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70后一代人是没有历史记忆的尴尬一代。他们不像50后和60后，有宏大革命故事以资怀念和批判，也不像80后一代人，有更超脱放松的商业文化影响。其实，任何时代都是亲历者的时代，也各有其记忆的历史价值。如果说，我们对70后作家的创作产生这样的错觉，那也许是因为我们没写出属于那个时代的真相……

今晚继续分享《小说月报》2016年第4期“开放叙事”栏目选载的小说《中国野人》，并推荐作者房伟《生于1970年代：寻找青春记忆的“失踪者”》一文。

《小说月报》2016年第7期最新面世，月报君将陆续介绍本期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房伟，1976年出生，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曾于《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文艺理论、评论、诗歌、小说，计二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英雄时代》，学术著作《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等。现为苏州大学教授。

生于1970年代：寻找青春记忆的“失踪者”

文│房伟

记忆是心灵的烙印，而诉说的冲动却总在回眸之时。近几年，随着《老男孩》《致青春》等电影的上映，似乎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已到了怀旧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70后一代人是没有历史记忆的尴尬一代。他们不像50后和60后，有宏大革命故事以资怀念和批判，也不像80后一代人，有更超脱放松的商业文化影响。其实，任何时代都是亲历者的时代，也各有其记忆的历史价值。如果说，我们对70后作家的创作产生这样的错觉，那也许是因为我们没写出属于那个时代的真相。

目前，我在一所大学教书，主要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并教导学生学习作为专业知识的当代文学。然而，从进入文学体制，到如今成为一名体制化的研究者，我内心的怀疑却一直没停止过。那些由文学话语场年复一年制造出来的概念、范畴、事件、运动，有多少是对现实和曾经历史的真实反映？当文学发表、培训、评价、传播已经形成了与主流政治体制高度同构的纯文学体制，我们如何能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教书之余，我开始拿起笔，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内心的困惑。2012年，我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英雄时代》。其实，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写小说这件事，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多益处。它既不能换成科研奖励分，最后转化为金钱，也不能让我在大学体制内获得名声。相反，在一些领导眼中，搞创作也许还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事。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去写，并不是为了什么小说名家的野心，只为了表达内心的记忆真相。多年以后，当我回首青春岁月，却发现从当时大量文学期刊上得来的“现实经验”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最后理想主义的悲壮情怀，还是猥琐的欲望狂欢和以个性为名义的逃离，似乎都和我的青春记忆有很大差距。一种是所谓“分享艰难”式的文学主流表达，现实问题往往被归类为民族国家叙事的宏大政治美学，大规模国企改革是“阵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代价”，要和领导一起“分享艰难”，才能迎来新的“辉煌明天”；另一种是所谓“先锋文学”式话语，在“新生代”等形式探索的外衣下，描写苦难、无聊、世俗，甚至是肉欲化的灰色人生。

我出生于1976年，在伟人逝世的巨大悲痛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时代，而我的青春记忆，除了学生生涯外，主要是与一家国有企业有关。十九岁那年，我师范学校毕业，正好赶上全国最后一年包学生分配，因为没有关系门路，就成了一名国企工人，在一家肉联厂参加革命工作。当时，我和两名临时工住在一间昏暗潮湿的宿舍，每天从事十个小时左右的体力劳动。如果碰上销售旺季，还要两班倒，晚上七点进到车间，早上七点才从车间出来。车间里的噪声很大，劳动强度也很大。天蒙蒙亮的时候，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宿舍，困乏得连一个小指头也不愿动，而头发和身上散发的血腥气，怎么洗也洗不干净。走在街上，姑娘们看到我，都捂着鼻子走开，眼睛里充满了鄙视。我的宿舍住着一窝老鼠和一群蝙蝠，夜深人静的时候，老鼠在床底磨牙，蝙蝠在墙上的洞里钻出来，在我眼前飞来飞去。一个夏夜，我正在酣睡，突然觉得胸前痒痒的，伸手抓去，却是毛茸茸的一片。我叫着惊醒，发现有一只大老鼠趴在胸前。我拼命地扑打老鼠，老鼠也尖叫着试图逃离。然而，我和老鼠转了好几圈，却都逃不出蚊帐的束缚。我和鼠兄一起停下来，借着皎洁的月光，我发现鼠兄的眼睛里也充满了悲伤和惊诧。

最让我感到压抑的，还是90年代中后期国企那种混乱无序、漠视个人尊严的生活。领导是不会和我们“分享艰难”的，我当时只有不到四百元工资，企业最艰难的时候，甚至四个月不发工资。我经常一个星期兜里只装五元钱过活。为了节俭，我曾长期吃面条，一个星期最少吃五天面条，剩下的几天时间也要精打细算。实在馋了，我就从厂里偷肉出来吃。我把瘦猪肉切成薄薄的肉片，藏在厚厚的套袖里。出车间的时候，暗暗祈祷检查出入的老张头那天一定要“老眼昏花”。当然，被抓住我也不怕，本来就不发工资，要扣也只能先欠着。虽然企业的效益很差，但领导的生活很舒服。我所在的肉联厂女工很多，领导经常把农村来的女临时工肚子搞大，然后给两个钱就打发回家了。而所谓“底层人民”也并非都是道德楷模，有很多善良朴实的好人，也有奸猾之辈，不但欺负青年学生，而且最擅长在领导面前扮演“忠诚的基层群众”的角色。我曾多次被“心怀善意”的工友问到“麦子和韭菜的差别”。还有一个工友大老李，五大三粗，笨嘴拙舌，但最拿手的就是整治我们。他打发我们干一些重体力活儿，我们干不好，他就很自得地对领导说：“我早说这些学生娃不中用！您看，这么点儿小事都做不好。”他还擅长“义愤填膺”地劝谏领导：“我们要给您提意见，您不能太辛苦啦！”他的表演水平简直堪称专业。这样的工人形象，和“分享艰难”式理解同情领导的“苦情群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另一方面讲，作为有点儿文学情结的青年，我经常阅读一些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然而，无论《一地鸡毛》式的灰色小知识分子的人生描述，还是朱文式的国企欲望之路，都和我的生活实际相去甚远。这些作品让人看了痛苦绝望，却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现实压抑的精神资源。

下午，我回到宿舍，披着满是血污的工服，坐在窗前静静地抽一支烟。当阳光透过窗户晒到脸上，我会眯着眼，看着美丽的阳光一点点变成夕阳，最后变成天边一抹绝望的铁锈。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是否也会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丝毫希望。在那个灯光昏黄、狭小潮湿的宿舍，我靠读书打发工作剩余的时间。夏夜的蚊虫、老鼠和蝙蝠，冬天寒冷得像坟墓般的空气，都让我的读书心情变得十分古怪。我曾在蒸笼般的肉制品熏烤车间一次工作长达八小时，也曾在零下几十度的冷藏间拼命搬运石头般冰冷沉重的货物。然后，就躺在骄阳似火的马路上，像乞丐似的伸展四肢。然而，每月几百元的工资常发不到手，有时还要靠推销火腿肠才能领到。下班后，我就用自行车推着一箱箱火腿，厚着脸皮，向不同住户推销。我想象自己变成伟大的推销员，练就如簧巧舌，但其实我笨嘴拙舌，销售成绩非常糟糕。每当被人拒绝，我都强忍着眼泪。我没有感到丝毫劳动的乐趣和自豪，相反，它给我带来的只是深深的挫败和自卑。生活留给我的，只是一次次震惊无比的“高峰体验”。我所震惊的，并不是疲惫的体力劳动，不是低廉的工资，甚至不是恶劣的生存环境。我曾看到许多年轻、健康的美丽生命，在这种环境中经过短暂抗争后无奈地沉沦了。为取得领导的青睐，那些身处底层的人们，有时也毫不犹豫地出卖身边的人，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有人说，90年代的文学叙事是欲望叙事。然而，朱文式的企业艳遇故事，也许只出现在那些效益好的大国企，在我们这些濒临破产的小国企，欲望不过是无聊的附属品。没有人愿意在厂里找对象，大家都在想着如何逃离。没有人愿意两口子都发不出工资，那些效益好的企业的女孩儿，成了男工们最理想的结婚对象。

十几年后，我挣扎着逃生，终于从一个工人变成了大学老师，获得了稳定的职业。然而，我不能忘记那些被时代“吞噬”了的人。那时破产国企的年轻人，除了少数安分守己之辈，大多也已逃离，有的漂在社会，有的进入私企，有的托关系调走，有的发奋考上公务员，也有些人像我选择了再次求学。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原始积累残酷而愚蠢的生产方式，民间野蛮粗鄙的生存与野性的抗争，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公众空间中可怜又可笑的文化身份，都深深地刺激了我的神经，激发了我重新审视自我和时代的愿望。我曾发现，普通工人在血与泪的底层苦苦挣扎，其工伤款却顶不上领导一次赌博中的挥霍；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为了换一个好工作，逐步成为多个领导的情妇，最后成为领导司机的女人；我还曾见过，一个老实本分的男工人，只因窥破了领导的“私情”，就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车间暴打；我还曾劝慰过一个女友沦为厂长情妇的男人——他被赶出了工厂，在街头落寞地推销着电话卡。我更忘不了，由于裁撤企业，波及了企业办的学校，我的一个中学音乐教师朋友，只因未给领导行贿，就沦为掏下水道的管子工。他用那双弹奏着莫扎特、李斯特的手，伸向溢着粪便和尿水的坐便器，还要承受着昔日学生的羞辱和嘲讽……

而我的写作愿望，在两个生命的“失踪”面前达到了顶点。一个“失踪者”，是我的大学兼高中同学，一个长相平常但心高气傲的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因为精通几国外语，曾被同学们戏称为“小外国人”。我们俩分在一家国企的不同子公司，我在肉联厂，而她被分在了靠近海边的“5号点”海水养殖场。她工作积极，对企业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但是不久，因为给上级提意见，她就从会计的岗位被领导撵走，发配到海水场“养虾”。她根本不懂养虾，但这二亩虾池，是她所有的经济来源。那里非常荒凉，到城里一天只有一趟班车。除了红柳、盐碱滩，偶尔飞过的水鸟，就只剩下不知何时而来的台风。台风来临的时候，虾池旁的小屋就会断电。她只有和另一个女孩儿，在宿舍里开着两个大收音机，抱着被子哭泣。她们熬着时间，等待着噩梦般的台风早点儿过去，祈祷着生活好起来。那一年，她又认真学习养虾，辛辛苦苦地养虾，可等虾养好了，却又被当地农民全偷走了！她血本无归，欲哭无泪。她的精神就有些恍惚了，经常莫名其妙地“失踪”。有一次，她单位保卫科给我打电话，说找不到她了。一天后，在海边芦苇荡中，人们找到了她，发现她正在看书。再后来，她就彻底走失了。她连档案和户口关系都没有办理，就离开了单位。有人说，她是和一个男孩儿一起去了东莞。十几年过去了，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谈论她，因为她生死不知。她最后的信息，是有人说，五年前，看到她在深圳“做小姐”。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我拒绝相信。我不相信一个才华横溢、正直善良的女孩儿会堕落到这种程度。然而，我更怕这是真的。如果这是事实，我要如何面对她？在同学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给她支持鼓励，我也是这冷漠社会的帮凶。她瘦小的影子总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上。夜深人静，我会想起这个同学。她还活着吗？她活得还好吗？想到她在呼啸的台风中颤抖，在黑漆漆的小屋等待黎明的样子，不知为何，心总是痛得厉害。我能用我的笔记录下她的、我的以及我们一代人记忆的“耻辱”和“创伤”吗？生死茫茫，情何以堪，人事又何以堪，我不能回答自己。

另一个生命的“失踪者”，是临近化工厂一个和我熟识的大学生。他沉默寡言，酷爱踢球，尽管球技并不好。我们年龄相仿，也算谈得来，常在球场上交流。他几个月没领到工资，女朋友也离他而去。最后，他吊死在春节时期的值班室里。得知噩耗后，我和几个朋友喝得酩酊大醉。有一个和他同车间的朋友，也是大学生，哭着对我说，他要学法律，来对抗这个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如今，这个朋友从化工专业改行学法律，后来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并留校，一边教课一边当兼职律师，年收入几十万元。然而，他已忘了那个死去的朋友，忘了他学法律的初衷。有一次，我去北京，他热情地招待了我。酒宴上，我们觥筹交错，为了友谊而干杯。然而，我们只谈论北京的房价、他新买的车，及孩子上的贵族幼儿园。我试图提起自杀的朋友，可他的眼中充满了惊诧。改变命运后，他忘记了那些耻辱的记忆。

记忆的残忍之处在于，它势利无比，无论当时如何惨痛悲伤，都会很快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它却总是让那些敏感脆弱的人无法遗忘。我就是这样一个无能之人。我无法忘却，死去的工友在遗书上写道：他的死和领导与单位无关。我一直认为，这不是一种“愚蠢的善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朋友最后给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留下的反讽式玩笑。这让厂领导大大松了一口气，原来打算赔偿给他的家庭五万元，这样赔两万元就可以了——这便是所谓“卑贱的生命”吧。我不止一次猜想，朋友走上绝路的最后一刻在想什么。当他在春节的鞭炮声中，将一根绳子拴在办公室的横梁，他是否想过要勇敢面对人生？他是否为错误的决定而后悔？又是什么促使他毅然决然地奔向那黑暗恐怖的死亡世界？难道说，还有什么，比死亡更让他感到难以忍受？

现在，朋友所在的化工厂早已因巨额负债而垮掉，而他们的厂长，一个厨师出身的“化工专业人才”，一个有数个情妇的春风得意的赌场高手，那个天天将“地雷阵”“万丈深渊”等时髦词汇挂在嘴边的国企领导者，在和我们“分享过艰难”后，却砸掉了数百名职工的饭碗，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私营企业老板。他养了一群打手，专门为破产的化工厂收缴三角债。朋友走后，又过了几年，有一次，我来到了他曾工作过的废弃厂房。萋萋的野草似乎掩盖了那里曾有过的红红火火的景象，也掩盖了朋友本就不多的生命痕迹。我想，如果他勇敢地离开这里，或“积极地”向上级反映，结果又会怎样呢？这样想着，我又觉到了无尽的绝望和孤独。我不禁对“理解现实”的口号感到怀疑和迷惑，也对那些20世纪90年代掌握话语权的文学家描绘的社会图景感到不满。

如今，那段残酷的国企大变革似乎已过去了，又似乎像刚刚开始。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景观面前，那些无聊的呻吟、痛苦的绝望、求告无门的眼睛，都被豪迈的誓言和纸醉金迷的炫富所替代。我的经历并不具普遍性，只不过是90年代末大转型时期纯粹的“个人体验”，但对我而言，它却承载着十九岁到二十五岁最敏感、惨痛的青春记忆。在拜金“小时代”所标榜的现代化中国，谁还会记起那些痛苦的心灵、扭曲的肉身和惨烈的故事？谁能用文学给那些发生在十几年前的人和事一个说法、一个交代？那些大动荡年代的记忆，留在纸面上的，只有昔日的豪言壮语、欲望勃发、柔情蜜意和心不在焉的多元化阐释。然而，我也要感谢那个时代。它让我这个懒散自卑的笨人，经过残酷的厮杀，最终通过读书找到了生命归宿。少年时期，我一度非常叛逆，厌恶学习。然而，当靠在肮脏血腥的长椅，在夕阳下读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也许，只有“学习”才是自己能“当家做主”的事。可是，作为一名大学文学教师，如今的我，如何在讲台上，向那些更年轻的80后90后的孩子们，讲述那些属于70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呢？

这些年来，我试图沉默，却无法沉默，总有一种异常强大的痛楚驱使着我、逼着我、诱惑着我用粗浅的文字去表达；总有深深的不满，提醒着我不能忘记那些痛苦的灵魂。那些“失踪者”已不可能用笔发出声音，而那些在困苦中挣扎的人们，有的已遗忘了记忆，有的则“被迫”遗忘了记忆。这些年来，作为一个混迹学术圈的家伙，我看到过真诚，也看到了很多装腔作势与虚伪势利。很多所谓知识者的见识、眼光和道德，其实并没有超出肉联厂里的权力秩序。当我也开始在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上大发宏论的时候，当我也羞羞答答地驯服于那些看不见的规则的时候，当我也开始写作、开始说话、开始接受掌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其实从未走出肉联厂的世界。我的虚伪与我曾批判和痛恨过的人其实无异。这个发现令人非常沮丧。原来，那个血肉横飞、粗鄙压抑的肉联厂，一直潜伏在我的梦里，并时不时提醒我，我不是什么大学教授、博士，我不过是一个卑贱的、被人蔑视的“少年屠夫”。

这也是我写作《英雄时代》的初衷。在90年代这个消费主义与意识形态合谋的准个体时代，鲁迅式的经典文学模式已无法适应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和阐释、批判现实的逻辑准则。而90年代出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其原因还在于，中国文化惯有的道德逻辑与政治权力、经济力量的结盟。90年代表面是多元化时代，但残酷的原始经济积累却以“挂羊头卖狗肉”式的宏大话语方式完成，并牺牲了底层人民的基本福利。

于是，我写了这部唤醒记忆的小说，以此告慰我卑微的心灵。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快乐骑士武松和美丽强悍的潘金莲的“水浒人生”；另一条线索则是肉联厂青年大学生建民和领导情妇王梅之间的爱情。我笔下的“英雄武松”，不是一个黑社会分子、一个为官方做打手的都头和监牢“大哥”，而是善良而不走运的民间英雄，向往自由与冒险的行吟诗人。而潘金莲也不是一个头脑昏聩的欲望妇人，而是一个风姿卓绝的侠女，敢说敢做、性格刚毅勇敢的女英雄。他们“穿越时空”而来，照亮了建民和王梅灰暗的人生。我知道，我的沉默来自深深的自卑和羞怯，而我的写作则来自表达的鲁莽和操切。逃向苍天，抑或扪心自问，都是无词的言语，不值一提，终将烟消云散，但是，它们却是来灵魂深处的真相。

——摘自天涯杂志微信，原发于《天涯》2014年第1期

野地的灵踪

——我的文学批评之路

文│房伟

岁月如梭，不觉已年近不惑，回首走过的文学批评之路，有时会觉得有几分无常。学生时代，我的成绩很差，属于比较笨的那一种，最喜欢独自在荒野游荡，捉鱼、摸虾、打鸟，或一个人发呆。我也酷爱看武侠小说。上高中时，因为爬墙出校门租借武侠小说，从高墙摔下，脚被草丛中裸露的闸门柄扎穿，差点造成终生残疾。高中的时候，我又迷恋上了诗歌，发表过作品，获过奖，后考入一所石油系统的师范学校的文秘专业，在酗酒、斗殴、打牌、谈恋爱、写诗、乱看书、看通宵录像中消磨青春岁月。毕业后，由于没关系没门路，被分配在肉联厂分割车间做工人，后成为车间技术员。此后几年，我做过库房保管、劳资员，甚至一度成为集团公司领导秘书，负责过党务、公司办、团委、宣传、档案等多项工作。

在人生的前25年，我似乎与文学有些关系，但与批评相去甚远，那时我的野心就是成为办公室主任，最后升任集团下属某分公司经理。但回想起来，我还是有些学术的潜质，比如说，我是个喜欢发呆，比较“宅”的男人。小学四年级，老师曾让我们写过“人生理想”的作文，我的理想是做图书管理员或厨师，因为可以无所事事地看书，或者有好东西吃。多年后，直到《舌尖上的中国》大热，才遗憾没能坚持儿时的理想。然而，认真说起来，我与文学批评真正的心灵相遇，是在25岁之后。由于朱镕基时代的大改革，波及了我所在的企业，企业效益变得很差。我当工人的时候，曾5个月领不到工资。终于当了领导秘书，却发觉整日喝酒、说谎、拍马屁、伺候人，其实更难过。

25岁，我决定考研，想换种活法。我讨厌“被规定”的人生，渴望心灵的自由，但文学批评对我而言，决不意味着“变成”某种形象：戴着瓶底厚的眼镜，亮亮的秃头，挂着老奸巨猾却温文尔雅的笑容，笔挺的西服领带，抱着真皮公文包或笔记本电脑，在讲台上照本宣科或胡说八道，在各种会场上故作惊人之语，或发出各种看似精妙无比，但狗屁用没有的废话（掺杂几个荤笑话）。“真正的文学批评”，也许就是“发现的乐趣”，是心灵在野地的寻踪，用心灵去记录那些文本的感悟和心得，并用独一无二的语言表达出来，那些智慧的发现和心灵的顿悟，那些骄傲的野地之言，让枯燥的学术充满了无以言表的欢欣。

可是，我们对文学批评的接受，大多数是在“陈词滥调”中进行的。而这种陈词滥调很有市场。因为它稳定，能给我们提供稳定的优越感和依赖感。我们见惯了诸如“某某作品的苦难意识”、“某某创作的身体叙事”、“某某诗歌的底层意识”之类不知所云的玩意儿。生活在陈词滥调之中，你的道德敏感性，会如温度计或物价般直线飙升，心灵敏感性却会随之下降。你很少会痛苦，即便有痛苦，也是“陈词滥调”的痛苦。你会痛恨婚外恋，质疑小说中出轨的女主人公，批判恶心的性描写，厌恶先锋化的语言探索，并在“床前明月光”式的和谐中，证明自己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美德，已达到了《读者》的高度。

我们的“陈词滥调”批评，除了见识和人格的平庸外，也有些看似高明，其实更不堪的潜在心理。一种是道德优越感，一种是智力优越感。我还记得，读研期间一次《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讨论课，很快变成了女同学声讨男同学的批判会。“那简直是毛骨悚然！”一位女同学愤怒了。这些言论也被她命名为“女性主义批评”。我对这位女同学佩服得紧，尽管她身材臃肿，且戴高度近视眼镜，但我觉得她很深度且性感。我想当然地认为，批评就是批判的激情。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如果文学批评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就会成为林黛玉的信徒，天天学着林妹妹去学校的后院焚烧诗稿，并吐上半口血。而我们的文学史，马上就会变成“奸夫淫妇”的作品和“非奸夫淫妇”的作品之间的巅峰对决。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曾说过：“他们压根没有注重到文艺本身，他们的目的只在披露他们的原形，顾影自怜的青年一个个都以为自己的人格是再美没有的，只要把这个赤裸裸和盘托出，便是艺术的巨大的成功。”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文学青春忧郁症。有的同学不过将青春的荷尔蒙压抑当做了文学的敏感。这种病症如果无法治愈，延续到青春期之后，便会变成更年期的歇斯底里。表现在文学批评上，就会成为“酷评”的批判狂和道德狂。

而把文学批评变成资料的考据癖和理论的受虐狂，无疑也是可怕的。他们都是一些文本的“病理解剖医生”，不但对林黛玉嗤之以鼻，且对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抱有“高高在上”的智力优越感。在他们眼中，所有的作品都是死的，而不是有血肉和生命的。他们会通过文本的蛛丝马迹和相关资料，验证作者的一次隐秘的偷情。他们推崇的最高理论境界，就是老奸巨猾又冷酷无情的“不露声色”，以此标榜科学和公允。别林斯基说过：“艺术是对真理的直觉观察”，而普鲁斯特也说过：“作家只有摆脱智力，才能在我们获得的种种印象中将事物真正抓住，也就是说，真正达到事物本身，取得艺术唯一内容。”理论是必要的，没有思辨能力的训练，没有理论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深入文本内部，但所有的理论都是“方法论”，而不能成为“本质论”。我还有一位同学，读书时被称为“狂欢哥”。此公最擅长使用巴赫金狂欢诗学，对所有作品进行“六经注我”式的狂欢化处理。一次，他用狂欢理论为我们解读了一则童话。在我们的震惊之下，此公洋洋得意地说：“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我还能用狂欢理论解读厕所文学呢！”姑且不论“狂欢哥”的理论阐释是否有道理，但总觉得他有点“本末倒置”。比如，我有一把刀，目的是来砍人、切菜或打柴，但是，如果我总拿着这把刀，满世界炫耀它的锋利，那就不是用刀的，而是卖刀的。难道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理论，就是要“贩卖理论”？

除以上两种“陈词滥调”的优越感外，底层的优越感也很可怕。所谓底层优越感，就是一种底线的较量。谁更“低”，谁就更有力量，谁就是胜利者。明明是从小学读到博士，一生都在学校的“学院派”，却常以穷苦人自居，没有生成穷苦人的谦卑，却多了很多狡猾与无赖，善于在各类学术研讨会“乱拳殴打老师傅”，以博学术出位。由此，我想到20岁的时候，曾有一位肉联厂的车间同事“大老李”。他长得高壮黑粗，声若洪钟。虽只有初中文化，但他最热衷的，就是用荤笑话改编电视中看来的“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故事。因为他发现我在听到这些荒诞淫乱的故事之时，表情很痛苦。我是大学生，他是初中生，但我们都是工人，干一样沉重的体力工作。所以，大老李认为，我应抛弃贾宝玉和林妹妹，加入他们看黄色小说的队伍，那些林妹妹的故事太“曲高和寡”。由此，我便陷入了逻辑困境：承认那些大老李版的宝黛故事，就会背叛我钟情的文学之美；而不承认这些故事，我又实在不能抵抗现实对精神的嘲弄。多年后，我一直在想，上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我们那些学者教授，面对市场经济的阻击，是否也会有如此的尴尬？后来，我明白了，我之所以这样惶惑，是因为预先就进入了大老李以二分法为我预设的道德判断，即：宝黛的故事，是高尚纯美的，而黄色故事是低级下流的。其实，这对大老李不公平，对宝黛也不公平。大老李在解构中获得了快感，而我在高尚的美中获得了人格提升，其实都是“宝黛故事”最大的魅力之所在———它为我们提供了信息量极为庞大驳杂的原创性模型。

所以，这便是文学批评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简单认同大老李，或认同当时的我，就会陷入“缺乏引导”的境地，我们就不能真正发现，《红楼梦》里那些凄美的爱情故事，丰富而复杂的内在精神世界，更不会发现在接受美学的角度上，这个故事原型给我们当代人的生存所触发的复杂感受。我们要告诉读者，真正的美在哪里，也要告诉读者，美的限度在哪里，而文学的力是什么，它的恶魔性是什么。当下的文学批评，不仅存在美的匮乏，也存在力的匮乏。不能体验精深幽微的美感，更不能勇敢地破除心灵桎梏，看到“文学后台”的事物规则。当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在各类学术研讨会，依然能发现很多这样的身影：

某甲博士狂吼：“当代作家为什么不去死？只有死亡，才能使文学获得最大的内心力量！”

某乙副教授“如丧考妣”：“网络小说是纯文学的末日！这些铜臭的作品，99%是垃圾！”

某丙教授、博导做公允状：“还要一分为二嘛，网络作品也有好有坏”（等于没说？）

民间批评家某丁冷笑：“你们知识分子就是圈子化，只要有读者，就是好作品！”

……

不知为何，我总是能在这些批评精英身上，发现“四眼女生”“狂欢哥”和“大老李”的影子。是什么造成了这些文学批评的怪现状呢？除了不合时宜的虚荣心、青春期综合症、追逐名利之外，还有这个圈子所造成的“反思匮乏”的情况。大部分文学批评家都是大学教师，或一些教师的弟子，在我们操持着各种心机和理论的同时，我们忘记了，文学批评其本源来自对文学本身的热爱，而不是“文学之外”的东西。我们应该对未知事物保持朴素的谦卑和心灵的好奇。当然，这并不是剥夺批评家“判断”的权力，而是要让判断从自由的心灵中生长出来，让判断从科学的推断和事实的依据中生长出来，让判断从文本的探秘和追索中生长出来。例如，批判的激情给予我们力量，也让我们对简单粗暴的概念化视而不见，在那些以“抵抗现实”“神化现实”而命名的小说文本中，我们恰恰看到了与“红色主旋律”相配合的“黑色主旋律”，表面逻辑不同，但内在逻辑都是对现实的妥协：在那些惨烈无比、挑战底线的叙事中，我们恰恰忽略了作家对现实的反抗作用和提升作用。因此，我们的文学批评，更应该是一些“野生”的批评，而不仅仅是在学院里“圈养”的批评，要勇敢泼辣，真诚宽容，有敏锐而真诚的心灵，更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理论功底，要有条分缕析的细读能力和心领神会的感悟力。

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王小波研究、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当代文化研究、网络文学研究等领域。我的学术批评，开始于对那些“定论”的怀疑。很多读者和批评家习惯于对不熟悉的事物做熟悉的判断，因为容易将之归纳到熟悉的心理惯性之中。比如说，我们总是说90年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学繁荣的时代，是这样的吗？就我个人的国企体验而言，90年代以“分享艰难”为特征的新改革文学，就有着相当虚假的一面，受着宏大叙事的支配。又比如说，网络文学批评，日益发展成为一种“新术语化”的“学院派权力话语解释”，但网络文学形成的内在机制和意识形态特质，新媒介与旧传统之间的对抗与妥协，网络文学具有的“异质性”的思想挑战，这些东西是如何表现的？这些问题，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而更为困难的，则是对于浩如烟海的当代文学作品，作出令人信服的批评，并形成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反思阅读”。在这个浮躁的文坛，无论是某些名作家的作品，还是市场化的类型文学，抑或官员诗歌、圈子化文学，都涂抹着太多心计的口红，连缀着太多漏洞百出的遮羞布。

在我看来，文学批评也有真假之分，假批评如“光彩流溢之盒”，看似花团锦簇，纹理细腻，但打开看，却破败不堪，有酸臭气、尸腐气、权力欲等古怪气味冒出来；而真学问则大多是“柳编之盒”，朴素随意，甚至不甚谨严，但开盒看去，却有珍珠其内，霞光万道，摄人心魄。假学问讲究师门规矩，学术体系，话语权构建，假学问也以史料遮人耳目，掩盖精神贫瘠和学理匮乏，擅长精致漂亮的废话，以大得吓人的理论帽子唬人，或动辄在冷僻处寻找学术利益增长点。真批评有真性情和真见识。文学批评同样是一种创作，要有苦心孤诣的创造力和杰出的语言表达能力。有位诗人说，写诗就是用文字创造“让世界哑口无言的光辉”，那么，好的文学批评，也要创作出让读者哑口无言的“强大的真知灼见”。而这些“真知灼见”，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怀疑精神，反权威的勇气，大胆的开拓意识，和真诚朴素的灵魂，是无法真正实现的。而这些一定要有性情与见识：好的性情，会让学者自动疏离铜臭气，而好的见识，则会让学者摆脱陈词滥调的困扰，在常识中发现错误，在庸常中破开虚空，敢于刺痛权威的面具，也敢于反省自我内心的苟且。当然，当我试图反思那些写在纸上、甚至是记载入文学史的“陈词滥调”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变成“陈词滥调”的危险。批评者应该比作者拥有更多的反思能力和警惕之心，也要有对于作品更为严格的筛选毫不留情的剖析，正如别林斯基在《文学的幻想》中所说：“我开始于祝福，而终于哀悼。”

对我而言，文学批评的本质，更在于做一个“美与力的发现者”。所谓发现者，必然要对好的文学作品本身，保持心灵的谦卑，而对一切新鲜有趣，有活力，有意味，有智慧，有想象力，有美，有爱的质素，保持低调的探究和持之以恒的好奇心。它应该是野地的灵悟，并具有优美的语言形式。多年以后，我总是在梦中回到童年时代：一个孤独的孩子，独自倘佯在荒野。秋天的荒野，空无一人，却何其盛大，它丰盈着万物，燃烧着芳心似火的生命隐秘，在那里，他保持了朴素的骄傲，与清澈的好奇。他没有目标，却体验着神秘的存在感。他观察一只秋虫的死亡，聆听泥土发酵的声音，感动于蚂蚁的执着，喟叹残阳的冷酷，他在无所谓的梦幻中飞翔，好似沉入无尽的星空。也许，对神秘的世界而言，他的发现并不完整，也并不久长，如同誓言与白骨的较量，但是，他愿意勇敢地走下去，他的目的不在尽头，而是在远方——也许，这便是批评的宿命。

——发表于《艺术广角》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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