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 | 建筑是一种政治行为吗？

如果用一句话可以定义当今的建筑理论风向，那肯定是“建筑总是政治的”。在20多年明显脱离所有政治事物，我们习惯于雷姆·库哈斯的愤世嫉俗、艾森曼的后功能主义观点中暗示的反意识形态实践之后，在2010年看到了建筑与政治相关说法的复苏。

在一个压倒一切存在的资本时代，人们普遍认为设计领域不可避免地与现有的权力结构妥协，尽管过去50年的全部作品越来越多地从沉寂中重新出现，但新一代的实践者仍在掩盖这一观点，重新讨论中心相关性政治探讨中的建筑。

社会和政治参与出现在当今生产范围内甚至占据相反位置的建筑设计中：从更“以学术为导向”的办公室，如意大利-比利时教条，将他们的工作描述为“在资本主义内部并反对资本主义”，或者美国人的泰迪克鲁兹或亚历杭德罗那样的建筑，他们的参与看起来既具有“社会意识”，又对公众非常有吸引力。

如果建筑师一方面承认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将面临建筑真正“政治”性质的模棱两可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建筑真的是一种政治行为，我们可能会问它是怎么具有政治性的。

之前曾有Pedro Gadanho的“9+1 政治方式：建筑和城市设计中的50年政治立场”以及在纽约市图书发行期间的一场辩论：“建筑与资本主义”都被这个问题所吸引。

建筑评论家奎利安·里亚诺（Quilian Riano）曾提出建筑设计本身是一种政治行为，建筑评论家罗斯沃尔夫（Ross Wolfe）对此做出了回应：

里亚诺说“设计是政治行为”这句话不仅是为了陈述事实，而且是为了纠正大多数建筑师在他们的过程中接受的形式主义教育。他将此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建筑师彼得·艾森曼，他的后功能主义观点否认设计可能扮演任何政治角色。在这方面，里亚诺对艾森曼观点的怀疑无疑是正确的，毕竟书中最古老的意识形态是最坚定地坚持其非政治或非意识形态特征的意识形态。

但声称所有设计都是政治性的，并不比声称设计根本不是政治性更准确。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反诉都表达了一种抽象的、无内容的普遍性，就像在黑格尔的《逻辑科学》中，本体论的全会和本体论的空洞在概念上是相同的，看似相反的主张通过保持在这个抽象层次与现实是等距的。

列宁主义者论坛报（讲台上空无一人，标语牌上写着“Glasnost”）

这就像是我们在为一个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同情心的人物辩护，但他的工作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像艾森曼这样的人也是如此。道格拉斯·墨菲在他的处女作《失败的建筑》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艾森曼，指控他在过去30年里毁掉了建筑教育，称艾森曼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建筑去政治化的结果。

承认自己在占主导地位的、现在是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影响无疑是第一步。Deamer认为城市主义似乎更接近众所周知的社会生产“基础”，而建筑更接近众所周知的“上层建筑”。沃尔夫认为里亚诺和其他人都混淆了整个基础-上层建筑的区别，它在某些人手中可能有点粗糙、线性和机械化。

恩格斯在1893年给梅林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虚假意识”这个短语，这可能是因为“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语言经常被误用，所以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贡献的原始表述是站得住脚的，但这又会引入另一个问题。

目前提出资本作用问题的建筑师被贴上政治或激进建筑师的标签，这些绰号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都参与了生产建筑、空间和城市的复杂资本主义过程，没有一种生产形式可以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一个人崇高的政治理想或假定的社会承诺往往会维持“纯真”的错觉，里亚诺完全有理由指出建筑师或设计师不可避免的“同谋”与支持他设计的经济过程，没有人应该天真地认为可以完全在交易网络之外运作。

观察塔，OMA的Boompjes项目（1980年），Martin Gittins认为是以列宁论坛报为基础设计的

从表面上看，这样可能会加强里亚诺先前的论点，即所有建筑都是政治性的。通过在附带剥削、征用和驱逐的每一个例子中坚持建筑师的政治罪责，即使只是在建造特定建筑物时附带的，人们也可以暗示反过来也是正确的：无论从建造中获得什么好处，即为其集会招募的工人的有酬就业、周围社区或城市的财产价值增加、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等都可以认为是回报，从而成为建筑师的积极政治成就，也许里亚诺愿意将坏事的责任分配给建筑师，只要他们也可以把这个当作是功劳。

争论这种设计选择的结果，无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都可能最终导致一种夸大了建筑师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的政治结果。除了在真正的标志性作品中，或者在大城市规模的规划项目中，建筑和城市主义都很少有与之相关的次要“商品”和“邪恶”的什么政治后果。

一般唯一可以把建筑与政治关联起来的就是它参与现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对于居住生活在它周围或参与建造事物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一些有限的利益或损害。除非它是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即使是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红色维也纳或魏玛德国那样温和的改革议程，建筑和城市主义只有在它们具有象征意义或可通过实验重现的情况下才具有政治重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它真正参与了现有社会关系的改造。

所有建筑或设计都是政治或非政治的断言引出了“政治”的含义的问题，与其简单地问建筑是否具有政治性，我们可能会问它是怎么具有政治性的，更激进的是我们可能首先质疑什么才是政治性的。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政治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平衡下，“勾结”或“抵抗”的日常行为视为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这种所谓的“微观政治”，会累积导致现有事态的推翻或重现。微观政治的兴起并非偶然，与世界上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前景的减少完全成比例。

El Lissitzky，列宁论坛报提案（1920-1924）

如果涉及到个别建筑师雇用他们的建筑建造中某些种类的劳动力，即公平补偿工会工人或过度剥削的移民，或通过某些方式收集到的这些选择与其说是合乎道德的，不如说是合乎政治的。

放弃建筑对独立政治机构的自负并不意味着建筑不能被正面或负面评价，这意味着对“好”或“坏”的评价是参照伦理或建筑形式进行的，明知只雇用最便宜的劳动力来获取私人经济利益可能在道德上存在问题，但这并没有说明一个人的政治世界观。同样，在公寓中设计不合格的浴室可能会让一个人成为糟糕的建筑师，但我们不会因此认为他是反动分子。

在沃尔夫发表意见之后，里亚诺又做出回应称沃尔夫一直忽略事件的背景以及许多言论，并且补充了这场讨论的背景。

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始于主持人提出她在书中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区分上层建筑和基础的主张，她称建筑主要在上层建筑中发挥作用，在“文化领域，允许资本在不对其影响进行审查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在谈话中，她提出了城市主义是否因为其与经济更明确的联系而更多地存在于基地的问题，对此里亚诺说重要的是要记住建筑和城市形式都是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结果。

设计师每天都在办公室做出决定，同时忽略了潜在的政治后果，例如劳动条件和环境影响，所以后来谈到了面对这种故意无知的必要性。

里亚诺称当他说所有设计都是一种政治行为时，他的意思是它既是一种声明，也是一个引发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因为我们不经常以这种方式讨论建筑，尤其是在学术界或实践中，学生和教师只讨论项目方面，而忽略了工作产生或促成工作的所有社会和政治条件。

这部分是因为彼得·艾森曼普及的后功能主义思想现在是建筑学校的主要意识形态，特别是在美国称建筑应该只在正式话语中工作，拒绝任何可以被视为对晚期现代主义时期英雄主义人文主义话语的失败反应过度。艾森曼甚至称“自由主义观点从未建立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些观点在领域根深蒂固，即使是新兴从业者也将它们视为既定真理。

此外，大多数谈论更大的政治进程的教授和实践者都以讽刺的超然态度来做这件事，里亚诺提到他最喜欢的建筑与资本主义论文之一：艾伦·邓纳姆·琼斯（Ellen Dunham-Jones）的“非理性繁荣：雷姆·库哈斯和90年代”，在文章中，琼斯谈到了库哈斯对资本主义的讽刺。

在当前建筑生产的背景下，政治要么被忽视，不被认为对形式制作很重要，要么以讽刺的方式提及，没有任何实际后果。

我们关心的是可以开始在学术界和有作品的建筑工作室提出政治问题的方式，假设第一步是重申所有建筑都将无形的力量和意识形态形式化，我们需要迈向解放的第一步是承认资本的力量，以免人们被精品建筑和战术都市主义沙龙看似随意的气氛所诱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讨论建筑如何参与制定替代方案。

目前，提出资本作用问题的建筑师被贴上政治或激进建筑师的标签，这些绰号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都参与了生产建筑、空间和城市的复杂资本主义过程，没有一种生产形式可以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认识到当前的建筑实践与资本主义进程密不可分，可以将政治话语重新加入，许多建筑师、艺术家和设计师正在拒绝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主义，转而采用现有的权力体系。这些实践想要理解和阐明权力系统再改变它们。

或许这也表明了对在复杂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面前我们无能为力的观念的明显不满，反对我们不能对城市采取批判性行动的观念，可能会有一个更完全乌托邦时刻的一场革命，但现在我们可以使用设计来阐明权力系统并战略性地对其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