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商业报告
来源：上海美国商会
今年的《报告》结果可谓喜忧参半 ，虽然总体业绩依旧强劲，但业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已明显减弱——企业 在华投资放缓、收入增长预期亦滑落至近年来的历史低位。诚然，中国持续改善的监管环境和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对企业来说仍十分具有吸引力，但市场准入障碍依然是不少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绊脚石。《报告》显示， 逾四分之一的受访企业业已萌生了将原在华投资转向海外的想法。
业绩：2018 年， 76.8% 的受访企业报告盈利，与往年相仿。全体物流行业受访企业报告盈利；化工 （93.3%）和制药、医疗器械、生命科学行业（89.9%）也表现不俗；房地产、工程和建筑服务行业表 现不佳，仅 36.4% 的业内受访企业报告盈利。
受访企业的 2019 年营收增长预期初现疲软。仅 50.5% 的受访企业预计今年可以实现营收同比增长， 27.1% 的企业预计营收将少于去年——该比例明显高于前一年的报告水平（6.1%）。47.6% 的受访汽车 行业企业预计今年营收将出现同比萎缩。
对未来五年持乐观态度的企业仅占全体受访企业比例的 61.4%，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19 个百分点，更低 于近年来的历史水平（80-90%）。持悲观态度的企业比例同比上升了 14 个百分点，其中非消费类电子和 化工行业的悲观情绪最为浓厚。
投资：47.1% 的企业计划在 2019 年进一步增加其在华投资，低于去年同比（61.6%）。此外，22.5% 的 制造业企业表示年内计划减少在华投资。
挑战：57.8% 的受访企业认为经济增速放缓是其在华业务未来 3-5 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美中双边关系紧 张（52.7%）紧随其后，成为业界眼中的第二大挑战。
中国的政策监管环境在多个领域内都实现了长足改善，但仍有过半数受访企业表示“获得所需证照困难” （56.7%）、“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乏力”（56.4%）以及“采购过程偏袒本土企业”（51.3%）是其在 华发展业务面临的主要障碍。
在企业眼中，在华业务运营顺畅度较以前有所提高。虽然仍有 56.5% 和 48.6% 的企业将“政府行政效率 不足”和“商业腐败和欺诈”这两个问题视作其经营障碍——但该比例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 22.0% 和 20.4%，改善幅度最大。另外，“成本上涨”（90.3% 的企业视其为障碍）和“本土竞争”（80.9%）连 续第三年成为企业眼中最主要的两项挑战。
69.4% 的受访企业认为其本土竞争对手的市场化速度更快。71.2% 的受访企业认为其产品的质量高于本 土竞品。
35.6% 的企业认为美中经贸争端将持续 1-3 年，12.7% 的受访企业预估将持续 3-5 年，16.9% 的受访企 业认为将无限期持续。
机遇：59.2% 的受访企业认为消费增长是中国市场未来 3-5 年内最大的利好因素，较去年（58.0%）和前 年（56.5%）同比出现微升。计划在 2019 年增加在华投资的企业中，有四成表示“（是因为）看好中国 市场潜力”。
政策与经贸环境：53.4% 的受访企业表示出于对美中贸易紧张局势不确定性的顾虑，将推迟或减少其在华 投资；仅 4.5% 的企业计划增加其在华投资。
逾四分之一的受访企业（26.5%）表示已于去年转移其原定在华投资，高于去年同期数据（6.9%）。此 投资转移现象在硬件技术、软件和科技服务行业内最为显著，比例高达 40.0%。
28.9% 的受访企业表示加强双边政府间对话将最有助于美国实现对华贸易目标；23.2% 的受访企业认为 投资和市场准入互惠机制是美中经贸谈判最有效的工具。
2018 年伊始至 2019 年初，美中经贸关系都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即便间歇的双边经贸谈判和期间短暂的停战释放了些许积 极信号，但在两国不时互相威胁加征关税、保护主义论调不绝于耳的压力下，紧张的双边贸易局势进一步加剧，使不少企业的在华经营步履维艰。
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在 2018 年企稳回升，业内 86.2% 的受访企业实现盈利，高于 2017 年同比（83.5%）。但不容乐观的 是，仅 69.6% 的零售业受访企业报告盈利，远低于 2017 年同比（81.0%）；同时，服务业受访企业（盈利比例为 64.7%）相 较 2017 年的表现也有所逊色。
从细分行业角度来看，物流、交通运输、仓储与分销行业内的全体受访企业实现盈利；化工行业（93.3%）和非消费类电子行 业（90.0%）也表现不俗。反观房地产、工程和建筑服务行业，盈利企业比例骤降至 36.4%；银行、金融和保险行业内也仅有 57.1% 的企业报告盈利。
虽然 2018 年企业的盈利情况与往年基本持平， 但当被问及对商业前景的预判时，受访企业仍难 掩悲观。2019 年有信心实现营收增长的企业比例 较前一年下降了 30.7 个百分点；不仅如此，预计 今年营收出现负增长的企业比例上升了 21.0%。调查结果显示，自 2015 年来，企业对未来五年 商业前景的调查乐观度首次降低，但结合本次商 业调查开展的时期来看（今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25 日间美中贸易争端未出现缓和的迹象），便可 知个中原委。只有 61.4% 的受访企业对未来五年 的商业前景持乐观态度，较去年同比下滑了 19.0 个百分点；此外，持悲观态度的受访企业比例则 在去年的基础上（7.1%）跳增至 21.1%。
商业情绪最乐观的当属食品与农业行业，76.9% 的受访企业表示“乐观”或“较乐观”；受到“加速审批海外药品”等政策利 好因素的鼓舞，制药、医疗器械与生命科学行业内的企业也持有较高的乐观度（72.2%）。鲜明的对比之下，非消费类电子在 全体受访行业中情绪最消极：35.0% 的业内受访企业显露了悲观的情绪。面对美国政府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的加速收紧，不 少美国电子元件制造商开始对自己的中国出口业务感到忧心忡忡，而由此引发的全球供应链中断也挫伤了该行业的总体士气。
双边经贸前景不明朗，经济增 速放缓恐抑制投资
虽然企业投资总量的下滑趋势可以追溯至 2012 年， 但 2018 年的降幅与历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仅 47.1% 的受访企业表示“较前一年加大了投资”， 这一比例同时低于 2017 年（53.3%）和 2016 年 （54.7%）的水平。此外，不少企业（12.4%）表 示“减少了投资总额”，较前一年比例（4.3%） 明显增多。调查结果显示，更多的会员企业正考虑 在不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国家（或地区）增加投 资；将中国视为“低优先级投资目的地”的企业比 例也较上年增加了 6.2%——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 趋势。但这也可能是由于部分跨国企业的在华投资 已接近饱和状态，由此呈现出稳定和整合的态势。
进入 2019 年，投资规模缩小的现象愈发加剧。调查结 果显示，预计 2019 年会增加投资总额的受访企业比例 较去年下降了 14.4 个百分点；同时，计划减少投资总 额的企业比例也较去年增加了 12.2 个百分点。
走向细分行业，食品与农业行业内表示“计划加大投资”的企业比例（69.2%）最高，管理咨询业和零售行业 （63.6%）紧随其后。硬件技术、软件与服务行业将 出现最大幅度的计划投资下降，由去年的 85.2% 骤降 至今年的 35.0%——这反映出美国科技公司逐步将研 发中心撤出中国的决心。类似的降幅也出现在了非消 费类电子行业中，这一比例从 2017 年的 63.2% 锐减 至今年的 30.0%。汽车行业成为了唯一一个减少投资 规模的企业比例（42.9%）高于增加投资规模的企业 比例（23.8%）的行业——与近期中国汽车销量下滑 的现象相吻合。但也有证据表明，一些外资汽车品牌 即将在中国设立整车厂以规避进口关税，并把握人民 币走弱的时机。
去年的《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在华科技企业开始秉持“立足中国、服务中国”的商业策略（即：归采购与生产于本土市场）。然而今年，非消费类电子行业和硬件技术、软件与科技服务行业都开始逐渐转向（坚持此策略的受访企业比例在两个行业内分 别降低了 13.4% 和 15.7%）。“担心中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面临监管趋严、被加入尚未发布的《不可靠实体清单》等 非关税壁垒”、“潜在的关税加征”等顾虑都被受访企业屡屡提及。
再将视线转向食品与农业行业：采取“立足中国、服务中国”策略的企业比例较去年降低了 7.3 个百分点，而表示“（过去的一年） 以进口业务为主”的企业比列则增加了 8.6%——这一指数在汽车行业和化工行业也分别出现了 4.8% 和 9.8% 的同比增幅。
逾四分之一的受访企业（26.5%）表示已在去年决定将原计划投入中国的资本转向海外市场，较前一年同比出现了 6.9 个百分点的 增幅。此间含多重考量，比如：由美中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导致的供应链中断、规避关税难度提升、监管环境偏袒本土企业以及 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高企等因素。制造业受到关税加征的打击尤为严重，近三分之一（31%）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转移了投资。
凭借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不断扩充的专业技能人才库以及低廉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东南亚国家成为了企业投资转移时的首 选目的地， 获得了 13.1% 的受访企业的青睐——较去年同比高出 3.9 个百分点；印度次大陆位居其后（7.6%），获选比例较去年 同比实现了 3.5 个百分点的增长，几近翻倍。然而，表示会将投资迁回美国的企业却较前一年出现了一个百分点的下滑——表明美 国政府推动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尚未取得实质性效果，这一结果也与上海美国商会于今年前期开展的关税调查结果相契合。
从具体行业角度来看，硬件技术、软件和科技服务行业内的投资转移比例最高（40.0%），工业制造（37.1%）与化工行业（36.7%） 次之。
华尔街日报：在华外企要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早做准备
中国即将推行的“社会信用”体系一个关键目标实际上是那些行为不端的企业。在该体系下，违反法规的代价将比现在要高得多，该体系还有可能被用作贸易争端的武器。外国企业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中国即将推行的“社会信用”体系所瞄准的一个关键目标实际上是那些行为不端的企业。在西方人看来，这样的体系通常会让人联想到针对民众的“1984”式监控。
美国企业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据中国谘询公司Trivium的数据，这个主要数据共享平台上约80%的信息与企业相关，而不是个人信息。中国这套社会信用体系定于2020年全面推出，如果执行得好，可以帮助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过，在该体系下，违反法规的代价将比现在要高得多，该体系还有可能被用作贸易争端的武器。
相比西方，在中国隐私一直是一个相对狭隘的概念。会说中文的外国人会遇到出租车司机打探他们的收入、婚姻状况等隐私，而在西方，陌生人通常不会这样做。在中国政府看来，私人电子通讯也算不上真正的隐私。
另一方面，信息在社会中的传播实际上并不是特别通畅。审查制度和以中共为中心的法院系统使得举报困难又危险，这为企业和官员的不法行为创造了大量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吃亏的往往是小公司或外国公司，他们没有良好的政府关系为他们提供通融的余地。
建立企业社会信用体系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家企业对重要规定的遵守情况将被赋予一个分值，并被输入一套算法，生成某个方面的综合评分，例如环境保护。这个评分将通过一个中央数据库在不同机构之间共享，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开的。
在某个方面的不良评分将产生涟漪效应。例如，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8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海关方面获得“不信任”评分，可能不仅会影响到边境检查，还会影响到政府范围内的审批、外汇交易以及该公司法人代表购买房产的能力。数据将从公司提交的文件和检查活动中收集，最终还将从视频监控、远程仪器监控和第三方进行收集。
从理论上讲，这将加大偏袒行为的难度：监管处罚和奖励将由电脑而不是人来决定。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rg Wuttke)表示，偏袒程度较低的体系可能有利于外国企业。例如，一家拥有高质量排放控制设备的外国公司可能被允许在污染严重的日子继续生产，而合规记录不佳的本土竞争对手可能不被允许。
不过这一体系也存在缺点。合规成本将上升，而这一连锁反应意味着，即使是轻微的违规也可能造成严重损害。此外，不断变化的要求也将加大小型企业弄清最新规定的难度。
另外，一些评级因素具有政治性或存在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例如，根据今年7月发布的《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企业可能因危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而被列入黑名单。毫无疑问，美国公司对此类规定深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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