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今年看到的最好的消息

Original 雅君Yaki 雅君的好用分享 2023-07-05

这有提升你幸福感的一切

看到伊藤诗织胜诉的新闻时，我满心都是一句：“太好了！终于赢了！终于！！”

对我来说，这是今年最好的一个消息。

但同时，作为一位关注过她案件进展的人，我也知道，这是一场九死一生的战役。她赢得无比艰难，赢得血迹斑斑。

她能坚持到胜诉，是一件比奇迹还要奇迹的事情。

2015年4月4日这一天发生的事，把伊藤诗织的人生撕裂成了两块，一块叫“发生那事之前”，一块叫“发生那事之后”。

那天，因为想了解在TBS电视台的实习机会，当时还在东京路透社实习的伊藤诗织，和时任TBS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约了晚餐。

那晚，发生了非常诡异的事。伊藤诗织说自己喝了以她平时酒量绝对不会醉的两合酒后，就陷入意识不清状态。山口敬之将她带至酒店后，趁她昏迷，和她发生了性关系。她怀疑自己遭遇了“约会迷药强奸”。

随后，她起诉山口性侵，而山口对此对此并不承认。

4年后的2019年12月1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伊藤诗织诉山口敬之性侵的民事案件判决伊藤胜诉，山口敬之赔偿她330万日元（约21万元人民币）。

同时，法院也驳回了山口敬之因损害名誉要求伊藤诗织赔偿1.3亿日元（约831万元人民币）的请求。

看起来伊藤大获全胜了。

然而，真相并不如此。这是胜利，没错。但这也是，惨胜——付出了惨烈代价而获得的一点点胜利。

这种胜利，更多是对于后来者的精神鼓舞，而非对于受害者的补偿性正义。我看Lens对此事的报道中，提到，这笔约21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差不多是日本新人记者7个月的工资。

这笔赔偿，和伊藤诗织身心受到的巨大创伤，和她在这四年里遭遇的辱骂威胁相比，实在太微小了。

有网友看到伊藤胜诉的消息后，问为什么山口敬之不需要入狱？为什么他只用赔这么一点钱就行了？

因为，这不是刑事官司赢了，只是民事官司赢了。刑事才会涉及到刑罚，民事只有经济赔偿而已。

你或许会问，那刑事官司呢？

刑事案件，被检方以不起诉处理了。

为什么会不起诉呢？

是萦绕在伊藤诗织心中一个巨大的问号。

伊藤在她的书《黑箱》中写，自己起诉山口性侵后，警方通知过她会逮捕山口。

但这次至关重要的逮捕行动，却被警视厅最高层紧急叫停。

是谁叫停的？为什么叫停？当时的伊藤并不知情。

她被告知，不仅是山口不会被逮捕，原来负责这一案件的警员也被撤走了。

用她的话说，这意味着她“又要回到起点从零开始，面对新的警员，把相同的话再重复无数遍”。而每次诉说都是一次撕开伤口的过程。

此时，警方给伊藤介绍的律师还一直劝说伊藤走庭外和解，其实就是劝她大事化小，拿钱闭嘴。

这让她好奇“为了援助受害者，用国费给代理律师提供补偿的这套制度，会不会仅限于庭外和解？”

她写：“直至今天，通过这种方式被封口的人，究竟有多少呢？在性犯罪的案件中……有三分之一的受害者，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同意了庭外和解。”

她拒绝了和解，寻找到了愿意陪她把官司继续打下去的律师。

再之后，她就收到了检方“不起诉”的通知。

案子走到这里，似乎已是死路一条。

在性侵发生之后，她曾联系过媒体，希望借助媒体力量来伸张正义，但采访她的日本电视台的记者，从未就此事发出过一篇新闻。

在检方连续做出不逮捕、不起诉山口的决定之后，更加没有媒体愿意报道此事。

记者们告诉她，这事没有新闻价值。

所以，她不仅是被司法机构抛弃，她也被新闻机构拒绝。

她写，“眼看一道道门在面前相继关闭，我感到茫然无措。‘不起诉’这个词，作为整个案件调查的‘最终事实’传达给我，即使它并非事实，也给我套上了封口的嘴套。”

走到这一步，她已经历了一年四个月，令她筋疲力尽的调查。

在调查中，那些警官会问她，“是不是处女”，会问她的朋友，她过去的感情经历，喜欢什么样的异性。

她不明白，这些问题，和她被性侵有什么关系。难道有没有感情经历，是不是处女，就能决定一个人是不是被性侵吗？

那些警员让她仰面躺在蓝色垫子上，和一个真人大小的人偶，模拟那晚她被强奸时的场景。警员一边摆人偶，一边问她，“是这种感觉？”“是不是稍微再这样一点？”

她写“闪光灯亮起，相机快门不停按下，我把自己那颗绷紧的心，彻底关掉了电源。”

这种调查方式，对她来说，也是被“二次强奸”的过程。

而且，要知道，负责案件的警官，都是男性。让一个女性，面对异性，讲述人生中最惨痛最隐私的经历。这场景，想一想，就让人感到血液要凝固住。

那为什么不能让女警官来做调查呢？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日本女警官很少，只有8.1%。而在瑞典，女警察的比例是31%。

提起刑事诉讼，已经被判定不起诉了；警方对事件调查的过程，又让她一次次感受到屈辱，看起来，到了放弃的时候了。

99%的人，大概也都会在此时低头吧。

然而，她没有。

她选择了向检察审查会提交复议申请，在这期间，她自己还去收集了证据、证词。

其中有一个有力证词，来自当天的出租车司机。司机说，她在车上说了好几遍，“请在附近的地铁站放我下车”。以及下车时，她不是自行下的，而是被男性硬生生从车上拖拽下去的。

这些证词能体现出她并不想去酒店的意愿。奇怪的是，警方虽然问询过司机，但在调查笔录里却没有收入这份证词。

虽然她做了这些努力，检察审查会作出的判定依然是：不予起诉。

至此，刑事诉讼之路已彻底塌方。

她继而走上了民事诉讼的路。

为什么一败再败，她都没有放弃？她到底为什么要如此坚持？

《黑箱》中提到一个细节，她在参观摄影展时，看到了长期追踪美军中性侵事件的摄影师玛丽·F·卡尔弗特拍摄的一幅照片。

那张照片拍的是日记本里的一张画，画着割腕流血的场景。旁边有一行字“IF ONLY IT WASTHIS EASY.”（如果它也能如此简单）。

画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凯莉的女兵。她被上司性侵后，选择举报，而军队包庇了位高权重的上司，身为受害者的她反被开除，最后她选择了自杀。

伊藤在书中写道：

“过往，究竟有多少人……像凯莉一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件发生后，我也曾几次三番，试图做出同样的选择。内在深处的那个我，仿佛已被绞杀……

可是，非要死的话，可以带着破釜沉舟的心情，跟那些非改变不可的问题挨个死磕，把想做的事一一做完，把自己的生命彻底花光用尽，届时再死也不迟

哪怕微乎其微，我对这个社会，还愿意保留一线希望。不把剩下的每条路都走一次试试，就无法把所有问题点都讲清楚。”

在这期间，她继续寻找愿意关注此事的媒体。终于遇到一家叫《周刊新潮》的媒体，敢于采访、报道。

《周刊新潮》的采访，对于真相的发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者两个重大发现，一个是当时的警视厅刑事部长中村格承认了是他叫停了逮捕山口的行为。

中村格对记者说：“女方也有希望对方帮忙安排工作的企图，所以才会见面饮酒，此事充其量不过是男女纠纷而已。”

这种观念不就是在说，女性永远不能和男性见面饮酒，商谈工作。因为只要她饮酒，就意味着男性可以随意侵犯她。

持有这样有毒的性别观念的中村格，居然身居警视厅刑事部长的高位，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

一个发现关于到底有什么势力在庇护山口。

因为山口此时犯了小差错。他原本打算把《周刊新潮》发给他的采访请求，转发给一个名叫“北村”的人，却不小心当成回信发给了记者。

《周刊新潮》综合各方信息后，指出，“这个北村很可能是内阁情报官北村滋，是首相身边最为亲近的幕僚之一。”

而山口本人也和日本首相走得很近，他有“首相御用记者”之称。

在刑事不起诉后，山口为日本首相写的传记《总理》顺利出版，他在媒体上继续活跃、走红。

事情发展至此，恶人依然活得衣冠楚楚；而受害者在深渊中发出的呼喊却无人听见。

在这期间，伊藤做了另一个很有魄力的决定，让这场战役的局势悄然发生了变化——她以个人身份，实名召开新闻发布会。

这在日本是前无古人的事，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性侵案件受害者向公众公布过自己的真名和身份。

她说自己并不想再安于做个没名字“受害者A”，她想让更多人知道受害者是有血有肉的人。她觉得如果能直接站出来发声，可以对社会造成更大影响。

事后回看，这是关键性的时刻。此事，激起了日本乃至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然而，回到她做决定的当时，所有人都反对她。不管是家人，还是她认识的记者。

父亲会劝她“就当一切都不曾发生”。

她写：“这样活着，大概伤害最少。然而，话虽如此，沉默却并不会换来安稳。至少对我来说，沉默不会让我幸福。”

相识的记者则告诉她，就算你办发布会，也没人会写。她写，当时“政府还在官方主页向各大媒体发布了提醒……奉劝大家……最好不要触碰这个选题。”

她原定办两场见面会，但其中有一场的申请，被人以“Too personal，too sensitive”（问题太个人化、太敏感）的理由拒绝了。

所以当我们走近去看她这一路的足迹，你会发现，她每一步走得都备受挫折。

召开发布会后，她被人骂“搏出位”、“桃色陷阱”、“仙人跳”、“有政治企图”，以及更难听的，“妓女”。

她的家人照片、信息也被人肉出来，公布在网上。

还有人造谣说，她不是日本人，是在日的韩国人。

“因为日本女性不会讲述这么羞耻的事。”

这其实是用性耻感弥漫的社会氛围，逼迫受害者保持沉默，好让施暴者继续逍遥法外。

有位日本女议员评论此事说，伊藤作为女性有明显问题，说男性也就是山口才是受到巨大伤害的一方。

记者问她“你经历过骚扰过或歧视吗？”

她说，“经历过，只要在社会上，就会经常经历。但现实就是如此。”

这位女议员，应该就是说“伊藤不是日本女人”的那些人心中，日本女人该有的样子吧。

不仅逆来顺受，合理化了女性被骚扰、被歧视的现状；还会跳出来维护男权社会的秩序，朝着伊藤这样想改变现状的人泼脏水。

这位女议员心里想的大概是，“我都忍了，为什么伊藤你不忍？你凭什么不忍？跟我一样跪着做奴隶不好吗？你干嘛要站起来？”

日本社会里强调等级观念、强调顺从的文化，其实也在阉割人面对来自权威人士的伤害时，反抗的本能。

如果伊藤是一位只接受过日本文化熏陶的女性，她在被侵犯时，可能都没有合适的语言反击。

伊藤回忆说，出事那晚，她在酒店醒来，发现山口压在她身上时，她先是用日语请求对方停下，但毫无效果，反而感觉取悦了对方。她随后改成用英语怒骂对方，“Fuck off！What a fuck areyou doing！”

那些说“伊藤不是日本人”的论调，其实从侧面证明了伊藤是多么有反抗精神。

伊藤的勇敢和她在海外的教育、工作经历，或许不无关系。

她高中时就去了美国读书，之后在德国、西班牙求过学，并申请到奖学金，实现了去纽约读新闻学的梦想。

她在书里回忆留学经历时，写道：

“我掌握了一门崭新的语言。以置身日语社会时完全无法想象的程度，和更多人展开了交流。能读懂的书也增多了。这些都赋予了我一份无论去到哪里都可以活下去的自信……。

和出国之前比，我已彻底改头换面，如同变了一个人。”

她说，在纽约求学期间，“我自己做计划，自己执行，掌握了实现梦想的方法。我变得只要有时间，就可以背上背包，飞往世界各地，去进行拍摄。”

她见识过比日本更大、更平等的世界。一个呼吸过自由空气的人，是当不了好奴隶的。

她身上那些被批评说“不像日本人”的地方，恰恰是让她像一个人的地方。

伊藤最初报案时，有警员提醒她，“报案书一提交，今后恐怕就很难在新闻界立足啦。”

她写，“当我决定把自己的案子公之于众后，别说在日本的企业里任职了，我甚至做好了放弃在日本这个国家工作的心理准备。”

这种勇气是非常惊人的。有些人可能会说，她有勇气，是因为她有能力，即便离开日本，也能好好生活。

但我觉得，这么理解有点偏离重点。这是把能力，看成勇气的先决条件。

但其实勇气和能力之间，是相互滋养、相互支持的关系。

一个人有勇气想象更平等自由的生活，ta才有动力去培养能力，让自己能够支付为了活得自由平等，所付出的代价。而锻炼出的能力，又会让人有更多选择权。

以伊藤为例，最初是因为她有勇气赴美读书，追求梦想，才能积累到在国外工作的能力。当她知道放弃在日工作，也不代表死路一条时，她也有更大底气去和体制抗争。

之后，为了能找到海外工作，她又会要求自己在专业上更多精进。这过程中培养出的能力，让更多国际媒体向她发出工作邀约。

她说，“回首过往，当时我没有听信‘无法在新闻界立足，人生也将会泡汤’的警告，而是选择相信自己，真是太好了。”

我们也需要了解，在一个伊藤幸存下来的同时，还有更多伊藤在沉默中流血流泪。

因为 “大部分国家的法律，要求受害者证明她自己无辜……而做法是展示身上的伤痕当作是证据，证明她曾奋力持续对抗攻击她的人。我向各位保证，在大部分案件中，不论多少伤痕都不足够……”

这是性暴力领域的研究者 Inés Hercovich在TED演讲《为什么女性在被性侵后会保持沉默》中说的话。

性侵案件，往往发生在私密场合，不会有第三方见证，就像“黑箱”一样。身处黑箱之中的受害者，需要详细证明，加害者存在“暴行与胁迫”，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然而，如果是受害者处于昏迷状态，无法反抗，或是受害者因为恐惧而不敢反抗呢？

伊藤写“有调查结果显示：70％的性暴力经历者，都在受害过程中出现过身体无法动弹的假死症状。”

于是，很讽刺的，这个黑箱，对加害者来说，变成了绝佳的庇护所；对受害者来说，则是无间地狱。

好消息是，已经有国家立法改变这一现状，瑞典法律规定，如果没有提前获得双方明确口头同意，与人发生性行为，就会被判定为强奸罪，即使沉默，也不被认定为许可。瑞典已经从NO Means NO，走到了Only Yes Means Yes这一步。

而在日本等不少国家，还处在NO Means Yes的阶段。

很多人会要求伊藤，你既然是受害者，就要有受害者的样子。调查阶段，有警察跟她说，“你不哭惨一点或生气一点是传达不出去的”；她做新闻发布会，有媒体人交代她“最好穿一身黑色套装”。

她都没有听，因为她想告诉世人，受害者不是只有哭这种表情，不是只能穿“扣子密密实实扣到卡住下巴”的衬衫、正装。

受害者也可以坚强、勇敢、自信、无畏，可以展露笑容，可以不为自身遭遇感觉羞耻。

因为该羞耻的是罪犯，和包庇罪犯的制度。

伊藤为了不让自己身心崩溃，在诉讼过程中，有坚持跑步，她从最开始只能跑2公里，逐渐能跑10公里。

她写：“原本被恐惧与焦虑占据的我，开始练习拳击以后，不安之念日益淡薄。运动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比任何药物都更有效地安抚了我的精神。”

跑步、打拳对她有效，是因为这些运动能帮人找回曾经被性侵破坏掉的那份和自己身体的连接。尤其是打拳，它会让人感知到自己对身体的掌控力，知道自己面对攻击，能够回击。

这也是为什么不少讲创伤康复的书，会建议，性侵受害者可以在确保安全的环境中，试着练习拳击等有对抗性的运动。

伊藤也让我们看到了权力背后的虚弱。《黑箱》中有个细节，特别能体现这一点：

伊藤想知道，原警视厅的刑事部长中村格为何下令撤销逮捕行动。她有一次在中村格通勤的途中，和他打招呼“可以和您谈谈吗？”

中村格“飞也似的逃走了。” 她写，“真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中还有‘追捕’警察的时候。”

在长达两年的民事诉讼后，伊藤终于获得了胜诉。她唤起了大众对于性侵事件的讨论，也影响了日本刑法的修订。

比如把“强奸罪”改为“强制性交等罪”，将男性也纳入被害对象；将最低量刑年限从三年提升至五年；也取消了性犯罪是亲告罪的规定。

这过程让人看到了一位卓越、勇敢，追求公平的女性，能给世界带来的改变。

这是故事的A面。

但，别忘了，这故事还有B面。

这B面是：胜诉后，伊藤在发布会上首次承认，她在法院对其和山口进行问询的十天前，曾崩溃自杀。很多人说她强大，却不知道她为了坚持战斗，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如果不是朋友及时发现，她根本就没机会看到民事胜诉这一天的到来。

这B面是，山口敬之从未被逮捕被起诉被定罪，他还在新闻业内，还能负责撰写首相的自传，还能在电视节目上开香槟庆祝自己的“无罪”，还有人支持他、力挺他。

这B面是，山口已经开发布会，说不服判决，要提起上诉。

这意味着，伊藤还需要继续应诉，这场战斗还会继续打下去。现在还没到可以放松的时刻。

伊藤以记者身份坐在山口发布会的现场

在知晓这些B面后，当我看到伊藤诗织以记者身份，坐在山口发布会的台下时，我觉得，她真的是太酷太酷了。

她没有让受害者这个身份限制住人生，而是活出了自己的闪耀锋芒。

她让我想到，加缪的那句诗：

「“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最后想闲聊几句。

我在写时，有问过自己，为什么我要写这么一篇很长，估计也没什么人看的文章。

我想到很多年前的一件小事。

还是实习记者时，我去采访一位高校教授。采访是在他办公室里进行的，只有我们两个人。对话快结束时，他突然伸手摸我。我忘记了当时具体情形，只记得，我没有骂他，只是迅速告辞离开了。

几个月后，我去采访一个研讨会，中间休息，取自助餐时，我在人群里，突然看到了他。我的第一反应是闪躲，是回避。

当我翻《黑箱》看到伊藤写自己有一次无意中走进书店，眼光扫到书架上摆的《总理》那本书上，作者“山口敬之”的名字时，身体瞬间僵住，我非常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然而，她最终还是站到法庭上，和山口面对面对质。这其中她经历的挣扎和最终积攒起的勇气，超乎我的想象。

我深知自己的懦弱。随着阅历增加，我也慢慢比年少时更加明白，要做一个勇敢的人，有多难，需要付出多少代价。我也因此更佩服那些勇士。

Ta们不是不害怕，而是即便害怕，也依然前行。

所以如果一定要说理由的话，大概是，我希望更多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在破釜沉舟地，以必死之心，勇敢战斗，并取得了胜利。

虽然过程惨烈，回报微小，但还是胜了。

这让人看到，改变的希望。还是有人拒绝收买、拒绝恐吓，拒绝沉默。

我很喜欢卡尔维诺的一段话：

「“如果置身地狱，免遭痛苦有两种方法：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它们，使它们存在下去，赋予它们空间。”」

愿我们能选择后一种免遭痛苦的方式。愿我们能和那些非地狱的人和物，站到一起。

● 彩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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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选10位每人送出一本《黑箱：日本之耻》。

#文章部分配图来自BBC纪录片《日本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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