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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抑郁,是家病了

张铃 经济观察报 2024-03-12
林红有20余年临床经验,接诊过数千个家庭,2009年起,她开始使用家庭治疗的方式救治儿童抑郁症病患,因为她相信,如果整个家庭的病没有治好,只治其中一个人是不够的。作者:张铃 封图:图虫创意




导读



壹  ||  家庭的问题,我们要从纵轴和横轴来看。纵轴是原生家庭。横轴包括社会、时代、家庭的发展和变故。
贰  ||  在诊室里,我会和来访家庭一起从生物、学校、家庭和社会大的系统去看孩子的问题,让大家相互理解。
叁  ||  我想对家长们说,我们要相信孩子、理解孩子、支持孩子、祝福孩子。我也想对孩子们说,你们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自己身上,而非父母身上,去深入地了解自己,并且底气十足地主动激活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助力自己的长远发展。



2月26日,元宵节过后,北京市百万中小学生回到了校园。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的医生们也忙碌了起来。


“开学季来门诊的家庭会比平时更多,家长也更焦虑”,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家庭治疗师林红告诉经济观察报:“因为孩子生病后,本来上学就有困难,开学孩子能否重返校园、顺利上学的问题就迫在眉睫了。”


2月28日,穿过嘈杂的门诊大厅、挤满候诊家庭的走廊,经济观察报在诊室见到林红时,她刚刚结束对3个家庭的治疗。和多数精神科医生单次看诊只有十几分钟不同,林红接诊的家庭都是提前预约好的,单次50分钟。


抑郁症的孩子越来越多了。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等共同发布的《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有30%是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专注精神健康领域的互联网医院“好心情”联合中国麻醉药品协会精神卫生分会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则显示,中国青少年抑郁症的检出率几乎比四年前翻了一倍。


心理问题很复杂,一般认为是生物易感性、成长环境和社会系统的综合因素造成的。林红认为,一个孩子病了,往往是整个家庭病了,是更大的系统出了问题。家庭里最脆弱的、最不成熟的往往就是孩子,孩子会承担整个家庭的病。


林红有20余年临床经验,接诊过数千个家庭,2009年起,她开始使用家庭治疗的方式救治儿童抑郁症病患,因为她相信,如果整个家庭的病没有治好,只治其中一个人是不够的。


林红介绍,家庭的问题可以从纵轴和横轴分别看。纵轴是原生家庭累积的创伤,横轴包括社会、时代、家庭的发展和变故。横轴的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得抑郁症的孩子变得更多了——整个社会的压力变得更大了。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 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林红的讲述:




孩子病了,是整个家病了


孩子生病后,本来上学就有困难,开学后问题就变得严峻了。到了开学报到的日子,有的孩子可能还是去不了学校,有的孩子虽然勉强能去,家长也会担心他能不能坚持下来。


孩子能不能正常上学,这往往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长特别在乎的事情。家长不太懂孩子内在的痛苦,而是更多看外在的行为,看孩子是不是发脾气、不听话、忤逆家长,是不是能好好地去上学。孩子能去上学的话,家长就在乎他是不是成绩好,会不会被老师告状。


有一个孩子在我们这住院治疗,出院后我帮他梳理整个系统,发现班主任体罚学生特别严重。虽然老师并没有体罚过他,但是他替那些被罚的孩子难过,很愤懑地对我说:“他这样的人就不配当老师!”孩子妈妈不能理解,被罚的孩子都没事,怎么你却不能上学了?这个孩子其实是高度敏感的孩子,他对环境中的风吹草动特别敏感,所以虽然他只是老师体罚的目击者,却受到了更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老师在科学课上布置了一个任务,他不是很理解,就追问老师,但老师忙于整体教学,也没解答清楚他的疑问。要上下一节课了,别的同学都完成了任务,但他还没有完成,这时他发现老师给他的解答不对,他就试图和老师解释自己的理由,要老师给他更多时间,他想完成这个任务。但老师着急得上下一节课,没时间也没心思听他解释,简单粗暴地批评了他,他当场就情绪崩溃了,大哭不止,站在教室里不动,后面的同学也上不了课。学校找到家长,家长就来找我,家长无法理解,为什么人家都能遵守的规则,就他不能?其实并非孩子故意捣蛋,不肯遵守规则,相反,这个孩子恰恰是太想遵守规则,一板一眼地完全服从老师的要求,导致弹性灵活性不够,对自己要求太高,给自己的心理压力太大,自我情绪调节能力本就不够强,这时就情绪爆发了。


为什么孩子会抑郁?很多人会说,孩子病了,就是因为有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有一个什么样的爸爸,就是因为学校怎么了、社会怎么了,“父母皆祸害”“都是原生家庭的错”。这些单一归因都是不全面、不客观的。我们的社会习惯了简单归因:因为学校课间十分钟没了,所以孩子病了;因为爸爸给了他一巴掌,所以孩子病了;因为老师批评他了,所以孩子跳楼了。


孩子病了,我们首先不要说为啥你这么脆弱?怎么别人不病偏你病了?这就是简单归因,认为是孩子懒了,没听我的话了,意志力不坚强了,所以病了。有的家长会说,“什么抑郁症,我看是打得轻了”,还有的家长特自我感动,“就是我对他太好了,扔农村去养得皮糙肉厚就好了”。他们自以为是,完全没办法理解孩子的痛苦。


还有的家长在另一个极端,认为孩子没问题,都是没养好,是爹不好、妈不好。很多妈妈来找我,说:“孩子病得很严重,都是我的错。”我说,你确定都是你一个人的错?你真的相信凭你一己之力,一个人就可以让孩子病得这么严重?


当我真的去理解妈妈的时候,妈妈就会放下防御,说出心里话。很多人都说是妈妈的错,旁人也这样说,爸爸也这样说,最后妈妈就变成罪人了。其实,总体而言女性照顾孩子多些,活干得越多就越容易出错。


单一的归因会带来什么呢?他们会继续用错误的方式对待孩子,孩子的病会更严重。


心理问题很复杂,一般认为是生物易感性、成长环境和社会系统的综合因素造成的。一个孩子病了,往往是整个家庭病了,是更大的系统出了问题。家庭里那个最脆弱的、最不成熟的往往就是孩子,孩子会承担整个家庭的病。


家庭的问题,我们要从纵轴和横轴来看。纵轴是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累积的创伤有很多种,比如天生高敏感的孩子,对环境的要求更高,这时父母养育孩子遇到的挑战就更大,就更难养好;比如父母从自己的原生家庭里也有累积很多创伤。这些创伤就像定时炸弹,一直不解决的话,早晚会有炸掉的风险存在。


横轴包括社会、时代、家庭的发展和变故。一些重大的社会历史变化,可能给后代留下创伤,时间越长就越难解决,三年新冠疫情就属于这样的变化。这样的集体性创伤,公开谈论,影响会减少,越不谈,影响就会变得越深远、越严重。


我妈妈小时候见过日本人端着枪扫荡,对日本人有很深的仇恨,但是带着仇恨生活是痛苦的。我跟德国朋友说起这个情况,他们建议我带妈妈去趟日本,也许有助于她化解心结。后来,我带着已经年过八十的妈妈去了日本旅游,她发现其实现在的日本人挺好的。与仇恨和解之后,妈妈变得柔和了,再看“抗日神剧”的反应都变了。


另外,家人突然去世、遭遇校园霸凌、父母失业等等,也都属于横轴上的变化。横轴的变化其实可以解释为什么得抑郁症的孩子变得更多了——整个社会的压力变得更大了。




隐秘的伤痛


大约七八年前,我画过一幅画,画上都是病人,密密麻麻的病人。有同事和我说,你画的医院像个监狱一样。那是我职业生涯里特别痛苦的时期——我学了一些东西,有了一些能力,我想帮更多的人,但我根本做不到。


有很多家庭,一旦孩子能上学了,家长基本就不来了,他们觉得“能上学就不是事儿”。其实背后还有很多更深层次的问题,我希望他们能走得更深一点,这样才能提升整个家庭的幸福感,但他们顾不上这些。


半途而废的家长太多了,新的来访者也那么多,有几年,我感觉自己被病人淹没了。


回想起来,那时我太难为自己了,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帮不了所有人。现在,我不再用整个体系的问题来责备自己,变得更释然,可以举重若轻了。其实,我的状态好起来后,会展示给来访者,他们会看到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轻松欢乐,这样的示范会给那些深陷于痛苦中的家庭以信心和力量。


在诊室里,我会和来访家庭一起从生物、学校、家庭和社会大的系统去看孩子的问题,让大家相互理解。比如,我会问妈妈,假如说我能帮到你的家庭,你希望这个家庭变成什么样?我会问孩子,听了妈妈的回答,你是什么感觉,你觉得爸爸又会怎么看?这样的循环提问其实把三个人关联起来了。


很多家长会惊讶,孩子居然有这么多想法,怎么在家就不说?其实孩子有很多对家庭关系的认识,也有很多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情绪,但一直被忽视。很多家长从没有真的坐下来去听孩子到底怎么看这些事,设身处地地理解孩子到底有着怎样的感受。


有的孩子是被逼着来的,嘟着个嘴,一看就不高兴,但很快,孩子就会喜欢上我。为什么呢?其实也挺简单,我发自内心地尊重、共情孩子。我的提问不是指责式、命令式的,而是好奇、幽默的,很多孩子没受过这待遇。


只看孩子是不够的,但是指责父母也解决不了问题。很多家长来我这,就希望我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们会说“你就告诉我错在哪儿,我改”,好像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法宝。有的父母会按照书上说的一条条改,也会跟孩子认错。但在自己还很痛苦、抑郁、拧巴的情况下,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的认错不会让孩子释然。好多孩子跟我说,要是没有我就好了,这样他们就用不着这么难受。


其实,单纯做医生,一切就显得比较“确定”,只需要把病人的症状按条目归类,做出诊断,然后按照指南用药,这个药不行再换下一个。但家庭治疗师不一样,我和来访家庭是合作的关系,我只是家庭改变的推动者而已。


临床诊疗分为很多种。内外妇儿科等躯体疾病的诊疗相对单纯,治病就好,不牵扯到太复杂的情感和关系。精神科医生会难些,需要了解病人的家族史、成长经历和环境,自身的情感会受到一些冲击。家庭治疗会更复杂,因为我们更多着眼于心理、社会的因素,就会了解更多家庭隐秘的伤痛。


其实,我很多同事都经历过职业耗竭。孩子来住院,和家庭环境隔绝开了,又没有学业压力,往往会比较快地缓解,但是回到家庭,面对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又会复发,然后再来。好多年轻医生和我说,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意义,病人来来回回,总是好不了。


有一个我很认同的研究,它把心理工作者的职业耗竭分为三类,20%的人会“耗竭”,60%的人可以“平衡”,还有20%能够 “赋能”。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把整个人扑上去了,很容易就“耗竭”了。慢慢地,随着我变得足够专业,就跨过了那个阶段,到了“赋能”的阶段。


现在,我依然会共情,但不会简单地和来访者完全融在一起,而是有了“第三只眼”。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还有一只眼睛一直在观察着整个系统,我常常能从这样的观察中得到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反思与收获。比如有孩子说,他妈妈的某句话让他很生气,以及为什么生气。我就想,我也和儿子说过这样的话,下回我也别这样说了。




做走出诊室的儿童精神科医生


从2012年开始,我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开设研究生选修课《恋爱婚姻与家庭》。这个课特别火爆,很多人站着听,有拉着恋人一起来的,还有带着外校的同学和社会上的亲朋好友来的。我会讲亲密关系是怎么回事,怎么择偶,怎么经营夫妻关系,怎么经营亲子关系,怎么从大的系统去看家庭关系,怎么处理家庭冲突。这些都特别重要,但很少有人专门教。


去年年底,我一位朋友和我说,“现在年轻人都不结婚了,谈谈家庭关系吧”。于是我们一起设计了一个为期八周的“激活中国式家庭力量”工作坊。我二十多岁的儿子问我,像我这样不想结婚生娃的年轻人,参加你的工作坊有什么用?我告诉他,你可以搞清楚为什么不想、有多不想,是真的不想,还是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放弃,否则等到四五十岁才发现其实自己想,就晚了。我儿子一听,连忙拍大腿说,参加!


其实,早些年就有很多人和我说,林老师,你别只是在诊室里面工作,这样挺浪费的。最近几年,找我做家庭治疗的人越来越多,我做不过来,就试着做家庭培训。


来门诊的都是病得很重的家庭,但在做培训时,我见到了许多有意愿和动力提升家庭幸福感的高品质家庭,他们有的虽在家庭关系上出现了困难,但并不特别严重,我能在几天的培训中感受到他们的变化,这种改变是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


后来,我又试着做多家庭团体培训。在多个家庭组成的团体里,爸爸有爸爸这个角色的共性,妈妈有妈妈这个角色的共性,孩子有孩子这个角色的共性,每一个人又有自己的特性,他们之间会产生很奇妙的反应。


我记得有个上不了学,还企图自杀的女孩,她妈妈特发愁。面对此情此景,另外两个家庭的妈妈却说,我特别喜欢你的孩子,每次她发言,我都觉得她思想很深刻,表达也特别生动,我特别喜欢听她说话。这时,我注意到女孩眼中的泪光一闪而过,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羞涩笑容,那是发自内心的欢喜与触动。


培训刚开始时,这个小女孩告诉我,她一直觉得自己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和外界隔着,什么都感受不到。她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但又走不出来。随着团体培训的进展,有一天她问我,她想从罩子里走出去,但又害怕,到底要不要走?


我告诉她,这个罩子对你是有意义的,它保护了你,你完全可以安心地待在里面一段时间,不必自责和焦虑,直到你想走出来,并且有力量走出来的时候。现在你想走出罩子了,你当然可以走出去,但你也要相信,你随时还可以回到罩子里来,在你需要的时候。你不只有待在罩子里原地不动或走出去这两条路,你是可以来去自如的。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小女孩的变化,到最后两次来到家庭培训时,她谈论的问题已经变成了想要回到学校,应该做哪些准备的话题了。


我想对家长们说,我们要相信孩子、理解孩子、支持孩子、祝福孩子。当我们的孩子让我们不满意时,我们首先要平息自己的情绪,站在孩子的立场,相信孩子的决定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带着好奇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想我们怎么可以真正地帮到他。他选的路可能会很坎坷,但我们要祝福他,而不是诅咒他。


我也想对孩子们说,你们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自己身上,而非父母身上,去深入地了解自己,并且底气十足地主动激活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助力自己的长远发展。我们常说的“和父母和解”,其实根本上是和自己和解。只知道反抗是不够明智的,想明白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然后去创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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