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在开埠之前属于江苏的松江府，1840年《南京条约》后，清朝廷特设的“上海道”官员把黄浦江以西、上海县城周边的土地按照“章程”租给了西方列强，包括当时县城所在地南市一带的法租界；洋泾浜（现延安东路）以北至苏州河的英租界；苏州河以北的日美租界，以及河南路以西的公共租界。这一片地区那时又称为“十里洋场”，或叫上海老城区，是一片天马行空的“乐园”，从此，这里也奠定成为中国“特别直辖市”的雏形。

一提到“帮”，很容易让人想起现代的新名词“四人帮”，呵呵，那是政治帮。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帮”是生意帮，所谓商帮，就是以乡土亲缘为纽带，拥有会馆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业集团哈。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

上海成为向外商开放的通商口岸后，自然而然，“十里洋场”就成为中国各大商帮的争夺要地。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那时基本把控上海滩生意的广东帮和宁波帮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的故事。

上海开埠之前，已经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一个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外地人逐渐增多，成了五方杂居之地。

那时，上海的外地人大多是河南和山东来的苦力，山西的票号主和东北的皮革、人参贩子。广东人、福建人以及附近江浙人的大批涌入，那是1843年开埠后三次移民潮出现的。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开埠后，就有好几万广东人，看中这里外贸的商机，纷纷过来寻找机会，给外商打工，给洋行当买办。五十年代，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破坏了华南以及长江下游的正常贸易，也有几万江浙商人转移到上海来做生意。

第三次发生在六十年代初，大批逃避“长毛”的江浙难民涌入上海，其中有许多宁波绅商、钱庄老板。十九世纪末，上海的外地人中，人数最多的是宁波人，广东人第二。广东人灵活果断，有跟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还会讲一点洋泾浜英语，一上场就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外贸买办的垄断地位。

无怪乎民国时期的人就观察到，对于近代上海发展影响最大的两种人，其一是宁波人，他们把持了上海的银行界；其二就是广东人，他们操控着上海的工商界。

壹

广东人在上海主流社会称霸一方

上海广集五方人士人尽皆知，但形成上海主流社会的，仍为江浙人士。但不过，能在上海主流社会称霸一方的外省人士，当数广东人。

从1843年开埠到1949年解放前夕的100多年的时间里，广东商人可谓得心应手，他们在百货、服务及餐饮业乃至娱乐业上，独树一帜，对上海的贡献尤为突出。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给上海滩带来了海量的资本、优秀的人才、前沿的技术和先进的理念，大大加快了上海的现代化进程。

据统计，1857年已经有数万广东人在上海，最多时竟然聚集了二十万人，这些广东人拖家带口、聚族而居，扎根到上海，开展上海与华南、上海与香港、上海与南洋、上海与欧美之间的贸易。广东商人利用自己多年从事对外贸易积累的经验，帮助上海嫁接起上海沟通海内外的桥梁。

广东人在旧上海主要是从事电影、百货、钱庄买办和服务及餐饮多种行业。

百货

我们熟知的创办四大公司：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郭乐、郭标、郭泉、郭葵家族，他们同时还是上海棉纺业第二大企业永安纱厂的老板；中国第一家现代百货公司先施公司的马应彪；上海大新公司的蔡昌（现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上海新新公司的李敏周和刘锡基都是广东香山县人，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郑伯昭；还有南洋烟草公司简家兄弟。

电影

近代最大电影公司联华影业是广东番禺人罗明佑做总经理，旧上海的电影院之王是不是广东人卢根开的，旧上海的娱乐界第一把手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以阮玲玉，胡蝶，郑正秋,蔡楚生，郑君里，张织云，杨耐梅等组成了当年上海电影圈的很大一部分，是当年的上海电影几乎就是中国电影的代名词。

钱庄

上海东亚银行由广东人创办，中国现代保险业就是由广东人在上海创办的新华人寿。

其他

广东人创办上海近代第一家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上海机器造纸局，上海电报局等等一大批工业企业，还有民国时的商务印书馆，同文书局，冠生园的冼冠生，上海家化的广生行的冯福田等等；上海第一家机器厂发昌厂的方举赞、地产商甘家伍家，中华男装皮鞋第一块招牌的博步皮鞋店黄家；国际饭店开业之前，雄霸上海酒店老大、中国人经营的、较百乐门还早设有弹簧地板舞厅的扬子饭店三个老板何、关、张也是广东人，1946年上海首届选美亚军、上海首位大家闺秀出赛选美的谢家桦，她父亲为上海化工原料大王，就是广东人。此外，茶叶商巨头唐季珊、上海第一家番菜（改良西餐）“一品香”店老板也是广东人作为当代科技代表的照相馆，在大多数上海人还视拍照会摄去灵魂时，1888年上海已开出三楼三底位于四马路上的“宝记”照相馆，老板欧阳石芝，就是广东人。另外，“同生”照相馆老板谭京唐，也是广东人……

这些数以万计的广东商界精英扎根到上海经商，在英国、法国的庇护下大展宏图。

民国时期 上海经济的半壁河山都在粤财团手上，粤商在上海商界具有领导地位，而上海从市长到工商部与海关中，广东人都是占有很大的比例。

广东籍的工商业移民作为上海新移民中一股突起的异军，决不是偶然。由于地理关系，广东人其实比上海人更早接触洋务，更早敢于远涉重洋离乡背井去他国谋求发展，故而早期华侨几乎百分之百为广东人。广东人与外国人开始做生意自康熙年间便开始，其中不少就是华侨经营的称为“南北行”的商业机构，其实就是早期的中外贸易业务。

广东人传统就是抱团结帮，热心带携同乡同族，所以中国人在海外到处可见唐人街，意味着可以集聚成街，可见广东人在海外的气势。潮州人是广东人中最会经营做生意的，且以节俭闻名。沪语中有句“潮州门槛”，以形容精明会划算，可见上海人对广东人的评价。

可以讲，百多年来的上海主流社会，江浙财团与广东商人平分秋色，而广东人所带入的地域文化，也随之汇入上海大熔炉之中，为海派移民文化中一重要元素。从建筑上反映出来的如金陵路上骑楼式建筑，饮食业就更不胜其数：杏花楼的月饼、冠生园的陈皮梅、马宝山的饼干、新雅粤菜馆、新亚大酒店……特别是新雅粤菜馆，在上海餐饮业起了革命性的作用，一改中国传统餐馆脏、乱、吵的形象，营造出高雅的用餐环境，并引进火车卡座式座位，因其有一定私密性而广受欢迎，后上海各餐馆包括咖啡店纷纷效仿。“新雅”还率先首创“开放式厨房”，宁可牺牲沿街二三个门面空间装上落地大玻璃窗，令路人都可对厨房内情况一目了然。这种厨房透明化创举，对上海传统本帮餐馆起了促进作用。

广东人在上海的分布　　

上海人与广东籍移民，可谓惺惺相惜却又极具竞争性。其中关系一言难尽，错综复杂。广东籍上海新移民主要分两大类：华侨及广东省人。一般讲，前者大多为来上海拓展企业的工商业者及部分从事文化教育人士，后者多为投亲靠友务工者。正如前文提到的，广东人好结帮抱团，因此广东籍上海移民的分布也十分集中。　　

广东籍上海新移民分布主要集中在两大区：虹口北四川路及公共租界静安寺路西摩路新闸路一带。　　

虹口北四川路一带，是打工者住的，比如四大公司及一应服务行业人员，再如“永安里”就是永安公司的员工宿舍。　　

公共租界则是老板住的，这些企业高层喜欢在公共租界安家。广东人喜欢聚居，这一带特别有几条弄堂：新闸路上的三元坊、南京西路上的安乐坊、南汇路上的丰裕坊等，都是出了名的广东弄堂。这些弄堂属花园式里弄，住的都是小开或老克勒级别的广东人，从海关署员到洋行公司高级管理层及小老板不等。那里广东话声声，穿黑香云纱唐装的男女进进出出，俨然一个小广州区。　　　

可以讲，广东人上海人，并肩共同创造了中国都会文化。

贰

“阿拉”宁波帮的上海不解之缘

宁波“阿拉”移民上海

上海是由移民组成的城市，靠着“近水楼台”之地理便利条件，江、浙两地的外来移民自然占据外地籍市民的一大半，他们反客为主，在人口总数上甚至超过土生土长的本地上海人。而在沪上外地籍贯的家庭中，宁波人占了很大的比例。换句话来说，宁波人对上海的进步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1843年11月，首任驻沪英国领事巴富尔携英商到上海，浙江宁波人穆炳元接受英商雇佣，成为开埠后上海的第一个新型买办，被称为“上海买办始祖”，他包揽了中英在上海的一切外贸交易，积攒成巨富。此后，甬沪交通仅一水之隔的宁波人大批涌入上海，至清末已达40万人之多。

这也许就是“近水楼台”之缘吧。不过，要说起上海和宁波的“渊源”，呵呵，大家都知道，上海话中的称呼“我”或者“我们”的“阿拉”二字，就是从宁波来的。上海本地人不叫“阿拉”，叫“吾”和“吾伲”，但在宁波人大量移民上海之后，“阿拉”却成了上海话的代表，以至于许多非上海人唯一知道的上海话便是“阿拉”。

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上海人口激增，正是“阿拉”宁波人大量移民上海的第一次高峰，当时在上海的宁波人，约占总人口的1/6；到1948年，这个比例上升到1/5。现在很多上海人，只有在填写涉及籍贯的各种表格时，才有可能想到自己的祖、父辈原来也是“巴子” ——曾有网友在微博上开玩笑比喻说：“宁波人看上海，就像不列颠人看美国”，哈哈。

这些都是宁波人“量”的增加，不过，真正让宁波人“质”腾飞的是，审时度势转型与现代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等新兴领域，创造了100个左右全国第一，涌现出一批“大王”，抒写了中国工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让我们让看一看：宁波籍的著名人士众多，如严信厚、朱葆三、秦润卿、邵逸夫、董浩云、“阿德哥”虞洽卿、五金大王叶澄衷、钢铁大王余名钰、企业大王刘鸿生、颜料大王周宗良。

叱咤上海的宁波帮

宁波商人执当时上海的航运业与钱庄之牛耳，长期控制上海总商会。宁波商人创办上海的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五金店、第一南货店、第一家绸布店、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染织厂、第一家化学制品厂、第一家印刷厂、第一家国药店、第一家灯泡厂、第一家钟表店......都是宁波人创办的。

别的不说，南京路那几家著名的老字号，培罗蒙西服店、亨生西服店、邵万生南货店、三阳南货店、乐源昌铜锡五金店、亨得利和亨达利钟表店、中华皮鞋店、老正兴菜馆、蔡同德国药号、泰康食品商店、协大祥绸布店等等，又有哪个不是宁波人创下的呢。

就连第一套中山装，中国第一艘轮船，第一条公共汽车线，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就连“大世界”游艺场都是在宁波人的手里诞生的！

“庆祝虞洽卿路命名典礼”的字样，还悬挂在马路的上空

宁波人叶澄衷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华人五金号，后发展到全国各地设立分号和联号一百余家，被称为“五金大王”。宁波人鲍咸昌、夏瑞芳等创办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贡献卓越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宁波人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在上海创办国人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宁波人方液仙兴办我国第一家日用化工厂，被称为中国日用化工奠基人。宁波人镇海虞洽卿创办了当时我国最大的商办航运集团：三北航业集团。

上世纪20年代起，虞洽卿长期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他能以华董身份，跻位于租界权力中心，这在当时的华人眼中，确属难得的殊荣。

前排右二为虞洽卿，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华董

同为“精明”人

上海人和宁波人还有一个渊源，就是“精明”。全国人民都说上海人精明，说句公道话，这叫枪打出头鸟。比起宁波人来，上海人的精明小菜一碟。上海人的“精明”是从宁波人这里摆渡过来的，或者说，是宁波人带过来的。别的不说，你只要想想，解放前上海滩上9家钱庄，宁波人占了5家半，精明伐？宁波人的精明还透着务实，宁波人常说的一句话最能体现这点：“下饭没什么，饭要吃饱。”

中间一幢大楼即“宁波同乡会”，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

“宁波阿娘”

说到“渊源”，名人也好，经商也罢，都比不过宁波人对上海一个“最大贡献”，这就是：“宁波阿娘”。要说宁波老太有啥特点，第一个就是“规矩大”，所谓“看人，往上看三代”，宁波老太从小带出的小孩，是出了名的“规规矩矩”的。都说《上海人家中规矩多》，与其说是上海人，不如说是上海宁波人的。宁波人重情义、规矩也大，家里不论贫富，都拾掇得整洁体面，且拼了一口气也要生活在好的地段。

不仅如此，就连上海的马路名称，也能体现出这座城市和宁波的渊源。漫步在车水马龙、热闹繁华的上海街头，会在不经意间步入以宁波地名、人名命名的马路。了解这些马路的风云变幻，能真切地感受到中国近现代史的脉搏。

这就是上海与宁波剪不断的关系。上海人一向都是眼睛“长得高”，却对宁波人十分亲昵与认同，在公开场合开玩笑时，都称“小宁波”、“老宁波”，这实际上蕴涵了一种亲昵。

19世纪80年代，上海的“宁波帮”买办已超过“广东帮”而独占鳌头，穆炳元的“买办培训机构”所教习的“洋泾浜英语”显然功不可没。1902 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这相当于今天的工商企业联合会，从此，上海的总商会基本上由“宁波帮”掌控。

可以说是这个一个个“第一”，一个个“渊源”，让一个小小的宁波商帮，登上了中国那段时期的上海滩第一大商帮的宝座！

叁

广东帮遗憾落幕

1843年，英国首任领事巴富尔想在上海县城设领事馆，遭到上海道台的拒绝，理由是城里华人拥挤，没有合适的房子。当巴富尔走出道台衙门时，一个自称姓丘的广东商人上前搭话，说他家在城里的主要街道上，可以出租一间宽敞的屋子。巴富尔喜出望外，当即拍板租下来，在丘家挂牌办公。

广东商人吴健彰出身微寒，早年在澳门、广州贩鸡为业，后来经商赚钱后，靠花钱捐官。当他谋到了上海道台的位置后，毫不避嫌地将许多广东籍的办事员、听差和警卫带进道台衙门，开始推行有利于广东商人的政策，广东帮在上海如鱼得水，几乎可以呼风唤雨。

1853年发生小刀会起义，攻破县城，吴健彰被困，靠美国人相帮仓皇出逃，宁波帮抓住时机挑战广东帮。当时，宁波同乡会成员蓝蔚雯是松江府海防同知，他在宁波商会的支持下组织民勇抵抗小刀会，帮助官府收复了县城，当上了署理上海道台。蓝蔚雯将许多广东人扣上“卷入叛乱”或者“小刀会、太平军残余”的帽子，打压清洗广东帮的势力。

有个宁波同乡会的领导葛绳孝也当了翻译，有一天，他得知广东人拒绝法租界购买小东门外30多亩土地的消息，就跟法国人“撬边”出点子。法国领事爱棠采纳了葛绳孝出的主意，给北京的法国公使写信，说居住在这块土地山歌广东人和福建人都是小刀会的残余，“与其将此块地留为闽广匪人巢穴，不如租于本国商人安居贸易。”

法国公使通过清廷总理衙门，自上而下施加压力，将广东人和福建人撵出了老城厢。宁波帮后来居上，发挥钱庄投资和生丝贸易的优势，压过了广东帮的茶叶贸易，抑制了他们的买办活动。60年代后期，各国洋行开始对买办和中国雇员进行调整，雇用了更多的浙江人取代广东人。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混迹上海滩的广东商帮大部分逃离大陆，留下来的人在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惨遭不幸，广东商帮在上海滩的百年创奇故事遗憾落幕。

肆

二十世纪前后江浙财团成旧上海霸主

以宁波和无锡人士为主的“江浙财团”，曾经一度“垄断”了20世纪前后的上海商界，在某个历史时期内是上海滩强势群体。上海话博采众长，吸收长三角很多城市方言，与粤语和英语相通，“马路”一词就来自英语译音。

“江浙财团”乃民国时期雄踞上海滩的江浙两省大银行、大企业集团的总称。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财团，而“宁波帮”、“无锡帮”是其中最为活跃的群体。

1915年，镇海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航业集团。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商办航运集团，其总吨位为9.1万多吨，约占全国民族航运业总吨位的七分之一。镇海邵逸夫。1925年与兄长在上海开设天一影片公司，1926年与三哥邵仁枚赴新加坡开拓电影市场，后成立“邵氏兄弟公司”，1958年与邵仁枚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获得了各种国际奖的有32部影片。

相对于浙江宁波，江苏无锡则是后起之秀。从1895年无锡第一家近代企业业勤纱厂创办伊始，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前夕，在不足五十年的时间里，无锡一跃而成中国六大工业都市之一，工人总数仅次于上海，这是无锡确立在上海地位的经济基础。

无锡望族荣氏二十多个家族企业的代表荣毅仁，193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正值日本全面侵华。年仅弱冠的荣毅仁开始辅佐父亲经营庞大的家族企业。先后在无锡茂新面粉公司任助理、经理，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

作为锡商的杰出代表，当时荣氏集团的面粉产量就占中国的三分之一，荣氏集团纺织业布机产量占中国的百分之二十九。毛泽东主席曾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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