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卓益忠同志

Original 2017-11-17 刘寄星 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

作者：刘寄星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卓益忠同志是我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时的大组长，他的逝世令人十分悲痛。虽然只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短短两年多，但他渊博的学识、宽厚待人的长者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我们的友谊在我离开原子能所以后的几十年里一直维持。这里我把与他交往的一些往事写出来，作为对他的怀念。

卓益忠先生在其80 寿辰学术报告会上

初次见到卓益忠同志是在1966年初，那时我和何汉新、张锡珍两位研究生同学正在彭桓武、黄祖洽先生的指导下一起学习等离子体理论，卓益忠从丹麦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所访问归来，担任我们所在的原子能所四室理论组的大组长。由于当时彭、黄二位先生都在二机部九所工作，只能一个月轮流来原子能所指导我们一次，所以平时有问题往往要向卓益忠同志请教。卓益忠同志学识渊博，记得一次问他一个统计物理问题，他不仅给了我详细的解释，还在回答问题后告诉我，朗道—栗弗席兹1964 年新出版的《统计物理学》中对这个问题有详细阐述，可以去参考。事后去查书，果然如此，对他很是佩服。由于他待人和气，与他熟识以后，不仅可以讨论物理问题，也相互交谈些奇闻趣事。记得他告诉我，丹麦人对尼尔斯·玻尔极为尊敬，丹麦的一家啤酒厂专门接了根管子到玻尔的办公室，玻尔想喝啤酒时，只要打开管子的开关，就可以接一杯喝。我听后觉得很有趣，问他喝没喝过，他说喝过。

1966 年5 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研究生制度被“彻底砸烂”，彭、黄二位先生不再来指导，我就将卓益忠同志当成了自己的老师。记不得是1966 年的哪一天，卓益忠从城里开会回来，问我知不知道等离子体鞘套是什么。我从黄先生指定我读的Longmire 那本《初等等离子体物理学》中学了一点等离子体物理学的皮毛，对等离子体鞘套有点了解，他知道后非常高兴。过了几天他专门找我谈话，动员我参加一项代号为6405 任务的国防科研项目。据他说，这项工作是反导弹系统研究的一部分，目的是探索识别敌方弹道导弹的方法。当时我爱国热情高涨，当然很愿意参加这项工作。于是在他的领导下开始了我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项科研任务，他最初给我建议的工作是调研导弹再入大气层时的再入物理现象，对等离子体鞘套的产生以及由于等离子体鞘套存在引起的无线电波中断作一些近似计算和估计，之后又对高速飞行体的尾迹结构开展过研究。为此我多次专程去国防科委情报所借阅有关的AD报告和PB报告。在这段期间，卓益忠同志经常与我讨论调研结果，他不仅耐心地帮助我解决计算中的困难，还主动提出一些新想法，让我尝试。可以说，卓益忠同志是把我引入国防科研的领路人。但是也就是因为参加这项任务，我在1968 年研究生修业期满重新分配时，被分配到反导弹系统任务的负责单位七机部二院，离开了原子能所。

1968 年夏天分配到七机部二院26 所之后，由于当时七机部两派严重对立，武斗不断，科研秩序遭到破坏，我因迟迟不能进入研究工作而感到有些迷茫。这时候又是卓益忠和他的夫人倪兆荇同志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倪兆荇同志也在二院工作，是二院23 所的一位室主任，他们的家就在永定路，离我住的集体宿舍不远。卓益忠从原子能所回家后，我常在星期天去看他。他们夫妇二人性格迥异，卓益忠纯厚木讷不善言谈，倪兆荇快人快语爽直开朗，从与他们的交谈中我知道了许多有关二院和七机部的历史情况，他们鼓励我不要灰心，只要自己努力总会做出成绩。不久之后，我就去军队农场劳动锻炼了。1970 年劳动回来之后，我又被分配到新的单位，与卓益忠同志的联系越来越少，但只要有机会，我们都会相互见面或问候对方。在我的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学识渊博宽厚有德的兄长和老师，是我进入科研领域的领路人之一。现在，倪兆荇大姐和卓益忠老大哥相继离世，但当年在永定路他们家聚会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询问卓益忠但又十分犹豫，那就是关于他通过朗道的理论物理最低标准考试而没有被朗道录取做研究生的原因。早就听人说过朗道对他评价不高，说过“Из него физик не делает”(他成不了物理学家)之类的话，但我一直没有当面向他核实，怕引起他不愉快的回忆。然而，2004 年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出版了一本《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其中管惟炎相当详细的描述了他所听到的朗道对卓益忠的评价。此书出版后，不断有人在网上加以引用。为了全面了解情况，搞清楚这件事，我于2014 年5 月24 日上午和卓益忠做了一个较长的电话交谈，他详细地向我讲了他通过朗道考试的情况和朗道没留他做研究生的可能原因。下面我把与他通话后所作的电话记录公布出来，也许可以作为一件史料，供对这件事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2014 年5 月24 日上午10 时30 分左右，与卓益忠同志通电话，询问他当年参加朗道理论物理最低限度考试的情况。卓介绍的情况如下：

1956 年6 月，中国教育部选派了100 多名中国学生去苏联读研究生，我是其中之一。当时将我分配到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准备做朗道的理论物理研究生，按照教育部的计划学习4 年，前两年上课，后两年做研究。当朗道的理论物理研究生要考9 门课，所以我一面听课( 听的课很多，包括哲学等)，一面参加考试，陆续经过近两年，考完了朗道要求的9 门课程。第一门数学和最后一门量子场论是朗道亲自考，其他的7 门课由栗弗席兹和哈拉特尼科夫等人考，我通过了所有9 门考试。1958 年朗道打算访问中国，他很高兴，跟我说，他访问时希望我为他做翻译。后来不知为什么，苏联政府不准他去中国访问了，他很不高兴。我本来以为，通过了他的考试，就可以随他做研究生，不知道对完成9 门考试的时间还有什么限制。结果他说，我通过全部考试花的时间太长，别的苏联学生通常都只用几个月，不超过一年，因此，没有接受我做他的研究生。

和我同期从国内去苏联读研究生的100 多人，学各个专业的都有，我记得学理论物理的有蒲富恪，他被分在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跟玻哥留博夫做研究生，还有后来在兰州大学教书的段一士，段的夫人姓胡，是学化学的，我们学物理的学生一起举行学术活动时，她也来参加。同时出国的人中我记得还有后来在九所工作的胡仁宇和后来在大气所工作的曾庆存。他们做研究生只考两门课，不像我，要考9 门。林伯渠的女儿林力也是同期去的，她学哲学。我是1959 年4 月回国的。我没有在苏联作论文，教育部给我发了研究生毕业证书。

一开始参加朗道最低限度考试的人很多，但逐渐就少了，有的是第一门考试就通不过，有的人通过几门，也因后来通不过，就不再继续考了，包括许多苏联学生。中国人里参加朗道的最低限度考试的我记得还有杨棨，但他没有考完，此人后来留在苏联，再后来又到台湾淡江大学去了。另外后来在四川教书(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的一位叫郑希特的同志曾找我咨询过如何参加朗道考试，但不知他后来是否参加了考试。

当时在物理问题研究所的中国人就是我和管惟炎，他名义上是卡皮查的研究生，实际是跟别斯科夫做实验。他不是跟我们一起出去的，他是在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去物理问题研究所读研究生的，他读研究生也只需要考两门课。当时他是留学生党支部的负责人。我和他关系还好，回国后去过他家几次，他夫人郑宗爽就在原子能所工作。以后他当了科大校长，显得很傲气，就没有再和他来往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喜欢与人平等相处，不喜欢别人从高处俯视自己，所以以前的一些熟人，一旦当了官，摆起架子来，也就不再来往了，如曾经和我一起在玻尔研究所和日本工作过的一位同志。

根据卓益忠以上叙述，朗道不接受他为研究生似乎与其想来中国访问受阻有点关系。经查文献，知道另一位苏联理论物理学家伊戈尔·塔姆1958 年曾来中国访问。1958 年卡皮查在物理问题研究所为朗道50岁生日举行的庆祝会讲话中，曾经说过“多年来我对我的理论室主任非常满意，也努力为他创造各种条件；只有一件事我做不到，那就是为他提供出国机会，不过你们也知道我自己也无法出国”。从这段话看来，朗道对没有被批准出国的确相当在乎。事实证明，如果朗道真的说过流传的那句话，那他不免过于武断。卓益忠同志的科学成就，陈永寿的纪念文章中已经做了全面的总结。在我看来，卓益忠同志用他一生的辛勤劳动，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他是一位为国家原子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理论物理学家，值得我们永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