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抗疫即将结束，世界抗疫战场才刚刚开始！

2020年中国发生的这场新冠肺炎被称为“突如其来”，其实 我们离开2003年那场“非典”才刚过了十七年！

与2003年“非典”不同，这次钟南山院士早在1月29日就说：“中医一开始就要介入，别到最后不行了才找中医。”中国抗疫告诉了我们铁一样的事实：中医药参与率高的地方，治愈率就高；中医药参与率低的地方，治愈率就低。

2006年笔者有幸参与新华社立项的《中华国医国药》上海卷的拍摄，作为主创人员我做了不少功课，并着手编撰了《中医中药大事件年表》，在上海针灸学会的鼎力支持下以及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成功地拍摄了《神奇的人体经络》系列纪录片。为了进一步推广和普及中医经络理论我编了《经络养生保健操》、《手部养生保健操》、《耳穴养生保健操》等；并把它们发到网上，没想到点击率突破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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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撰《中医中药大事件年表》时，我发现中医中药的历史就是一部我们中华民族抗击疾病、战胜瘟疫的历史！不仅给我们留下来浩瀚的著作，还涌现出一大批流芳百世的名医。

如三国时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口出现断崖式下降。在黄巾之乱爆发前，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时，全国人口约为5500万，而到了三国后期（263年），全国人口已经下降到了820万左右，八成多的人口消逝，既有战争的原因，瘟疫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起，中国北方发生伤寒瘟疫，持续数十年，死亡人口据估算超过千万。当时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罗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於传染病。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这个战乱与瘟疫流行的年代诞生张仲景（公元150--219年）名机，东汉南阳郡涅阳人，一场瘟疫使得张氏家族死了二百多人，促使张仲景发奋学习活人之术，他博览群书，广采众方，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精华，根据自己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其中的论述与针灸有关的条文达69条之多, 他主张针、灸、药兼施; 截传变, 治未病; 针宜治阳病, 灸善疗阴证; 热证忌温针与灸; 针长于泻, 灸偏于补. 他善于以六经论伤寒, 以脏腑论杂病, 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较为完整的辨证论治原则, 并善于运用”经方” 给人治病;使祖国医学的理论基与临证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后世医学者称他为“医圣”。他当过长沙太守还不忘初心，每月十五为老百姓义诊，开创了“名医坐堂”的先例。

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华佗（公元145--208年），他一生致力于医疗实践，精通内、外、妇产、小儿、针灸各科及卫生学、药物学、以及在疾病的诊断、治疗和体育保健等方面都有卓越成就，其中对外科尤为擅长，有“外科圣手”、“外科鼻祖之称”，还发明了“麻沸散”（麻醉药）。英雄不问出处，华佗可是游医（走方郎中）出身噢！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活人无数，他曾经给曹操针灸，为关公刮骨疗伤；最后却死于小人之手！

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80年——公元581年）

——公元280年，王叔和 《脉经》,全书10卷，97篇。系我国现存第一部脉学专著。书中论及针灸达42篇，收录穴名近70个。

——公元282年，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全书12卷128篇，记载人身穴位名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即全身共有针灸穴位649个。系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针灸的专著。

——葛洪（公元283-363年）自号抱朴子，著有《抱朴子》、《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其中用针灸治疗病症达61种）等。擅长炼丹，对化学、医学也颇有研究。

——鲍姑（公元309-363年），葛洪之妻，几我国医史上第一位女灸疗家，善于用艾灸去除赘疣，不独愈病，且兼获美艳；鲍姑实为开灸法美容之先河者。

——公元366年，敦煌莫高窟开凿。此后从北魏至元代续有开凿，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石窟群。窟内壁画、彩塑甚多，艺术价值极高。闻名于世的敦煌文书即发现亍此，其中中医文献资料有80多种。

——不著撰人，成书于419年《黄帝虾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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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葛洪的《肘后备急方》给了屠呦呦发明了青蒿素的灵感，从而挽救了全球范围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2015年10月5日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她对疟疾治疗所做的贡献，她也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中国女科学家。

到了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涌现出一批大医：

——杨上善撰注《黄帝内经太素》30卷，另有《黄帝内经明堂》13卷（残）。

——公元608年，日本派遗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耒华学医。

——公元610年，巢元方奉命主编《诸病源候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症候学专著。

——孟诜（公元621--713年）享年92岁，著有《食疗本草》，系第一部食疗学专著。

——“药王”孙思邈（公元581--682年）享年101岁，他认为人的生命贵于千金，写下《千金方》、《千金翼方》、《备急千金要方》。其中“凡人吴蜀地游宦，体上常须两三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这是用灸法来预防瘟疫感染。我以为它仍然有指导意义；为了避免感染，尤其是奋战在炕疫第一线“白衣天使”，除了做好自身防护意外可以开展保健灸？！

——公元624年唐“太医署”在京都长安设立，内有针灸科，设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一人，负责教导针灸，足见当时针灸的盛行。

明代（公元1368——1644年）

—— 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著有《本草纲目》、《濒澜脉学》，另有《奇经八脉考》。

——公元1529年，魏直撰《痘疹博爱心鉴》。

——王肯堂（公元1551--1631年），历经十一载编《证治准绳》40卷。

——喻昌（公元1585---1664年），著有《医门法律》、《尚论篇》等。

——公元1601年，吴勉学撰《痘疹大全八种》；王肯堂辑、吴勉学校《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刊行。

——公元1614年，吴有性著《瘟疫论》。

《瘟疫论》恰恰是与明朝末年多场严重的瘟疫发生有关。尤其是北方大旱造成大面积饥荒，百姓四处寻找能吃的东西，树皮、草根吃完了，饥不择食的人们就捉老鼠吃。要命的是，无处觅食的老鼠体质变弱，自身携带的病菌较平时增多；加上当时天气很旱，鼠洞里温度升高，鼠疫杆菌大量繁殖。于是，鼠疫爆发，仅1644年北京一地就有30%人口丧生！

到了清代，情况更糟，各类自然灾害与瘟疫频发，可谓多灾多难，根据史料统计平均2.3年就会有一次大爆发，如天花就连居住在故宫里的皇帝及其子孙们也难以幸免······。

由于瘟疫频发，医者首当其冲，抗疫名医辈出，晚清的叶天士、吴瑭（吴鞠通）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作出过重大贡献。

——清代的叶天士（公元1667---1746年）三代祖传、先后拜师17人，博采众长，是温病学奠基人之一。因为诊务繁忙，无暇写作；因此《临证指南》、《温热论》系其门人整理。

——薛雪（公元1681---1770年）著有《温热条辨》、《医经原旨》等。

——吴瑭、字鞠通（公元1736---1820年）温病学家，著有《温病条辨》6卷。

——王士雄，字孟英（公元1808---1867年）著有《霍乱论》、《温热经纬》以及《王氏医案》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还有闻名遐迩的雷允上的六神丸一直代代相传成为中成药名牌产品。

面对“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瘟疫，我们聪明智慧的祖先真有办法，那就是马上、立刻、迅速隔离！大家熟悉的《周易》，虽不是医书，却最早提出了“隔离避疫”的理论，其中很多卦辞都涉及这方面内容，如：

离卦之九四爻辞：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困卦之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大意是瘟疫突发，一定会造成严重伤亡，令人恐惧，人们纷纷避开。

节卦第一爻辞：不出户庭，无咎。

丰卦六二爻辞：往得疑疾。大意是瘟疫发生后，只要不出门，疾病就不会传播，也就没有危险；如果不隔离而前去，就可能染上可疑的疾病。所以有历来医易同源的说法。

面对各种瘟疫、疾病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提出要预防为主，并称之为“上工治未病”。《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中有一段名言：“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方论》开篇也提出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观点。

不论是《黄帝内经》，还有被尊为医圣的张仲景，都无一例外的阐明了治未病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思想总是放在怎样治病上，而是要想办法预防疾病的发生，尽量避免疾病的进一步发展，不给疾病发展壮大的机会，从而能够持久保持健康状态。“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说最好的治疗是预防，而不是靠起死回生、妙手回春、手到病除等等的高超医术。最好的治疗就是不给疾病留机会，让身体回归自然健康的状态。那么怎么预防呢？

首先我们要追根寻源，瘟疫是怎么来的？我们人类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染上的。其实，《黄帝内经》里早就有答案，引《上经.尚时》曰：“ 瘟之至也，非江海鳞甲之类而不生。疫之至也，非虫兽毛羽而不存。”这次是“瘟”，是来自于江海鳞甲（海鲜市场），而不是非典那次的“疫”，来自虫兽毛羽。当然“瘟”和“疫”的发生的前提是气候反常！2003和2019年都是如此。所以素食能够让人远离病毒“宿主”。肉食为主的饮食结构会带来健康隐患，而其中对野生动物的偏爱又有更大的风险。

其中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由于动物和人类身体的相似性，远超过植物与人。所以许多传染性疾病有“人畜共患”的特点。简单说就是：一部分动物会得的病，人也能得。事实上，人类约有70%的病毒性传染病都与动物有关，比如著名的HIV、SARS、埃博拉以及各种禽流感、猪流感等等。其原因在于：对于野生动物来说，它们的生存环境更为复杂多变，且种类和数量繁多，因此成为孕育各种细菌和病毒的“自然宿主“。细菌和病毒在这些动物的体内存活，并不断变异、进化，最终就有可能出现能够感染人类的“新型病毒”。

我们不妨穿越时空，回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夫子有个得意门生冉耕，字伯牛（春秋末年鲁国人），为人正派、品德高尚，与颜渊并称，名列“孔门十哲”。有一天，冉耕病了，孔子前去探视，然而，到了地方，只是隔着窗户跟学生说了会儿话就走了。这可不是孔夫子敷衍了事，摆老师架子。而是他懂得防疫——冉耕的病可能传染，目前正在家中“自我隔离”。注：出自《论语·雍也》“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也，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黄帝内经》把这种防疫隔离理论阐述得更加具体，在《黄帝内经·刺法论》里：

黄帝曾问岐伯：“我听说五疫发病，可互相传染，不论大人与小儿，症状都一样，若不用上法治疗，怎样能使它不互相传染呢？”

岐伯回答：“要想不被传染，首先要做到正气存内、增加抵抗力；其次是避其毒气，避免接触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其中鼻子是最重要的地方，很多传染病都是通过呼吸传入的。”

“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天牝，指的是鼻子。“养内避外”成为古代应对疫情的重要理论依据，一旦发生瘟疫，人们对染疫者通常都要先执行隔离，然后再进行治疗。为了防疫，考古发现，在汉代中国就有“病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风病人。唐朝时，还有佛教会设立的“病人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相当现代的慈善机构。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官方出面管理。可见古代人很早就开使用隔离的方法，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阻止疾病的传播。而民间普通老百姓居家隔离的做法逐渐演变为一种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自古以来人们就用艾烟防瘟疫！

艾叶烟熏预防疾病从古代起就有着广泛的应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就有艾叶烟熏治病的记载，东晋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在他的《肘后备急方》中就介绍了用艾叶烟熏消毒预防瘟疫传染的方法：在瘟疫流行时“以艾灸病人床四角，各一壮，令不相染”，书中谈到如果在室内大量熏艾, 可防止传染性疾病蔓延，而且认为用这种方法预防疫病传染，效果“极佳”。

古代民间认为艾叶燃烧产生的烟有防病、避邪（瘟疫）的作用。直到现在，每年农历五月端午节时，很多人家门前都有悬挂艾草的习俗，目的是：驱蚊虫、消灾辟邪。因为从端午这天开始夏日渐至，蚊虫、蝇蚁、毒蛇等开始活跃，艾草是菊科草本植物，其茎叶含挥发性芳香油，能够驱虫除邪，还可入药，具有理气血、除湿寒的作用，所以广受人们喜爱。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艾叶，生则微苦大辛，熟则微辛大苦，生温熟热，纯阳也。可以取太阳真火,可以回垂绝元阳……灸之则透诸经而治百种病邪，起沉苛之人为康泰，其功亦大矣。”艾灸最能补人体之阳气，“日为天之阳，艾为地之阳。”据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艾草是所有植物中进行光合作用效率最高的植物，生长过程中能极大吸收转化太阳热能。艾灸过程中，能释放大量阳气被人体吸收，循经走络，直达病灶，能有效祛除寒湿邪气，治病延年。艾作为一种施灸材料,有温通经络、行气活血、散寒除湿、回阳救逆等作用。中国用艾灸治病的传统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扁鹊心书》中说：“保命之法，灼艾第一。”《医学入门》中记载：“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可见，古人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尤其重视艾灸的作用。“若要安，三里总不干”，这可能与前面提到过唐代·孙思邈倡导的用灸法来预防瘟疫感染有关。你想如果不断地灸足三里让它起泡，不就“总不干”了吗？根据现代研究艾灸足三里确实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

古代平均每6年就要面对1次大规模的疫病威胁

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传染病隔离战持续了两千年，最终以“天刑病”的销声匿迹宣告了我们的胜利。实际上，古代中国人平均每6年就要面对1次大规模的疫病威胁。那么，在科技和医疗保障措施都不那么先进的情况下，我们的先人如何“战疫”？

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救荒史》，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科学地研究中国历代灾荒的专著。作者邓拓根据史籍记载统计出中国古代各时期发生重大疫情的大概数目：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

另外，根据天津中医药大学的王玉兴教授在2003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疫情年表》；以及2006年张志斌编撰的《中国古代疫病流行表》中列出了更详细的数据：

从公元前674年到公元1840年，在这2514年里，中国发生重大疫情共369次之多；其中，史前17次，秦汉34次，三国8次，两晋24次，南北朝16次，隋唐22次，宋金70次，元朝24次，明朝39次，清朝115次；平均6.1年发生一次重大疫情，后期频率更快，到了清朝，这个数字是2.3。这个频率更是惊人！

根据2006年张志斌编撰的《中国古代疫病流行表》，笔者经过反复检索比对，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供各位参考：    

第一：从有史料记载公元前674年至1840年这2514年中，凡是午年（马）、未年（羊）、巳年（蛇）、子年（鼠）、亥年（猪）、自然灾害和瘟疫出现的概率较高！

第二：我检索到尤其是癸未年，据我统计共发生大灾大疫居然有十四次之多。而16年前2003年正好也是癸未年，这场被称为“非典”的瘟疫让我们心有余悸！这难道是巧合？

第三：  这一次正在发生的武汉“新冠”的瘟疫，时间是2019己亥年冬与2020庚子年春，而己亥年与庚子年又是瘟疫频发年；从有史料记载公元前674年至1840年间功能发生了十六次大的瘟疫。

无独有偶，陈国生（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委员）曾经于十余年前，有过相应的预测。在一次会议上，天灾预测委员会印发有他的《实证化中医基础理论及运用》，详见第92页，在这里他预测2019.12.26 05:00手太阴肺经将爆发疫情，到2020.3.24 10:00基本解除。在这本书里，他预测了1981-2050共70年的国内疫情流行趋势。书页截图描红部分。

此图书页点明了发生于己亥年末（2019）至庚子年初（2020）的手太阴肺经疫情。中医有一门很玄的学问，叫五运六气。最近我们经历了一次全民的疫情，五运六气很刷了一波存在感，为什么？因为在《黄帝内经·六元正纪大论》里白纸黑字地提醒了：2019年的冬天会有瘟疫。原文是这样的：“凡此厥阴司天之政……终之气，畏火司令，阳乃大化，蛰虫出现，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温疬。”么意思呢？当厥阴风木司天的时候，终之气，也就是，小雪节气到大寒节气这一段时间，冬天不冷，是暖冬，冬眠的小动物们都醒了，蚊子苍蝇也出来了，河里的水也不结冰了，草提前开始发芽了，人也不怕冷了，出现乱穿衣所谓“小阳春”，人们户外活动明显增多，但这时候非常容易爆发瘟疫。

那什么时候是“厥阴司天之政”呢？巳年、亥年都是，就是地支后一位是巳或者亥的年份，简单点就是属蛇或者属猪的年份。而2019年，如果用干支纪年，是己亥年，猪年。翻译过来就是2019年的冬天（小雪至大寒期间）有瘟疫。2019年我们上海的天气也很反常，蚊子到12月份 还经常出没，笔者查了百度和《温病条辨》等资料。作为老年大学保健系兼职教师，我在所教的经络课上斗胆谈了我的观点，并告诫大家开展保健灸。我不仅在课上讲解，并且将我制作的的课件《艾灸养生温暖过冬》发到各个班级的《雨课堂》群里。没想到可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的担忧变成了现实，简直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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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五运六气的说法，六十年一轮囬，我们的祖先实在厉害了！而五运六气就能根据这些规律性，作出预测。比如：亥年和子年尤其己亥年与庚子年大疫较多？我们这一代经历过二次，59年和60年也是己亥年和庚子年，记忆犹新呀！

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与瘟疫的斗争史

以史为鉴，如果我们翻开人类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它就是一部与瘟疫斗争的历史。瘟疫不仅消灭了大量的人口，还对历史的走向造成了重大影响，导致了一些兴盛一时的帝国走向衰落甚至灭亡。 

世界历史上，公元前430年左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古希腊的霸主雅典爆发大瘟疫。学者们记载：“人类像羊群一样死亡”；当瘟疫发展到高峰时，雅典死亡的人数多至以至市民们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掩埋死者了。

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道：“城里各个区都设立了焚烧点，尤其是那些挤满了难民的地方，甚至连那些神圣的区域也不例外。人们把死尸扔进焚烧炉里，有时因为尸体压着尸体，很多都没有焚烧完全。为了给焚烧点提供足够的木材，甚至专门组成一些小队。有的焚烧炉彻夜不息，阴森可怖的浓烟和臭不可闻的气味遮住了城市的上空，熏黑了建筑上洁白的大理石。”

据后世历史学家的估计，当时雅典三分之一的总人口都在瘟疫中丧生了。瘟疫对雅典军队的影响也是灾难性的，雅典重装步兵、骑兵和波提狄亚远征军带来的伤亡均在25%-35%之间（15000重装步兵中有4400人死亡，死亡率29%。1000骑兵有300人死亡，死亡率30%。4000远征军中有1050人死亡，死亡率26%）；雅典的执政官的执政官，雅典“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伯利克里也染病而死，直接影响到当时正在进行雅典和斯巴达争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向斯巴达投降，从此古希腊走向衰落。

公元542年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爆发鼠疫，瘟疫最开始在君士坦丁堡爆发，规模空前，破坏性极强，因其爆发适逢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故此次瘟疫被后人称为“查士丁尼瘟疫”，鼠疫最严重的时候，君士坦丁堡一天就有5000到7000人，甚至上万人不幸死去。整个城市共有40%的城市的居民死亡。它还继续肆虐了半个世纪，直到1/4的东罗马人口死于鼠疫。据估计查士丁尼大瘟疫导致丧生的人数在数千万到一个亿之间。它使541年至700年间的欧洲人口减少约50%，是东罗马帝国由盛转衰、以至于后来被突厥人征服的重要原因。不过“查士丁尼瘟疫”跟肆虐三百年之久、总计导致西欧两亿居民丧生的大鼠疫——黑死病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在人类对抗传染病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场疾病的恐怖程度能与发生在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欧洲中世纪大瘟疫相比。在爆发高峰期短短六年时间里（1347年至1353年），这场空前的浩劫就夺走了约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简直是灭顶之灾！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非常庆幸，我们有博大精深的传统医学——中医，几千年来一直为保障我们炎黄子孙的健康保驾护航、为繁衍中华民族做出来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我们同住一个地球，面临几乎一样严重的瘟疫，古往今来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屈服过！尤其是在当今，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众志成城，奋力抗争，只要我们再次拿起老祖宗留下的镇疫法宝中医中药，真正做到中西医并重，中医药一开始就介入，已经成为战胜瘟戾并取得胜利的关键。临床实践证明，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效果是显著的、明确的；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医老师我感到非常欣慰！

武汉疫情一爆发，第一时间我就与上海中医文献馆贾馆长发短消息，建议中医尽快加入！

虽然我们不能象那些奋不顾身的白衣天使战斗在第一线，但我们同样可以积极预防，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尽量做好防护，另外，即便我们足不出户，还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我将自己编的三套保健操的视频发到五个班级的群里，建议大家积极锻炼身体，开展保健灸

让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再一次守护了中华儿女的健康，绽放了无比灿烂的光芒！

郭祖荣  于三乐书斋 2020.2.22

郭祖荣简介：大学学历，中共党员；上海针灸学会会员、上海传统医学工程协会理事。因出身于中医世家，从小耳闻目染酷爱中医针灸，并师承上海著名老中医杨景清先生。曾先后在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现复旦大学）、张江高科技园区康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处工作。曾参与新华社立项的《中华国医国药》电视片上海卷的拍摄系主创人员和高级医学顾问；退休十年来在上海老年大学、上师大等多所老年大学讲课，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并有多本专著正式出版。他热爱老年教育；提倡学习型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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