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邹骥：能源转型是一个新经济增长的故事

eo记者 江伟欢 卢翛楠 蔡译萱

编辑 陈仪方

审核 冯洁

30年前，世界上第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署，后来陆续有了更详细的国际机制和《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30年的国际气候谈判历程为何如此曲折？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角色有怎样的变化？如何更好地平衡经济发展、能源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围绕这些问题，eo专访了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

邹骥在经济发展、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战略与政策综合决策相关领域深耕多年。他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投身中国低碳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与合作等领域的工作，在国际国内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95年，邹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时，开始关注温室气体和全球气候安全的关系。两年后，他以学者身份前往京都参加第三次缔约方会议的谈判。2000-2009年及2012-2015年，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特别是深度参与《巴黎协定》谈判，对中国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

在他看来，中国从强调排放权向发展路径创新转变，在全球气候议程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低碳转型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会有更多的创新技术和基础设施来解决气候问题。

邹骥：这回归到国际关系的一个非常基本的理论。今天的国际关系是基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权，他们只能通过政治权力做出决定。我们没有一个世界管理机构，很难分配碳排放限额，也无法强迫其他国家设定目标，只能通过集体谈判来实现这一点，就像我们在联合国框架下所做的那样。因此，在《巴黎协定》中确立了国家自主贡献机制，即NDC。这意味着所有的决策，所有的目标，所有的贡献都应该由国家自主决定。不同国家在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和环境等方面都是非常多样化的，他们有自己的关注点或议程。

通常我们把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他们的工业发展得更早。从19世纪就开始的工业化进程中，他们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温室效应取决于累积排放量，而不仅仅是年排放量，这意味着发达国家有减少排放的历史责任。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来者。虽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排放份额会逐渐变大，但就累积排放量而言，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仍然不到全球累积排放量的1/2。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变暖要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是国家的多样性导致了对责任的不同理解，也导致了谈判的挑战和困难。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和理解方式，他们对谈判会有不同的立场。

幸运的是，在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后的30年里，世界各国在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有越来越详细的国际机制，有共同的全球雄心——把全球温升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以内。

邹骥：《京都议定书》在1997年签订，当时我国还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人均GDP不到800美元，是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水平，没有强大的基建设施，贫困人口也占很大比例。但《巴黎协定》的签署是在《京都议定书》的19年后，从1997年到2016年，我国取得了非常快、非常高的发展成就，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到2021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2000美元，非常接近高收入水平。

在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下，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会有不同的经济发展议程。在早期发展阶段，你需要对基础设施和住房进行大量的投资建设，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温室气体的排放和经济增长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当你的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比如超过12000美元时，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依赖技术、知识、人力资源等，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优先考虑的问题也会从数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我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一个约有4亿人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意味着一个很大的市场，有很高的消费需求。你需要向他们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不仅是必要的衣食住行，还包括更清洁的空气质量和健康。同时，更高的收入水平也意味着更好的教育，年轻一代长大后接收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会有更强的环境意识和气候意识。

这是一个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非常自然的演变。基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在全球气候议程上的角色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巴黎协定》谈判前后，我国站在了一个转变战略立场的历史性节点上，从强调排放权向发展路径创新转变。我们变得越来越自信，在捍卫我们发展权的同时，将碳排放强度大大降低。这是最主要的变化。我认为我国在参与《巴黎协定》谈判方面更有信心、更积极，中国是推动达成《巴黎协定》的主要力量之一。

我很自豪我完全参与了这个过程，我见证了中国的发展过程。

邹骥：我国将会而且应该在未来的全球气候议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是一个大国，在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是一种主流意识，而且已经成为一项国家战略，我们称之为生态文明。另外，气候变化关系人类共同的未来，整个地球没有人能避开全球气候危机，无论你来自哪个地区，你是什么肤色，我们都属于同一个地球，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这一观念植根于我国的思想体系里面，体现了自然、人类和经济之间的真正关系。

我国有能力投资于技术研发和创新，我们可以期待会有更多的创新技术和基础设施来解决气候问题。而且在技术应用和产品层面，市场规模越大，为减排支付的单位成本会变得越来越低。我国有很大的市场，可以摊薄气候变化的成本。以最相关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为例，在过去的十年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成本比十年前降低了90%，而且还将继续下降。我们不仅可以让我国享受到技术的发展，还可以通过技术转让向其他国家输出新技术，也可以通过正常的国际贸易与合作让整个世界享受到新技术。

举个例子，在当前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洲国家希望摆脱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其中一个主要选择是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欧洲可以与中国在贸易上进行良好的合作，我们提供非常便宜且高质量的光伏面板产品，帮助他们加快迈向可再生能源的步伐。

另一个潜在合作的例子在中美两国之间。美国国会众议院最近通过了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为美国可再生能源转型提供大量补贴。但众所周知，美国的太阳能和风电设备比中国贵得多。如果他们愿意放弃贸易壁垒，允许进口中国的光伏面板或风电设备，他们就可以享受到可靠且廉价的可再生能源，用同样的钱拥有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更不用说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非洲等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的状态下，在自由贸易的状态下，我们有巨大的国际合作潜力。

我国还是世界上首个建立绿色金融政策框架体系的经济体，如果所有这些优势都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应用，我们更有信心遏制全球变暖的进程。因此，我相信我国可以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邹骥：我国目前有两种主要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方向，一种是集中式的可再生能源基地，通常位于我国北部。以内蒙古为例，那里有很多太阳能和风电，所发的电力在当地消纳，为当地的经济提供动力，能源价格非常便宜。与此同时，还可以将这些绿色电力远距离输送到北京、江苏、上海、山东等能源使用密集型地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改变国家的投资布局和能源的格局。

邹骥：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挑战即机遇。经济增长、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虽然是三个不同的政策目标，却可以产生协同作用，让我们找到出路。

宏观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要对抗经济衰退，就需要加大投资，促进消费和贸易的增长。加大投资后，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人们有了更多的收入，就会有更好的收入预期，愿意有更高的消费。当投资和消费水平提高时，就需要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贸易。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链。因此，我认为在我国，加大投资是当前最迫切的事。对于投资来说，不仅要解决数量的问题，也要解决投资流向的问题。我给出的建议是投资绿色低碳的领域。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将创造出对商品和服务的增量需求，空间也更大。当你投资能源转型，投资更高能源效率的住房，投资数字化，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为公用事业和消费者提供了服务，并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发展，确保经济持续增长。

这意味着缓解气候变化不再单纯是环境问题，而且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我们在消费方面已经看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例子——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在我国市场的销售非常出色，它对消费作出了巨大贡献，进一步支撑了经济增长，而且电动汽车产业促进了新技术的发展。我国进口石油占石油使用量的73%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能源安全问题。但越来越多的电动汽车取代燃油车，我们将不再使用那么多的石油。如果仅根据商业场景进行保守估计，到2030年我们可以减少15%的进口石油，从国际石油市场节省下来更多的钱。发展电动汽车是值得的，不仅可以改善空气质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还可以加强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增长。

这让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可再生能源、储能、氢、电动汽车等新技术、新产业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非常有帮助。我国现在有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社会的共识也越来越强。我认为低碳转型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而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

邹骥：现有的可再生能源和减排技术对实现碳中和目标来说是不够的，我们可以从能源技术的学习曲线来看待现有技术和气候目标的关系。

我国的总排放量大约是每年100亿吨二氧化碳，我们通过提高能源效率、以相对较少的投入来减掉其中的30亿吨，另外15亿吨二氧化碳可以通过相对低成本的技术来减掉。之后如果想要减少更多的排放，就需要采用更高成本的技术，例如氢能炼钢或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但不用担心，这不是一夜之间要解决的事情，我们有40年的时间来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在未来的5到10年里，我们可以采用成本较低的技术来减排。除此之外，我们应该研发那些目前还很昂贵的技术，比如CCUS，因为我们会长期使用它们。

以电力行业为例，煤电机组的设计寿命通常在20年或30年以上，目前在运煤电平均年龄只有13年，还很年轻。我们不需要赶在5年内淘汰煤电，未来20年里还可以使用目前的煤电机组，但可以减少煤电的发电量，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将煤电机组作为后备机组或电网的“稳定器”。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来研发和整合，使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低碳技术越来越可靠，越来越便宜。

从长期来看，我们可以在未来几十年里发展新技术，实现碳中和目标。

邹骥：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合作来解决全球气候危机，没有中美两大经济体和排放国的合作，就没有全球解决方案的出路。在当前情况下，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公共关系变得更加重要，专业沟通、交流与合作对两国经济合作或联系必不可少。对于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应该保持甚至加强交流。在市场开发、投资和贸易方面，两国政府应该提供便利，允许企业间进行贸易，特别是在能源、机械、基础设施等领域。

我还要强调年轻一代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因为他们是未来。两国的年轻人应该多互相认识、建立联系、交流思想，共同关心全球气候、经济、技术、文化等问题。他们长大后成为主流消费者和社会领导者时，他们在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甚至兴趣方面都有一些共同点，我们才能对未来有更好的期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补充甚至是对国家关系作出贡献。

（eo记者江涛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