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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人口大迁徙报告,春运依然拥挤,但是不再悲情

1月21日,为期40天的2019年春运,正式开启。


这又是一场约等于世界一半人口规模的人口迁徙大战。


大规模的春运现象,是现代流动社会的产物。如果把春运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1980年视为中国现代春运元年,今年刚好是春运的第四十个年头——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完全同步。


经历40年的发展,“回家”依然是春运的绝对主题词。但支撑和承载春运的诸多因素,和这40年来的社会一样,都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一定程度上说,40年前的人所经历的春运,和今天正在上演的春运,虽然名字没有变,大的方向也没有变,但就体验而言,几乎已经是两回事。

 

【1】20年,春运客流增加20亿人次


春运的始发地和目的地,连接的是两个不一样的中国。


春节前的“回家”线路,主要是从经济发达地区延伸到欠发达地区;返程,则相反。


它们对应的区域,最具代表性的始发地是北京、珠三角、长三角;最具代表性的目的地,则是西部的川渝地区,中部的河南、湖南、湖北、安徽等。


图片来源:央广网、新闻联播


前者是中国开放的前沿之地、富饶之地;后者则是后发地区、人口大省。


2016年春运最繁忙的铁路线路为广州-武汉,广州-重庆,北京-哈尔滨,深圳-武汉,北京-武汉,广州-郑州,北京-郑州,深圳-长沙,上海-西安,北京-西安。


十条出发线路中,出发地为广州和北京的,分别有3条和4条;目的地中,除哈尔滨外,其余都位于中西部地区。


可作为补充信息的是,去年底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珠三角城市群的外省人中,排名前五的分别为湖南人、广西人、四川人、湖北人、江西人。


40年来,除了个别区域间流动方向微调和客流数量的变化,大的春运客流流向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大规模的春运开始于1980年,深圳特区也正是在这一年成立,两者并不是巧合,而是揭示了春运背后的一种本质上的推动原因:区域发展失衡


从春运人口流动规模看,1994年尚只有12.2亿人次,随后,在2006年突破20亿大关,2012年突破30亿,高峰值34亿在2014年到来。这意味着20年间,春运客流量最高时曾增加超过20亿人次。


随后的2015年,春运的客流规模在40年来首次较上一年出现回落。今年春运的客流量将基本与去年持平,在29.9亿人次左右。


同样在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总规模出现拐点。


这一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人,比2014年下降了约600万人;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比2015年份减少了171万人,2017年继续减少了82万人。


上述变化,与春运峰值出现在2013—2015年左右,高度对应。春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口流动的晴雨表。


春运从零星流动发展为大规模的群体迁移运动,是中国社会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副产品。它在相当一段时间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开放与活力。


但目前春运客流规模增速放缓,人口流动规模下降,同样也是社会进步的结果。


其实,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到了一定阶段,特别是区域发展的失衡局面有所改善的情况下,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性下降,是必然的。


当然,目前春运客流规模仍维持在高位,也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在推动。


比如,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在春节的闲暇时间,人们过春节、团圆的方式不再拘泥于必须回家,像部分家庭开始出游,也增加了特定时间段的人口流动现象。


【2】私家车保有量11年增加三倍


40年来,春运人口规模急剧扩大的背后,也伴随着交通工具和出行方式的进化。


从绿皮火车到高铁,从轮船到飞机,从长途客车到顺风车,从拼车到自驾,等等,人们参加春运的方式日趋多元化。


高铁的普及,大大缩短了相当一部分人“回家”的时间,也让火车的准点率有了革命性的提高。像2008年因南方冰灾而造成的旅客大规模滞留事件,在今天的发生概率已经很小。


对于今天的一部分年轻人来说,春运回家的典型场景,或许就是:叫网约车到高铁站,然后在高铁上用支付宝扫码点餐,下车后坐地铁到家。


图片来源:中国铁路总公司


虽然春运依然拥挤,但当年绿皮车拥挤到从车窗上下人的苦涩场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过去。


40年间,很多春运细节都已经慢慢成为记忆。


通宵排队买火车票的现象,在今天已渐行渐远,这期间先后经历了电话购票、网络订票到现在的移动支付、乃至刷身份证直接进站的过程。


过去有数年时间,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是上浮的,但现在部分线路的票价,开始打折。


另外,绿皮火车逐渐被高铁代替;从黄牛手中抢高价票,已被抢票软件代替;人工检票慢慢被智能刷票进站代替……


说到春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都基本上是特指绿皮火车,但是,如果仅从客流量来看,公路客流始终是绝对的老大。


比如2016年,在总计29.1亿的客运流量中,铁路客流只有3.26亿人次,公路客运量则达到了24.95亿。这背后与高速公路的普及和私家车保有量的提升密不可分。


仅以私家车为例,数据显示,中国的私家车保有量在2006年到2017年的11年时间里,由4985万辆迅速上升到21743万辆,增长了3倍多。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云锋金融整理


自驾的体验,也越来越好。譬如,自去年开始,高速公路省际收费站开始加速拆除;而今年春运期间,湖北 、 湖南、陕西、 重庆等全国共计14省市超过1万条高速车道,将支持支付宝扫码付费, 每辆车通行速度将提高5-10秒。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象征着高端出行方式的高铁与民航客流量,继续提升。


数据显示,2002年春运期间,民航客运量仅有725万人次,到2016年,已经上升到5140万人次,远远高于客运总量的提升速度。在未来,这个数字上升到1亿,完全有可能。


另外,春运改变了中国,技术也在改变春运。仅以对支付宝的使用为例:


在今年春运,如果你是坐火车,可以先拿火车票再给钱,享受花呗推出的春运分期免息计划;坐长途汽车,全国200个汽车站的客运窗口均支持支付宝面付购票;自驾到火车站、机场接送亲友,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安等全国主要一二线城市的交通枢纽停车场,均可使用支付宝无感停车……

 

【3】高铁公交化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国特有的春运现象,还将长时间继续。


这里面除了浓厚的“家”文化的根深蒂固,更是因为区域发展的失衡问题,包括城乡发展的差距,在短期内依然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


但是,一些小的变化,已经开始。前面说到的人口流动性下降只是其一。另一个很重要的内部变化是,省际流动将减缓,与之对应,省内流动将上升。


特别是近年成都、武汉、郑州等强省会的兴起,将继续推动这种变化。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近几年湖南、湖北、四川、重庆等在广东的流动人口都有明显下降。未来广州是否还会成为春运期间的第一大热门车站,或面临挑战。



不只有客流流向的细微变化。春运的出行体验,也还将继续改善。


比如,当长途性的省际流动趋缓,更多的相对短途的省内或同一区域内的人口流动,将通过城际高速,或是城际高铁乃至地铁来完成。


事实上,目前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等城市圈内部,高铁、动车已基本上实现了公交化开行:

 

像成渝之间平均5-10分钟就有一趟高铁、动车;京津城铁最快可三分钟发车一趟;上海到苏州最短间隔两分钟;广深高铁20分钟一趟……


借助技术赋能,乘坐公交化高铁的便利,也还将提高。


比如在今年春运开始的第一天,广深城际高铁全线各站都已支持支付宝扫码乘车。乘客不用提前买票,只要打开手机上的支付宝小程序就能直接刷码进站。对此有网友调侃,“刷支付宝坐火车,微信员工去腾讯总部开会更方便了”。


在此之前,虽然很多城际高铁都已经公交化运营,但提前选票、购票,还是影响了公交化体验。支付宝刷码进站,就直接解决了这个问题,真正实现了公交化、地铁化的高铁出行。


其实,未来相当一部分相邻城市间的春运,本就将由地铁来完成。


目前中国各城市开通运营的地铁总里程达到5000公里。从规划看,未来十年完全有可能达到10000公里以上。而这些新增地铁线路,不少就属于跨区域地铁。


历经40年的变迁,春运的最大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客流规模急剧扩大,但效率更高,体验更好,“回家”之路更“宽”了。


春运依然拥挤,但不再充满悲情。



每一年春节,都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口大迁徙。


这场大迁徙,主要集中于一二线城市与三四五线城市之间,主要分布于以胡焕庸线为标志的中东部地区。



在这短短半个月内,仅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就会减少两三千万人。而全国1800多个县城,将迎来巨大的人流和交通流量。

 

然而,春节空城指数,是个反向指标。

 

春节空城越严重,恰恰说明外来人口越多,经济活力、城市吸引力就越强。相反,凡是春节拥堵加剧、限号限行不停、商场影院一座难求的城市,人口外流的风流就越大。

 

从春节空城排行中,我们不难发掘城市的活力。

 

01

春节空城指数:

深圳夺冠,苏州超广州,郑州成都跻身前十

 

春节空城指数,哪个城市最高?


根据腾讯地图、腾讯位置服务发布的《2019春节出行预测大数据报告》,春节“空城”指数最高的十大城市,分别是深圳、东莞、北京、上海、苏州、广州、杭州、郑州、成都、佛山。

 

在这十大城市中,有四个城市位于珠三角,分别是深圳、东莞、广州、佛山;有三个城市位于长三角,分别是上海、苏州、杭州。京津冀区域仅有北京一城,中部区域仅有郑州一城,西部区域仅有成都一城。

 

这种格局,与人口流动的大趋势可谓相互契合,与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也相互映照。

 

深圳空城指数最高,并不令人意外。深圳本来就是个外来人口之城,短短40年间,从一个小渔村变身为人口上千万的国际大都市,这正是得益于“孔雀东南飞”的全国人口大流动。

 

苏州超过广州,位列第五名。这与其作为外贸工业之城的地位相关。相比于广州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苏州的工业增长依旧强势。


2018年,苏州规上工业总产值达到3.31万亿元,仅次于上海的3.48万亿,位居全国第二位。强大的工业,为苏州带来巨大的外来就业人口。

 

同时,广州作为春节南向的最大旅游目的地之一,温暖气候、花城年味吸引了大量反向春运的人群,这让广州的空城指数有所降低。

 

相比而言,郑州、成都跻身空城指数前十,更具信号意义。这说明二线强省会的虹吸效应正在扩大,一边承接来自于一线城市的回流人口,另一边通过强省会战略不断吸纳省内的流动人口。

 

除了郑州和成都之外,武汉、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也会逐渐上演这一幕。

 

02

流动人口排行:

深圳厦门领先,重庆石家庄垫底

 

春节空城指数,与流动人口的分布相互映照,成为城市吸引力的最直观体现。


这是全国主要城市人口排行:


 

从常住人口数来看,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当属重庆,重庆也是全国唯一超过3000万人口的城市。事实上,重庆虽是直辖市,但体量上相当于一省。

 

以2017年数据来看,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共有11个,分别是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天津、广州、深圳、西安、石家庄、武汉、苏州

 

但以流动人口来看,这一排序就会发生较大变化,但与春节空城指数城市大致重合。



不难看出,春运空城指数最高的十大城市,流动人口占比都位居全国前列。


外来人口占比最多的城市是深圳,高达65%,其次是厦门、宁波、苏州,占比全部超过50%。

 

珠三角的广州、东莞、佛山,外来人口比例同样排在全国前列。广州是38%,东莞是49.85%,佛山是47.03%,人口吸引力可见一斑。

 

长三角的上海、苏州、杭州,外来人口占比同样排在前列。上海是40%,苏州是50.37%,杭州是49.01%。

 

京津冀的北京、天津、石家庄,分布极其悬殊。北京以36.59%的比例位居第一阵营,天津以32.21%的比例位居第二阵营,石家庄仅为8.13%,处于垫底位置。

 

至于人口总量最多的重庆,流动人口占比却处于垫底位置。这时因为重庆人口大量流出,近年来虽有回流,但依然挡不住流出。


03

三大城市群的人口迁徙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是中国最大的三个城市群,也是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三大地区,同样也是春运人口迁徙的主要来源地。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三大城市群的人口流动各具特征。


在省际人口流动方面,京津冀主要以河南、山东、黑龙江为主,主要都是北部省份,其中河南、山东占比均高达17%以上。


珠三角以湖南、广西、四川为主,主要是泛珠三角地区的南方省份,其中与广东相邻的湖南、广西两省占比都高达20%以上。


长三角以安徽、河南、江西为主,主要是与长三角相距不远的中部省份,仅安徽占比就超过30%,而河南再一次显示其劳动力输出大省地位。

▎图表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在长三角区域,上海、杭州是最大的流动人口吸纳地;在长三角,广深佛莞均具有人口吸纳效应;在京津冀,北京是主要人口吸纳地。



这与春节期间全国人口大迁徙的路径基本一致,北京面向河南山东,上海杭州面向安徽河南,广深面向湖南广西四川。

 

04

人口流动的四大趋势

 

人口总量的增减,反映着城市吸引力的变化。而外来人口的多少,则是城市活力最为直观的指数。

 

随着2018年新生人口数量创下40年新低,全国的人口形势愈发严峻,城市之间的人口竞争越来越白热化,谁能吸引更多外来人口,谁能获得更多人口增量,谁就能在新一轮经济周期和房地产周期中获得强支撑。


具体而言,近年来,中国人口流动出现四大趋势:

 

其一,一线城市出现分化。2017年和2018年,京沪人口连续两年降低,这是城市主动抽疏中心城区人口和产业升级的因素所致,并不代表人口吸引力下降。


与此同时,广深人口吸纳力进一步扩大,2017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61.99万,广州常住人口增加45.49万,双双位于全国前列,一线城市的优势仍旧无与伦比。



其二,强二线城市人口吸纳力增强。苏州、杭州、郑州、成都等二线城市进入全国空城指数十强,外来人口比例同样位居全国前列,这说明强二线城市在人口竞争中越来越具有优势。


尤其是随着强省会战略的推进,加上抢人大战的刺激效应,二线城市将会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口增量。



其三,大城市群效应越来越突出。未来城市之间的竞争,必然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哪个城市群辐射力最强,就能吸纳最多的人口。这方面,珠三角和长三角遥遥领先,京津冀次之,其他城市群还有待孵化。

 

其四,三四线城市的人口外流还会加速。一是经济周期变化,三四线经济缺乏长远预期,产业吸纳力越来越弱,人口会持续外流。二是高铁等交通设施的完善,让城市之间的距离缩短,这反过来加速部分三四线城市的人口外流。三是强省会、中心城市、城市群战略的推进,让资源越来越集中于中心城市,这对三四线显然不是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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