,000-31000元/月就业者的减征所得税总额最高，达1174亿元。
第二、可考虑采用消费券政策，补贴低收入就业人群，促进内需回补。我们建议对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低收入就业人群发放消费券补贴，并向对疫情严重地区湖北省倾斜，湖北省就业人群全员发放消费券。消费券政策可以向民众传达抗击疫情的信心，号召共渡时艰。通过提供补贴，弥补因疫情影响导致的收入下滑，保障基本生活，刺激消费。
发放消费券可借鉴香港特区政府补贴政策，香港拟以现金补助形势向18岁或以上市民每人派发1万元。香港总人口750.7万人，预估18岁或以上市民约有700万人，共需支出约700亿元港币，2018-2019年香港政府财政总收入为5997亿港元，总支出5318亿港元，盈余679亿元，因此本次“消费券”支出对其财政收支压力相对有限。由于并未设定用途，面向特定人群，香港消费券政策难以保证消费券直接回补消费，政策效力大打折扣。
我们对发放“消费券”政策有如下几点建议：
不能全民发放，需要面向特定人群。2019年全国人口为14亿人，若以1000元为标准发放消费券，则需要高达1.4万亿人民币左右，将大大加重财政负担。我们建议对受此次疫情影响较大的收入较低、民生负担较重的就业群体，给予补贴，既可立竿见影的帮助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群体度过难关，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助于稳定消费。
我们建议消费券政策考虑向重点地区（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倾斜。湖北省是疫情重灾区，至今防控疫情仍是湖北省最重要工作，企业复工复产率较低，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为保障抗疫一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应当对湖北省就业人群全员发放消费券。
我们建议消费券金额为1000元。借鉴香港做法，按照中国大陆月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发放。根据人社部2019年发布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上海月最低工资2480元居全国之首，青海省为最低，最低工资标准为1500元，其中，湖北的标准为1750元。目前全国各地已积极复工复产，真正影响企业生产和居民收入的周期可估算为2-3周时间，因此按照最低月工资标准的一半左右（即1000元）发放消费券较为合适。
针对消费券补贴政策，采取现金补助的形式发放消费券1000元，对湖北省就业人口全员发放消费券，除湖北外全国的低收入就业群体发放消费券。人社部数据披露，中国的就业人数于2019年12月已达7.7471亿人，劳动参与率为7.7471/14=55.33%。若将月收入3000元以下就业人口视为低收入群体，见图2所示，该群体占比31%。因此估算，除湖北外低收入就业人群约为（14-0.5917）*55.33%*31%=2.2999亿人，湖北省就业人口约为3273.88万人。
因此消费券补贴金额为：除湖北外低收入就业人群补贴金额+湖北省就业人群补贴金额=22999.18万*1000元+3273.88万*1000元=2627.31亿。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资金保障
疫情冲击下各类减税补贴等政策给财政带来增支减收压力，稳定经济发力基建也需要资金支持。我们建议可以积极探索多样融资渠道，降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和金融系统风险，避免增大基建投资力度加剧结构性问题。
1.加大专项债发行力度。专项债可以成为财政发力的主要来源。我们建议：第一、2020年扩大专项债发行至3.5万亿元。2019年新增专项债21297亿元，为了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增长，我们建议可将专项债发行额度扩大至3.5万亿元，较去年增加约1.4万亿左右。第二、提高专项债投向基建比例。过去土地储备和棚户区改造是专项债主要投向，投向基建部分仅为26%。我们认为可对专项债结构进行调整，增大投向基建领域的占比，以支持政策发力基建。专项债规模的20%可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起到撬动资金的杠杆作用。若基建投资占比能达到40%，并且其中30%左右可以满足重大项目要求，项目资本金比例为20%，则1单位专项债可以撬动0.88单位的基建投资（0.4*0.3*5+0.4*0.7=0.88），一单位投向基建的专项债可撬动2.2单位的基建投资（0.3*5+0.7=2.2）。若2020年专项债发行额度扩大至3.5万亿，则投向基建的资金规模可达到1.4万亿（3.5*0.4=1.4），较去年增加8000亿左右的基建规模，撬动3.08万亿的基建投资。
2. 可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2018年底，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扣除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等仍有8000亿左右结余，我们认为可以尽快制定公积金制度改革方案，引导公积金参与供给端建设。2018年末，住房公积金已向373个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发放872.14亿贷款。我们认为2020年可以适当盘活部分公积金闲置资金，利用2000亿左右的结余基金发放试点项目贷款，支持老旧小区改造、住房租赁、保障性住房及城市基础建设。
3. 可考虑大力推进基础设施REITs融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以财政支出和银行债务为主，证券化率很低。使用REITs可以盘活中国巨大的基础设施存量资产，收回前期投资，降低企业与地方政府杠杆率，让更多社会资本参与进来。截止2017年，我国基础设施累计投资额为113.68万亿，若能在中国鼓励和推广基础设施REITs，百分之一的证券化率即可以达到万亿级市场规模。目前REITs可以优先支持铁路、收费公路、干线机场、水电汽热等市政工程、污染治理、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补短板行业、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以及高科技产业园区和特色产业园区等。其中收费公路现金流稳定，是较为合适的REITs基础资产，累计建设投资额已达8.23万亿。若今年可重点推动基础设施REITs的建设，收费公路领域达到1%的证券化率，即可盘活800亿左右的资金。基础设施REITs可以聚集重点地域、重点行业和具有较高收益率的优质资产。我们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快推动公募基础建设REITs的试点。从海外经验来看，基础资产较严格的准入条件是市场发展成功的重要环节，应选择现金流增长稳定的优质存量基础设施。第二、税收优惠。建议监管部门根据基础设施REITs“公众拥有、公众使用、公众收益”的特性，在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印花税等方面给与配套支持。
4. 可考虑适当划转上市国有企业股权。目前A股上市公司3799家，其中，中央与地方国有企业共1104家，总市值为27.5万亿，占A股总市值的40.6%，年度累计分红总额占总市值的2.2%。2019年国务院已作出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工作，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在执行过程中积累了划转经验并取得了成效。我们建议可考虑适当划账上市国有企业股权，获取股权分红以补充财政缺口缓解压力。若统一划转国有企业股权10%左右股权，则可划转市值2.75万亿，每年可获得分红收益600亿元。
5. 必要时刻考虑发行特别国债。历史上我国曾两次发行特别国债：98年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四大行资本金，以应对97年亚洲金融危机；07年发行1.55万亿特别国债用于成立中投公司。我们认为在当前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若经济受损严重，则需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定经济。为了应对政府收入下降支出大幅上升的财政缺口，特别国债其低成本、长周期的特点是为财政收支缺口融资的较为理想的方式。由于受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需求升高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必要情况下可考虑发行2万亿左右特别国债。
面对疫情冲击，我们需要加强逆周期政策对冲力度稳定经济，但也不应再走大水漫灌老路，而需要根据国内外疫情影响对增长目标做出适当调整。目前全球多个国家疫情愈演愈烈，若新冠病毒扩散为全球性重大事件，则其影响或将类似97年和08年金融危机，致使多国经济增速放缓，外需下滑，将对我国出口造成严重冲击。因此短期内，我们需要增强逆周期调节，加大减税补贴力度，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但我们认为，在中国核心增长逻辑变化的情况下，面对危机时更应该坚持关注结构性问题。疫情爆发前期，央行已及时通过MLF降息、大量逆回购等操作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支持，我们认为此时央行不应进行大水漫灌，而是应该以精准施策的方法支持实体经济，满足真实的信贷需求。为了保障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增长，可适当下调当年增长目标于5.5%，从而制定更加科学与符合经济发展核心逻辑的政策。
张军：是GDP实际增长率保持在5%到5.5%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说因为疫情和防疫政策造成一些行业损失掉多少营业收入的时候，我们说的还不是GDP。计入GDP的不是全部损失的收入和产值，而只是其中损失的增加值部分。知道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疫情为什么对GDP增速的影响没有我们直观上认为的那么大。
全国各行业的增加值大概只占到其产值或营业收入的30%，按照这些年的增长趋势，平均每个季度有大约不低于8个点的名义增速（按现价计算的名义值，按不变价计算的实际增速在6-6.5%之间），就是说，如果不受疫情冲击，今年一季度我国的名义GDP应该在去年一季度21.8万亿GDP基础上增加8%左右，大约1.75万亿，相对于大约6万亿人民币的营业收和产值。张军表示，这个常识给我们一个概念空间来推测疫情有没有可能造成今年第一季度的负增长。GDP计算增加值，因此疫情短期冲击仍有限。
在接受上观新闻采访时候，张军说，这次疫情的波及范围虽然已经超过非典，但这几天除了湖北外，其他地方的新增确诊病例数量在下降，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这对减轻疫情对2020年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
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不如17年前，已连续几年保持在6%左右，但如果能够在恰当时机对财政和货币政策作出定向调整，特别是向在控制疫情时受到较大影响的中小企业及服务业倾斜，更多利用差别性信贷政策、财政补贴和减免税收等手段加以扶持，依然能使经济在疫情之后得到恢复和增长。
根据现在给定的情况，我预测最坏的情形是，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降低大约2到3个百分点。如果第二季度疫情快速好转，经济增速下降态势会被第二季度的反弹性增长对冲掉。应该说，随着有利于增长恢复的宏观政策调整到位，下半年起经济增长会有加快趋势。
考虑全年的情况，只要不再出现来自外部的其他冲击，持续的政策调整应该能保证GDP增长率的下降幅度维持在0.5到1个百分点之内，也就是GDP实际增长率保持在5%到5.5%。牛津经济研究所最近完成了一份研究简报，他们的预测跟我相当接近。
汪涛 图自大公网
汪涛：再次下调2020年GDP增速预测
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
复工进度慢于预期，下调一季度GDP增速预测
过去几周中国内地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持续下降。自2月中旬以来，政府陆续放松了交通管制，并要求有序复工复产。不过，尽管最近复工步伐有所提速，但整体进度依然较慢——我们估计1-2月整体经济活动收缩，3月可能也难以完全恢复常态。综合考虑，我们现在预计一季度GDP环比下跌8.5%（季调后环比折年增速），同比增速可能仅2%（比我们在疫情爆发前的预测低4个百分点）。
二至四季度经济活动有望大幅反弹，但全年GDP增速可能仍会降至4.8%
新冠疫情在海外快速扩散和石油价格大幅下挫会拖累全球经济走弱。在中国国内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我们预计此前被抑制的需求将得以释放，推动GDP增速环比大幅反弹（预计二、三季度季调后环比折年增长率分别为16%和12%），这受益于财政政策支持（预计规模超过GDP的2%）和货币信贷政策的进一步放松。不过，我们认为二三季度的反弹无法完全弥补一季度的缺口，全年GDP增速可能放缓至4.8%，但2021年GDP增速有望反弹至6.2%。
我们的新预测面临的风险偏下行
在乐观情形下，如果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强于我们的预期、或政府大幅刺激房地产市场，同时外部环境较为温和，那么今年的GDP增速仍可能达到5.5%。但我们的预测风险更偏下行。一季度整体经济下行幅度可能超预期，同比可能零增长或收缩。此外，如果疫情大幅扩散和油价长期处于低位冲击了全球需求，则二季度GDP增长的反弹幅度也可能不及预期。在上述情形下，我们预计今年全年GDP增速可能放缓至4%以下。在更悲观的情形下，新冠肺炎可能变为全球性的流行病，即便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今年全年GDP增速仍可能放缓至3%左右。在上述两种悲观情形下，2021年的GDP增速均有望反弹至6.5%以上。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平稳
尽管整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货币政策可能进一步放松，但我们依然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企稳于7左右。央行承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其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放松，以及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可能小幅扩大，这些因素都应能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一定支撑。在新预测情形下，我们预计出境游大幅减少令今年服务贸易赤字收窄1500亿美元，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也有助于支撑货物贸易顺差。在各种预测情形下，我们都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大致平稳。
下调一季度和2020年全年GDP增速预测
过去几周以来，中国内地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持续下降。自2月中旬以来，一些交通管制措施相继取消，政府大力鼓励复工复产。但是，迄今为止企业整体复工进度依然较慢，特别是中小企业。我们估计1-2月整体经济活动收缩。虽然3月来复工率已明显改善，但经济活动还远未恢复常态。因此，我们现在预计一季度GDP环比下跌8.5%（折年环比增长率），同比增速仅2%。在这之后，此前被抑制的需求有望得到释放，且今年整体财政政策支持的规模可能超过GDP的2%，因此我们预计二三季度GDP环比增速将大幅反弹。不过，一季度整体经济所受冲击较大，可能会拖累全年GDP增速放缓至4.8%，但2021年GDP增速有望反弹至6.2%。
达利欧：可能不会对经济造成重大的持续影响
瑞·达利欧，桥水基金创始人
对病毒的反应（比如采取“社会距离”控制）可能会导致经济在短期内大幅下滑，然后反弹，这可能不会对经济造成重大的持续影响。
事实是，历史表明，即使是死亡人数巨大的事件，产生的情绪影响更大，而不是持续的经济和市场影响。以我对西班牙流感的观察，我认为那是最坏的情况，传递的就是这样的观点；其他的例子也是如此。
尽管我不认为这会带来长期的经济影响，但我不能对此打包票，因为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当社会存在巨大的财富/政治差异；人们同时在和极左以及极右的思维斗争时，一旦经济下滑，各方就可能出现更大的冲突，从而影响决策的有效性。而在社会债务规模高企，货币政策失效，以及有新的力量崛起挑战现有世界力量之际，这些情况会变得更遭。上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在上世纪30年代二战爆发前；再往前是在一战前。
如今，全世界都在利用杠杆进行做多，而大量现金仍在场外观望。比如，大多数投资者都在做多股票和其他风险资产，与此同时支撑这些头寸的杠杆规模一直很大。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利率水平相较于股票的预期回报率较低，以及需要通过加杠杆放大低收益资产的回报。
限制商业活动的措施肯定会削弱企业营收，直到疫情和商业活动逆转后营收才会反弹。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这应该（不是肯定）会导致一个V型或U型的财务状况。然而当财务状况下滑时，在那些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经济体中，市场影响对那些杠杆企业的冲击可能是巨大的。
我的猜测是，市场可能无法很好地区分哪些企业能够承受暂时性的冲击，同时又过多关注疫情对企业营收的暂时冲击，并低估信贷影响。比如，相比于一家受经济冲击较小但是有大量短期债务的企业，另一家拥有大量现金、但暂时受到重大经济冲击的企业，后者受到的打击可能被夸大了。
此外，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百年一遇的灾难性事件。它消灭了那些为此提供对冲手段的人，以及那些压根没有对冲的人，他们认为这是自己可以承受风险敞口，因为这类事件几乎从未发生过。这些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比如有些人为我们即将经历的后果提供对冲；那些卖出深度虚值期权的人，打算在价格接近实值时获得权利金并弥补敞口。
市场正在、并将持续受到这些参与者的影响，因为他们被清算，受现金流问题而非真正的基本面分析影响，而被迫助推市场变动。
就央行政策而言，降息和提高流动性不会导致人们任何实质性的购买和活动增加；尽管这些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推高风险资产价格，代价是让利率接近零。
在美国确实如此。在欧洲和日本，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耗尽，所以很难想象纯粹的货币政策将如何发挥作用。在欧洲，观察财政刺激能否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奏效，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此外，在所有国家，不要期望进一步的刺激来自于降息，这是因为降息的大部分空间已经在国债利率下行中消耗掉了，而这也已经在股票和其他资产价格中反映了出来。
因此在我看来，遏制经济损失需要协调一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更加针对债务/流动性受限实体的具体情况，而不是更多的全面降息和广泛增加流动性。
你需要照顾好的最重要的资产是你和你的家人。就像投资一样，我希望你能想到最坏的情况，并保护自己。
李礼辉：短期影响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长远影响则是经济结构的定型
李礼辉，中国银行原行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2月，制造业PMI只有35.7%，比上月下降14.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PMI为29.6%，比上月下降24.5个百分点；综合PMI为28.9%，比上月下降24.1个百分点。均创历史最低值。
疫情在春节假期开始扩散，受冲击最严重的是餐饮、旅游、住宿、交通运输等体验式、群体性消费领域。19个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收缩区间，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居民服务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降至20%以下。
疫情导致春节假期的停产、停工、停商、停学延长，工厂复产、工地复工、商场复业、学校复学时点推迟，进展缓慢。2月下旬6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比上年同期减少40%，全国水泥综合价格指数下降，建筑钢材库存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点。
更为严重的是，与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部分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美国、意大利、伊朗等，疫情正在蔓延，有可能损害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继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复苏。
疫情流行期间，云办公、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业态得到发展，带动电信、互联网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好于服务业总体水平。
应激性宏观政策导引投资趋势
国家正在实施应激性宏观经济政策，重启经济，并导引经济发展方向。
财政政策以定向扶持、普惠减负、重点投资为主调，这将增加财政支出，而财政收入因疫情影响增幅下降，因此财政赤字将会扩大。这就需要增发国债，也可能在1-2年的短周期内将中央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5%左右。
应对疫情，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剧增，中央财政除了增加对地方的定向转移支付外，可能略微放宽对地方政府负债的限制，以缓解部分地方政府收不抵支的困难。
货币政策将以维持流动性适度充裕、降低融资成本为主调，必须扩大货币投放规模。这将更多动用货币政策工具，并可能在短周期内适当放宽负债率管控目标的上限。
应激性经济政策是即期必须落地的重大举措，具体的实施应该会特别注重长远效应，这将导引国内市场的投资趋势，形成“硬投资+软投资”的格局。
一是投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现金流和市场流量将成为投资决策的核心因素。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制度应该会适当放宽，力求保持必要的投资增长率，但具体投资项目的选择和执行将更加重视现金流和市场流量，做实可行性研究。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注意防止经济重启时期容易出现的盲目投资。企业主导的投资项目，注意防止弄虚作假骗取土地资源和财政补贴。如何测算和评估线上企业、线上项目的市场流量和商业价值，将是投资决策的大课题。
二是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劳动力素质和全要素生产率将成为经济升级的核心因素。劳动就业政策的传统目标是保持较高的就业水平和较低的城镇失业率，不过，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提高劳动力素质更为重要且刻不容缓。劳动就业政策与教育制度的改革将会强化统筹协调，不仅重视文化教育，而且重视道德品质、专业技能培养；不仅重视城市，而且重视农村。应该会加强以农村家庭和城市普通家庭青少年为主体的教育和培训，扩大投入，培养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劳动者队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三是金融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普惠化和数字化将成为金融创新的核心因素。货币政策和信贷制度的着眼点，不仅重视总量，实现货币供给总量控制和市场流动性调节的功效，同时更加重视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普惠化。一方面盯住以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让民营企业能够得到准入平等、市场化定价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盯住资本市场，增加直接融资的比重。数字金融不仅仅是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商业模式。过去必须依靠规模化经营才能获取的竞争优势，现在通过数字化创新也能后来居上。
结构性变革重构资产配置
近10年，我国经济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而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短期影响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长远影响则是经济结构的升华和定型。
第一，制造业：智能工业比重上升，产业物联网升级。
制造业是我国的核心竞争力。疫情之后，制造业将加快智能化升级。
更多的人工岗位将被智能机器人 替代，更多的工业企业将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技术密集型。与此同时，更多的农民工将正式成为产业工人，更多的农村家庭将正式成为城市家庭。
据GSMA公布的数据测算，2019年我国物联网的链接规模在30亿左右，其中产业物联网的链接规模约为13亿；到2025年，我国物联网的链接规模将达到70亿，其中产业物联网的链接规模约为38亿。
智能工业和物联网的扩展，将形成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技术应用系统的大量需求。
第二，服务业：线上服务比重上升，数字技术服务升级。
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主体。2019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54%，对GDP的贡献率接近60%，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柱和增长动能。在服务业中，交通运输、仓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娱乐等行业占GDP的36%，这些行业主要提供线下体验式服务，更容易受到烈性传染病疫情的直接影响。疫情过后，线下体验式服务将逐步恢复，但端对端的线上服务将固化为服务业的基本业态，教育培训也将更多采用线上方式，云端办公、云端研发、云端商务将借势上位，商场和写字楼的需求可能继续减少。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竞争激烈，优胜劣汰，数字技术创新和服务的领头羊将占据市场高地。
第三，医疗产业：公共医疗投入比重上升，数字技术应用升级。
疫情是检验我国社会体制和医疗制度的残酷的试金石。依靠我国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我们成功控制住疫情，并且有足够的信心完全战胜疫情。
战“疫”之际的反思，有助于改进我国的医疗体系。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均收入水平不够高，传染病防治和常见疾病治疗既是重中之重，又是难上加难，医疗体制改革应该从国情出发。战“疫”中，公立医院挺在一线，医护人员挺在一线，用无私的奉献和牺牲换取民众的安康。疫情过后，应该确立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的公共医疗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同时切实提升医护人员的经济待遇、社会地位和安全保障。
与先进国家对比，我国的短板在于药品和医疗技术等研发投入相对不足。应该尽快增加疾病研究、药品和医疗技术研发的投入。
我国有14亿人口，具有健康医疗大数据优势，利用数字化技术，我们有可能建设全球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公共医疗体系。例如，建设几个跨行政区域和医院局域的专业化健康医疗数据中心，应用虚拟集成和边缘计算等技术，提高数据库效率，做到按疾病分科并按病程细分，按药品分类并按疗程细分，按基因特征分层并按性别、年龄细分，形成能够支持智慧医疗、远程医疗、专业医疗、普惠医疗的基础设施。
第四，金融业：境外投资者比重上升，资本市场升级。
有人说，中国疫情最严重时候，美股没有跌，说明美国资本市场对中国控制疫情有信心；中国疫情开始控制住的时候，美股暴跌，说明美国资本市场对中国以外地区控制疫情没有信心。我赞同这种说法。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国际市场，我国资本市场上，股票估值部分偏低，债券利率整体较高。而且，我国从2019年开始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全面放开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境外投资者和境外资本更多进入中国市场，必将影响资产配置的结构。
上述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应该是中长期的趋势。未必影响短期资产配置的策略。但对于中长期的资产配置，应该具有参考意义。
蔡昉：我们有信心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比2010年翻一番以及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从国内外发展环境来看，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多重挑战，既有来自供给侧的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降低的压力，也有受到逆全球化暗流、世界经济减速和中美经贸摩擦的不利影响，在需求侧形成对实际增长率的下行拉力。今年以来，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而且严重波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使经济活动受到一定抑制，复工复产进度也低于往年同期，不可避免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
眼下，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通过实施有力的救治和防控措施，出台一系列促进复工复产、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恢复经济活动的政策举措，已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总体来看，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局部和暂时的。从全年来看，我们有信心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及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疫情的冲击，实现这些目标任务面临更大的挑战。首先，由于2020年前两个月经济景气明显低于往年同期，因此在后来的时间里挽回已有损失、取得尽可能好的全年结果，需要我们付出更大努力。其次，疫情的干扰虽是暂时的，但民生不可有须臾的停顿，因此，恢复经济活力时不我待，要以只争朝夕的速度推动。总的来看，2020年是重要且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也是完成好“十三五”规划各项任务的收官之年，完成既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艰巨、意义重大。
具体来看，此次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经济波动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非典型、非传统冲击的类型。一般来说，最常见的宏观经济波动是需求侧冲击（如金融危机），也有少量情形来自供给侧冲击（如灾害和能源短缺冲击）。冲击也可以分为内部生成型和外部冲击型。这次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同时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消费受到抑制，属于需求侧冲击；二是开工复产受到阻碍，属于供给侧冲击；三是因要素流动受阻和部分供应链暂时性中断而造成外部冲击，加上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其他国家蔓延，二者交织叠加使疫情冲击在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产生相互强化的效应。针对这种特殊挑战，我们要对既有政策工具进行良好组合、协同创新运用。其中，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优势和挖掘消费需求潜力的举措，应在诸种政策组合中居中心的地位。
科学认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既需要供给侧的驱动力，如劳动力、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的提高，这类因素在经济学中通常用生产函数表达和度量；也需要需求侧的拉动力，如净出口、资本形成（投资）和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这些因素在经济学中通常用国民经济恒等式表达和度量。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经济增长驱动力需要从依靠生产要素投入转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拉动力也需要从依靠外需和投资扩张转向更多依靠居民消费扩大。
转变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方式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一方面，长期以来投资在需求拉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快速增长也总是伴随着高投资率。比如，在过去20余年中，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是一种常态，并且GDP增长率与资本形成贡献率高度正相关。另一方面，扩大投资常常被用来作为应对经济冲击（如出口下降）时的替代需求因素。比如，在过去20余年GDP增长的需求因素中，资本形成贡献与净出口贡献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在看到任务和挑战艰巨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启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方面，我国有特有的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既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的重要保障，也是化解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的制胜法宝。可以从几个方面认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消费需求的现状、趋势和潜力。
首先，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规模具有“超大”的特点。按照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最终消费总额全球为62.6万亿美元，中国为7.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11.6%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中国自2010年就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最终消费规模在这组国家中占比高达46.9%左右。虽然就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来说，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庞大，最终消费总额已经相当于欧元区国家总水平的71.8%左右。
其次，从国内情况看，我国消费规模仍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充沛的后劲。2008年至2018年期间，我国的最终消费总额年均增长率高达8.5%，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3%）、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3%）以及欧元区国家平均水平（0.7%），并且保持着消费增长快于GDP增长的势头。这种消费增长领先于经济增长的趋势是在过去10余年中形成的。从最终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来看，1998年至2008年期间为0.903，2008年至2018年期间提高到了1.072。随着新发展理念的进一步贯彻实施，预计这个趋势将保持下去。
第三，上述事实也标志着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构成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净出口、投资和消费）中，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2018年达到76.2%。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城乡居民消费占到70.0%左右，与2008年相比提高幅度巨大。
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拉动力，需要从前者的三个主要构成因素着力。一是人口因素。这既取决于人口规模，也取决于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在正常情况下，需着眼于最大限度提高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即扩大就业；在应对疫情冲击时，则要尽快让劳动者和创业者各就其位，恢复经济活动。二是收入因素。这既包括居民收入水平，也包括消费倾向。在正常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有助于形成大规模消费能力；在应对疫情冲击时，则需要进行特别的收入扶助和消费引导。三是供给因素。其中，包括产出数量和供给品种。在正常情况下，应着眼于服务业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在应对疫情冲击时，则要尽快推动服务业复苏，特别是借助互联网时代的新平台，创新服务新模式，提升商业便利性。
充分挖掘消费需求潜力的着力点
鉴于第三产业和居民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也是遭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领域，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及之后，促进第三产业复工复产和激发居民消费活力，便成为恢复经济活动、稳定就业和保障民生的切入口。在之后促进居民消费活动逐渐回归正常的同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殊消费潜力值得关注，未来可通过市场细分策略予以充分挖掘。
一是可补偿性消费。通常，冲击性事件对正常消费产生的抑制得到解除后，消费者从实际需要和心理因素两方面产生一种补偿性消费倾向。这时，消费者对于那些需求弹性大，同时也是消费受到最明显抑制的商品，会产生超常规的购买需求。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消费减少的一些家庭用品，特别是相对高端并且不适宜线上购买的品牌商品即属于此类。最近一些消费意向调查显示，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的这种补偿性消费已经在跃跃欲试。
二是可替代性消费。在某些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那些具有相同效用或者相似消费偏好的其他商品或服务，可以成为替代消费的对象。受疫情影响最大并且恢复起来难度较大的聚集性、体验式消费，如旅游、影剧院消费、群体性消费等，便可以转向更加私密性且具有类似效用的其他消费项目或采用不同的消费模式。比如，传统的组团式和以景点为目标的旅游项目，不仅可能被更加个体化和分散化的休闲式、知识性旅游项目所替代，而且可能形成旅游业的新增长点。
三是可引导性消费。这主要是指随着消费理念的变化，消费者偏好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培养的消费内容。受此次疫情影响，人们对与健康生活相关的新型消费需求必然会不断提升。比如，人们对保健类产品、体育健身活动、改善家居卫生和环境的装修以及更具私密性的交通工具等的需求，未来都可能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要看到，未来从上述方面挖掘额外的消费需求潜力，需要市场与政府协同发力。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增长造成损失的情形，形成一种重大的负外部性，意味着市场出现了暂时性的失灵。这时，加快修复乃至补偿已有的损失，需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包括对低收入者和受冲击者进行补贴，增强其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对第三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给予特殊的援助和扶持，从供需两方面做好准备，迎接预期的消费高潮。同时，还要鼓励和引导消费服务业创新经营模式，特别是围绕电子商务新业态、社区服务业等领域加强创新发展，以线上消费带动线下消费，从而更好推动潜在消费倾向转化为现实消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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