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芳｜信息、种族与合供 : 新近代表性研究介绍

信息、种族与合供: 新近代表性研究介绍

李华芳

（美国伟谷州立大学）

引文参考：李华芳. 2022.信息、种族与合供: 新近代表性研究介绍[J]. 公共管理评论,4(1):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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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组织和个人一起合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公共管理领域的常见现象,合供研究最近几年也渐成公共管理研究的热点。但过往合供研究对公共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如何影响不同种族个体的合供决策不够关注。本文介绍 2021 年发表的 4 篇利用实验研究方法的文章,展示了合供研究在检验信息反馈和 种族背景如何影响合供意愿和决策,进而影响合供绩效方面的进展。本文希望借此能够吸引更多学者关注合供,推动对合供动机、合供中的信息沟通和信息技术的使用、合供绩效、多元族裔对合供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

合供;合供绩效;信息不对称;信息技术;多元族裔;沟通

投稿时间：2022/2/4

送审时间：2022/2/4

录用时间：2022/2/28

一、 引言

大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不仅需要公共组织努力供给,也需要消费者参与合供。合供是指常规生产者和消费生产者共同努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 Parks et al. , 1981; Brudney and England, 1983)。以教育为例,如果只有政府、学校和老师这些 “常规生产者”努力,家长和学生这些“消费生产者”却无动于衷,是无法达成良好的教学效果的。只有家长和学生超越单纯的消费者身份,主动参与学习过程,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过往合供研究大多假设信息在参与合供的公共组织和个人之间是对称的,而且也不区分不同种族背景的个体在参与合供时决策是否不同。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对于一项旨在鼓励合供的政策,不管是教育、环境或者医疗政策,个体都能准确地理解政策意图,从而优化自己的合供决策,而公共组织也能根据个体的反馈进行政策调整,最终双方合供更好的政策结果。例如,教师只需言传,学生就能立刻领会,举 一反三,随即双方教学相长,合供更好的教育成果。

但现实中,信息在合供各方之间往往是不对称的,而且不仅不同个体的合供动机不同,不同种族背景的人群对信息的反应也不同,因此其合供决策往往大相径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政府普遍利用信息技术与公众沟通来降低信息不对称, 希望能借此提升沟通效率,从而提高合供绩效。同时政府也通过公众对公共服务的反馈获得信息、问责基层官员、降低成本、改善服务。所以政府也对信息沟通寄予厚望,认为其有助于赢得民心、增强公众信任、促进公众合供。

即便信息技术用于沟通有诸多益处,理论上能够促进合供,从而提高公共服务绩效,但经验证据却非常匮乏。所以学者不断呼吁研究关于合供绩效的问题 (Nabatchi et al. , 2017; Brudney, 2020),即合供到底能否提升政府效率(例如能否节省政府财政开支或者提高税款的使用效率)和保障公平(例如能否鼓励公众参与,并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但问题在于不同个体即便面对同一信息,其反应也有可能不同,从而导致合供决策存在差异。例如,在美国,由于长期种族歧视的后遗症,针对种族歧视纠偏的政策信息如果忽视对不同种族的差异化影响,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种族歧视。对于“警察要求公民注重公共安全”的信息,黑人和白人的解读可能全然不同,因此也就不能预期黑人和白人会有一致的合供决策。政策信息如何影响合供公平性,以及不同种族如何应对合供中的不公平,需要更多实证研究。

本文在近期关于合供的相关综述(李华芳, 2020)基础上,主要介绍 2021 年发表的四篇利用实验研究方法检验信息反馈和种族背景如何影响合供意愿和决策,进而影响合供绩效的文章。笔者选择这四篇文章是基于以下三个标准:一是推进了现有的合供研究,二是与信息沟通和合供激励相关,三是使用实验方法。四篇文章中有三篇选自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另一篇选自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当然囿于笔者眼光,难免挂一漏万。另外,本文在介绍文章的同时,也会简要谈及研究的不足之处。

二、 信息反馈能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吗?

Buntaine M T, Hunnicutt P, Komakech P. 2021. The challenges of using citizen reporting to improve public services: A field experiment on solid waste services in uganda[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31 ( 1): 108-127. https: / / doi. org / 10. 1093 / jopart / muaa026.

能否搭建信息沟通平台来收集公众对公共服务的反馈,并通过此类合供来改善服务呢? 理论上可行,不过也存在一些实际困难,包括:搭建、运行和维护平台会产生一定成本;来自公众反馈的数据通常比较随意、杂乱,基层官员很难基于这些数据进行决策;一些公民在提供数据方面意愿更高,而另一些公民虽然急需公共服务却因为知识技能的限制而无法提供数据,那么政府基于这些数据进行的决策就可能产生服务不公平现象。

Buntaine et al. (2021)的这篇文章利用在乌干达进行的一个大型实地实验来检验公众反馈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该文通过一手访谈数据对采用信息沟通平台收集公众反馈这种合供策略可能遇到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具体而言,研究者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政合作搭建了一个短信平台,这个平台可以用于收集、处理公众反馈的信息。比如,公众可以通过该短信平台以照片和文字的方式反馈垃圾处理情况, 而市政工作人员在获得公众反馈的关于垃圾的信息之后可响应处理。

这项研究总共选取了 200 个小区,并随机抽选了 100 个小区作为实验组,另外 100 个小区作为控制组。在实验组里,研究人员设置了短信平台,且招募了 50 个志愿者通过平台每周向市政发送垃圾处理情况报告。在大约 9 个月的研究周期内,志愿者通过该短信平台向市政发送了共计 23862 份垃圾处理报告;而控制组则没有使用短信平台,也没有招募志愿者反馈垃圾处理信息。实验人员先对实验组 100 个小区的共计 344 处非正式垃圾堆放点和控制组 100 个小区的 335 处非正式垃圾堆放点 进行拍照,并作为对比基准,然后在短信平台运行一段时间后,再对这些堆放点进行拍照以对比结果。如果结果显示垃圾没有得到妥善处理,那就说明合供没有改善公共服务;如果短信平台覆盖的堆放点和短信平台未覆盖的堆放点情况相似,则说明短信平台收集公众反馈的方式没有改善公共服务。

研究发现,5 个月后,有志愿者通过短信平台反馈垃圾处理情况的 344 处垃圾堆放点(实验组),相比于没有志愿者也没有短信平台反馈垃圾处理情况的 335 处垃圾堆放点(控制组),垃圾处理情况有显著改善。实验组的非正式垃圾堆放点中,垃圾焚烧、堆放管理和减少乱扔方面都比控制组要好得多。但问题是,这个短信平台的正面效应并不持久:9 个月后,测量结果显示,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垃圾堆放点情况差别不大,市政都未能及时有效地处理乱扔的垃圾。

坎帕拉市政最终放弃了这个通过短信平台收集公众关于垃圾处理服务质量的反馈的项目。研究者通过访谈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市政工作人员,揭示了项目被放弃的几个重要理由。

首先是公民生产的数据与管理者所需信息的一致性问题。尽管公众反馈服务质量的信息在时效性和覆盖范围方面表现良好,但反馈信息无法直接指向解决方案,对市政工作人员来说,收集到的信息和能直接用于决策的信息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帮助并不是很大。

其次是发现公共服务失败的信息成本问题。尽管公众反馈服务质量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服务成本,但市政工作人员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理解和处理这些反馈信息,在某些条件下,这么做甚至得不偿失,无助于改善服务质量。

再次是公民生产的数据质量问题。比如,志愿者反馈的信息相互矛盾时,要求志愿者进一步反馈信息细节的成本很高,如果志愿者没有进一步反馈,那么基于这些不一致的信息与垃圾处理承包方进行沟通会造成额外的成本,承包方也会因为信息不一致而不知所措。

最后是公民报告平台的运营成本问题。短信平台尽管看似简单,但搭建基础设施以及后续的运营和维护成本并不低,因此即便短信平台能够降低公共服务成本, 研究者也很难确定这项市政投资是否具备性价比。

这篇文章以在乌干达坎帕拉进行的一项实地实验表明:利用短信平台收集有关公共服务的反馈信息不一定能提升合供效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文章还利用访谈数据解释了这种合供模式不成功的原因:公民反馈的关于公共服务的信息存在质量不高、相互矛盾的情况;公民提供的信息与市政管理者决策所需的信息不一致;市政人员还需花费大量成本来处理公民反馈的信息;搭建、运营和维护信息反馈平台的成本也很高。

这篇文章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缺陷,那就是在整个研究的持续期间,坎帕拉市政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一次大的轮换:最初参与和支持研究的市政人员中一大部分离职换岗,继任的工作人员并不如之前的工作人员了解这个通过短信平台收集服务反馈信息的合供项目。这可能也造成部分结果的偏差。新的市政工作人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熟悉自己的岗位和工作流程,他们在处理志愿者反馈的服务质量信息时不够熟练,又缺乏足够的时间从经验中学习,因此对短信平台这个合供应用的评价不高。可惜的是,这项研究未能隔离因为人员更换产生的偏差效应。

尽管这篇文章熟练地使用了实地实验和质性访谈相互结合的混合方法,但正如前面提到的,市政工作人员的更换并不在可预见的范围内。这一缺陷也提醒从事实地实验的研究者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实地实验的随机化和结果测量都有可能因为不可预见的因素而产生偏差。

三、 黑人公民更偏好自动化决策吗?

Miller S M , Keiser L R. 2021.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and attitudes toward automated decision making[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31(1): 150- 165. https: / / doi. org / 10. 1093 / jopart / muaa019.

与前文使用短信平台收集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反馈不同,不少政府部门目前已经开始运用自动化决策技术。Miller and Keiser(2021)的这篇文章就研究了不同 人群对公共服务自动化决策的态度。尽管态度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但对合供而言,公众对政府的态度通常与他们的合供决策紧密相关。在直接衡量行为存在困难的情况下,用态度来近似衡量行为决策也是一种常见的方法。

这篇文章把两路不同的文献结合在一起讨论。一路是信息技术在合供中的利用,另一路是代表性官僚制(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理论。代表性官僚制理论认为,如果公务员和公民的背景相同,例如性别相同或者有相同的种族背景,那么公民就更乐意对公共政策和服务提出有利于改进的意见,更乐于合供或者对合供持更加积极正面的态度。有研究表明,提高女性官员的代表性能够提高女性公民就垃圾回收进行合供的意愿(Riccucci et al. , 2016),但不能提高女性公民就应急准备进行合供(捐钱、献血或做志愿者)的意愿 (Van Ryzin et al. , 2017)。

但是随着技术进步以及政府大量采用自动化决策,代表性官僚制理论的适用性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自动化决策并不是一个或一群具有特定背景的官员在进行决策,而是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类背景特征的机器或者算法在进行决策。尽管算法本身并不完全中立,甚至充满偏见、极不公正,但普通人可能并不会深入思考算 法本身的问题,而会把基于算法的自动化决策等同于中立的决策。

在这一背景下,代表性不足的官僚机构是否会更倾向于采用自动化决策来提高合供绩效? 一个特定种族的人群,例如黑人群体,是否会希望一个黑人官员代表性不足的机构采用自动化决策? 也不尽然。因为不同的公共服务属性不一样,对不同族裔的群体的影响也不一样。一方面,自动化决策或能减少公务员的偏见,甚至缓解腐败问题,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但另一方面,如果自动化决策依赖的算法和采集的数据有问题,则可能造成更大程度的不公平,算法正义付之阙如。比如,如果自动化决策采集的数据是基于白人的,那么通过算法应用到其他族裔身上就未必合适,所以黑人也未必一定就支持自动化决策。

那么如何将自动化决策与代表性官僚制结合起来考虑? 这篇文章采用了一个尽可能中立的自动化决策的例子,即用交通摄像头来监测交通违规现象。摄像头监测交通违规与交警人为判断相比,可以减少族裔因素的干预。例如,美国的警民关系往往因为警察和公民属于不同族裔而矛盾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可能更青睐采用摄像头。同时,交通摄像头也减少了基层警察与公众之间的直接互动,违规驾驶者被摄像头拍到后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内含罚单和违规时摄像头拍下的照片, 违规驾驶者可以通过线上方式支付罚款。整个过程不需要与警察互动,这意味着警 民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低了。基于上述情况,隶属不同群体的公民对自动化决 策会有什么反应? 自动化决策又将如何影响公民合供?

这篇文章利用一个网络实验验证了不同族裔对安装交通摄像头这一自动化决策的反应。具体而言,他们设置了一则虚拟的新闻报道,声称因为当地交通事故率上升,警察局正在考虑在某个路口增设交通摄像头或者在该路段增派一名警察,两个选项之间的成本差别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为这则虚构的新闻配图时,他们设置了两张不同的照片。他们在控制组里用了一张印有两名白人警察的照片,而在实验组里则用了一张印有两名黑人警察的照片,照片说明都是警察在工作。

作者从 MTurk 这个研究者经常使用的网络平台上招募了 394 名参与者,其中白人 278 名、黑人 116 名。在实验参与者阅读完随机分配的新闻后,作者就询问参与者是倾向于设置交通摄像头还是增设警察,以及对该警察局决策的公平性如何评价。结果显示,对黑人参与者而言,如果他们看到的是白人警察的照片,那么 59%的人选择摄像头,并且 69%的人认为设置摄像头更公平;如果他们看到的是黑人警察的照片,则只有 43%的人选择摄像头,认为安装摄像头更公平的也只有 45%。但对白人来说,不管看到的是白人警察还是黑人警察的照片,他们对摄像头的态度和决策公平性的评价几乎一致,这说明实验组和控制组对白人参与者来说没什么差别。

这篇文章通过一个网络实验,验证了“黑人公民更希望黑人官员代表性不足的官僚机构采用自动化决策来提高合供绩效”这一假说。具体而言,如果警察局的黑人官员代表性不足(展示白人警察照片),黑人公民就更倾向于选择安装交通摄像头,同时也认为安装摄像头比增设巡警更公平。

但这篇文章也存在一个很大的局限:实验对白人的作用可能与对黑人的作用完全不同。白人到目前为止依旧是美国的主流人群,因此无论警察局展示的警察照片是白人还是黑人,他们可能都没什么反应,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被真正的实验设置干预到。但黑人的情况可能完全不同,他们对警察局展示的照片中的警察族裔更为敏感。因此该实验的确对不同人群产生了不同效果,但这却不一定是实验干预导致的,也有可能是白人对实验干预没有产生反应导致的。

四、 绩效信息会激发种族偏见吗?

Porumbescu G A, Piotrowski S J, Mabillard V. 2021.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racial bias, and citizen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two studies[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31(3): 523-541. https: / / doi. org / 10. 1093 / jopart / muaa049.

正如前两篇文章所研究的那样,对公共组织来说,要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就需要将公民对服务质量的反馈考虑进来,以便改善后续的服务合供并提高合供绩效。Brudney (2020)指出,研究合供绩效时不仅要关注合供中的问责情况,也要关心合供的效率问题。因为合供绩效会影响公众后续的合供决策。比如,如果公众参与合供之后,政府的绩效还是不理想,那么政府有可能就会减少甚至停止合供,从而使得合供绩效进一步变差。反之,如果合供绩效理想,公众则有可能会得到激励,从而形成正向循环,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

Porumbescu et al. (2021)的这项研究则在上述关于合供绩效沟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绩效信息的使用和种族问题结合在一起考虑。因为即便是同一种绩效信息,对不同族裔产生的影响也有可能不同,而不同族裔对绩效信息的不同反馈又会直接影响后续的合供效率。

以往研究已经关注到绩效信息有时会加强种族偏见。例如,一个公共组织的绩效良好,公众可能会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如果一个公共组织的绩效差,公众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它雇用了多元族裔的工作人员(Lewis, 1997)。这篇文章则聚焦于另一个略微不同的点,那就是使用公共组织的绩效信息会不会激发种族偏见。种族偏见激化意味着原本就存在的偏见进一步加剧。激发则意味着原本可能不存在种族偏见,但意在提高组织透明度和问责性的绩效信息沟通反而产生了种族偏见。不管绩效信息是加强了之前就存在的种族偏见,还是激发了之前不存在的种族偏见,合供结果都是不尽如人意的。对公共组织而言,在绩效信息的沟通上就要更加谨慎,采用更稳妥的方式来避免加强或激发种族偏见,同时激励多元族裔参与合供, 提高合供绩效。

那么如何将公共组织绩效信息以及多元族裔结合起来考虑? 这篇文章与 Miller and Keiser(2021)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利用了网络实验来考察黑人与白人公务员是否会影响公众对公共组织绩效信息的评价。只不过不同于 Miller and Keiser(2021)用黑人照片作为实验组、用白人照片作为控制组,这篇文章用常见的黑 人名字作为实验组、用常见的白人名字作为控制组。

此外,这篇文章使用了两个网络实验,第一个是正面绩效信息实验,第二个是负面绩效信息实验,两个实验都各从 MTurk 平台上招募了 800 名参与者。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绩效信息场景,都是关于道路修缮问题的。正面绩效信息是道路修缮后状况良好,负面绩效信息是道路状况很差,需要修缮。实验组参与者看到的官员名字是一个常见黑人名字 Deshawn Jackson,而控制组参与者看到的官员名字是一个常见白人名字 Jake Muller。阅读完相关信息之后,所有参与者被要求对公共服务绩效做出评价。参与者还要表明他们对于官员的态度,即是支持该官员连任还是解聘该官员。

结果发现,在正面绩效信息实验中,增加对绩效信息的接触后,实验组对黑人官员领导的公共组织的绩效评价和控制组对白人官员领导的公共组织的绩效评价没有显著差别。但控制组支持白人官员连任的意向分值要超过实验组支持黑人官员连任的意向分值。也就是说,增加正面绩效信息的接触并不影响公众对白人官员和黑人官员的评价,但会激发公众更倾向于支持白人官员连任。而在负面绩效信息实验中,研究者发现,控制组接触更多负面绩效信息并不会影响其对白人领导的公共组织的绩效评价,但接触更多的负面绩效信息却激发了实验组参与者对黑人官员领导的公共组织的绩效更消极的评价;而且相比于控制组对解聘白人官员的意向分值,实验组解聘黑人官员的意向分值更高。也就是说,多接触负面绩效信息,不仅会让公众对黑人官员评价更低,也会激发公众更倾向于解聘黑人官员。以上结果表明,增加对绩效信息的接触会激发绩效评估中的种族偏见。

尽管这项研究包含两个实验,但存在一个重大局限,那就是其招募的参与者都是美国白人,所以其结果只能表明白人参与者的种族偏见被激发。目前尚不清楚由白人或黑人官员来宣布正面或负面绩效信息,对黑人公民的影响如何。黑人公民对绩效和官员背景结合起来的信息评价是否会显著不同于白人? 这一激发种族偏见的绩效信息沟通是否仅局限于道路修缮方面,还是可以拓展到其他交通设施的运营和维护,甚至推广至另外的政策领域? 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 环境因素会影响合供动机吗?

Letki N, Steen T. 2021. Social-psychological context moderates incentives to co-produce: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survey experiment on park upkeep in an urban setting[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1(5): 935-950. https: / / doi. org / 10. 1111 / puar. 13340.

研究合供,理解个人合供动机至关重要。通常而言,从合供中获得的效用、金钱和声誉都会激励个人参与合供,社会规范也会影响个人的合供决策 (Voorberg et al. , 2018)。但个人合供的动机又受到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合供发生范围内的社会心理环境的影响,例如个人对社区的依恋程度、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当地的 种族多样性等,都会对不同的合供激励措施产生影响 (Voorberg et al. , 2015)。

Letki and Steen(2021)的这篇文章研究了个人对社区的依恋程度、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当地种族多样性等社会心理环境因素对包括个人效用、金钱和声誉 以及社会规范在内的合供激励措施的调节作用。如果一个地方的社会心理环境支持合供,公民往往并不需要什么激励,因为他们本身就将合供当成一种价值。但如果一个地方的社会心理环境不支持合供,则需要谨慎考虑激励措施。

具体而言,研究者假设如果某个地方的个体对社区的依恋程度很高,即个体深深嵌入社会关系网中,那么声誉和社会规范的激励可能比展示合供效用和金钱激励更能影响个人的合供意愿。反之,如果某个地方的个体对社区的依恋程度很低,那么声誉和社会规范对个体合供意愿的激励效应就会小于效用和金钱带来的激励效应。

研究者还假设如果某个地方的政府广受信任,人们就会更愿意合供,且较少顾及效用、金钱以及声誉。反之,如果公民不信任地方政府,那么他们的合供意愿就会降低。效用、金钱以及声誉激励或许能提升公民的合供意愿,但社会规范在政府广受信任的地方更能进一步激励人们合供。

研究者们进一步假设如果某个地方的种族多样性更高,那么在此实现集体合供就比较困难,因为协调各个族裔需要的成本很高,而且种族多样化也往往意味着一个地方的人员流动性比较高,“搭便车”的人也更多,因此合供更加困难。因此,在种族更加多元化的地方,效用、金钱和社会规范等即时生效的措施能更有效地激励合供,而声誉这种着眼于长期的措施对激励合供而言则没有什么作用。

研究者在中东欧 13 个国家的 593 个城区共募集了 10871 名参与者进行一项调查实验(survey experiment)。在这项调查实验中,研究者先设置了一个场景:参与者所在地有一个小公园需要清理,并且有一群人已经组织起来准备于下周某个下午去清理公园的垃圾和杂物。接着研究者用一系列问题来随机检测参与者的效用(你和家人经常、有时、从不去这个公园)、社会规范(你认识的人中有很多、一些、没有人参加这项垃圾清理活动)、声誉(如果你参加这项垃圾清理活动,你的名字就会见报)和金钱回报(如果你参加这项垃圾清理活动,你就会获得一点钱作为报酬)。最后询问参与者有多大可能会参加这项活动。

结果发现,总体而言,社区依恋程度越高,人们的合供意愿就越强;而所在地族裔越多元化,人们的合供意愿就越弱。更进一步,在社区依恋程度比较低或者人们不太信任地方政府的地方,仅是给予金钱和声誉激励并不能提升人们的合供意愿, 但展示合供带给人们的效用和强调社会规范却能显著提升合供意愿。展示合供效用和鼓励参与者与亲朋好友一起合供,在族裔更多元化的地方能更有效地激励合供,而声誉和金钱激励则作用不大。综上所述,激励合供的措施要想发挥作用需要搭配不同的社会心理环境因素。

这项研究的优缺点都显而易见。优点是跨国样本能极大地一般化实验的结论。缺点是研究没有充分利用跨国样本的优势,比如没有比较不同国别之间的差异。尽管都是中东欧国家,但原苏联国家可能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另外一个遗憾是,这项研究未能在跨国环境下推进实地实验,而只是测量了合供意愿(去公园清理垃圾的意愿)。当然,合供意愿与行为强相关,但如果能直接测量合供行为(去公园清理垃圾),显然会使文章更具有说服力。

六、 结语

绝大部分公共服务或多或少都涉及合供,甚至可以说离开了公民合供,公共组织要提高服务质量和绩效几无可能。之前的合供研究不太重视信息沟通,尤其是绩效反馈对个人合供决策的影响。本文介绍的 4 篇文章都通过实验方法让参与者直接接收公共组织或与合供相关的信息,不仅理论上重要,方法上创新,对实践也有启示。

另外,种族多样性越来越成为美国社会一个绕不开的议题。对合供研究而言, 不仅要探究多元族裔对合供的影响,还需要检验某项合供政策对不同族裔造成的结果。本文介绍的两篇基于美国样本的研究,都研究了黑人和白人官员对公众合供的影响;而基于跨国样本的研究则从整体上研究了种族多样性是否会影响合供意愿。

本文希望通过简要介绍上述 4 篇文章,能够吸引更多学者投身合供研究,尤其是合供动机、合供中的信息沟通和信息技术的使用、合供绩效、多元族裔对合供的影响等。本文也希望能引发公共管理学者就实验方法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例如实验中的信息等价性(黑人照片或名字与白人照片或名字从实验干预角度来讲,是否等价)以及实地实验中面临的挑战(如何保证实验过程不被打断以及如何在可能的条件下推进实地实验),都值得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略

文章已于中国知网网络首发，经授权由《公共管理评论》公众号转载。建议到中国知网下载原文阅读，尊重版权，尊重学术。

编辑 | 常远  李舒敏

排版 | 王书铭

核发 | 梅赐琪

微信推送：2022年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