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母亲决定自杀｜“活过这一刻，我永远还能在下一刻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于未知的领域，总觉得离自己好遥远，甚而忌谈忌碰，好像一触碰，自己要被传染似的。比如抑郁，我们离抑郁的距离有多远，抑郁与自杀之间的关系……这是没了解抑郁之前的种种疑问。

带着困惑与好奇，翻看了《正午之魔》这本著作。太多的撞击。其中“自杀”这一章节，尤心绪难平。摘发一段话后，引发不少读者转发共鸣：“说出了我的心声”、“太真实了，就是这么过来的”、“深感这样的悲观带给人乐观的力量”等等。作者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有近三十年的抑郁症经历，这篇文章讲他和家人协助母亲自杀的故事。

这段故事涉及“自杀”这个沉重的话题，当考虑分享它时，理想君有过犹豫：会不会有人投诉为何要分享“灰色暗黑”的故事？甚而，这是在暗示或提倡自杀吗？……希望这样的文章，给人的是清澄与希冀。

自杀

节选自安德鲁·所罗门《正午之魔》

我们全家在母亲得卵巢癌很久之前就开始讨论安乐死的话题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就都签了生前遗嘱，并且在纯理论层面上讨论过，在荷兰，安乐死的合法已广为人知，而它在美国仍不合法，这是多么不开化的政策。母亲常说：“我憎恨疼痛。如果有一天我只剩下疼痛了，希望你们中有谁可以给我一枪。”我们都大笑着同意。我们都憎恨疼痛，都觉得静静死去是最好的死法：年迈苍苍时在家里睡着去世。那时我年轻乐观，觉得我们都会在遥远的未来以这种方式死去。

1989年8月，母亲被诊断出卵巢癌。住院的第一周，她就宣布要自杀。我们都尽力不去理会她这个宣告，她也没有特别坚持。那时她说的并不是考虑用这套方案来终结症状——她几乎还没有任何症状——而更像是对即将到来的遭遇表达某种怒火，对即将失去自己的生命控制力表达深深的恐惧。之后她谈起自杀，就像个情场失意的人谈起它；比起痛苦缓慢的康复过程，自杀可是快速便捷的选项。她好像是想用这种方式报复这个世界的怠慢：如果生活无法再像从前那样精致，毋宁全盘舍弃。

在母亲经历起一轮化疗的折磨时，这个话题暂时搁置。10个月后，她接受了一次探查手术评估化疗的效果，我们发现治疗方案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效，医生于是开了第二轮化疗。手术后，母亲犹疑了很久，似是在阻止意识化为愤怒。当她终于又开始讲话时，愤怒像洪水一样喷涌出来。这次她说起要自杀，就是一种威胁了。我们的抗议都被劈头盖脸甩了回来。“我已经死了，”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说，“我这儿还剩什么让你们爱呢？”或者她会命令道：“你们如果爱我，就会帮助我从这样的惨况中解脱出来。”无论她对化疗有过怎样微弱的信念，那信念皆已荡然无存。她就那么躺着，仿佛如果有人给她那些“药片”，她就可以接受另一轮惩罚式的治疗，这样，只要她准备好了，任何时候就都可以停下来。

我们都倾向于迁就重病之人。大家没有回应母亲术后的愤怒和绝望，但对她任何别的要求都尽力满足。那时我住在伦敦，但每隔一周都回美国的家看她；弟弟在纽黑文读法学院，要长时间坐火车往返；父亲则不去坐班，待在家里。我们都紧紧围绕着母亲——她一直都是我们这个亲密家庭的中心——在轻松有意义的氛围（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态度）与可怕的肃穆之间摇摆不定。但当她放松下来，表现得像平时的自己后，她自杀的可能，虽然还略有余音，但还是再次消退了。她的第二轮化疗似乎开始起效，父亲也另查到了六七种治疗选择。母亲时不时还会谈起她对自杀的黑暗观点，但我们一直告诉她，还要过很久才需要考虑这种方式。

1990年9月的一个大风天，我在下午4点打电话给家里，想知道那天应该出的检查结果如何。父亲一接电话，我就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告诉我，我们会继续现在的疗法，同时探索其他选择。我清楚地知道母亲会探索什么样的选择。所以10月某次午餐期间她亲口告诉我时，我本不该那么惊讶：她说技术细节已经解决，她现在已经拿到了那些药片。在患病早期，母亲即已无法强颜欢笑，失去了美丽的容貌，这也是治疗的一项副作用。它的破坏作用非常明显，只有父亲能设法做到视而不见。母亲患病前是个美人，化疗带来的身体方面的丧失令她极其痛苦：她头发掉光，皮肤过敏严重所以用不了化妆品，身体日渐瘦弱，双眼满是疲惫，永远低垂。而到10月的那次午饭时，她已经呈现出一种新的苍白，白得发光，有种缥缈的美，与我童年时她那种50年代全美标杆式的外貌全然不同。就是在母亲真的着手寻找那些药片之时，她也接受了（也许是过早地接受，也许不是）自己正在死去的事实，这种接受给了她一种光彩，既发生在身体上，也发生在内心深处。这对我来说，终究比她的衰朽更有力量。现在，回想那次午餐，我能想起很多，特别是母亲重新恢复的美丽。

那次午餐时我曾抗议，说她可能还有很多时间，而她说她一直都相信要谨慎计划，既然她已经有了那些药，就可以放松地享受余下的一切，不必再担心结局。安乐死是一种最后期限，我问母亲她要把截止日期定在何时。“只要还有好起来的可能，哪怕非常微弱，”她说，“我都会继续治疗。如果他们说只是在让我继续活着，但已无任何复原的可能，我就会停下来。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都知道了。别担心，我不会提前吃那些药。同时，我准备要享受剩下的所有时间。”

母亲拿到那些药之后，之前所有无法忍受的东西都可以忍受了，因为她确定地知道，当一切变得确实无法忍受时，就会终止。我不得不说，接下来的8个月尽管无情地通向她的死亡，却是她病后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有痛苦，或者可能正因为经受痛苦，那些日子模模糊糊地也成了我们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一旦安排好了未来，就可以全然活在当下，我们中还没人真的这么做过。我应该强调，母亲的呕吐、心慌、脱发、组织粘连等反应丝毫没有减弱，嘴巴的溃疡从没好过，要积攒好几天力气才能外出一个下午，几乎什么都不能吃，过敏得一塌糊涂，颤抖严重到有时都无法用刀叉——然而，持续化疗这种酷刑似乎忽然间变得不值一提，因为只要她决定不再承受这些痛苦，这些症状就不会再继续，疾病也无法再控制她。母亲是位令人追慕的女性，在那些日子里，她把自己交付给爱，我从未见过其他任何人像她那样。萧沆在《解体概要》中写道：“可能的自杀带来安慰，将这个我们身处其中受苦的世界拓展到无限空间之中……还有什么财富会比我们每个人深藏内心的自杀更为宝贵？”

自那时起，我开始阅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遗书，尤为触动，她的遗书与母亲的离世有着极为相似的精神。伍尔夫对她的丈夫写道：

这封遗书异常动情，恰是因为它谈及疾病的口吻如此不动感情，冷静清晰。有人自杀是因为他们尚未发现或可能还未寻找有什么治愈之法。有些人自杀是因为他们的病确实不治。假如确信自己得了永久性的疾病，我也会自行了断。哪怕我知道疾病是周期性的，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对自己病情的了解那样，如果这周期太过令人不堪重负，直逼绝望，我仍会了此残生。伍尔夫知道无论她感受到什么痛苦，都会过去，但她不想再经历一次，然后等它过去；她已经花了够多的时间去等待，现在是时候离去了。她写道：

在第三轮抑郁期间，还不知道这次抑郁会很快过去时，我给弟弟写信说：“我不能每隔一年就来这么一次。同时，我也在尽最大努力坚持下去。我买过一把枪放在家里，后来给了一个朋友保管，因为我不想因一时冲动就用它了结此生。这是不是很荒唐：害怕自己的结局是把自己的枪用在自己身上，于是只能把它放在另一个地方，告诉另一个人，别把它还给你？”自杀更多的是一种焦虑反应，而不是抑郁的结果：自杀这种行动来自备受折磨的心，而非清零的心。焦虑的身体症状非常强烈时，似乎就需要有身体上的回应：不仅仅是寂静的心理自杀和沉睡，而是身体上的自我杀戮。

母亲研究好了各种细节，父亲按事先的详尽计划从头到尾仔细检查，仿佛一次带妆彩排可以提前排解事件本身的部分痛苦。我们计划了我和弟弟怎么回到家，母亲怎么服下止吐药，一天中什么时间最适宜做这件事。我们讨论了每个细节，一直到殡仪馆的安排。我们同意在母亲去世两天后办葬礼。我们一起频繁地计划，好像是先前计划派对、全家度假、圣诞节那样。我们发现，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礼仪需要决定或沟通。母亲静静地开始向我们所有人非常明白地表达她的情感，想要在这几个月里让家人之间的所有差异变得显明。她说了她有多爱我们所有人，发掘出了这种爱的形态和结构；她解决了以前的摇摆，新造出了明确的接纳。她有很多朋友，但为每位朋友她都单独安排一天，和对方共度，向对方道别，尽管只有几个朋友知道她真实的计划，她要确保每位朋友都了解自己在她的情感里占了多么大的位置。那段时间她经常笑，她的幽默、温暖和包容不断散播，似乎连每个月用化疗荼毒她的医生和见证她衰亡过程的护士也包括了进来。一天下午，她要我陪她去给我那位90岁的姨婆买手提包，尽管这次“远征”让她在之后三天都精疲力竭，濒临崩溃，但也让我们两人都焕然一新。她读了我写的所有东西，感情混合着尖锐和宽容，我在别处从未遇到过，这是她生长出的一种新特质，比她之前对我的作品的洞察更为柔软。她把小物件送给别人，把还不到时候送人的大件东西整理有序。她着手翻新我们所有的家具。这样当她离开时，这个家还能保持井井有条。她还为自己的墓碑选定了设计。

就这样，她的自杀计划一点点接近现实，我们似乎都开始接受这一点。后来她说，她本想自己来做所有的事，但她又觉得，那样可能带给我们糟糕的冲击，糟过和她一起完成的这段回忆。而我们，是想要在场的。母亲总是为别人活着，我们也都不愿她孤独地死去。母亲在世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都感到联结紧密，没有谁感到有什么秘密和安排被隐藏了，这很重要。我们的密谋让我们更为亲近，亲近过以往任何时候。

如果你从未自己尝试过或帮别人经历过这个过程，你甚至都无法开始想象自杀是有多困难。假如死亡是件被动的事，只发生在无法抵挡它的人身上，且假如生命是件主动的事，只有每天都持续投入才能继续，那么这个世界的问题将会是人口减少，而非人口过多。不计其数的人在寂静的绝望中活着，他们没有自杀是因为无法积攒起足够的条件去实施它。

母亲决定在1991年6月19日结束自己的生命，当时她58岁。如果继续等下去，她会变得太过虚弱而无法完成，自杀需要力量，也需要一种隐私，而医院里不存在这种隐私。那天下午，母亲去看了一位消化科医生，医生说肿瘤大得已经阻塞了肠道。如果不马上手术，她就无法消化食物。母亲说她之后会再联系医生，约手术时间，然后回到候诊室的父亲身边。他们回到家后，母亲给我和弟弟打了电话。“有个坏消息。”她平静地说。我知道她的意思，但很难让自己说出口。“我想时候到了，”她说，“你们最好能过来。”一切都像我们计划的那样发生了。

我开车赶往市郊的家，路经弟弟的办公室，接上他一起。那天下着瓢泼大雨，车流很慢。母亲的声音带着绝对的平静，语调富有逻辑，正是她谈及计划好的事情时的一贯语调，好像我们是要回家共进晚餐似的——她的声音让整个事情变得简单直接。我们到家后，看到她清醒而放松，穿着一条有粉色玫瑰图案的睡裙，外罩浴袍。“你应该吃点零食，”父亲说，“可以促进药物吸收。”于是我们去了厨房，母亲做了英式玛芬和茶。几天前吃晚饭时，母亲和弟弟吃到了一根叉形许愿骨，母亲拉赢了。“你那时许了什么愿？”弟弟这时问她。她笑着说：“我许愿这一切尽可能迅速而没有痛苦地过去，我的愿望实现了。”她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玛芬，“我真是常常能实现我的愿望呢。”弟弟正拿出一盒饼干，母亲用她那特有的宠溺又嘲讽口气说：“大卫，这是我最后一次说了，你能把饼干放到盘子里吗。”然后她提醒我拿来一些干花，是她之前就准备好，用来布置这处乡间的家的前厅的。这些形式性的东西，成就了亲密。我想，自然原因导致的死亡中有一种特定的、自然的戏剧性：突如其来的症状和发作，或是离世造成的中断令人震惊。但我们的经历中没有什么突如其来或意料之外，这就是古怪之处。没有戏剧性就是戏剧性的所在，整个过程非常节制，没人表现出任何失态。

母亲回到卧室，再次为把我们全都卷入进来而道歉。“但至少你们三个之后应该在一起。”她补充道。母亲总是坚信所有东西都要供应充足，她那时已经有所需剂量两倍的西康乐（司可巴比妥）。她坐在床上，把40片药倒到面前的毯子上。“我吃药吃得太烦了，”她挖苦道，“这件事我可不会想念。”她开始以一种行家般的娴熟服下这些药，就好像患癌症的两年里不得不吃的成千上万片药都是为这一刻而做的练习——自那以后我也学会了一把把地吃抗抑郁药。“我想应该可以了。”当小山般的药片消失后，她说。她尽力喝了杯伏特加，但也说这让她恶心。“这一定比你们看着我在医院病床上惨叫要好吧？”当然了，只是那幅画面还是一种想象，而眼前的画面已经成了现实。此类情形下，现实实在比一切都糟。

之后我们大概还有45分钟，她说了必须要说的所有遗言，我们也说了必须要说的所有话。她的声音一点点含糊起来，但对我而言，她的话明显都经过了仔细的思考。接着，她死亡的一幕来临了，因为在她的意识越来越模糊的同时，她说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我看来，她说出了比她所能计划的更多的内容。“你们是我最心爱的孩子，”她看着我们说，“在你们出生之前，我完全无法想象我会对任何事物有那样的感受。忽然之间，你们就来了。我一生里读的书都在讲述母亲勇敢地说会为孩子而死，我那时的感受正是如此。我愿意为你们而死。我不愿意你们不开心。你们无论何时不开心，我也都会深深地难过。我想用我的爱把你们包裹起来，保护你们不被这世界上任何可怕的东西伤害。我希望我的爱可以让这个世界为你们变成一个快乐、喜悦、安全的地方。”大卫和我坐在父母的床上，母亲躺在上面，是她惯躺的位置。她握了一下我的手，然后握大卫的手。“我想要你们感受到我的爱永远都在，哪怕我走了，也继续包裹着你们。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我给你们的爱可以陪伴你们一生。”

那一刻，她的声音很是稳定，仿佛时间都不再与她作对。她又转向父亲：“我愿意放弃几十年的生命，做那个先离开的人。霍华德，我无法想象如果你死在我前面，我会做什么。你就是我的生命。过去的30年里，你一直都是我的生命。”她又看着弟弟和我：“然后你出生了，安德鲁，然后是你，大卫。你们两个来到我的生命里，于是有三个人真正爱我。我也爱你们。这爱完完全全包裹、超越了我。”她看着我——我在哭，但她没有——温和地责怪我：“如果你让我的死成了你生命中的大事件，那可不是给我的大礼。你能给我这个母亲的最好礼物，就是继续去过美好充实的生活。享受你拥有的一切。”

然后她的声音变得越加迟缓，宛如做梦一般。“我今天很难过。因为要走了，我很难过。但即使有这样的死，我也不愿意把我的生命与世上任何其他生命交换。我全身心地爱过，也被全身心地爱过，我有过如此美好的时光。”她闭上眼，我们以为这是最后的时刻了，然后她又睁开眼，依次看我们每个人，最后目光落在了父亲身上。“我这一生里寻求过很多东西，”她说，声音慢得好像录音的播放速度出了错，“很多东西。而一直以来，天堂都在这个房间里，和你们三个在一起。”弟弟一直在抚她的肩膀。“谢谢你帮我摩背，大卫。”她说，然后永远合上了双眼。“卡罗琳！”父亲叫她，但她已经一动不动。我曾目睹过另外一场死亡——有人被枪射中——我记得当时只感到死亡不属于那个死去的人，而属于那把枪和那一刻。这场死亡却属于母亲自己。

美国当代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曾写道：“死亡主宰着我们，因为它不仅是虚无的开始，也是万有的结束。我们思考和谈论死亡的方式——我们会强调死的‘尊严’——表明生命要以合宜的方式结束，死亡要忠于我们活着的方式，这些有多重要。”也许我无法对母亲的死做其他评论，但我可以说，母亲的死忠于她的生命。只是我未能预料到它是如何引诱我自杀的。里尔克在他的《安魂曲》中写道：“在爱中，我们要练习的只是，对彼此放手。因为紧握不放来得很容易，无须学习。”如果我能理解吸收这样的教诲，可能也就不会坠入抑郁，因为，正是这极不平凡的死，预示了我抑郁的首次发作。我不知道我的脆弱易感程度如何，也不知道如果未曾经历这样一场凄凉的事件我是否还会崩溃。我对母亲的依恋如此强烈，我们的家庭观念又如此牢不可破，也许已注定了我终将无力承受丧失。

协助下的自杀是死亡的一种合法方式。最好的情况下，此类过程充满尊严，但这仍是自杀，而自杀基本上是世上最令人悲伤的事。既然你已经在协助这个过程，就仍然是某种谋杀，而有过谋杀，就很难继续轻松地活下去。它会跳出来，并不总是以什么美好的方式。我读过的由参与过安乐死过程的人所写的相关文字，没有哪篇不是某种深层辩解：撰写或谈论对安乐死过程的参与，免不了是在祈求赦免。母亲去世后，我承担了清理父母住处、整理母亲的衣物和私人文件等工作。洗手间充满了不治之症的残骸：护理假发的工具，缓解过敏反应的药膏和乳液，一瓶瓶的药片。药柜里满是维生素、止疼药、缓解胃部不适的药、平衡特定激素的药，以及各种各样的安眠药，用以帮她对抗疾病与恐惧合谋带来的无眠。在所有这些药后面，药柜的角落里，我发现了剩下的西康乐，就像是潘多拉魔盒里最后飞出来的礼物。我一直忙着把一瓶瓶药丢掉，但拿到这药时，我停了下来。我害怕自己也遭受疾病兼绝望的折磨，就把这瓶西康乐揣走了，藏在自己药柜最深的角落里。我想到10月的那天，母亲对我说：“我拿到了那些药。等时候到了，我就可以那么做了。”

清理好母亲的洗手间十天后，父亲打来电话，大发脾气。“剩下的西康乐去哪儿了？”他问。我说我已经把家里所有给母亲的药都扔了。我还补充说他看起来很低落，一想到他能拿到那些药我就很不安。“那些药，”他说道，声音颤抖，“你没有权利扔掉。”停了很久，他又说：“那些药是我留给自己的，以备万一哪天我也病了。这样我就不用再经历整个过程才能拿到它们。”我想，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母亲似乎还活在这些红色的药片上，仿佛谁拥有了这些置她于死地的毒药，谁就同时拥有了通向她生命的某种奇异门径。仿佛通过筹划服用这些剩下的药，我们也能以某种方式和母亲重新联结，仿佛我们能通过以她的方式死去而与她相聚。那时我明白了自杀的传染性到底是什么。面对母亲的丧失，我们的一份安慰，就是筹划让自己重复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

直到数年之后，我们才放弃了这种构想，为我们自己讲了一个更好的故事。对父亲而言，我从抑郁中的康复是他用爱与智慧与意志赢得的胜利：他曾试图拯救一位家人，结果失败了，但他救到了另一位。我们参与了一场自杀，避免了另一场。只要我的心理或生理状况在我自己或身边的人看来尚可改善，我就没有强烈的自杀倾向。但若事态大变，我的自杀条款就会对我自己完全清晰起来。我没有在低落时向自杀屈服，这让我倍感宽慰，甚至引以为傲。我也准备好了必要的时候再次直面逆境。要决定自行了断，我不必走多远的心路历程，因为在我的头脑和内心里，这比每天都不期而至、俨然成了上下午分界线的那些磨难，更容易面对。同时，我也已经拿回了我的枪，找好了拿到更多西康乐的途径。见证过母亲在最后时刻的安适后，我就理解了，当悲惨无边无际、康复又杳无希望之时，安乐死的逻辑是多么无懈可击。从政策角度而言，把面对精神疾病的自杀和面对身体疾病的自杀合并讨论，并不是美好的事。但我认为二者有惊人的相似。要是母亲去世的第二天，报纸就公布了一项可以治愈卵巢癌的突破性发现，那就糟糕透顶了。而如果你唯一的症状就是自杀倾向或抑郁，那么在试过所有法门之前就自杀，就是悲剧。但如果你已经到了精神的崩溃点，明白你的生活已经太过可怕，也获得了他人的同意，那么自杀就是一种权利。然后——那会是极为脆弱和艰难的时刻——如果一个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愿再活下去，那么接受他的意愿，就成了生者的义务。

自杀作为一种控制力，这一点还未被充分探讨。对控制力的依恋驱动了母亲的死，而很多在迥异的情境下自杀的人，都有着这样的动机。阿尔瓦雷斯写道：“说到底，自杀是选择后的结果。无论自杀的行为有多冲动，动机有多混乱，当一个人最终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时，那一刻，他都获得了某种暂时性的清明。自杀也许是种破产宣告，宣判生命只是一段漫长的失败。但就其结局而言，这个决定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我相信有一大类的自杀者，他们结束生命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逃离混乱，为了使自己的头脑清明。他们故意用自杀来为自己创造一种没有负累的现实，或是来打破他们不明智地强加给自身生活的那些类执念和必需。”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是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她曾写道：“在战争中，在劳改营，在恐怖时期，人们考虑死（更别说自杀）的频率要比在正常生活中少得多。无论何时，只要终极无解的问题带来的压力和死的恐怖是以一种特别强烈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关于生存本质的一般性问题就会退居幕后。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某种世俗的恐怖是如此显眼，我们还怎么能敬畏地对待自然之力和存在的永恒法则呢？或许应该用更具体的方式来谈论存在的丰富性或强度，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绝望地紧抓生活不放时，所获得的，可能比人们一般的奋斗所求更为深刻地令人满足。”当我向一位苏联刑罚体系的幸存者提到这一点时，他确认了这个看法。“我们那时要反抗那些让我们活得更痛苦的人，”他说，“一旦生命被夺去，就意味着我们败了。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下定决心，不能让压迫者得逞。只有最强大的人才能活下去，但我们的生活正相反——差别在于点燃生命的是什么。想要夺取我们生命的人是敌人，是对他们的仇恨和反抗让我们活着。在苦难面前，我们的求生欲变得更加强烈。在那儿的时候，我们不想死，哪怕此前我们都是比较情绪化的人；但出来后就是另一回事了：劳改营的幸存者回归社会后，面对这个留给他们的世界，自杀的情况并不鲜见。当没什么要反抗时，我们活着的原因就必须来自内在的自我，而很多情况下，我们的自我已被摧毁。”

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笔下描述的则是纳粹集中营，而非苏联劳改营，他观察到：“多数情况下，自由的时刻既不愉快，也不轻松。多数时候，它的出现是在对抗一种毁灭、屠杀和痛苦的背景。当他们感到自己再次为人，所有人的悲苦也相应地随之回归：家园四分五裂或无处可寻，痛苦四处弥漫，自身的疲惫无穷无尽、无药可救，生活要在废墟瓦砾中重新开始、往往还要独自承担。”猴子和老鼠若被不当地与同类分离，生活在过度拥挤的环境中，或置于其他的可怕境况下，也会产生自伤行为；类似地，人类的绝望也有自己的天然形式和表达方式。有不少事，如果对一个人做了，他就会有自杀倾向，而集中营就是做这些事的地方。人一旦跨过了那条边界，就很难保持良好的精神。集中营的幸存者有很高的自杀率，有些人对此惊讶不已：集中营都熬了过来，却还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却并不认为这足堪惊讶。对于普里莫·莱维的自杀，有很多的解释。很多人说要怪他的用药，因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表现出了太多的希望和光明。我却觉得自杀一直在他心中酝酿，他的心中从未有过被拯救的狂喜，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他所知的恐怖相提并论。也许是药物、天气或其他什么东西松开了他的某种冲动，就像令一只老鼠啃断自己尾巴的那种冲动，但我想，经历过集中营的恐怖之后，实质性的任性想法一直都在他的心里。经历可以轻松地战胜基因，对一个人造成这样的影响。

在被剥夺权利的人中，谋杀比自杀更为普遍；而在有权有势的人里，自杀的比率比谋杀更高。与普遍的认识不同，自杀不是抑郁的心智最后的依凭。自杀也不是精神腐坏的最后一刻。新近出院的人，自杀率其实要比住院病人高，这不只是因为出院后脱离了医院的限制。自杀是心智对自己的反叛，是一种双重幻灭，这种复杂性是完全抑郁的心智无法理解的。自杀是将自我从自我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故意之举。抑郁的柔弱难以想象自杀，要有自我认知的能力，才能毁灭认知的对象。无论那个冲动有多少误导性，至少还是个冲动。如果无可避免的自杀算不上什么慰藉，它至少还是个执着的想法，是在放错地方的勇气和招致不幸的力量下做出的行动，完全的软弱和怯懦可没有这种能力。

在与癌症斗争的某个月里，母亲先是服百忧解，而后服用了一种全新的药物。她说那种药让她太过麻木，还让她战战兢兢，再加上化疗的副作用，实在受不了。“今天走在街上，”她说，“我就想，我大概就要死了。然后我又想，午饭的时候咱们是吃樱桃还是梨？这两件事感觉起来简直差不多。”她的抑郁有充分的外在理由，她也笃信真实。就像我说过的，我认为她多年来都承受着轻性抑郁；如果我有抑郁的基因，我怀疑它们就来自母亲。母亲相信秩序和结构。我想不起来——在心理分析时我曾苦苦思索过——她有哪次违背过自己的承诺，有哪次约会迟到过。我现在相信，她在生活中保持这种军队般的戒律不只是为他人着想，也是因为这能限制一直存于她内心的某种怅然。我小时候最大的快乐就是让母亲开心。这并不容易，但我很擅长。回想起来，我觉得她总是需要把注意力从悲伤中转移出来。她痛恨独处。她曾告诉我那是因为她是家中独女。我想，她心中有个孤独的深潭，远比身为独女的孤独要更为深切。出于对家人强烈的爱，她控制着她的孤独，也很幸运地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然而，抑郁一直都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她对自行结束生命此等严苛之事有如此充分的准备。

我聊自杀，不是因为它对死者而言总是悲剧，而是因为对身后之人而言，自杀总是来得太快、太突然。谴责死亡权，实是严重的伤害。我们都希望在自己的人生之外还有更多的控制，对他人的人生指手画脚让我们感到安全。没有什么理由禁止人去追求最原始的自由。然而我认为，有些支持死亡权的人把某些自杀断然地区别看待，是为了达成某种政策目的而说谎。每个人的痛苦极限，应该有他自己设定。万幸，大多数人为自己设的极限都很高。尼采曾说，自杀的念头让很多人在夜幕至暗之时活下来，而我会说，一个人对理性自杀的思考越完全，就越可能免于非理性的自杀。“活过这一刻，我永远还能在下一刻结束自己的生命”，正是知道了这一点，让我得以撑过此刻而不被完全压倒。自杀倾向也许是抑郁的一种症状，但也是缓解抑郁的因素。自杀的念头让人能够熬过抑郁。只要我能给予或接受的东西好过痛苦，我就期望继续活着，但我不能承诺永不自杀。一想到在某个阶段我可能失去自杀的能力，我就无比地恐惧。

《正午之魔》

 [美/英] 安德鲁·所罗门 著；屠彬、张哲 译
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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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本书使我成了一名“专业抑郁者”……我感到，抑郁研究领域里，缺少的是综合。很多学科都分别探讨过抑郁的成因，太多有趣的事发生在太多有趣的人身上，太多有趣的事在被讲述——而这个“国度”里仍是一片混乱。本书的第一个目标是共情，真正地理解抑郁的人；第二个目标，也是对我来说更难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秩序，尽可能基于经验主义得出秩序，而不是随意用些逸事拼凑出以偏概全的结论。

我以自己的抑郁开始本书，然后写别人相似的抑郁，再然后是别人不同的抑郁，最后是处于完全不同背景下的抑郁。我让男男女女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所面对的战争是本书关注的首要主题……就抑郁进行写作，很是痛苦、悲伤、孤独，令人压力倍增。但每当想到我做的事可能对其他人有所助益，我就会精神为之一振；我也不断获得新知，这也帮到了我自己。

现在苛责制药业似乎成了一种时尚。但我的经验是，这行人既是资本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热衷于利润，但也乐观地相信自己的工作会有益于世界。如果没有制药公司资助相关研究，我们现在也不会有SSRI，这类抗抑郁药挽救了无数生命。我尽可能清晰地描述了我所了解的制药业，这也是本书故事的一部分。

这是一本极度个人化的书。虽然我为一些比较复杂的观点提供了解说和阐释，但本书并不试图取代适当的治疗。

👇我们没有错。我们不孤独。我们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