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聂日明

双城记：香港与上海的往事和今天（上）
双城记：香港与上海的往事和今天（中）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虽位列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但开放力度仍然不大。到1990年，其经济活跃度已经落后于深圳。此时的上海，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低谷。1990年，邓小平多次鼓励上海改革开放，要像深圳一样搞，次年他则明确提出“上海要开放”、“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199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策开发浦东。随后，上海开始浦东开发，推进各项改革。随后，上海经济开始腾飞，以高于香港近一倍的速度增长，并于2009年前后超过香港GDP。

2017年，上海口岸进出口货物总值7.9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28.5%（《中国经济报》），香港货物进出口总值10,560亿美元（香港政府统计处），两者相差无几。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也颇具成效，在上海交易所上市融资规模在最近十几年的一些年份开始超越香港。

上海的复苏，主要是中国经济腾飞所致，9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从可有可无的角色跃居全球第一，全球第二大商品进口国。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的12.8%（2018年数据，据WTO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美国排名第二，份额为8.5%。从这个角度看，上海复苏的原因与150年以前上海的崛起毫无二致，作为中国经济重心地区唯一一个可以江海联运的中心城市，只要中国经济可以融入全球，上海的经济、贸易、金融等各个方面的体量在全球城市中必然会有一个显著的地位。

随着内地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服务贸易中心服务内地的角色，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等因素的推动下，香港特区政府确立了“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经济定位，并将金融、物流、旅游和工商支援服务定为四大支柱产业，目前是建立香港自身的高增值服务体系，在支持内地的经济发展、服务内地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重新确立自身的优势地位。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城市，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四个中心，近年还明确了“科创中心”的角色），2009年，国务院批复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上海的这些举措，毫无疑问是立足于上海是中国大陆与世界的连接点。很明显，上海和香港的角色明显有竞争的关系。

那么作为中国与世界的连接点，上海和香港谁可以胜出？表面上看，与上海身处中国内地的中心区位相比，香港“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定位明显差了一层，时间稍长，香港是无法和上海竞争的。长期致力于国际金融中心排名的Z/Yen公司每年提供两次国际金融中心指数（GFCI）的排名，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长期保持了前四名，但新近的几期排名中，香港下滑，第27期的排名中上海跃居全球第五，超过香港。

在这个时代的城市竞争中，区位依然重要，城市经济腹地的规模也很重要，但这些都不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对于金融城市而言，制度和路径依赖格外重要。2009年，复旦大学张军教授提出一个看法：英语、美元和普通法系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他认为，金融中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历史结果。伦敦是最早的金融中心，后来纽约的崛起取代了伦敦，成了世界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可是，银行、资本市场等金融的发展，英国人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因为那些规则、合约、监管以及法律，都是在英国形成的。伦敦再度成为与纽约一样的国际金融中心，不是因为英镑，而是因为美元在欧洲的扩张。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为伦敦再度成为金融中心提供了机遇。

正是因为它们有相同的基因条件，这些金融中心地位不容易动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当多的金融中心越来越依赖英语、美元和普通法系这三样东西。从此，金融中心就有了一个模式，不容易发生变异，这即是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按前述逻辑延伸讨论，所谓的英语，指的是开放和全球化，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城市首先需要有足够规模的国际商务旅行和外国人在此常住；美元更多代表了资金可以稳定和自由的流动，而普通法则代表了自下而上的治理体系、习俗与规则不会轻易改变，商务与生活环境在确定性、适应性与连贯性可以很好的平衡。

不管是上海公共租界的经验，还是香港当下的现实，金融中心的发展，一是依赖于制度，这个制度可以和国际同类机构竞争，如税收、金融监管、资金自由流动、法治水平，这些都是极为关键的要素，缺一不可。

在这样的视角下来看，上海有大陆的腹地优势，中国经济体量如此之大，上海必然会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但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意味着上海要成为全球资金融通、交易的中心，那么就要问，全球其它地区的资金为什么要到上海这里绕个弯？与香港相比，上海目前还面临一些制度性短板，短期内基本没有替代香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的可能性。

三、枢纽城市：从区位到制度

水运的成本远远低于陆地。城市离不开水，长江、黄河以及京杭大运河，在物资输送、战争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宋代以来的近世，海运和远洋贸易渐起，海运堪称近代以前的高速公路，运输成本更低，可以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和地区维度展开贸易和文化交流。作为水运连接的节点，港口处于的城市，是贸易的集散地，带来了金钱，也影响了制度。

Acemoglu等人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将西欧的崛起因而引起的东西方大分流的时间起点划在1500年，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欧部分国家通过大西洋与新大陆、非洲和亚洲有大量的贸易，这种贸易不仅直接通过彭慕兰所说的通过海外殖民掠夺摆脱西欧本土的生态困境，还引发了体制变换，大西洋贸易的增长，提高了商人利益群体的议价能力，限制了君主政体的权力，保护了商人的财产权，这些制度上的进步对后来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

在交通成本决定物资输送的时代，区位的地理优势决定着城市的规模和地位，唐朝的两京（长安、洛阳）及两京走廊是达官贵人集居的地方，但东南部的经济已经发展起来，物资向西北部输运不便，城市发展的重心自然也会向东、向南迁。明清时代南方经济向北京输送的同时，也造就了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繁荣，后来海运的兴起及津浦铁路的建设，让运河沿线的城市衰落，铁路沿线的城市兴起，济南、徐州、蚌埠等城市发展成为新的商业中心。在明清经济重心南迁的背景下，长三角及长江流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在内贸时代，上海并不是中心位置。但中国接入国际贸易后，上海就成为中国的中心，上海封闭以后，香港就替代了上海的位置。

回看过去150年沪港双城枢纽地位的轮转，在宏观层面是由中国开放与否决定的：中国的两轮封闭和窗口城市的需求造就了广州和香港；中国的两轮开放，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需求，两次造就了上海。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区位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地理的重要性决定了大城市出现的位置，因此培育出经济规模和制度习俗。在交通成本日渐降低的时代，人和人之间的近距离依然重要，但人和人决定在哪个城市集聚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路径依赖很重要，制度也很重要。

上海和香港的轮换并不特殊，纽约也经历了相近的过程。它以港口起家，最初主要向南方转运小麦面粉，依托港口，纽约的制糖、纺织、服装和出版业开始发展，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开始大幅降低，港口的地位变得没那么重要了。20世纪上半叶开始，纽约的失业率高，犯罪率也高。这时城市能不能摆脱衰退、实现复兴，取决于它能不能让聚集在这个城市里的人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而创造价值。纽约成功地走出了衰退，重新发现了自身的价值，纽约的开放、包容，使得它可以持续地保持高密度人口及人口来源的多元，他们敢于冒险，勇于创新，通过金融、时尚等行业带动了城市的复兴（详情可见格莱泽所著的《城市的胜利》）。

上海第一次崛起，有接入国际贸易时所处区位的优势，也有广州因循守旧、制度落后的原因。而深圳的崛起则复制了上海的道路，彼时的上海已经不再是改革的领头羊，它恰如当年的广州，而深圳恰如1840年之后的上海，没有历史包袱，锐意创新，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全国四个一线城市之一。

深圳的法宝说起来并不新奇，和当年的上海几乎完全一样，一是深圳有区位优势，毗邻香港，联通内外，二是深圳作为特区，但历史短，包袱少，比其它的三个特区更特，更加包容、开放，市场化程度更高，处于转型中的国家，正式制度设计得不合理，如果严格执法，往往会挫伤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对于违法建筑、违规用人等现象也没有下死手去打击，也体现了深圳的包容。上海有“大”城市的先发优势，香港也有国际化和普通法的优良传统，但人并不必然会沿着这个路径继续集聚，他们还要看城市是否宜居，商业氛围是否繁荣，当下这个时代，这个更多与制度相关。

因此，要检视沪港两地的未来，还是需要回到历史。只有厘清这两个城市地位轮换的路径，我们才有可能一窥它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