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习近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中华民族是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法，积淀了深厚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这是影响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深层因素，也是我们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文化沃土。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成立之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包括历史文化在内的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而且传承、弘扬、光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

一、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结合中国文化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传播和实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论断。

首先，马克思主义必须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化并有效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恩格斯强调指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所谓“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也就是最基本的国情，而这些“条件”又必然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毋宁说它就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经过长期的历史的发展和积淀孕育而成的。

习近平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立足中国国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厚植于中国文化的沃土，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背景因素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取得辉煌成就、进行理论创新取得累累硕果背后的重要文化滋养。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有深入的研究。这里的“中国情况”，既包含了中国的现实状况，也包含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闯，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从世界范围看，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文化禀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各国的不同实践也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该国实际相结合才能落地生根。并且，这个结合的过程并不是单向和静态的，而是双向和动态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丰富和发展，而且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通契合之处，为二者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是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刻激荡中、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下应运而生的，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因素。近代以后，西方各式各样的学说和理论都曾传入我国，在国内的思想政治舞台上竞相出场，但最后只有马克思主义胜出，这决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和真理性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指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为苦苦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国人点亮了指路明灯。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通契合之处，也是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能够扎根中国大地并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比如，中国传统文化极为看重“践履”，注重“知行合一”，有“经世致用”的悠久传统，这与马克思主义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为看重“效验”和“明证”的中国人带来了强烈的思想冲击。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从理论上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且从实践的“效验”中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也是为什么早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已经传入中国，而毛泽东却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先在的精神性的中国元素，不仅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讲到学习马克思主义问题时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以其指导革命的行动，另一方面，还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他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这里非常清晰和辩证地讲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也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科学态度。据此而论，马克思主义倘若不和我们民族的文化形式和具体特点相结合，就不可能真正地“具体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变成扎根中国土壤并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文化传统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以特有的民族形式呈现出来，否则就是教条主义和僵死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所谓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结合后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中，许多经典的思想创造和理论表达都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比如，毛泽东的重要哲学著作《实践论》就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为副标题，其中“知和行的关系”显然是借用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和表述。还有，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也用“矛盾”或“一分为二”等中国式的概念来概括和表述。这些无疑都是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理论形态。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形式方面，最为经典和具有代表性的还是毛泽东对于实事求是以及邓小平对于小康社会的创造性解释。

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对《汉书》中的“实事求是”一词作了创造性的解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一解释既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讲得生动透彻，又使“实事求是”这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得到了质的升华，包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涵。

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用《礼记》中的“小康”一词来阐释“中国式的现代化”，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以鲜明的中国风格。后来，小康社会的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小康社会”也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经典表达。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经过长期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呈现出勃勃生机，成为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沃土的“活的马克思主义”。

2014年 9月，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于传统文化一贯秉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重视历史，强调尊重和继承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又秉持辩证的态度，强调必须是有批判地继承，不能全盘肯定或否定；另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还坚持发展的观点，根据时代发展不断进行改造，赋予其新的内涵，让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要批判吸收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并加以改造后为革命事业和人民群众服务。1942年 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强调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有益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对于“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

199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

2007年 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系统思考和深刻论述，在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都有精辟阐述和明确要求。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

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他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 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求“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

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历史经验，既是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题中之义，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内在要求。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在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中，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