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袁《苏黎红小姐》之二【小说月报10期精彩】
苏黎红上上下下喜欢带着朱鸿鹄。朱鸿鹄长得像她，唇红齿白，贾宝玉一样。苏黎红牵了朱鸿鹄的手，去老朱的办公室。老朱办公室的男老师，特别是郝伯伯，比老朱还激动，“蓬荜生辉，蓬荜生辉。”这些中学语文老师，文绉绉地说。苏黎红不推辞，笑纳了。反正这也不算什么恭维话，因为老朱的办公室，确实是“蓬荜”，几张斑驳的木桌木椅，四面斑驳的石灰墙。而穿着花连衣裙的苏黎红和穿着雪白衬衣的朱鸿鹄，看着华丽极了，两个人就像两盏明艳的灯笼，一下子把老朱简陋的办公室照得熠熠生辉。郝伯伯赶紧到抽屉里找糖果，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总会有几颗紫色玻璃纸包装的太妃软糖的，是专门预备给朱鸿鹄的。郝伯伯喜欢朱鸿鹄，有点过分的喜欢。因为这个，陈阿姨和他吵过架。陈阿姨觉得他对朱鸿鹄的喜欢里有不健康的东西，甚至有不道德的东西。怎么不健康？怎么不道德？郝伯伯梗着脖子问。你自己心里清楚！陈阿姨说。也就说到这里，不能再往下说，再往下，就伤自尊了。陈阿姨也是个骄傲的女人。
但老朱不怎么在意郝伯伯对朱鸿鹄的喜欢。就算郝伯伯的喜欢里掺杂了点不健康、不道德的感情，这也很正常。老朱是个体恤的人，也是个大方的人。什么好东西都愿意和别人分享的。老家送了一篓刚下树的秋白梨来，他给郝伯伯家送去半篓；大夏天，他顶着毒辣的太阳去郊外钓鱼，钓回两条野生鳜鱼，一大一小，他把大的给了郝伯伯。郝伯伯和老朱一起去的，也很可怜地晒了半天毒辣的太阳，但他一条鱼也没钓着，别说鳜鱼，就是鲫鱼和翘嘴白也没钓着一条。当然，苏黎红不是秋白梨，也不是鳜鱼，他没法给郝伯伯送去一半。但苏黎红可以是一篇锦绣文章，“奇文共赏之”，只要这种赏，在一定分寸内，他是能理解和接受的。而分寸的把握，老朱是能充分相信郝伯伯的。他们都是五十年代的老知识分子，读过《论语》的，知道什么是“发乎情，止于礼”。而只要能“止于礼”，就用不着太小气。至于陈阿姨所谓的“不道德”，老朱认为她还是有点言重了，最多也就是精神上的浪漫主义，和李白的“举头望明月”属于同一个性质，搞文学的男人嘛，偶尔“举头望明月”一下，也无可厚非的。不过，老朱也理解陈阿姨的愠恼，女人嘛，在这方面心眼儿都是绣花针尖一样小的，哪怕是长得人高马大的陈阿姨，也一样会拈酸吃醋的。这个他理解的。老朱这个人，就这样，既理解郝伯伯，也理解陈阿姨。因为这个，苏黎红也瞧不上老朱，认为他没有立场，没有黑白是非，这也是白的，那也是白的，“江山一笼统”，怎么行呢？
孟周说我对苏黎红的态度有点恶劣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苏黎红说话呢？他是喜欢苏黎红的，很喜欢。家里有一个这样的老太太多好，又漂亮，又优雅！六十多了，还一年两季穿裙子；还听音乐——不是像一般的老头老太太那样拿个小收音机听京剧或黄梅戏，而是戴了耳机用“iPod”听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听周杰伦的《七里香》和《菊花台》，还读《红楼梦》。孟周说，他第一次到我家见到苏黎红时，苏黎红就是坐在阳台藤椅上读《红楼梦》，面前有一盆开了粉紫色花的植物。什么花，他不认得，后来苏黎红告诉他，那是瓜叶菊。他当时着实惊艳了的。他无论如何没想到，朱小燕的妈妈会是这个样子。什么意思？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一点儿也不记得和我的第一次见面，却清楚地记得和苏黎红的第一次见面，每回说起来，简直有“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喟叹，我恼得不行，但苏黎红喜欢，每每听得眉开眼笑。
苏黎红也喜欢孟周。孟周是南京人，和曹雪芹是老乡，也和曹雪芹一样尊重女性。但曹雪芹的尊重，还有点儿势利，他尊重珍珠一样的女孩儿，而对那些死鱼眼睛，就没那么尊重了，可以说极尽刻薄之能事。“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这哪是写女人？分明是写《水浒传》里的草莽男子。而孟周对女性，一视同仁。或者说，他对上了年纪的老妇人，态度愈加温柔。所以，苏黎红很喜欢和孟周待在一起。她去菜市场买菜——平时都是老朱买菜的，但我们一回家，她就愿意亲自去买菜了，带着孟周。老朱也想去，他习惯了早上去菜市场转一圈的，他的那些老伙伴早上都在菜市场呢，他们把菜市场当社交场合的，大家喜欢早上去那儿过社会生活。但苏黎红不让老朱去，她吩咐他在家拖地。老朱三下两下拖完了地，苏黎红还不让他去，又吩咐他浇花。关于阳台上的花，他们俩是有严格分工的，老朱负责养护，苏黎红负责审美。老朱倒也没觉得不公平，本来花嘛，也是需要人审美的，而他在家坐不住，总要往外跑。如果没有苏黎红，家里的花就白开了。“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如果花儿都这么自开自落，没人看见，太可惜了！也太残忍了！对花而言，几乎是没有花道主义。所以，就算只为了花道，老朱觉得苏黎红的意义并不比他小。他们一个种，一个赏，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几十年都这样。但老朱早上不浇花的，他习惯午后浇，睡了午觉起来，再侍弄侍弄花草，然后下楼到小区花坛那儿去下棋、看老妇们跳舞，这是他多年的作息。可孟周一来，他的作息就乱了。他的作息乱了不要紧，但花的作息不能乱，乱了的话，花会生病，还会死。所以，苏黎红虽然要他留在家里浇花，但他这时候也是“君命有所不受”的。可不浇花干什么呢？他有事可做，老朱永远不会闲着，他坐到我面前来，要和我探讨文学。老朱最喜欢和我探讨文学问题的，自从我考上北大中文系之后，尤其在大学中文系任教之后，他就认为我已经青出于蓝了。所以他和我探讨文学的态度，总是十分谦虚，甚至像学生那样称呼我，“朱教授”——他平时叫我燕子，但讨论文学的时候，他就叫我朱教授了，打我还是讲师起，他就未雨绸缪地叫教授了——“你认为在当下，文学对青年理想主义的建设如何起一种积极的作用？”或者，“朱教授，你认为文学在现在的商业生态下，将如何洁身自爱？”老朱这么问，我真是受不了，憋不住想笑，好像文学是个黄花大闺女，不能被商业坏了贞节。我不愿意坐在家里和老朱讨论这种问题，我情愿和孟周一起去菜市场，看看莴苣或南瓜，权当“采菊东篱”了。但苏黎红也不乐意我去，她说，就买个菜，也不是上山打老虎，要那么多人干吗？
不单买菜，苏黎红做其他事，也都喜欢和孟周一起。去湖边散步，去超市买日用品——尤其去超市买日用品。苏黎红喜欢逛沃尔玛，那儿的荟食牛奶好，那儿的鳕鱼和蓝鳍金枪鱼好，而且，那儿的购物推车大，大到什么都能装。沙宣洗发露和润发乳苏黎红挑400毫升瓶装的，西班牙原产的橄榄油苏黎红挑初榨的，购物推车装满了，去收银台。苏黎红坚持要自己付款，可女婿孟周在呢，怎么能让苏黎红付呢，两人推来搡去，最后当然是孟周赢了。
如果我在，他们推搡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了。别这样好不好，太难看了！我在孟周的身后嘀咕。孟周听见了，看一眼周围，然后面红耳赤地把钱包收了起来。苏黎红于是自己付了。
后来苏黎红就再也不让我跟着他们了。她对郝伯伯说，朱小燕这个小蹄子，坏着呢。
苏黎红总说我坏，这坏，主要是和郝伯伯的女儿郝敏比较而言的。郝敏和我是中学同学，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就去一家酒店上班了。苏黎红一度总拿这个讥讽陈阿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女儿会打洞。因为我，苏黎红成凤了，而陈阿姨，成老鼠了。陈阿姨无话可说，灰头土脸，在酒店当服务员的郝敏，自然不能和考上北大的朱小燕比，两人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苏黎红和陈阿姨呢，也因此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以致郝伯伯，对陈阿姨的表情，也有恨其不争之意了。仿佛郝敏做服务员，是陈阿姨的错。如果他当年娶的是苏黎红，那么，他就也能生一个考北大的女儿了。可不是嘛？一个读《红楼梦》的妈，才能生一个考北大的女儿。而整天在厨房包馄饨的陈阿姨，哪怕把馄饨包得像一朵朵栀子花（这是老朱的比喻，老朱说陈阿姨的馄饨包得像栀子花），也只能生出服务员女儿来。
那几年，我着实让老朱和苏黎红很风光的。老朱因此更爱往外跑了，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思；而苏黎红，那段时间也开始降贵纡尊地去小区花坛那儿，当然不是为了跳扇子舞，而是为了和那群跳扇子舞的老妇们谈论北大和朱小燕，“北大的食堂也不怎么样呢，我家燕子都吃瘦了”“北大离圆明园可近了，就隔着一条路，抬脚就过去了，跟后花园一样”“北大的未名湖真是大，烟波浩渺的，站在北边，不眯了眼，都看不到南边”。老妇们听不得苏黎红这么说，就一个学校里的湖，能大到哪儿去？还浩渺？但小区里的老妇们，没一个去过北大的，老妇们的儿女，也没一个考上过北大的，所以只能由了苏黎红在那儿胡嘚瑟。但陈阿姨有时还是忍不住冷嘲热讽几句，“你家燕子本来就瘦得麻秆一样，再瘦，不是没影儿了？”“圆明园有啥好看的？被火烧得就只剩下几个石头礅子，还后花园呢？压根儿没有像样的花，只有草。”陈阿姨其实没去过圆明园，但看过关于圆明园的电影。苏黎红懒得搭理陈阿姨，没有共同语言。“就她那种粗壮身材，怎么能懂弱不禁风之美？我家燕子，怎么是麻秆？明明是林黛玉的体格，‘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就她那个素质，也就能看个金碧辉煌，怎么能懂得残垣颓壁之美？”回到家她蹙了眉对老朱抱怨。老朱和陈阿姨的关系很好，本来不想在背后说陈阿姨的坏话的，但在朱小燕和圆明园的问题上，他也是旗帜鲜明地站在苏黎红这一边的。“就是，我家燕子，怎么是麻秆？”“就是，陈慧芬那个女人，怎么能懂残垣颓壁之美？”老朱慷慨激昂地附和着苏黎红。
苏黎红呢，在那段日子里也真心实意地维护着我。
但我的好，以及“弱不禁风”之美，很快就被郝敏十分结实的好取代了。郝敏在酒店一直进步，升组长了，升领班了，升大堂经理了，她简直像一株芝麻，芝麻开花节节高，她每往上蹿一节，陈阿姨就要春风满面地到小区花坛那儿去高调发布一回，小区的老妇们也很配合地祝贺一回。苏黎红从不参与这种祝贺，有什么好祝贺的呢？不就是组长吗？不就是领班吗？不就是大堂经理吗？再怎么升，格局也不高，最多也就是鸡犬升天的性质。酒店福利好，经常发东西，金华火腿、南京板鸭、东北榛蘑，郝敏拿回一样，陈阿姨就到小区花坛那儿十分细致地描述一样。板鸭蒸豆腐如何如何，榛蘑炖鲫鱼又如何如何，陈阿姨描述的时候，如果苏黎红也在，苏黎红就不说话，只酸酸地笑，是那种带有揶揄意味的酸笑。
——榛蘑炖鲫鱼而已，被陈慧芬描述得像《红楼梦》里的茄鲞一样繁复高级。
苏黎红看不上这个女人，真是没见过世面。
虽然看不上，但苏黎红还是心情不好了。
苏黎红的心情不好，自然是我的过错，我后来一直乏善可陈。苏黎红也不能总说北大的未名湖，也不能总说圆明园，说多了，不但小区的老妇们厌，即使苏黎红自己，也厌。北大毕业且在大学任教的朱小燕，都以为要前程似锦的，没想到，大学竟然“锦”不过酒店。郝敏的月薪一直比我高，而且还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而我的月薪，犹如苏黎红下颌部的龋齿，苏黎红只能含而不露。老妇们试探苏黎红，你家燕子在大学里教书，一个月拿不少吧？苏黎红假装没听见，很清高地缄默着。有的老妇点到为止，不问了；而有的老妇会“宜将剩勇追穷寇”，又十分执着地提高了声音问，你家燕子在大学里教书，一个月拿不少吧？
她们大概也知道我工资低的，看我回家时的寒碜行头就知道了，她们都不用认真看，只觑一眼，就八九不离十了，这方面她们很有人生经验的，可以说洞若观火。但她们还是想听苏黎红自己亲口说，这样才过瘾！谁叫苏黎红当初那么爱说北大的未名湖呢？
燕子一个月拿多少，我哪知道？我们从来不谈这个的。苏黎红嗤之以鼻。
庸俗！
回到家，苏黎红气急败坏地对老朱说。
老朱也觉得她们庸俗。
女人庸俗点，老朱本来觉得没什么不好，老朱年轻时很向往风花雪月的女人，女人只要拿本书，在校园某个角落一坐，或微雨时袅袅娜娜地绕湖走一圈，老朱立刻就觉得她“美得像画一样”，当年他就是这样爱上孤芳自赏的苏黎红的。但和苏黎红过了多年婚姻生活之后，老朱对女人的看法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开始喜欢庸俗的女人了，认为一群女人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讨论庖厨之事，叽叽喳喳地东家长、西家短几句，很美好，很有生活气息。
但她们不能庸俗地谈论朱小燕，一庸俗地谈论朱小燕，老朱就不觉得庸俗好了。
有些东西可以用价钱来比较高低的，比如上海青和黄芽白，比如鲫鱼和鳜鱼，但有些东西不能用钱来比较，比如朱小燕和郝敏。在老朱那儿，朱小燕在大学就是白干，一个子儿也不拿，也不是在酒店当领班的郝敏之流能比的。
这观点，苏黎红理论上也是同意的，虽然同意，但还是艳羨陈阿姨家的榛蘑及其他，还是嫌弃我的穷酸。
苏黎红第一次和老朱来师大看我时，被我宿舍的破败吓了一跳——我那时刚分到学校，住单身教工宿舍，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还是和一个哲学系的女老师合住。房间的斜对面是老鼠出没的水房和臭气熏天的厕所。“在这种地方，你怎么还能读书？”苏黎红觉得不可思议。读书是要讲究意境的，要情景交融，所以林黛玉读西厢是在沁芳闸，“你能想象林黛玉坐在厕所对面读西厢？”苏黎红问我。
我不能。住在潇湘馆的林黛玉，确实不能坐在厕所对面读西厢，那不像话。我甚至不能想象林黛玉这种人会如厕。但我不是林黛玉，我是朱小燕，朱小燕是可以坐在臭气熏天的厕所对面若无其事地读书的。
苏黎红后来再也没来过我宿舍，她甚至也不怎么愿意我回家。每到节假日，老朱会在电话线那端下饵，他是钓鱼的老手——燕子，回来呀，我给你包荠菜虾仁饺子；或者，燕子，回来呀，我给你做米粉蒸猪肠。我爱吃荠菜虾仁饺，我也爱吃米粉蒸猪肠——特别是米粉蒸猪肠，我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它差不多隔段日子就让我生出类似于某种乡愁般的情感。所以老朱一说这个，我就像他垂钓的池塘里的鱼一样，蠢蠢欲动了。而且，我也知道，老朱想我了。我这个人，平时感觉上是颇冷淡的，按后来孟周的批评，有些薄情寡义。但其实也有心软的时候，虽然不习惯主动表达情感，但别人一旦“投之以木桃”了，我一定会“报之以琼瑶”的，我总是受不了别人的好。但苏黎红说，燕子，你还是省省吧。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就为了猪肠？——苏黎红不吃猪肠的，平时不让老朱做，嫌有味儿。这也是老朱希望我回去的理由之一，只有我回去了，老朱才能师出有名地做这道菜。
我同宿舍的哲学系女老师每个周末都回去的，不回去不行，她妈妈生气。翅膀就硬了？她妈妈总这么说，又柔弱又专横。哲学系女老师烦死了。你妈多好，体恤你。她说。
我无语。苏黎红的所谓“体恤”，也只有我懂。
……
——摘自中篇小说《苏黎红小姐》，作者阿袁，原刊《北京文学》
阅读全文请关注《小说月报》2016年第10期，2016年10月1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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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月报》2016年第10期，2016年10月1日出刊，总第4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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