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8年11月8日出生在山西省汾西县的一个小山村里，那时我的父母亲刘康和梁健都在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青年抗日决死二纵队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我出生后三个月，因为作战频繁，母亲又被派往延安抗大学习，父亲把我寄养在山西灵石县牛家峪村一户农民家里，养父叫庞来旺、养母叫王银英，我去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姐姐，几年之后又生了一个弟弟。1939年12月我一岁多的时候，阎锡山和共产党翻了脸，旧军打新军，发动了有名的“晋西事变”，父亲随韩钧领导的决死二纵队反击作战，后在晋西北的兴县与贺龙领导的八路军120师会合，从此失去联系。我留在养父母家，一呆就是九年。

养父母视我如同亲生，记得小时候整天叫姐姐背着满村转，长大一点后，和几个岁数差不多的小朋友漫山遍野跑，摘酸枣、打野杏，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是别人家的孩子。我那时候的名字叫庞刘寄，这是养父母给起的，显然是说我是姓刘的人寄养下的，将来还得还给人家。我哪里知道这些，记得我五、六岁时，跟一个小朋友闹翻了，他说我不是庞家人，我气得搬了一大堆砖块、石头封了他们家的大门。后来他们家大人出来骂了他一顿，说他胡说，我才解了气，把砖块搬走。

养父庞来旺是种地的好手，十分勤劳，每年收下的粮食除了交公粮，自家吃，还能卖一点余粮，家里日子过得不错。再加上他有漆窑（就是窑洞装修，在窑洞的墙上上漆，画花草、人物）的手艺，秋收后常要出去几个月，给人家漆窑，等过年时总能挣些钱回来。养母王银英勤劳持家，操持家务，纺线、织布、给全家做饭、做鞋、缝衣裳，整天忙个不停。养父母一家待人和善，慷慨好义、乐于助人。因为这家的祖先从山东逃难到山西，是一路要饭要过来的，家里一直按祖传下来的规矩，过年一定不能关大门，拴住狗，有来要饭的一定要给够吃的。村里有人家没有粮食，揭不开锅，总要接济他们一些。我小时候常被打发背着小布袋去给一个叫老桂英的老婆婆送粮食，打小就从养父母身上学到了要慷慨助人。

牛家峪是个小村子，不到20户人家，村里人多不识字，我的养父母也不识字，所以八岁以前，我也不认字。我八岁那年秋收后，因为收成好，村里的大人们商量要请一位先生来教村里的小孩子念书，结果决定一家出一斗粮食，请了个先生。先生姓毛，是我养母的姨父，我叫他老姨夫，灵石县毛家上庄人，原来在晋南的绛县城里做买卖，因为打仗回家来了。请来的先生吃、住在村子最高处的我们家，课堂设在村子最底下的庞家老家长院子里，学生大概有十几个，我算最小的。每天上课前先拜孔夫子牌位，再给先生磕头，然后教我们认字。大约学了三、四个月，一共学了一本《百家姓》，一本《千字文》和半本《三字经》，因为没有纸和笔，只教认字，不教写字。教的方法是一天教16个字，第二天要背出来，背不出来几个字，挨几板子。班上十几个人，只有我一个人从来没有挨过打。我每天早早就睡觉，不像邻居的来贵晚上还要大声念书，养母怕我挨板子，叫我也起来念，我总告诉她我都会背了，老师不会打我。老姨父毛先生也安慰她，说这小子记性好，不用操心，挨板子轮不上他。快过年了，先生回了家。一个冬天下来，我认下一、两千个字，外面的来信、门上贴的对联，我都会念，心里很得意。

第二年春天的一天晚上，我们家突然来了两个骑马的军人，我睡的迷迷糊糊，只知道养母给他们做饭，隐隐约约听他们说话。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走了，到晚上又来，其中年纪较大的那个跟我说话，说我是他儿子，要我明天跟他走，我很生气，骂他是个“灰队伍”，他也不生气，还对我笑。养父母也告诉我，我确实是人家寄养下的孩子，该跟他去。我暗自躺在炕上想主意，第二天一大早，趁他们不备，出去就爬到一棵大树顶上，决心不跟他们走。养父母和他们左说右劝，最后答应不带我走，我才从树上下来。结果养父把我背了五里路，一直送到邻近的杏疙瘩村，我觉得老叫大人背着于心不忍，才上了父亲的马背上，跟着他走了。

长大以后父亲曾告诉我，其实那次接我差一点出了危险，说“你要再多闹一天，咱们就当俘虏了”。原来父亲是乘1946年秋至1947年初陈赓的队伍横扫晋西南5县，赶走了阎锡山的队伍这个机会去接我的，但牛家峪周围地区还属于游击区，周围不太远仍有阎军驻扎。我走后第二天，周围的阎军就得了消息，在一个叫李子法的军官带领下到牛家峪抓“骑马的共军”。父亲告诉我，这个李子法是当年阎锡山派到新军的旧军官，是他的“老相识”，曾经和他一起带领新军奋勇大队，在灵石城外曹家园沟打伏击战，生俘过一个叫后藤德治日本兵。“晋西事变”后跑到阎锡山军队当了团长。

1952年在重庆西南军区的全家合影，前排左起大弟弟刘小星、妹妹刘晓云、二弟刘敏星；后排左起父亲刘康，刘寄星，母亲梁健

就这样，我九岁那年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我的父亲刘康是山西平遥人，1937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回到山西太谷铭贤中学任理化教员，1937年底日寇向山西进攻时随校南迁，过了黄河到河南陕县后，决定回乡抗日，遂与母亲一起回到山西，于1937年12月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一直在前线与日军作战。1941年在战斗中中了日军放的毒气，做了外科手术后被安排在后方办学校。母亲梁健也是平遥人，山西汾阳铭义中学初中毕业。1939年初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后随抗大二分校赴晋察冀边区。父亲受伤以后，组织上才把她调到晋绥边区来。接我回来的时候，父母亲都在位于山西离石大武镇的晋绥军区贺龙中学工作，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四岁的弟弟和两岁的妹妹，弟弟名叫刘小星，我的名字就改成了刘寄星。初回到父母家，我很不习惯也很不高兴，加上有时听不懂他们的话，母亲嫌我笨，经常训斥我，心里很难受，整天思念养父母和怀念在牛家峪的日子。

贺龙中学是当时晋绥军区培养连、排级干部的学校，当地也没有小学，我的任务就是背着妹妹玩。有一天我背着她经过一间教室，听见里面老师正在教学员念书，我站在门边也跟着念黑板上的字，结果被人“告了状”，说“梁指导员的儿子扰乱课堂”。晚上回家父亲“审问”我，说“你又不识字，跑到人家教室门口捣什么乱？”我告诉他我认字，他不相信，拿出一本书来考我。我一看，那本书是赵树理写的《李有才板话》，里面的字大部分都会念，加上书是用山西话写的，我就大声给他念，念了一、两页，他说“行了行了，你认字还不少嘛，怎么他们说你没有上过学呢？”原来，养父母没有把我学过认字的事告诉他。我见他高兴，就说“我还能把刚才念的书背下来”，于是就背了一遍，他很惊奇。晚上睡觉后，我听到他对我母亲说“你这个儿子不简单，看他笨笨的，其实有内秀。”之后，母亲对我的态度也好了些，允许我去她队里文书那里学文化。我从文书那里借来一本“日用尺牍”，自己练习写字，没有多久，就会照猫画虎地写“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不孝男”之类的信，也试着给养父母写了一封信，表示我很想念他们，大武镇不如牛家峪好等等，父亲看后，夸了几句，说是给我寄走，就收走了，也不知他给寄出去没有。不过我会写信的事还是传出去了，结果炊事班、通讯班和饲养班的一些人就来找我读家信和代写家信，成了“受欢迎”的人。

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过了黄河，他们经大武镇往晋察冀平山转移时，在大武镇留下不少小孩子需要上学，于是那年秋天贺龙中学办了两个小学班，我开始上学，由于识字多也喜欢读书，老师叫我保管全班的课外图书，成了“图书馆长”，其实那时候总共也就几十本书，分别是陕甘宁、晋绥、冀鲁豫、晋察冀和东北等解放区新华书店出版的故事书和小说。小说书我记得有《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还有讲苏联人保卫斯大林格勒的翻译书《日日夜夜》，我最爱读的是《吕梁英雄传》，《日日夜夜》太难读，读不懂。

1948年夏天临汾解放后，贺龙中学随军行动，父母亲随贺龙中学到了临汾，因为小学没有搬，我一个人留在大武镇上学，49年春节前养父到大武镇把我接回牛家峪过年，全家人又团聚了，都十分高兴。在牛家峪住了两三个月，养父赶着个毛驴，养母骑在驴上，我们三个人经汾西、霍县、洪洞、赵城一路走到临汾贺龙中学。养父母在临汾住了十几天，我们三个人还在临汾照相馆照了一张相，他们就回去了。临分别时养母偷偷地给我留下一些钱，说要是他们对我不好，就用这些钱作路费，回牛家峪来。

1949年春与养父母在山西省临汾市的合影，左起：养母王银英、刘寄星、养父庞来旺

1989年回牛家峪时与养母在自家院子里的合影

那年四月，解放军打下了太原，五、六月份，打下太原的军队向西北进军，从临汾过了几天几夜，盛况空前，不久就解放了西安。我在临汾第六完小上了三个月的学，就随贺龙中学向西安搬迁，从风陵渡过黄河，波浪滔天，坐在木船上，吓得人不敢睁眼。过了风陵渡就是潼关，记得那天晚上就在潼关城楼上宿营，第二天早起，我在铺草里发现了一张红色的大票子，上面写的“关金贰拾万元”，以为自己检到了宝贝，偷偷装在口袋里，结果到西安后去银行换钱，人家说，那是早已作废的旧票子，一文不值，很扫兴。从潼关到西安坐火车，到西安下车后天已经黑了，要步行到宿营地，我被红红绿绿的霓虹灯迷住了，站在街上东看西看，结果队伍走完了，我还在看。亏得收容队检查，把我找回来。

在西安城里住了不久，贺龙中学改编成西北军政大学，父亲被任命为西北军大一大队政委，我和弟弟小星跟着父亲到了长安县王曲镇。母亲带着妹妹和出生不久的二弟住长安县皇甫村，收容、改造教育西安俘虏的国民党空军家属。

王曲是个大镇，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是胡宗南集团的老窝，我们就住在胡宗南原来的官邸里，周围是原来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营房，西北军大一大队就利用这些营房办学。父亲一开始叫我去王曲镇小学上学，我上学没几天就因和同学打架坚决不去上了。打架的原因是那个同学说“国民党好，共产党不好”，我先打了他，结果老师说要处罚我。以后就在家里自学。当时我爱看书，识字多，但因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算术太差，缺乏基本知识，见到题目不知从何入手。父亲有空时也来指导我，结果我油盐不进，气得他说我“你真笨！”我很生气，回了他一句“笨也是你生的！”从此不再要他指导。话虽如此，其实当时我心里也很苦恼，暗自埋怨自己笨。想来想去，最后下了决心，用养母在临汾留给我的“回家路费”在王曲镇的书摊上买了一套当时还在卖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定小学算术教科书一至八册，一本一本自己偷偷学，每一道题都做，用不了几个月，就都学完了，从此不但不再怕数学，反而觉得数学很有意思。这样做的结果，是用准备回牛家峪的路费买了一生受用不尽的自学习惯，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意义无穷。

除了养成自学习惯之外，我在王曲还学会了说“外国话”。原来为了全国解放后实行军队正规化，中央军委叫西北军大办了个俄文队，以便将来为苏联顾问当翻译。俄文队归一大队领导，教员是一位从香港请来的老先生，学员是从部队里抽调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战士，大概有三、四十个人。他们上课就在离胡宗南官邸不远的一个打麦场上，老师在立在麦场的黑板前讲课、学员坐在自己背包上听课。我们几个小孩子趴在麦秸垛里偷听，一开始纯属好奇，听过几堂课后，其他小朋友陆续离开，只有我觉得有趣，一直跟着学下去，不但学会了字母发音、拼音，还学会了几十句简单口语。打麦场偷听俄语课，养成我一生对外语的兴趣。

1949年底，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父亲随一野十八兵团过秦岭向成都进军，母亲和我们在西安继续呆了几个月后，于1950年春末随西北军大留守处从西安坐火车到武汉，再坐船经宜昌、沙市过三峡到重庆，在重庆住一个月后，经成渝公路到成都。在成都北校场荫堂中学旧址上小学三个月。暑假时去四川中江县探望父亲，他那时正担任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裴昌会兵团90军117师的军事代表，因为到河里游泳差点被冲走，幸好被同在河里游泳的慰问起义部队的川北军分区文工团人员抓住，保住小命一条。

1950年9月起义部队改造结束，父亲被调往西南军区任职，我们又回到重庆，我相继在重庆人民路小学和巴蜀小学各上一学期，于1951年小学毕业。结束了我的动荡童年。记得我小学毕业的成绩是全年级第一，毕业典礼上奖给我一本普希金写的童话书《银盘子和金苹果》和12支铅笔。

1951年秋天我被免试保送到巴蜀学校中学部上初中。巴蜀学校原来是四川军阀王瓒绪创办的私立学校，由于黄炎培老先生推荐教育家周勖成担任校长，学校办的很好，师资力量雄厚，在四川也算名校。重庆解放后，学校被西南军政委员会接收，任命刘西林先生当校长（任命书上写的是副校长，校长是段云，其实段从未到校，一直是刘在管事）。我在西安王曲镇见过这位老先生。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原来是西安西北大学的教授，西安解放后，他到西北军大来找我父亲，坚决要求到西北军大当教员，说是要“归队”，原来他早年曾是共青团员，后来失去关系。最后组织批准他在西北军大当了教员。51年春天巴蜀学校公立后父亲曾带我去拜访过他，他当时考我写了一篇作文，又出了几道数学题叫我算，看了我的答卷后说我可以上中学。我因为自己小学没有上完，坚持要求上小学，结果在小学部念了一学期。

    我在巴蜀学校从初一读到高三毕业，整整读了六年书。在这六年中，我一直很努力，每年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学校有很好的老师，陈大慧和陈文睦两位老师教语文，她们对我写的作文很欣赏，经常表扬我。有一位历史老师叫胡伯韬，抗战期间曾担任过国民党《扫荡报》的主编，讲起历史来生动具体，至今仍能记起他讲过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作战，大败后写奏折将师爷起草的“臣屡战屡败”改为“臣屡败屡战”，从而得到朝廷信任的故事。他后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抓走了，据说死在监狱里。理科方面教过我的有初中数学老师向矜高、蔡嗣静，高中数学老师王廷模，初中物理老师漆永忠，高中物理老师董贞熙，还有化学老师王仲文，高中历史老师是丁国宝。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不仅教给我们知识，而且教育我们如何诚实做人。

初中时期的刘寄星

 中学期间对我一生影响很大，大致说来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这个时期奠定了我的人生观，那就是要像无数为国牺牲的英雄们学习，决心成为保卫和建设祖国的人才。我在中学的1951年到1957年期间，我国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成功。这段期间，我曾和同学们一起，通过捡橘子皮、做手工艺品卖钱等活动积极参加了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记得上初二那年，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曾准备逃离学校，上朝鲜参加志愿军和美国鬼子直接战斗，结果被学校发现了，半路截了回来，挨了一顿批评，但没有受处分。那时的学校很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用各种方式教育学生向为国献身的英雄们学习。我在巴蜀的年代是崇尚英雄的年代，卓娅、马特罗索夫、保尔·科察金、刘胡兰、董存瑞、赵一曼、丁佑君、黄继光这些苏联和中国的革命英雄的名字都曾经是我们那时各个班的班名。我们班的班名是一个英雄集体的名字－青年近卫军，正是在这个几乎全部为抗击德国法西斯入侵而牺牲了的、远在苏联顿河旁一个煤矿城市克拉斯诺顿的普通男女中学生们组成的英雄集体的爱国精神鼓舞下，我们班的全体同学度过了难忘的巴蜀六年。“向英雄学习，毕生为国贡献”曾经燃烧了我们的热血，也从此铸就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班的同学，无论以后从事了什么职业，走过了什么道路，青年近卫军为国献身的精神从未从他们心中消逝。作为青年近卫军班的一员，我永远怀念巴蜀，也永远忘记不了在巴蜀和整个人生道路上激励我的这种崇高精神。说到青年近卫军班，不能不想起把这个班名传给我们的高四班（比我们高5个年级）的李亚莉、高敦复、张焕乔等大姐姐大哥哥们，他们现在都是80多岁的人了。有意思的是，我竟然在最近六、七年和张焕乔兄在物理学会的名词委员会一起编撰新一版的《物理学名词》。伴随我们的一生的青年近卫军军歌“同志们前进，迎着黎明，迎着黎明前进。在斗争用刀剑开辟路程”的歌声永远唤起我们对青春年代的美好回忆。

在中学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和苏联的革命小说，这些歌颂革命英雄的小说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做事、为国贡献。是这些英雄用他（她）们的言行教会了我做人要诚实、正派、敢做敢当。几十年来，我之所以能有些作为，应当说英雄们的这些榜样起了关键作用。中学毕业之后的历史年代，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正是因为有了中学培养出来的这些为人之本，使我克服了人们在压力面前最常容易犯的苟且、推诿、违心顺势的毛病，在各种风浪和诱惑下努力坚持真理，正派做人，堂堂正正走到今天。

再说做事。是巴蜀老师们教会了我做事要靠自己，学习要靠自学，老师的教学，同学的帮助只是条件，事情做不做得好最终要看你下了多少力气。我曾经是一个用今天的话说颇有些“另类”的学生，有时上课不爱听讲，偏爱自己读书自学。初中教我几何课的蔡老师曾经因我没有注意听讲气得向我扔过黑板刷子。但当她知道我不是不听讲，而是已经掌握了她讲的内容，自己在作题时，再无责怪。高中数学老师王廷谟更是给了我“上课可以不听讲，自己算题”的特许。正是巴蜀老师这种鼓励学生自学能力的“反常”做法，使得我提高了以后凡事独立作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多多少少避免了以后在科学研究中一些人常犯的凡事听导师安排、听上级布置、听权威论断，不会自己找题目、缺少开拓精神的弊病。科学研究贵在创新，后来我在科研中能有所创见，虽然与大学和工作单位的导师、同事的帮助分不开，但巴蜀老师早在中学就教会我要独立做事的确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1957年高中毕业时的全家合影

中学时代，因为俄文学的好，再加当时苏联和中国订的文化协定中苏联图书价格定的特别便宜，我买了不少俄文书。我先是买了苏联8—10年级（相当我们的高中三个年级）的数学、物理、化学教科书来读，并买了相应的习题集来解题，对数理化三科学业有些帮助，但我发现这些书的程度和我们的高中教材差不多。后来买到《数学小组丛书》中的几本数学习题集以及兰兹贝尔格主编的一套三本《初等物理学》，才发现其中的数学题目我基本上解不了，而那套物理书也比我们的高中物理深的多。通过自学这些书，我的数学和物理水平提高不少。除了学会读俄文书，我还利用林汉达先生主编的一套高中英文课本自学了英文，达到可以看简单物理书的程度。高三时因为帮助学校图书馆老师整理图书，她把一本图书馆不要了的李锐夫先生当年在中央大学讲课时的旧书《微积分学》给了我，我利用这本书，自学了微分和积分，做了不少习题。

至今依然保存的几本俄文《数学小组丛书》

1957年夏天高中毕业后，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记得考场在市六中（现在的求精中学），天气很热。数学考试我虽然早就做完题，但我按照老师嘱咐，检查完了再检查，直到铃响交卷。出了考场后，发现数学老师和不少同学在等我，一个个都显得很紧张。原来他们以为我考砸了，因为过去考试我总是提前交卷，这次迟迟不见出来，都担心我马失前蹄。

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数量比1956年少得多，总共只有十万零七千人。高考之前报志愿，规定我们西南地区的中学生不能报考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大学，记得一个人可以报十二个志愿，我只报了7个：北京大学物理系、北京大学数学系、南开大学物理系、南开大学数学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四川大学物理系、兰州大学物理系。老师说我这样报志愿既不科学又很危险，我父亲对我将清华大学报第五志愿很不高兴。但当时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认定自己的选择就是不改，并向他们表示，考不上我回牛家峪种地去。大家见没有办法说服我，也就算了。结果，8月份接到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

我到北大报道后才知道，那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四川省一共就收了三个学生，重庆两个，自贡市一个，省会成都市推了光头。重庆除我之外，还有育才中学的邹振隆。邹振隆后来成为很有成就的天体物理学家，巧的是我们最近这十几年又都一起担任《物理》杂志编委。最近读他写的一篇自述，说我们两个人是从当年重庆考区1800个第一志愿报北大物理系的考生中被录取的幸运者。现在回想起来，确实称得上是幸运。

本文将刊登在《物理》杂志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