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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梅:学历史的人应该很容易淡定,因为历史上的事你都见过了 | 枝桠第三季 02

一席YiXi 一席 2023-03-12


一席出品的谈话类视频节目「枝桠」第三季已于5月末正式上线。这一季的主题是「在变动的世界,追问真实」。


我们希望能在这个变动不居、被层层迷雾包裹的世界,在琐碎困顿的日常之外,找到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恒定和安稳,触碰到真实的一角。


第二期的访谈嘉宾是赵冬梅。




▲「一席·枝桠」S03E02 赵冬梅 正片01


▲「一席·枝桠」S03E02 赵冬梅 正片02


▲「一席·枝桠」S03E02 赵冬梅 正片03



01

一个在他时代的规定性当中

活出了最大值的人


我从来没有过如此事先张扬的写作。接下来的十年,我打算写一部以苏轼为核心的北宋政治文化史,是我的“北宋政治文化全史”(《千秋是非话寇准》《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大宋之变》)的最后一部。


为什么会选择苏轼呢?苏轼所处的时代经历了大宋之变(1063-1086),北宋中期形成的帝制时期儒家文化的最好成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苏轼面对的大环境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是一个官僚集团陷入恶性分裂的时代,所有的人,包括皇帝都不得不选边站。那是一个大局观不再的时代,那些掌握着国家命运的人,主要精力不是放在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上,而是放在自己个人、皇帝个人和派别上。


没有人再像之前一样,付诸更广阔、更具有长远眼光的思考和行动。政治的风向变来变去,政治斗争越来越白热化。在这样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人,如果你要在官场混,只能是风往哪边吹,你往哪边倒;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必须要选边站。


当那些大的梦想都不可能实现了,当你发现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苏轼的选择是——我不随。


他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与杨元素书》)过去那些君子全都听王荆公王安石的。现在那些君子全都听司马温公司马光的。可是我从头到尾,甭管是王安石的时代还是司马光的时代,我都坚持独立思考。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之中,个体应该怎样选择?我觉得苏轼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第一,仍然坚持自己。第二,接受命运。黄州、惠州、儋州这么一路走下来,他仍然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向上的人,还是一个乐观的人,一个可爱的人。


我们不能拯救人类命运的时候,最起码还可以拯救人类之中的这一个“我”,让我活得是快乐的,向上的,向着阳光的。


苏轼做到了。他是一个在他时代的规定性当中活出了最大值的人。而这一点,放诸任何时代,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02

承担着这个国家现在和未来的人,

是要对历史负责的


北宋,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那是一个星光熠熠的时代。我称之为“华夏群星闪耀时”。


我们随便扳着指头数: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苏洵……那个时代的那群人,对于国家、社会、个人的操守都有着极其崇高的追求,同时他们还有一种努力付诸实践的能力。


而北宋之所以存在这样一批有担当、有理想、有能力、有操守的人,是需要涵养的。宋朝的皇帝、朝廷、国家对于知识,对于士大夫,都给予了足够的尊重,给了足够的空间。


宋朝开国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国的宋太祖赵匡胤那一代尽管质朴、粗陋,但是他们明白,改朝换代虽曰天命,但更重要的是人心的向背;明白国家和社会、江山社稷和百姓、天下苍生和皇帝国家,都是一个整体,彼此之间是共生共赢的关系。


所以宋太祖兵变回城的时候,已经跟哗变的士兵将领们商量定了:你们选我当皇帝可以,但是你们不能掳掠,回去要保证军纪,我将来会从府库里拿东西来赏赐你们。


这支军队虽是兵变的军队,但进城的时候安安静静,“整军自仁和门而入,秋毫无犯”。(《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代开国一代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常识是在线的,是讲道理的,讲大道理的。


宋太祖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传说他喜欢玩一个玉斧。对方自称有要事禀报,来了之后却发现不那么要紧,宋太祖很生气,抓起玉斧就砸过去,砸掉了那个人的两颗门牙。


这个被砸掉了的门牙的人蹲在地上找牙,找到牙之后,包起来,揣了起来。


太祖就问他,你干吗?你要带着这个物证去告我吗?这个人说,我不是要告你,我没地儿告你,但是历史会记住你。


太祖立刻“改容谢之”,对他表达了歉意。


我们就可以看到,宋太祖尽管脾气暴躁,但是他对于皇帝这个角色的认知,是符合儒家理想的——当皇帝被赋予了这么大的权力,你要在意你在历史上的形象,尤其是当现实社会没有力量可以约束到他这样身居高位的人。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候,他表达的是知识人、士大夫群体的优秀分子的担当。他们会觉得,这个国家是在我的肩膀之上的,我对这个国家是有责任的。所以他们勇于承担,勇于批评。


他们主张的是“从道不从君”,就是听从真理,而不听从皇帝。这就意味着如果皇帝违背了“道”,他们要把皇帝拽回来,拽回到那个道所皈依的正确的路途上来。


真宗当皇帝的时候比较年轻,辅佐他的宰相叫李沆,副宰相叫王旦。 


李沆作为宰相,他在向皇帝报告来自地方的信息的时候,会采取一种报忧不报喜的态度,专选水旱疾疫那些不好的消息报告。搞得真宗每天都愁眉苦脸。王旦看了以后特别不忍,说,你老吓唬皇帝干吗?


李沆说,皇帝这么年轻,如果我们不告诉他天下艰难,他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不一定会把他的一腔热血泼洒到哪里去,他可能会打仗,可能会大兴土木,可能会干一些声色犬马之事,那样就会对国家造成危害。


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他们在宋朝政治当中的地位,无论是从国家、皇帝还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认知,都认为他们是承担着这个国家现在和未来的人,他们是要对历史负责的。



03

历史的过程是复杂的,

历史中的善恶也不是极端对立的


我碰上司马光纯属偶然。我在很大程度上是透过他,去看那个时代,去看那个时代中所蕴含的无奈。


他跟王安石都是有可能影响那个时代的人物,至少是获得了影响那个时代的权柄的人物。但是最终那个时代的走向,应该是很不如司马光的心意的,至少是背离了他所想象的理想状态。


如果拿一个优秀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我绝对不会说司马光符合这个标准。等到他回到朝中的时候,他虽有威望,但是既没有武器,也没有队伍。


按苏轼的写法,当司马光回来奔丧的时候,那些卫士会以手加额,曰,司马相公。开封的民众会围住他的马,说“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你不要回洛阳了,你留下来当宰相,给老百姓留条生路吧。


那些对王安石变法不满的人、因为王安石变法受到了损害的人,自然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对立面——司马光身上。


其实这种想法本身是很幼稚的。中国人思想上的幼稚病,或者更准确地说,宋朝人思想上的幼稚病是很严重的。要接纳复杂的事物,要了解事物的复杂性,太难了。


比如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像魏徵,早年追随太子李建成,后来玄武门之变,太宗把李建成给杀了。而魏徵作为建成的臣子,与太宗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但是他“事仇”,他抛下了原本作为正牌继承人的旧主人,抛下了和旧主人之间的忠诚,转而来服事旧主人的仇人。就这样,魏徵服事了太宗,后来以“谏诤”著称,协助太宗完成了“贞观之治”。

 

魏徵的形象在宋代就有过讨论:怎么样处理魏徵?司马光处理得比较简单,塑造了一个相对简单、完全正面的魏徵的形象。


而程颐和司马光的学生范祖禹,则采取了一种复杂的叙事,认为前面魏徵是错的,后面魏徵是对的——当建成死了之后,他跪倒在李世民的面前,他那个时候就是背弃了他的忠诚。而后面他确实又做了唐王朝的忠臣,做了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臣子——这个变化并不大,没有一波三折。


但是到了南宋,朱熹采用的是司马光的叙事,为什么?因为要跟老百姓说清楚魏徵开始不对、后来又对了,太难了。对于相对幼稚的人而言,他是不能接受变化的。尤其是前面是大恶,后面又是大善,普通人很难接受这样极端对立的价值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所以当他们反对某个人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人的对立面一定是值得我们赞赏和支持的,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希望。


他们还会相信,把什么推翻了,新的东西自然就来了;什么失败了,什么就一定会成功。其实建设不是那么简单的。新的出现、好的出现永远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常常是相当复杂的。历史的过程是复杂的,历史中的善恶也不是极端对立的。


在历史抵达某个唯一结果之前,其实曾经存在着多种可能性。那些多种可能性互相碰撞,最终才走向了唯一结果。而历史学者的工作,就是尽可能丰富地呈现复杂的历史过程,呈现多种可能性走向唯一结果的那个过程。



04

我们在表述客观真实的时候

总是带着某些顾虑


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其实从来没有追求过符合客观真实。我们的传统认为,如果你说了一件不好的事情,那就不真了。我们认为的真,是要符合善、符合道德的真,才是真。



国传统真实观的影响,应该说到今天也没能廓清。我们并不追求符合客观真实,并且我们在表述客观真实的时候,总是带着某些顾虑。


其实这种顾虑我也有。我曾经做过一档音频节目,叫《冬梅阿姨讲故事》,给小朋友讲历史。后来做了七八集就做不下去了。因为给孩子讲历史,挑选的故事要符合那个年龄阶段的认知。可是没有复杂性的暗黑,就会让人绝望。


我儿子小时候,我给他讲过《小玛莎》的故事:一个小姑娘住在森林边,一天她去采蘑菇,不小心进了大熊家,大熊就把她留下来,做饭、洗衣服,不放她回家。后来她做了一筐饼。大熊说,我帮你把饼送给外公外婆。小姑娘说好。然后她趁大熊不注意,跳进了筐里,把饼盖在头上。大熊背着她到了外公外婆家门口,小姑娘就回到了家。


这是我儿子小时候最爱听的一个故事,我们讲了大概有800遍。但是这故事里是什么?我们今天就很清晰地知道这里边有什么——妇女儿童被拐卖啊!


我也不知道我怎样毒害了自己的孩子。当年讲了很多暗黑的童话,讲的时候意识也不很明确。但是一旦加上了性别的滤镜,这故事就忽然变得特别暗黑,特别恐怖,是个恐怖故事。


我们总想给孩子讲正面的故事,但是单纯正能量的东西好像又不太多。或者说,我不忍心去修正我看到的真实,把它编一编,美化一下。这是我不愿意做的,所以我就不能讲故事了。


如果我们讲了太多假的东西,要格外防着一点:如果有一天,有机会接触真相的时候,他是会崩溃的。首先崩溃掉的是对我们的信任,接下来可能崩溃掉的是他的世界观。


我们应当有更聪明的教育方式,去鼓励孩子思考。怎么样鼓励思考?你对人性要有基本的信任。你相信他经过思考之后,他仍然是爱这个民族的。他对这个民族的过去知道得越真,他的爱越真诚。


原因是什么?我们过来了。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变得更文明,是因为过去那些野蛮都被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检讨过了。


我们系的前辈吴宗国先生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我们学历史的人应该特别淡然,因为什么呢?我们什么都见过。


但只要是个人,就不可能不被你周围的环境影响。只要是个人,对于违反人性的东西,你会油然而生厌恶、愤怒,这些情绪我都有。因为谁都不是活在真空里的。


我们对于我们的时代,包括我们时代的不公不义,我觉得该表达的时候还是要表达。尤其是如果这种不公不义可能轮到你自己,你仍然保持沉默的话,那么有一天真的落到你身上,那就是活该。


我是个盲目乐观的人。我很清楚地相信,未来会好的。


因为如果时间够长的话,人类哪怕绕几个弯,有过一些失智的时候,但总体上还是会度过那些不理性的时代,还是会重新回归理性。而且每一次回归,应该说都比上一次水平要高。


总策划、采访 | 张畅

执行导演、摄影 | 房子 高意超 都大凯 若萱

剪辑 | 房子

设计 | 乔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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