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推介《小说月报》2016年11期选载的中篇小说《天蝎》，作者为80后作家南飞雁，与本刊曾选载的《红酒》《暧昧》一样，《天蝎》仍发生在他笔下那个“七厅八处”……同时分享孙频的南飞雁印象记和评论家徐刚、徐勇、丛治辰、孟繁华对南飞雁小说的点评。

《小说月报》2016年第12期最新面世，本期刊载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评选办法、选票与《小说月报》2015—2016年候选篇目，本次评选继续开设网上投票通道，投票入口将在微信及时发布，敬请关注。

南飞雁，1980年生，祖籍河南唐河。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已发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多部，作品曾多次被各选刊转载。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华表奖。现供职于河南影视集团剧本中心，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专业在读。

我们的七厅八处

文│南飞雁

2016年3月的某天，我正在人大听杨庆祥老师讲阿兰巴丢的《世纪》，单位党办发来一份文件截图，红头是“中共河南省纪委办公厅”，正文大意是抽调“南飞雁同志”去写一个稿子，“请贵单位给予支持”。我看罢文件，又抬头看庆祥老师，顿时想微笑，因为此间的妙处不可言说。

其实这样的生活很分裂。而自从2002年毕业开始，已近15年了，一直都是这么过的。上班，开会，写报告，做总结，申报立项，申请补贴，偶尔被抽走搞督导、巡视、培训。15年中写下公文材料无数，差不多有一套《金瓶梅》了，不过只是字数近似，一切都与文学无关。持续到第6年，差不多到了第四十回《抱孩童瓶儿希宠妆丫鬟金莲市爱》之际，我的公文材料写得越来越好，却感到即将被文学彻底抛弃。这时我来到鲁院学习，我暗中对自己说，四个月里，如果再写不出来一篇像样的小说，那便是露水夫妻情分已尽，就安心去写公文吧。此时的气氛有些悲壮，颇像西门庆和王婆的一番对话：

西门庆道：“干娘，周旋了我们则个，只要长做夫妻。”

王婆道：“这条计用着件东西，别人家里都没，天生天化，大官人家里却有。”

西门庆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来与你。却是什么东西？”

即便没学习过《金瓶梅》的，也知道王婆说的是“砒霜”，因为西门庆开着家生药铺。王婆的回答忽然让我醍醐灌顶。其实也不是王婆的回答，而是王婆那句兜圈子的话：“别人家里都没，天生天化，大官人家里却有。”四个月后从鲁院结业，我写出了中篇小说《红酒》，成为“七厅八处”的第一篇小说。再往后，是《暧昧》《灯泡》《空位》。七年时间，四个中篇，这样的“系列”让我无地自容。尤其是去年起在人大读书，班里年纪比我大的写得比我好，年纪比我小的写得比我更好，正如西门庆听说武松来找，“吓得心胆都碎，便不顾性命，从后楼窗一跳，顺着房檐，跳下人家后院内去了”。我没有西门庆的身手，也没有人家后院可逃，更知道害怕也无用，只好勉强自己不再偷懒，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这篇《天蝎》。

五个中篇，不到二十万字，都发生在七厅八处。西门庆有他的生药铺，天生天化就有砒霜。我有我的七厅八处，天生天化就有生活。如此的生活当然并非我独有，只因我没有其他的生活。我一直恐惧读同龄人的小说，也经常跟几位同学调侃，说我读来读去，发现只有一个主题可以写，而且可以写得很好，这个主题就是绝望。各路同辈强们人早已占下码头，抢了生意，圈走地盘，以至于抬头一望，各个题材的山头上都有“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迎风招展，类似武松者熙熙攘攘。扭头再看，倒有一个去处人迹罕至，那便是我的七厅八处。此处无老虎，猴子也能立足，何况我又正好属猴。

人大创造性写作班里，班长张楚人缘好，时常有各路强人慕名来斗酒，我自认酒量尚可，自告奋勇去陪酒助拳，也得以放倒并结识了不少朋友。坦白地说，人大一年里，认识的作家、编辑比我之前十年认识的都多。我平常的朋友与文学基本无关，上至厅长下至司机，广泛分布在某厅某处中，这就是我天生天化的生活。接到省纪委借调函，我忙请了假去报到，发现要写的稿子是一个警示教育片的脚本，对象是一位两规中的原市委书记。省纪委提供的资料不许带走，只能在现场看，能拷贝带走的也都是加密文档。看了几十卷案宗，在看守所里见到了市委书记本人，采访，笔记，聊天，拍摄，几千字的脚本各级审阅，六易其稿。直到庆祥老师的课都结束了，梁鸿老师的课也结束了，姚丹老师的课也结束了，悦然老师的课也结束了，一个学期都结束了，这个脚本还没有最后过审。最后一稿前，我基本上处于思路崩溃的边缘，劳马老师端着酒杯对我耳提面命一番，于是乎思路顿开，迷浊不再，推翻一切重来。

这大概就是我天生天化的生活中的一个片段。

开生药铺的老板当然不止一个，善于使用砒霜的却只有西门庆一人。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学习西门庆，以卖药谋生，以砒霜谋爱，在如何用好砒霜上多下功夫。所谓人有天赋，我有药铺，人有大笔，我有砒霜。同辈强人们各占山头，我只得困守一隅，看着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我别无所求，只求养家糊口。前几天党校青干班同学聚会，烧烤卤肉烩面已毕，某厅某处同学问我，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我想了想，说，二儿子三岁矣。同学又问我，还是那个老婆生的？我没敢犹豫，忙点头称是。大家便哄堂大笑。其实我是想说，当然有好消息，今年第九期的《人民文学》发了我一篇小说。

想到这里，我就跟着各厅各处的朋友们一起开怀大笑起来。

南飞雁中篇小说《天蝎》，原发《人民文学》2016年9期，《小说月报》2016年第11期选载

写《暧昧》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蹬着自行车送儿子去幼儿园，然后上班，一整天泡在单位，跟认识的、不认识的人谈剧本、聊电影，不时写写公文，直到下午下班接了儿子回家。晚饭后，跟儿子玩上一会儿，九点多让妻子哄他入睡，我去书房开始写。一般只写两个小时，字数大概千余，抽烟不到半盒，就关机上床，绝不多写。妻子对我的写作从来不问，我倒喜欢跟她分享。往往是讲着讲着，她就坐起来，边笑边听，我便边笑边讲。所笑为何，心照不宣，因为都熟悉。第二天，这样的生活锱铢累积，周而复始。

所以说，《暧昧》的写作过程其实一点都不暧昧，缺乏暧昧的基础。就像下午回家路上买鸭脖子鸭肠，发现价钱见涨，味道却下降；就像和党校同学们聚会，听说某某喜获升迁，某某失意放逐；就像跟大学老同学喝酒，发现某某居然离婚，某某依旧独身。无非都是世俗生活中的一片片苇叶，一根根细草，再熟悉不过，偏巧被我拿来，写进小说而已。《暧昧》也是如此。身处官场的一男一女，男丧偶，女离异，男有心，女钟意，看似顺理成章的感情，却因官场这个背景而变得曲意盎然，趣味丛生。彼此试探，互相过招，暧昧也由此滋生。《暧昧》里的聂于川和徐佩蓉，当然是世俗生活的一员，因而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但也正是一个个聂于川和徐佩蓉，像一个个细胞，构成了当下中国政治体制的肌体，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趋向。我由此意识到关注他们的艺术价值。《暧昧》是在我生活的园田里打的一眼井，遗憾的是，因受制于内部与外部的诸多因素，打得还不够深。至于选择的本身，并没有错。

和我前一个中篇《红酒》一样，《暧昧》仍是发生在官场里的故事。《红酒》被多家杂志、报纸转载之后，读者不少；有人异议，有人称许，多数感到惊奇，因为我生于1980年，写的“竟”是官场。我当时想，《暧昧》出来之后，应该没人再觉惊奇；如果不幸还是如此，等我再下一篇出来之后，就不会了。生于哪个年份，我无法左右，而关注什么，表达什么，如何表达，倒在我掌控之间。在当下中国文坛版图上，我这个岁数的写作者，许多都在关注本人遭遇，描摹自家心灵，风花雪月，青春残酷，爱恨缠绵，而且做得实在是极好，我很尊敬，很敬佩，并由衷祝贺。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乐于坚守自己，打自己的井。当然坚守就会遇到刺激或阻力，但这对我绝对是好事。我曾在晚清民初的社会土壤上打了一口井，就遭遇到口水与板砖，理由是我这个年龄不可为而强为。这种观点说不上专横，只是不太专业；也谈不上野蛮，不过近似野路。因为甘苦寸心知，付出的努力自己清楚。结果这部六十万字题为《大瓷商》的长篇小说，获得两项省级大奖之后，新近又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初评中入选。这并非标榜什么，我只是为以后的继续坚守，提出一个让自己接受的理由而已。

80后一代的写作者，已经被打了包，贴上了标签。我无可避免地身在其中。打包的结果是暧昧一片，标签的结果是混沌一团。如果非要找出与众不同，只能说我没能早恋，却是早婚，经历太少，担子甚重，不过落得个四世同堂，倒也其乐融融；缺乏挑战生存的勇气，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不觉得世俗的日子有多无聊，也不以为传统的生活有多无趣；羞于关注自己，因为无可关注之处，乐于关注他人，因为深感生活的强大；由于年纪渐长，已经作不来狂放恣意的语言，只有埋头经营大白话似的文句；别人之所弃，所厌，恰是我所需，所喜。不过话说回来，或许这也正是我选择《红酒》《暧昧》这种题材的缘起。

写到这里，我才恍然意识到，原来我写《暧昧》，潜意识里是想脱离上面说的暧昧。

——南飞雁

南飞雁中篇小说《红酒》，原发《十月》2009年1期，《小说月报》2009年中篇专号2期选载；中篇小说《暧昧》，原发《十月》2009年5期，《小说月报》2010年中篇专号1期选载

记南飞雁

文│孙频

当初把南飞雁的名字和人对上号还颇费了我几日功夫。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名字和人实在不好对号入座。

第一次见到南飞雁是在我们考人大的笔试考场里，我刚刚坐定，便感觉右手方向杀气腾腾。用眼角的余光一窥视，只见与我隔两排的右手方向坐着一尊彪形大汉。胖、壮、魁梧、高大，塞在教室座位里塞得满满的，不苟言笑，周身杀气腾腾，略带黑帮味。我心里一惊，万一要和这大汉成同学呢？再朝座位上的名字签偷偷一看，南飞雁。妈呀，这是大汉的名字？我一度怀疑这是不是笔名，后来才知道人家本名就是南飞雁。这名字真是娟秀、妩媚、充斥着诗词里的风雅和惆怅。

后来果真成了同学，不仅是同学，还是一起住校的同学，住宿舍、去食堂吃饭、打开水，了解真是由同学情谊开始。我们班八个人里面，南飞雁是绰号最多的，大雁、肥雁、肥艳、雁儿、南主席、南金刚、鸠摩智。除了最后一个绰号是他自封的，别的都是我们给他起的。鸠摩智来源于我们八人闲得蛋疼时在一起讨论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并且依据性格把每个人对号入座。由此我们班有了尹志平啊，林平之啊，段郎啊，田伯光啊等等一干人，真是五光十色。南飞雁自封鸠摩智，作为一个金庸盲我特意查了查鸠摩智的来历，原来是高僧，还是曾经武功高强后来被废武功的高僧，布衣芒鞋，宝象庄严，有少林绝学拈花指。练此武功时脸上始终慈和微笑，暗含拈花微笑之意，何其清雅柔和。仔细想想，确实有些气质暗合。

南飞雁同学是标准的内秀型，精致温婉的内在与壮汉的外形实在没有一毛钱的联系。但是凡是这种人都经得住相处，属于好酒一般的人，越喝越香，越相处越发现其人格魅力。刚开始读南飞雁同学的小说的时候我心里已经一惊，心想，靠，这样一个彪形大汉怎么能写出如此雅致娴熟生动而充满情趣的文字，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其蕙质兰心，对生活对人心真是体察得入木三分而又不尖酸刻薄，洞若观火的同时又能面对众生拈花一笑。果然，鸠摩智的味道开始出来了。

后来相处久了就渐渐明白了，他不仅小说里如此，做人亦如此。我们几个女生后来一致认为，南飞雁同学是成熟宽厚之人。所谓成熟一定是奠定在对世相对人情的洞若观火之上，可贵的是，洞察世相而又能不流俗，还保有赤子之心。他待人宽厚不计较，颇有兄长风范，而又心细如发，善于体察他人难处，永远不会给人难堪的机会。所以和他相处久了会觉得十分舒服，友谊弥深。曾在美国中央公园跟着他去看湖步行了三个小时之后累得像一条狗，导致我当场和他发飙，第二天觉得不妥，又忐忑地向他道歉，结果他根本没往心里去，只说，都是兄弟嘛这么见外。又补充道，有人欺负你南哥替你报仇。我顿时眼泪汪汪。在美国之行的后几天，同学都拿中央公园三个湖和我开玩笑，我嘴上说，谁也别和我提那三个湖。心里却觉得这样的记忆分外温暖和珍贵，什么叫同学情谊，莫过于此。

我一向认为南飞雁同学是有智慧的人，所谓有智慧就是不会像狂野无羁的艺术家一样眼里除了个画画写字再没别的事，哪天死了算哪天，能给人类的精神事业留下什么与他们无关。南飞雁同学不仅小说写得好，电影制片厂的工作又做得好，据说在单位里已经是一个老干部的资历，而且家庭幸福得让我们妒忌，漂亮的老婆，还有两个可爱的儿子，一家人过着中产阶级的优雅生活。真是让我们几个屌丝羡慕不已。南飞雁同学还是个非常精致的人，虽然他顶着一副永远穿运动装的拓落外形，但实在架不住我们的朝夕相处，也就露出了原形。他实则谙熟各种品牌，衣服、表、车、红酒、香水，甚至钢笔，拿一样东西随便问他，这是什么价位的？什么年份的？他说得分毫不差，搞得我有一阵子简直都要崇拜他了。这彪形大汉简直是极有生活品位的精致男。

此外南飞雁同学还是极其长情的人，对发妻好到让所有的女人嫉妒。我们在人大上学的时候，他雷打不动每天都要给老婆写一封邮件，详细告诉她自己今天做了些什么遇到了什么事。包括我们在香港在美国，都没有一天遗漏。就是在飞机上的时候，我见他在敲字，问他勤奋地写什么，他说在给老婆写信，飞机外面蓝天白云，我当时就跪了。什么叫中国好男人。他总说和老婆十五岁就认识了，应该对她好点。在这年头，简直是青梅竹马的神话。

南飞雁同学在我们班最有名的典故就是打呼噜和煮粥事件。刚入校的时候本来是他们四个男人一个宿舍，结果他的南氏呼噜不仅震惊了其他三个哥们，据说连楼道里的感应灯都一晚上跟着他的呼噜明明灭灭。后来他因祸得福独自住了一间宿舍，那间位于红三楼的宿舍长得非常怪异，像截狭长的火车车厢，他一个人拥有五张空床，可以想睡哪张睡哪张。我们一度都怂恿他开个南氏旅馆。他的宿舍在一楼，外面是参天大树，阴郁而不见天光。他又是一个人住宿舍，心里有些害怕，又听人讲这屋里要做做饭增加点烟火气才能有人气，他便买了一口电锅，每日下午煮粥四五个小时，一边听着煮粥发出的咕咚声一边看书写字，体会着烟火气。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宿舍忽然停电了，他去问宿管阿姨，阿姨说你一个人怎么这么快把四个博士的电量都用光了？

南飞雁同学还是性情中人，酒量很好，也有趣得很。想我们在一起喝的第一场酒是在他宿舍。简陋的宿舍里用那口煮粥的电锅当火锅，我们四人喝着白酒、啤酒、红酒等各色杂酒，吃着火锅，用着一次性餐具，慢慢聊着彼此的童年和身世，至今想来那种围炉夜话都是让人流泪的。在后来的同窗生涯中我们经常在晚上流窜于人大门口的串吧，喝酒喝着开始交心交肺，我曾认真地问他，觉得我这个人有什么问题？他也坦诚地告诉我。我听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便想，真正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吧。

南飞雁同学经常以浩然正气自居，我也以为这四个字是为他量身定做，并曾一度夸下海口，在毕业之前一定要在南飞雁同学宿舍挂两块匾，一块写浩然正气，另一块写自得风流。深以为然。

转自微信号：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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