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巧丽

疫情是一台X光机，不仅照出了国家观念、能力的方方面面，也照出了每个人的生存处境。疫情中，我们身边的华人有的舍弃已经上手的工作，拖家带口辗转回到国内；也有人慧剑斩情丝，买了比平时昂贵数倍的机票，在航线没有切断之前离开了欧洲。

更多的华人留了下来，带着疑问。

“我们是这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中冲到海外的沙子，上岸后，任凭全球化的浪潮怎么冲，也还是异乡来的沙子，退潮了之后，不希望搁浅异乡，特别是还有下一代。”我的朋友淼淼从伦敦发来短信。

她的父母之前从国内到伦敦探亲，因为疫情滞留在英国。三代在异乡同堂数月，让她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等欧洲疫情和全球疫情退潮后，海外华人的处境也许会发生变化。孩子们重新开学后，遇到有人出于恶意或无知歧视，该怎么处理？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怎么和孩子建立世界观、建立对华人身份和所在国家、社会的融合？

我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

一月中旬，我从北京回到荷兰，刚好与疫情在国内爆发擦肩而过。国内朋友发来短信，说幸亏我早回荷兰了几天，不然就没有飞机了，只能一起禁足。

“从现在开始，呆在家别动了，管好孩子，荷兰人不戴口罩你戴。”母亲在视频电话中一再交待。她文化水平不高，但经常有直觉性的先见之明。我对她说，如果知道疫情会爆发，我是不会离开国内的。我们已经分开了这么多年，艰难时刻宁愿在一起。

2月末，国内疫情得到控制，荷兰出现了第一例患者。朋友们和家人又让我考虑带孩子回国。他们对欧洲抗疫政策不放心，更担心我们在海外受到牵连、伤害。

他们的担心并不完全多余。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全世界范围内接连爆发对华人与亚裔的歧视事件。疫情无可避免被政治化，加上社交媒体普遍存在的对立情绪，歧视者变得比平时更加肆无忌惮。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荷兰商业广播电台Radio 10播放的这首歌：

“Corona本是个好喝的啤酒, 现在却让我好紧张。疑似感染就要被隔离，没得治就得安乐死。不能吃炒饭，以后也不行。只要你不吃中餐，就不用害怕。因为预防胜过中国人。”

在删除之前，这首歌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荷兰键盘侠的高赞。

当晚，中国驻荷兰大使徐宏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荷兰首相吕特2月6日新闻发布会的一段视频。吕特谴责因病毒而造成的对中国人或亚洲人的歧视行为丑陋而错误，不利于社会团结。徐宏表示：Totally Agreed，完全同意。

今年前四个月，阿姆斯特丹反歧视中心已经收到了400多件针对中国人与亚裔相关的报告，超过其他年份全年总和多倍。单荷兰电台播放辱华歌曲一桩，反歧视中心就收到3000多次投诉。

华裔连同当地人一起请愿，签名达数万次，甚至被媒体称为开启了华人在荷“维权元年”。

两周前，因为在这边捐赠医疗物资，我收到了荷兰林堡电视台一档节目“巴斯献给你的花”上门赠送的两束郁金香。主持人巴斯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希望大家仍然能够相互信任、共情；我很庆幸自己在全球化中受益，能两边行走，但如果中欧关系在误会中恶化、波及民众，许多和我一样的人将无处为家。

作为一个成年之后才到欧洲的职业女性，我觉得移民与歧视的话题在实践中变得敏感，且一说就错。我身边有些朋友致力于反歧视，我在道德和行动上愿意支持他们。值得歧视的，是歧视本身。生活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歧视，与人性的弱点密切相关。

反歧视，不仅是荷兰政治中的“政治正确”，在华人中同样被贴上了“政治正确”的标签，外延变得越来越宽，但内涵却变得越来越模糊。

从远洋轮船上的中国海员遭遇“一战”爆发、流落到荷兰为生，到现在已经110年。一代一代的华裔移民，靠着自己的辛勤努力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他们总是与任劳任怨、沉默寡言联系起来。

如今，在荷兰华人有12万人，是继土耳其人、摩洛哥人、苏里南人和荷属安德列斯人之后的荷兰第五大非西方裔移民团体。第二代华人在更多领域施展拳脚，学习成绩优异，在就业市场中表现优良。他们更加开放，社会融入度高。

华人经常被拿来与其他族裔相比，是当之无愧的模范生。

但这并不能证明一百多年来，他们到底经受了多少歧视。“眯缝眼”，“马尾辫”，这样的外貌描述与“加点辣椒”这样的生活习惯描述，一直没有断过，华人移民在多数情况下，只是笑一笑，继续努力干活。

一个家里开中餐厅的女孩告诉我，她父亲和母亲开了20年餐馆，没有关过一天门。她父亲总是说：你看，如果我们今天关门，我们的客人就会到斜对面那家吃，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二十年来，他父亲没有回过一次温州老家。直到她和四个兄弟姐妹全都成年，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餐饮店之后，父亲对她说：明天我要关门了。

他关上了餐厅的门，和母亲一起回到了温州，一住就是三个月。再次回到荷兰，他已经下了决心要搬回老家。

二十年里，偶尔会有客人言语不敬，她父亲总是说要感谢荷兰，从来没有工商税务来找麻烦，从来没有不让他们家的孩子上学、看病。一名厨师在地下赌场输得一塌糊涂，政府同样帮助了他在困难中的家人。

荷兰法律明令禁止基于种族、宗教、性取向或性别的歧视行为。从法律与执行层面，荷兰没有系统性歧视，也很少有显性歧视。

新一代的华人，包括年轻的留学生，对这些类型化的刻板描述更容易感到冒犯。这些年来，经常会有华人对某些人或某个媒体中的一两句话抗议，譬如认为“炒米饭”、“长脚趾”等话充满了双关语式的隐晦表达，要求对方道歉。

这种“微歧视”在华人心里投下阴影，由一千个小伤口积累成大伤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教授在1957年出版的《歧视经济学》中，给“歧视”下了这样的定义：只有当歧视者愿意放弃一定的利益，例如收入、工资、或者享受，以满足他个人的偏好时，才是歧视。当歧视者知道他要付出代价，并宁愿为之付出代价，才是真正的歧视。

我们也应该看到，言语冒犯不一定总能与歧视划等号。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同样的信息，也不总是歧视。

片段式、触点性反歧视，在没有公平交流平台与维权机制的前提下，很难达到想要的效果。而发生在高校与就业等领域对华人真正的隐形歧视，反而被选择性忽略了。

昨天晚上，旅居德国多年的朋友海涅打电话给我，说起他对这个话题的一些思考。

作为一名华人，在疫情大讨论撕裂全球的背景下，在异乡有些难以自处。爱故乡是我们的本能与习惯。但能否爱上异乡，却是一种长期挣扎。

他认为，歧视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原因不在于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与欧洲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原则在相处，并没有实现文化上的了解与价值观的交融。

中国从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转型，对美国等大国和对欧洲小国的意味并不一样。欧洲国家也会警惕，但更担心的是夹在两个大国之间，没有回旋的余地。欧洲对华人的态度，不会因为疫情直接急转直下。

另一方面，海外华人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对西方的容忍度也在降低。他担心的是，如果双方不信任继续加深，就会为歧视与仇恨制造更多的温床。等到这些情绪指数般繁殖，受害者不可能只是移民。

海涅是他偶尔一用的笔名。因为好奇和对未知的向往，20年前，他离开了家乡来到欧洲。他娶了一名德国才女为妻，感情甚笃。即使在异乡，他也没有选择安全路径，而是什么工作难做做什么。一旦会做了，他就毫不犹豫抛弃已经建立的确定性，再激情拥抱未知。

和他交谈，我总是很享受说中文的快乐。我们都同意，在这个时代需要思考和辨析的很多，需要做的更多。

他说起自己在疫情中的亲身经历时，我眼睛湿润了。

第一次，是他说起与德国妻子的对话。妻子抱怨他这段时间魂不守舍。春节以来，两个人不管讨论什么事，他都能和中国挂上钩。两个人不管说什么，到最后总是在说中国。就算讨论德国的家人和朋友，他也会指出大家“某一点很像中国人”。

“你现在是在德国，我们的生活发生在这里。”妻子温和地提醒他，“你能不能看看眼前，说点眼前的？”

“你可以不让我说中国，但你没有办法不让我想。”他回答。

第二次，是他反思自己对德国的情感。“如果说我对德国有一点点忠诚的话，那和对中国的忠诚是一样的。”之前他一直反对“忠诚”这两个字，太政治正确。宣扬忠诚和把爱国挂在嘴边的人，他感觉可疑。现在，他对两个国家，一种忠诚。他不再介意表达。

在这个巨浪滔天的时代，无论岁月静好还能持续多久，他都会做一粒祈祷的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