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后城镇化时代
袁建胜 熊平平 降蕴彰 | 文
朱弢 | 编辑
一场中国城市化战略转型和城市新变局的序幕正在拉开。
“‘都市圈’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了。”提起国家发改委2月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助理、城市群与都市圈研究中心主任卢庆强有些感慨。
“距离吴良镛先生（两院院士）1999年提‘大北京’的概念，有20年了。2002年，南京市编制了国内第一个都市圈规划。从学界的设想、前期呼吁、政府理念，到现在进入大众视野，凝聚共识真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卢庆强说。
在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看来：“之前国家发改委的规划，起的作用更多是认识、研究、讨论、尝试，随着对象尺度的逐渐缩小，都市圈战略已经很接近可操作的执行方案了。”肖金成曾深度参与过全国各类区域与城市规划及相关政策制定。
从“沿海—内陆”到“东、中、西部加东北”的大区域分类，从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形成到“19+2”城市群的确定，国家对国土开发和城市化的政策认知不断深入，在都市圈这个尺度进行了高度聚焦。“另一方面，城镇化也上升到党和政府的大局层面，从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视角来看待。”卢庆强说。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认为，此时推出都市圈新战略，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走到了新的阶段，由原有鼓励中小城市发展、抑制大城市规模的“平均主义”，到现在重视现代城市经济的规模与集聚效应的转变。
都市圈战略即将触发城市新变局，各类型城市在对新增长方式的探求中，愈加凸显出自觉性和自主性，此轮城市发展的态势，可能将奠定未来中国城市新格局。因此，理解都市圈的政策逻辑，会是把握“后城镇化”发展的一把钥匙。
在城镇化新阶段和城市新变局中，三个维度已经明晰可见：产业带动人的不断集聚与社会协调发展，城市运营及系统化水平，以及市场的统一与开放要求制度变革不断深入。
（航拍港珠澳大桥人工岛。港珠澳大桥使珠三角和港澳形成了“一小时都市圈”。图/视觉中国）
中国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重要成果，2017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城市的数量也显著增加，2017年末，全国城市近700个。
中国40年的城市化经验和全世界城市的发展史，都指向了城市的生长扩大来自于集聚的力量。人、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往城市流动，而且是往区域内的中心城市流动，形成要素的聚集，催生新的产业和主体，提高劳动生产率，城市在要素集聚的过程中生长壮大。
“就全世界人口迁移规律来说，人都是往大的中心城市、阳光地带聚集，地理位置优越的都市圈人口规模会越来越大，集聚效果会进一步增强。”卢庆强表示。
世界的经验也表明大都市圈的集聚效应，数据显示，日本东京都市圈，面积1.34万平方公里，人口3800万，占全国人口的28%；英国伦敦都市区，面积8400平方公里，人口1400万，占全国人口22%；法国巴黎都会区，面积1.7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占全国人口18%。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大都市及周边区域人口聚集度均不到3%，但已经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多的大城市，其中100万至500万人口的大城市有105个，500万至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有13个，1000万人口以上超大城市有6个。
由于中国城乡二元对立体制导致的公共服务巨大落差，区域内行政等级高的城市占有更好的学校与医院等公共服务、就业机会。因此，核心大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集聚作用更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40年来的发展正是要素集聚效应的充分体现。
陆铭对《财经》记者表示，国家过去的城镇化政策以抑制大城市发展、强调大中小城市均匀分布发展为政策出发点，带来一系列资源错配，牺牲现代经济的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经济效应。此次国家发改委出台的都市圈政策，是在尊重城市集聚规律的前提下指导城镇化政策，尊重中心城市的集聚规律。
同时要看到，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城镇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据卢庆强介绍，从超过50%到70%左右，产业和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聚集，是世界城市化的普遍规律。
近来，几乎所有受访的城镇化专家都在向《财经》记者强调一个信号：中国城镇化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节点，“后50%”城镇化时代之门已经开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思路正在发生巨大改变，各城市也将面对挑战和机遇。
有关区域空间规划政策，源于“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此前中央在城镇化顶层设计中更强调产业规划。
肖金成告诉《财经》记者，2003年，正值“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阶段，国家发改委委托他当时所在的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就协调空间开发秩序和调整空间结构问题进行研究，后形成报告。
“在报告里，我们提出在‘十一五’的五年时间，编制空间规划，而且是编制全国性的空间规划和区域性的空间规划。”肖金成介绍，“与区域发展规划不同的是，我们选择的是控制性规划，即告诉哪些内容是不能发展的，其他都交给市场主体来自由发展。”
上述建议最终未被“十一五”规划纲要采纳，空间规划被替换为主体功能区规划。
同时，“十一五”期间，国务院专门发文，提出要编制区域规划，划出重点发展区和问题地区，由于问题地区多是省际交界区，跨省规划难度非常大，国家发改委难以协调，只有转至各个省，由省内执行。
2006年，国务院提出四个区域规划试点，第一个是京津冀都市圈，跨越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编制发展规划，肖金成指出，“实际上由于协调难度太大，京津冀都市圈规划最后‘胎死腹中’，整个‘十一五’期间都没出台。”
京津冀此后又提出了首都圈规划，但发展效果并不理想，据清华大学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对全国各个都市圈的评估报告，其中“首都都市圈”属于发展型都市圈，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则是成熟型都市圈，并已经形成都市连绵区。这份报告指出：北京市辐射带动能力更多地体现在全国尺度，圈内河北城市，总体发展质量与北京天津相比存在较大断层，即中心城市贡献度得分低。
肖金成对此指出，首都圈规划范围太大，“由于首都圈当时提出需要出海口，就把300公里外的秦皇岛、唐山都纳入，最后几经讨论，除了邯郸邢台两市，其他河北9个市全部纳入首都圈，形成1+3+9的规划版图，范围太大了”。
同样，成渝经济圈、长三角城市群、东北地区等规划的出台，也逐渐暴露出城市群在规划范围过大、辐射距离过远等一系列问题，大部分城市群规划都无法落地。
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等新内容，并提出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
规划还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建设19个城市群，2017年内全部完成19个城市群规划。
2016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十三五”时期要规划建设19个城市群，外加拉萨和喀什两个城市圈，至此，以“19+2”为总体架构的“十三五”时期城市群框架终于确定。
近年来，随着中央大力推动城市群发展，2018年11月发布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要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
接近决策层的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国家发改委很快就完成了所有19个城市群规划任务，但这样的规划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不构成城市群的城市划入城市群，仍然是范围太大。”
“距离太远、范围太大”是早前全国多个城市群规划的致命问题，既违背了中心城市溢出规律，又因为不同区域行政壁垒的体制机制原因，大部分区域规划仅仅成为了概念，缺乏可操作性。
违背规律的城市建设，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银川开发的滨河新区是此类典型。据一位专家介绍，银川200万人，新修建的滨河新城距离银川40公里到50公里，当地政府为新区已经投入了400多亿元，但历经数年，滨河新区仅有一所师范高职院校，外加一些房子，难有大发展。
根据过去的教训，“范围合适”也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和规划界的共识，即从区域内经济增长极来说，必定是城市内部的一小部分区域，“范围越小，经济增长效果越好”观点也逐渐被接受。
2019年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对都市圈做出定义，指的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1小时通勤圈成为多位专家认可的距离，如较大的都市圈，可能半径能达到五六十公里，小一点半径能达到30公里，如此范围便能够实现日常通勤，大量人口可住在周边的中小城市，在中心城区上班。
“城市群的必要条件是都市圈，这次都市圈文件符合我的期望，具有可操作性。”肖金成告诉《财经》记者。
陆铭表示，都市圈战略的推出，并选择了一些核心大城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战略来进行建设，更重要的意义是调整过去抑制大城市发展、强调大中小城市均匀分布发展的政策取向，未来将更加尊重大城市集聚规律，核心大城市通过紧密连接周边的中小城市，能够更好地推动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核心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在要素往城市聚集的同时，尤其是城市扩展到足够规模时，内部要素逐渐向外溢出，形成一个辐射圈。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将这种城市辐射比喻为杯中水满后的溢出效果，城市内部的空间出现拥挤，就会将人、信息、基础设施溢出至城市周边空间。如北京周边大厂的文化产业园、上海附近嘉善的快速发展，都是超大城市溢出后的城市发展机遇。
“以后雄安新区发展起来了，人们吃的豆腐怎么解决？”顾强在接受采访时，突然问了《财经》记者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已经有了答案的反问。在北京新机场的正南方，北京、天津、河北的三角地带，华夏幸福已在河北霸州产业新城布局了一个都市休闲食品产业园，目前已有益海嘉里、北京稻香村、海底捞、新辣道等企业在此地建立“中央厨房”。
对以产业新城为主营业务，擅长汇集优势产业快速形成增长点的华夏幸福，将食品工业植入其中也是第一次，但在顾强看来，这是都市圈发展的一个典型样本：“围绕大都市的产业布局和转移是有规律的，从核心向外辐射，服务业、工业和农业梯次分布，在此之外，还有城市化本身带来的综合产业形态——都市产业。”
豆腐代表的生鲜食品是都市产业的一个小小注解，人们总要吃豆腐，它也总要实现就近供应。不只是食品，与“创新”“高科技”“时髦产业”并不密切相关的洗衣、物流等，也都是典型的都市产业类型，它既是城市繁荣的结果，也是原因。
这也是已经历过漫长的历程，目前代表城市化最高水平的美国纽约，其核心区曼哈顿第五大道的地下室里，仍然存在制衣工厂等在此地存活了超过100年的传统产业的缘由。
根据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Michacl P. Todaro）的“人口乡村—城市流动理论”，人口的流动的过程，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而非实际收入）差异做出的反应，这取决于城市给人们提供的就业机会以及发展空间。
人们不会停止向城市进军的脚步，也会跟随不同产业的发展汇成流向，其目的地却未必是城市的核心地带。
以上海都市圈为例，老牌汽车产业集群不断演变和拓展，逐渐形成覆盖全价值链的产业体系，其空间布局也处于不断延展的态势。
（沪宁城际高铁贯穿城市密集的长三角核心区域，使沿线城镇之间的往来更加畅通便利。图/视觉中国）
总部、研发中心等关键职能位于都市核心区，30公里圈层专注于技术研发、学校培训、汽车博览等环节；50公里圈层在紧密零件、发动机等零部件生产环节更有优势；80公里圈层提供物流、测试场、内饰生产等服务；120公里范围负责整车生产和物流运输。
根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发布的《都市圈理论与中国都市圈发展趋势》报告提供的数据，随着产业的不断延展，人口的流向也在发生改变，比如长三角地区，2010年－2017年，上海中心地带人口仅增长64万人，同期外圈层人口的平均增长是其近2倍，昆山、江阴等支点城市人口增长均超过150万人。
珠三角地区的人口聚集模式与之类似，都与京津冀地区有明显区别，尽管自2001年开始，北京市区人口增速放缓、甚至趋于停滞，外围人口加速增长，增速提高至4%，但向单中心聚集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北京都市圈产业外溢能力不强，城镇体系建设的滞后是其主要原因，北京市周边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只有7个，上海周边同等级别的城市有17个，差了两倍还多。
陆铭介绍说，长三角和珠三角以其沿海和内河的地理优势，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开放大格局中占了先机，面向全球的“出口加工+海运”的发展模式，快速推动了两地的制造业发展和外溢。
稍早前《财经》记者在广东佛山也发现，当地高度城市化的农村，已经逐步完成从制造业再到高附加值服务业的产业升级，百亿产值的乡镇也开始发生产业向外辐射的现象。
“相比而言，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流中心的多功能都市，制造业等多业态发展不充分，产业链较短，辐射带动能力并不是很强。”陆铭对《财经》记者说。
在肖金成看来，来自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可以说明培育产业集群作为都市圈内生动力，带动其整体发展和崛起的规律。
这是一种非均衡发展理论，要点在于选择较小的区域集中资源投入，培育良好的产业生态，再带动周边的发展。40年里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一个拥有千万人口、极具活力的超大城市，就是典型案例。
这也适用于目前发展相对落后的、如北京都市圈的进程，一方面得益于中心城市的产业外溢和辐射，另一方面在周边选点布局，着重发展各自的特色产业，迅速成长为支点城市，与中心地带发生更加密切的协同。
“从北京的CBD地区往东一直到通州，已经形成媒体、出版、教育（中国传媒大学）、印刷等相对完整的产业走廊，在这条走廊上建一个影视产业园就顺理成章。”顾强说。
在他看来，都市圈产业集聚和增长极的培育已进入新的阶段，不能只靠规划意愿和资源投入，更要遵循市场供需、产业增长规律：“现在的产业新城建设逻辑，不是说先定好产业，再由谁来承建，而是先看产业环境特征和人力资本构成，再选择更有利于生态养成和健康增长的特色产业来重点培育。”
这也是城市化新阶段的重要表征，过去靠土地开发、城市扩张的高强度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过去，投资的边际回报不断下降，在新的阶段，有前瞻性的城市都意识到，人力资本与新产业集聚之间的良性互动，将成为推动都市圈发展新的原动力。
企业也注意到都市圈发展利于解决大城市病，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机会。比如，致力于成为智慧城市运营商的雪松控股旗下社区智联服务集团目前在广州、深圳、西安、成都、青岛、南宁等都市圈内均有布局。该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有着相对成熟投资环境、城市配套设施的中心城市一直是该公司的重点投入区域，但随着都市圈战略的实施，该公司在扎根做好中心城市的同时，会适时调配资源到其他城市。这位负责人预测，随着都市圈的建设，将加速人口向这些重要都市圈转移，身在其中的产业将直接受益。
陆铭举例说，集聚与溢出是珠三角都市圈的特色，广州和深圳在通过产业不断集聚人口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周边支点城市的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也非常之快，并出现了跟深圳和广州人均GDP差距缩小的趋势。换句话来讲，在珠三角地区，深圳和广州在人口和GDP当中所占的份额是提高了，但是与周边城市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却缩小了。
“此时推出都市圈战略，既是顺应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是通过主动规划和干预，避免单中心大规模聚集而可能引发的生态恶化、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大城市病’，实现‘发展’和‘治病’并举的目的。”卢庆强说。
陆铭新近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近年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已显成效，常住人口连续两年减少，但疏解出去的人未必如北京所愿，并没有随相关产业转移到附近的河北，有些直奔珠三角和四川去了。
北京如今几乎是“大城市病”的最佳代言人，但是，北京的人口真的多到无法承受吗？
根据公开数据，北京市的面积是1.641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100多万，上海市面积0.63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市的三分之一多一点，人口却超过2400万。不管是全域还是核心市区，上海的承载能力明显高于北京。
按照《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2018》提供的数据，国内都市圈的人口并不“多”——以1小时交通圈范围测算，81%的都市圈人口不足1500人/平方公里，最高的上海都市圈是4200人/平方公里，比“拥挤”的北京高近30%，但还不到东京人口集中地区8700人/平方公里的一半。
显然是“体感密度”压过了实际密度，上海人韩寒也不满意，2010年上海世博会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办方举办世博论坛，邀请各界知名人士阐释本届主题，爱拆台的韩寒上去就说：“我讲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
没有比地铁之类的日常通勤工具更能体现城市的“体感密度”了，根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中国都市圈极限通勤研究》发布的数字，上海和北京的上班族痛苦指数持平，平均通勤时间和极限通勤平均时间都差不多，特别是后者都超过了90分钟。
（每天，有大量的上班族奔波在北京与燕郊之间。图/中新）
通勤距离在北京则很突出，极限通勤平均距离31.4公里。在其统计的10个都市圈里，25岁－44岁年龄段极限通勤人口占全部极限通勤人口超过50%，从河北燕郊的睡梦中醒来，到30公里外的国贸追逐梦想，是北京年轻人的典型形象。
让人意外的则是，人口只有808万多一点的合肥市，极限通勤平均时间也达到59分钟，极限通勤平均距离超过20公里。
另外一个有点“违反常识”的数据，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人口流动规模，占中心城市人口流动总规模的比率，北京只能排到20名，不仅比第二名太原市低，还远低于西南边陲的贵阳市。
虽然人们在北京和上海的拥挤地铁、公交车，以及拥堵的马路上倍感焦躁和痛苦，就整体而言，全国范围内的都市圈中，人口和经济的联系密度也是非常低的。
即使如此，2010年－2017年产生的流动人口中，有三分之二仍然坚决地选择了大城市领衔的都市圈。人们可能会因为“体感密度”和“痛苦指数”逃离北上广，但其中绝大部分不会再回到农村，而是到另一个大城市去。
在卢庆强看来，“流动性”是城市与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义，从范围看，农村向城市、都市圈内部城市之间的流动，都在展示着此地的活跃与繁荣。未来都市圈一体化同城化水平的提升，也会带动都市圈之间的人口经济要素流动。
北京在强力疏解人口，人口更加密集的深圳市却热情地说：来了就是深圳人。
在陆铭看来，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和障碍并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尽管北京所集聚的人才以及创新环境在中国可谓“一骑绝尘”；上海人才和创新环境之外，还兼具长江与海洋连接点的独特区位优势，但因为两个城市都更趋向于人口流动的管制，他更看好深圳的前景。
“高技能人才进入城市，一定会带来对低技能人才的需求，只要一个人能在城市里持续就业，哪怕收入相对较低，也是城市发展所需要的，他们可以从事生活与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降低城市的生活总成本，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多高技能人才的进入。”陆铭说。
与人口总量相比，城市的“体感密度”和“痛苦指数”更来自以交通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以及城市系统化的总体水平。
以交通为例，北京尽管有总长超过600公里的地铁线路，却没有一条延伸到河北的燕郊。高铁可将1小时交通圈从北京延伸到石家庄，高昂的成本却很难覆盖从两个城市之间的中点——保定市——到北京的日常通勤。
北京市周边可同时实现居住与工作功能的支点城市不仅非常稀疏，轨道交通无法跨省市运行，城际铁路、地铁、公交车三者不能顺畅接驳；公共交通为导向规划居民区和商业区的“TOD模式”的缺失，不仅在加剧城市“体感密度”和“痛苦指数”，也因其低效拖累了都市圈的发展。
打造都市圈，交通需先行。各个都市圈在文件上都会要求“轨道上的都市圈”，打造都市圈“一日生活圈”“一小时通勤圈”，打通各区域间“断头路”，推进“瓶颈路”改造扩容，畅通交界地区公路联系，推进都市圈内城市间公交一卡互通、票制资费标准一致，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等等。
但根据现实经验看，一般城市轨道交通都是亏损，会给跨城交通带来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亏损部分由谁来承担？二是每一方城市都会害怕轨道通车后，会带来人口的流出？基于这两个问题，城市政府对修路的意愿就会降低。
对此，卢庆强表示，都市圈下一步能否真正落地，尤其是培育都市圈的关键之处，是各地能否找到一套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成本分担机制、利益共享机制，“但这三套制度目前并没有很好的经验”。
顾强指出，上海地铁通到昆山花桥，苏州地铁S1线连通到上海11号线，上海和江苏能打通跨行政区轨道，其他地方为什么不行？在公共交通、公共服务、产业协同发展等领域，只要不同地区有所突破，有最佳实践，就应该把这些成功经验放大到其他区域，来打通区域之间的隔离。
其实不只是交通，包括社保、教育、医疗在内的各类公共服务效率和水平，也都在制约着都市真正形成“圈”，特别是一旦跨越行政区划，公共服务连均等化都难以实现。
顾强很爱举一个例子：台湾人的医保在江苏昆山也可以畅通无阻，燕郊当地却只有一家医院对北京社保开放。这个常住人口100多万的大型居住区，目前还没有一家三甲医院。
“燕郊到大厂仅仅40公里，但在两地的交界区马路就有许多石头墩子立着，哪个领导不知道这些石头墩子？但谁又能把它们搬走？”一位城镇化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些石头墩子背后就是制度障碍。”
陆铭告诉《财经》记者，当前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独立行政边界进行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在资本方面，地方政府都倾向于最大化自己GDP、税收增长；在劳动力方面，地方政府都按照户籍身份提供公共服务和就业岗位；土地层面，建设用地指标更是以城市为单位进行配置。
未来，如何打破行政体制障碍，将成为横亘在都市圈发展道路上的一大挑战。
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任务还在继续，都市圈还待发展，财政却吃紧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财政局局长吴素芳说：“2019年北京财政将是收支平衡最紧的一年。”
这座以高房价著称、财政收入异常丰厚的城市，由于城市减量发展，财政收入逐年放缓，未来在京央企及分支机构、金融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等产业迁移，对北京市财政收入产生着深远影响，维持庞大的公共服务支出也属不易。
“未来都市圈的发展必然要依靠市场的力量。”顾强说。“不只是产业的集聚和发展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像交通、教育、医疗、铁路、环保、体育文化设施等公共服务系统，也可以依靠资本与市场，特别是跨行政区的地带，与其两个政府‘大包大揽’各自的公共资源，不如通过市场的机制将其高效地统一起来，促进都市圈内部的跨区域融合。”
在陆铭看来，所谓都市圈的现代化，不仅是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是制度的现代化，现在过去城市化遇到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行政壁垒过多、市场经济机制不够完善，出现互相竞争、重复建设的现象。
卢庆强则认为，目前国内市场的体制限制，究其根源大都来自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壁垒，都市圈战略正是破除壁垒，推动统一开放市场的形成，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主要含义。
“通过制度改革和建设，不同城市之间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实现真正的‘协同’，是都市圈发展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卢庆强说。
以江苏和南京为例，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已融入长三角城市连绵区，更多地将自己视为上海都市圈的一部分，与经济相对落后的苏北形成明显的区隔，夹在中间的南京市因西边与安徽接壤，被本省人戏称安徽省会。
对此，陆铭建议在都市圈内成立高级别的都市圈发展战略规划办公室，领导和协调跨行政管辖边界的都市圈规划，甚至可以考虑建成跨行政管辖边界的更高一级类政府机构，负责都市圈层面的一体化建设。以交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促进各城市之间的劳动力、土地、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
在地方实践中，南京早在2002年就开始尝试建立都市圈机制。至2013年左右，成立南京都市圈发展联盟，并将包括安徽在内的周边8个城市组成一个跨省的决策、协调和执行三层运作机制。其中，决策层顾问由各成员市书记、市长组成，工作平台为“南京都市圈党政领导联席会议”，每年三季度举行一次，为南京都市圈最高决策机构。
但在实际运行中，这一跨市、跨区域，甚至跨省的协同发展机制仍然步履维艰。还有典型的北京都市圈，“行政级别从中央一直到乡镇，协同的主体性要求尤为困难？”卢庆强对《财经》记者说。
在卢庆强看来，实现都市圈内部协同发展，有三个关键要素，首先是顶层的制度安排，正如国家发改委的都市圈新战略，各地方可以此为基础制定跨行政区具体协调机制，解决税收分成、成本分摊、利益共享、环保治理以及绩效考核的问题。
其次是淡化行政级别，通过多方参与的委员会实现平等协商和投票决策机制。第三是选择有代表性、尺度合适的重点交界区域作为突破口，比如北京通州和河北“北三县”，尝试做各种层面的政策互动和发展协同，尽快积累经验并加以推广。
作者为《财经》记者，原载2019年3月18日《财经》杂志
34个都市圈：哪个经济实力强，哪个发展潜力大
本文转自：第一财经，欢迎关注他们。
都市圈已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热点。
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都市圈发展的两个阶段目标：一是，到2022年，都市圈同城化取得明显进展；二是，到2035年，现代化都市圈格局更加成熟，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
中国都市圈发展现状以及前景究竟如何？中国有多少都市圈？各大都市圈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区域内联系强度如何？
近日，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和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完成《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2018》（下称“报告”），对此提供了全景式扫描。
在都市圈范围方面，报告建议，在中心城市1小时通勤圈的基础上，选取与中心城市日平均双向流动人口占市域总人口比重在1.5%以上的城市，作为都市圈的外围城市，中心城市加上符合标准的外围城市，即为该都市圈范围。
按照此标准，在不含港澳台地区的情况下，全国共识别出34个中心城市都市圈。
这34个中心城市都市圈，总面积约为232.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比重的24%；总人口约为81590.5万人，占全国比重的59%，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的77.8%。
报告撰写成员、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城市群与都市圈研究中心主任卢庆强对第一财经分析，当前我国达到成熟型都市圈标准的仍是少数，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培育型都市圈。
按照1小时交通圈范围测算，81%的都市圈人口密度不足1500人/km2。其中，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的人口密度位居前四，最高的上海都市圈人口密度为4200人/km2，仍低于东京人口集中地区8700人/km2的人口密度；南昌都市圈仅为810人/km2，昆明仅为730人/km2。分别为上海的19%和17%。
从都市圈的经济密度看，深圳、上海、杭州、广州的地均GDP位居前四。其中，最高的深圳都市圈为1.7亿元/ km2，低于大伦敦地区（14.8亿元/km2）、东京都市圈（6.6亿元/km2）和纽约都会区（3.4亿元/km2）。
目前我国81%的都市圈地均GDP产出不足5000万元/km2。武汉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分别为3195万元/km2和2076万元/km2，仅为深圳都市圈的19%和12%。
“我国都市圈需要补足的短板比较明显，但这也说明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和潜力。”卢庆强说。
都市圈内部联系待加强
总体上看，目前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周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
根据2017年数据测算，在人口联系方面，超过85%的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每天平均人口流动规模不足8万人次。
其中，深圳、北京、广州位居前三。规模最大的深圳约为12万人次，低于东京都市圈内三县平均向东京都每天通勤的人口规模（86万人次）；最小的大连，仅有1.7万人次。
在经济联系方面，71%的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企业互相投资规模不足50亿元。其中，上海、北京、深圳位列前三；最高的上海约为399亿元；最少的呼和浩特为3亿元。
以武汉都市圈为例，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称，目前武汉这个中心很大，资金、人才等要素仍在往武汉集聚，比如大学生毕业留在湖北的，主要就在武汉。
我国都市圈加强内部联系方面，卢庆强提供了几点建议：
一是要有完善的交通通道；
其次，要破除行政壁垒，比如社保、就医挂号等，形成同城化处理；
第三，调整都市圈内部产业、人口合理布局，既顺应人口向大城市地区集聚的态势，又能解决大城市病等问题。
长三角、珠三角最成熟
卢庆强告诉记者，发布报告的目的，不是为了给都市圈排名，而是要反映各都市圈在相关指标方面的问题和不足、可提升的空间以及可补足的短板。
由于涉及范围重叠，报告将已经连片发展的都市连绵区作为一个整体测算评估。因此测算单元是29个都市圈/都市连绵区。
例如，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内部的上海、杭州、南京都市圈已经存在相互重叠的情况，珠三角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因此，这些都市圈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是单个都市圈内部统筹协调问题，而是整个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问题。
报告综合评价包含了都市圈发展水平（0.3权重）、中心城市贡献度（0.3）、都市圈联系强度（0.3）和都市圈同城化机制（0.1）四个方面。
在都市圈发展水平方面，又包含了经济实力、人口集聚、创新能力、公共服务、交通设施共5个二级指标。
各都市圈按发展水平分为三个层级，即成熟型都市圈、发展型都市圈和培育型都市圈。
总体来看，我国都市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市连绵区得分最高，属于成熟型都市圈（都市连绵区），是第一层级。
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处于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为中心城市的城镇密集地区。这一地区已形成经济总量大、城镇高度密集、城镇间联系紧密的都市连绵区，综合发展质量位于全国首位。
发展型都市圈共有16个，其中首都都市圈在发展型都市圈中排名首位，但总体发展水平仍低于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和珠三角都市连绵区。
中国城市化下半场，价值洼地城市还有哪些？
撰文|孔金旺（成都市医务工作者，在蓉工作生活七年）
巴菲特曾说：“时间是优质企业的朋友”，我认为时间也是优质城市的朋友。
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决定了不同类型城市的兴衰沉浮。进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城市发展会经历怎样的分化与聚集呢？
1
美国等主要国家城市格局变迁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城市发展的过程。
（1）美国城市格局变迁
1930年前后，美国大体上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
而之前的一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之后，欧美主要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频繁，欧美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受阻。
与英法这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美国是后发资本主义工业强国，而且是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因为历史原因，却没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作为工业品的倾销市场。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其经济也不得不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消费型转变，美国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期。
而随着美国经济转型及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变化，1930年到2016年的大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城市格局也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西方社会学之父孔德曾断言“人口即命运”，人口也确实是反映城市兴衰的关键性指标，下面我们就用人口指标来观察美国从1930年到2016年主要城市都市区（注意，非单体城市）人口兴衰变迁情况。
图1.美国1930-2016年TOP20城市人口变化情况 图表来源|网络
通过图1可知，排名大幅下滑的城市主要分为两类：
环五大湖工业城市：以底特律、克利夫兰等为代表的环五大湖老工业区。我们通过新闻了解到，汽车城底特律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濒临破产状态，甚至出现1美元甩卖房产的情况。
而作为詹姆斯的球迷我当然知道现在的克利夫兰是一个衰落的中等城市，令我感到吃惊的是1930年它居然是全美第8大城市。
内河水运枢纽：以圣路易斯为代表的密西西比河流域水运枢纽城市。
排名大幅提升的城市则主要为：
首都、内陆中心城市、州府：华盛顿、达拉斯、休斯敦、亚特兰大、凤凰城、丹佛、迈阿密等。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工业化的后期，尤其是后工业化时期，美国那些高度依赖工业和贸易（无论是出口加工贸易、内陆水/陆枢纽城市）的城市，慢慢走向衰落。
而行政、科教文卫资源丰富、服务业发达、辐射地区及人口广博的首都和内陆行政中心城市则逐步崛起，替代了那些工业化时代的翘楚。
以华盛顿为例，20世纪初期，它还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城市。如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直接管辖人口70来万，整体大都市区人口600多万，成为了全美排第六的都市区。并且有报道显示华盛顿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是全美第一。
这样的变化带来了直接后果是什么呢？
图2.数年前美国部分城市房屋价格情况 图表来源|网络
很多在美国工作或者旅美人士都反映，美国的很多老工业城市人口外流、老龄化加剧，房价低迷，而新兴的服务业及商业城市则正好相反。
如上图2所示，从1930年代到现在，环五大湖老工业区那些曾经的全美top20大都市，中位数房价几乎都在15万美元及以下，也就是说基本都低于全美均价。
而那些曾经不够强大的内陆行政中心城市和首都，在80年以后，房价达到了全美均价的2-5倍。
为什么会这样？直接原因就是这些新兴城市有更多高附加值的产业体系，为优秀的人力资源提供更多的成长性机会，导致这些人愿意为高溢价的房子或房租买单。
（2）其他主要国家的城市格局变迁
再来看看我们的邻居，联邦制大国——印度。
令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印度首都德里都市区，目前已经拥有2600万左右人口，超过了2300万人口的孟买都市区。
在我们的印象里，拥有宝莱坞的孟买就是印度的象征，就是印度的“上海”，而且孟买这些年也一直在对标上海，但现在它最大的对手是德里。
同样作为上亿人口的联邦制大国，巴西在1960年从无到有新建了首都巴西利亚。1970年时，巴西利亚拥有62.9万人，全巴西第11。
而到2016年，巴西利亚已成为428万余人的巴西第4大都市，并且其人口仍在快速膨胀，有望在10-20年内成为仅次于圣保罗和里约的第3大都市。
我们发现，全球4个人口超过1亿的大型联邦制国家：印度和俄罗斯的首都人口全国第一，美国和巴西从无到有新建的首都，也已经发展成为所在国家的都市区。
至于占全球大多数的单一制国家，基本都是首都人口全国第一，且绝大多数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典型的如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土耳其、埃及等。
2
近二十年中国主要城市格局变迁
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在此之前，中国基本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且就在这一年，中国国民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70%的历史峰值。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随后逐步降低，历史总是会出现惊人的相似，大家发现是不是和美国的1929年有很多相似之处？
为了让大家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城市格局变迁，我将比较的起点定位于加入世贸的前一年，就能发现更多有趣的现象：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逻辑一直在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远较美国为快。
在不到20年里，分别经历了出口拉动、投资拉动、消费拉动三部曲，而每一部曲，又分别缔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格局。具体变迁情况如下图3所示：
图3.2000-2017年中国TOP20城市GDP排名变化情况 制图|孔金旺
如上图3所示，过去接近20年的中国城市格局变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到2008年。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年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是继中国宣布改革开放之后，又一个重大历史性时刻。
自此之后，中国开始在全球经济链中扮演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加入世贸组织让中国人民的勤奋和智慧，在全球贸易体系里得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定价。
正是因为将勤劳、聪明、廉价的中国人民纳入全球化经济发展与治理体系，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全球经济发展开始了双引擎时代。
这个时期，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由1998年的31.8%快速拉升到到2008年的70%，受大环境影响，出口型城市成了站在风口上的猪。
苏州、东莞、无锡、佛山、宁波、泉州、温州等外贸城市开始逆袭。顶峰时期的无锡、佛山、宁波GDP甚至超过武汉、成都等省会城市。
第二阶段，2008到2015年。2008年是全球经济深刻变革的一年，也是中国经济脱胎换骨的一年。
这一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订单锐减，我国的出口业受到了剧烈地打击。这一年，中国GDP增速大幅下滑了4.5个百分点。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推出史无前例的4万亿投资计划，海量的信贷进入到铁公基项目，高铁等大基建轰轰烈烈干起来。
重庆、天津、武汉、郑州等城市成为这个时期的明星城市，苏州、无锡、东莞等以外贸见长的城市经济增速相对放缓。
第三阶段，2015到2018年。2015对中国经济来说又是一个的至关重要的时间，在正视4万亿投资留下的各种后遗症之后，中国政府开启了去库存、去杠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大动作。
就在中国经济增长陷入暂时的瓶颈期，“消费升级”开始蛟龙出海，消费接棒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进入“新时代”，即以出口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越来越依靠消费。
这一转变再次影响中国城市的格局。
3
中美主要城市格局变迁异同点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进入工业化后期或者后工业化时期，由出口驱动、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过程中，中美的城市格局变迁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
那就是大区中心城市与人口大省（州）省会（州府）城市成为最大赢家，因为省会城市天然是一个省的现代服务业及消费中心，而像广州、成都、南京等大区中心城市，甚至还扮演着多个省份的现代服务业及消费中心。
这种独特的地位，往往让同省或周边的高级别城市受到一定影响。
与之对比的是，沿海那些加工贸易型的非省会城市在中国经济版图上面越来越黯淡，这里我们将佛山与武汉、成都进行对比。
2010年的时候佛山GDP还略高于武汉、成都，不过短短8年，成都和武汉GDP都已经1.5万亿左右，而佛山才无限接近1万亿，这8年的增速对比着实吓人。当然，佛山在民营经济、民富程度、城市化水平上有优势。
这个差距，恰恰也是强省会或内陆区域性中心城市增长的潜力之一。
如果说中美主要城市格局变迁还有不同的话，那就是美国大半个世纪走过的路，中国只要10-20年就会完成。
是什么原因让中国能够迅速走完发达国家走过的漫漫长路？笔者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三次工业革命，而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正是这种落差结合中国的规模优势（数量庞大且能够吃苦耐劳的廉价劳动力和庞大且层次丰富的低成本大一统国内市场）让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势能，能够迅速地吸收欧美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迅速的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进；
二是中国拥有古老并且灿烂的文明，具有能够迅速复兴的文化基因。研究历史发现只要将压在中国人民追求物质财富的巨大束缚解除，中国会马上成为全球性经济大国，甚至是执牛耳者。
另外我们周边与我们文化同源的东亚国家或地区，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台湾、香港，都在近现代进入发达国家或地区行列，这也是笔者近些年逐步恢复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无论是工业化还是产业升级，我们都是渐进的，都是自下而上的。
在工业化方面我们是从原始工业化到逐步完成前两次工业革命，甚至部分领域和欧美一起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
产业升级方面我们是由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由高储蓄到高消费，其经济发展历程非常符合“胚胎发育”规律。
并且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与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那就是采纳了英国式的，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来培育自己的企业家阶层，并为本国制造业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场。
因为没有强政府，则国内不可能形成统一且低成本的大市场，也无法集中优势资源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批量民族企业。
没有重商主义则不可能为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提供原始积累。
凡是采取了这种发展模式，比如美国、法国、德国和亚洲的日本，都成功了，而没有走这条道路的，比如拉美、南非以及很多自然资源及能源丰富的国家都失败了。这个分析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很大程度上如此。
关于经济上的“胚胎发育”规律，我就拿苏联来举例，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不彻底的情况下，强行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导致事关民生的农产品及轻工业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最后引来国内剧烈的通货膨胀，这充分说明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道路，违背了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和一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供给不可能自动创造它自身的需求。”
4
为什么中国城市化的下半场是都市圈化及大城市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有一句名言，“21世纪将会有两件大事影响人类的进程：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所影响的不只是中国，它已成为影响全球的大事。
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并且正以较快的速度提高城市化率。目前中国已经走完了城市化的上半场，下半场是都市圈化及大城市化，那它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
我们观察到主导中国城市化的资本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即由工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再向科技资本转变。
以深圳举例，为什么深圳会成为中国创新之都？说白了就是其逐渐将早期的政策利好转化为生产要素聚集优势，即资本、科技、人才等生产要素，高度集中在深圳2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而越集中，各生产要素交流、组合的速度就越快，由思想变成创意，创意找到资本，资本通过适宜的技术找到应用场景，然后在东莞的生产车间里面变成产品，甚至是精品的速度就越快。
这是中国都市圈化及大城市化最成功的典范，通过优秀的生产要素的高度集中、频繁互动，才有资格去参加全球竞争，才能占据全球高新技术产业链条的顶端位置。
这里我要引出一个概念，在信息社会，决定一个互联网公司成败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信息交流的广度、深度和速度。而在全球化时代，决定一个城市兴衰的密码，则是优秀生产要素交流的广度、深度和速度。
在现代城市中，伴随着各种思想、创意、资源相互交融和影响，能够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新生事物，现代城市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
在现有科技条件下，适度的规模化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比如现在中国大城市正在如火如荼实施的都市区轨道交通、城际铁路及国际机场建设。
如果说互联网让BAT实现了线上流量的集散，而轨道交通则让大城市实现了线下流量的集散，二者都是规模经济的游戏。
根本上讲，有地铁的城市和没地铁的城市，就像是火车时代和马车时代的区别，前者对后者是降纬打击，因为经济层面取得的所有进步，基本都可以归结为效率的提高。
而都市区轨道交通体系需要庞大的投资，也只有经济足够活跃，且人流量足够大的城市才能视之为标配。
同时，都市区轨道交通体系又极大地拓展了城市的经济边界，提高了城市的发展上限。
总之，在市场化的驱动下，大城市始终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中国这样仍然在大规模推进城市化的国家，必然表现为人口继续寻求进入大城市。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人口都是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无论是美国的主要都市圈、英国的伦敦都市圈、法国的巴黎都市圈，还是日本的东京都市圈，人口、资金等的聚集效应均在进一步增强。
5
中国的城市化政策变迁及对城市化方向的影响
回顾中国过去41年来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政策导向与市场动力之间存在明显偏离态势。
中国城市化的主要政策导向是：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布局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然而从城市化的实际发展情况看，恰恰与政策导向相反。
1980年到2015年，中国的大城市在全国700余个城市中发展最快，目前300万总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180个，500万以上的城市88个，800万以上的城市30个，1000万以上的城市13个。
这些大城市不但其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的60%以上，而且创造的GDP超过70%，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绝对中流砥柱。
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及福利制度，进入大城市的农村人口，多数是以暂住人口或流动人口形式存在。
他们享受不到户籍人口那样的福利待遇和各种城市权利，就是说，他们仅仅是完成了空间的迁徙和就业方式的变化，并没有完成身份和法律地位的转化。
他们的国家认定身份仍然是农民，只不过变成了“农民工”，这就造成了“表象城市化”问题。
为此我们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这是中国城市化的全新战略。
“新型城镇化”指的是不同于过去农村人口大规模急速涌入大城市、造成大中小城市发展极不均衡的传统城市化发展格局，要真正实现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发展的均衡化；
“以人为本”指的是要在政策引导下，高效解决进城农民的户口、就业、住房以及其他城市福利待遇问题，让城市化真正成为每一个新市民借以改变命运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重大社会基础工程。
从最近几年中央政策倾斜情况来看，中央已经默认了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安徽、陕西等不少中西部省份倾全省之力发展省会的模式。
我们也看到，最新国家相关部委支持建设的4个国家中心城市，全都给了内陆省会，分别是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国家级新区也多数给了省会和直辖市，如南京的江北新区，重庆的两江新区、成都的天府新区、西安的西咸新区、南昌的赣江新区、长沙的湘江新区等。
最能体现中央有意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的另一明显特征是，中央批复同意了一些中心城市“吞并”周边县市。
过去几年里，合肥“吞并”了巢湖的主要部分；成都“吞并”了简阳；西安代管了横跨西安咸阳的西咸新区；济南近日又一口“吞下”了地级市莱芜。
不久前，我更是惊喜地发现包括山东省的济南和青岛，福建省的厦门，辽宁省的沈阳和大连，黑龙江省的哈尔滨，江苏省的南京在内的多个城市被点名“引领带动作用不够”。
措辞中提及“龙头作用不够”、“省会作用不够”、“中心城市作用不够”等等。
2019年2月21日，《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意见更是提出，到2022年，都市圈同城化取得明显进展，基础设施一体化程度大幅提高，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要基本消除，“都市圈”时代正式来临。
由此，笔者认为，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转变，越来越符合后工业时代经济发展规律。
中国未来20年的城市化将呈现“中间平稳、双向突破”的基本格局和趋势，即中等规模的城市基本保持平稳发展，甚至因为人口外流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
战略突破将发生在城市化的两端，即大城市和小城镇两个方向上。市场与行政的双向力量，将继续推进大城市的高质量强劲发展，并且这个也是中国城市化下半场的主线。
而国家政策导向将扶持大量小城镇的成长，比如发展特色型小镇经济，确保不适应服务于高新技术产业及新经济的人口就地城镇化。
6
哪些城市将是城市战争新的胜利者？
让我们再次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一个绝非偶然的路径选择。
那就是当一个体量足够大的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再也没有足够大的外部市场能够接纳它创造的增量时，其经济增长方式都会不约而同地转变为消费驱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轨迹，工业化国家战胜外贸型国家，就像英国战胜荷兰，大市场的消费型国家战胜单纯的工业化强国，美国任何时候都会力压德国、日本一头。
因为谁掌握了消费的话语权，谁就能掌握资源配置的主动权。在城市兴衰方面也是如出一辙。
过去20年，中国经济发展轨迹从出口驱动到投资驱动，再到消费驱动。与之对应的是城市的发展脉络，工业城市打败了外贸城市，而消费中心城市又打败了工业城市。
当前，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小，且不确定性越来越大。投资拉动经济的后遗症已经显现无疑，唯有消费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在消费驱动时代，那个城市规模更大，更靠近人口中心，哪里能辐射并聚集到更多消费人口，哪里就容易出现繁荣的服务业，就会有更好的经济活力。
最近两年来，几乎全国所有省会城市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抢人大战，其实就是认识到消费驱动时代的到来，谁也不想错失这个风口。
但是谁能抓住这个风口呢？我觉得大省省会具备天然优势，尤其是扮演着多个省份的现代服务业及消费中心，且该省城市化率还不高的大省省会。
当然很多人会质疑，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不够优良，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不够发达。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资本，特别是科技资本会助推它们完成转型。
过去的十年，一线城市及杭州站在了互联网经济的风口，由此积累了大量的科技与金融资本。
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原理，一旦资本高度拥挤，它就必须竞争土地、人才等其他生产要素，使这些生产要素高度溢价，比如北上深的房价（它是地租的一种表现形势），而导致资本利润率大幅降低。
因此以科技资本为首的各类资本开始外溢成了必然。但是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并不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新经济的土壤，这样具备比较完整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大量且优质的人才储备、优良的营商环境及政府公共服务的内陆区域中心城市就成了科技资本及金融资本的最佳流入地。
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有远较一线城市低廉的地租，及更强有力的产业扶持政策，而适合新经济发展的优质人力资源储备又远较外贸型及工业城市为好。
并且与传统行业相比，以科技资本主导的互联网产业等在转移时，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
上海交通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接受采访时对媒体分析，传统行业受到供应链限制，转移需要搭配庞大的上下游企业，而互联网以“人”为主，异地办公难度较低，在迁移时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
这个从中国新经济的代表们纷纷在成都、武汉、重庆、西安等新一线城市建立第二总部、区域总部或者研发中心可以看出。
而且我最近注意到相关数据，从一线城市流入成都、武汉等大陆区域中心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从业者收入水平没有明显降低，一般不超过20%。
考虑到这些城市只有北上深1/3左右的房价及稍低的物价水平，对优秀人力资源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随着这些城市营商环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改善，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从业者会进一步回流。
而据我了解，这些也是必然会且正在发生的，因为这些城市已经开始与优质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形成了良性互动。一句话，它们已经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综上所述，城市运营与抖音、拼多多等互联网企业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是做流量的生意，谁能获取更多的流量，谁就能赢得未来。
从抖音、拼多多的流量逆袭，可以感觉到，只要产品做得好，并且争取到资本的青睐，势必收割天量的流量。
对一座城市来说，我想它能提供的最好产品就是基础设施、营商环境与公共服务，当然如果能够发掘城市的深厚历史底蕴及内在文化动力，并且转化为符合现代精神且凝聚城市共识的超级IP,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国富论告诉我们，在一个各种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内部，发展到最后肯定是不同区域同一阶层的综合购买力应该大致相等。
根据美国的经验则是，大体量的头部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不大。如果这种发展轨迹也适合中国的话，与不久的将来相比，目前国内某些具有高度成长性内陆中心城市的固定资产价格还处于低估阶段。
而敏锐的资本是从来不会放过洼地的，并且填平的速度会更快。因此作为普通人，我们最应该记住的是，方向性、历史性、时代性的错误不能犯，犯了就没人能补偿得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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