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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杨苡先生,是她为中国带来了《呼啸山庄》

杨苡 楚尘文化 2023-03-03

1月27日晚,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逝世,享年103岁。


杨苡先生出身世家,哥哥杨宪益亦是著名翻译家。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中译本,她也是第一个将“呼啸山庄”这个中文书名赋予这部世界名著的人。


本文选自杨苡先生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纪念她,就读她吧。

▲ 翻译家杨苡先生(1919 — 2023)


01.
“女孩在家中没地位,原本就不受待见。”

我说自己“生正逢时”,那是赶上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大环境,可从小环境,也就是我们家的情况说,我出生的就太不是时候了。父亲的去世是我们家的转折点,从此一落千丈,我恰好就出生在这个节骨眼上。过去有好多迷信的说法,莫名其妙瞎联系,就因为出生不久父亲去世了,我就有了“妨父”的恶名。

女孩在家中没地位,原本就不受待见,我的婴儿阶段,家里天下大乱,先是父亲的病,后来是办丧事,更没人管我了。有的就是因“妨父”的“另眼相看”,似乎我就是不祥的。

喂我奶的奶妈进门后没好好检查,后来早就自己停了奶,喂我奶只是做样子,背着人给我喂点水什么的,所以我身体特别弱。后来还是一个德国医生来,检查追问起来才弄清是怎么回事。医生把我母亲说了一顿(母亲是姨太太,又才二十来岁,医生敢熊她,对娘是不会的),母亲也只有听着,不吱声。那奶妈马上就被辞掉了,换了个新的。

▲ 杨宪益、杨敏如、杨苡与母亲徐燕若


带我的保姆姓张,家里都叫她“张妈”。她领着我,住母亲大房间后面的一间小屋,睡一张老式的大床。张妈对我不好,背着人偶尔还会拧我一下,掐我一下,我胆小,也不敢对人说,就这么过了两年。她和我睡的那张床是架子床,挂着蚊帐。有天晚上有蚊子,她起来点了蜡烛打蚊子,蜡烛没放好倒了,把整个帐子都给烧了,她瞒着不说,家里人居然不知道。后来有人在房间里发现一小堆帐子烧成的灰,追究起来,才知原来有这事。这可了不得,不是我有多重要,而是家里下人的管束问题。父亲去世以后,没了权威,娘是软性子,早就有议论,说下人越来越不像话了。这次娘也惊动了,把人都叫过去,包括我母亲,大大发落了一通,张妈就让她走人了。

那时我五六岁,以后好几年,我就一个人睡在那个小房间里,直到十一岁得伤寒病。年纪那么小,我一个人住很害怕,特别是晚上。可我不敢讲,也没人管我。

那时伤寒可是不得了的病,弄不好要死人的,而且还传染。我就被弄到一个大房间里去,比我原先住的小屋亮堂多、漂亮多了。还请了个护士日夜侍候,就待在里面,不许出去,有人守着门,也不许人进来—要是传染给小少爷,那还得了? !头一次有点好了,后来有次二姨太吃馄饨,问我要不要尝尝,我馋,吃了一个。就一个,不知怎的又不行了,比原来还厉害,真的要死了。

亲戚间都在传,还到庙里烧香拜佛,求签问卦,不想抽到的是个下下签。于是就有人说,别治了,治不好了,还白花许多钱。这话居然还当着我母亲面说。平日的生活,家里的费用都是娘那儿出,早饭我们自己吃,中午、晚上都是一起吃的,也是娘那儿开支,但给我看病,这钱要母亲自己拿出来。母亲过去听他们议论什么“妨父”之类的,也疑疑惑惑的,至少是不敢反驳,就算不服,反正这里那里总觉得我不好,这次她拗起来了,发脾气说:我就不信治不了!我生出来的,我就是要让她活!我就是要把三个孩子好好养大!她当然是舍不得我,同时也是把平时在家族里受的气发泄出来。

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倒不信烧香拜佛那些个迷信。看病之类,她是崇洋的,比如她就信那个德国医生,相信西药。那段时间她对我特别好,家里也特别做这做那的给我吃。我被隔离在那个大房间里,雇了一个德国医院的特别看护照顾我,当然是很贵,前前后后,为那场病花了六百大洋。

 杨苡17岁时自己上色的绿色旗袍照

住到大房间,是母亲抱我过去的,我搂着她脖子,有气无力的,还说话,说生病真好。母亲听着,眼泪就下来了。后来病好了,我因为那段时间的特殊待遇,又说,生病真好。母亲瞪我一眼说,别瞎说!

母亲对我一直都是很严肃的,所以我怕她,我姐敢跟她吵架,我不敢,她教训我我从不敢回嘴。我犯了错,母亲要打,都是让我把手伸出来,拿尺条子打。打得不重,象征性的。每次我都赶紧抢先说,“下次不了”,“再不敢了”。我姐没怎么挨过打,每次还没打呢,她已经尖叫起来了。

母亲最要我守规矩,比如吃饭,只许吃面前盘子里的菜,不许乱伸筷子,到对面搛菜更是不行的。别人搛菜给我,她都让回去;让我吃海参,她说我不吃;往我碗里搛松花蛋,她说我不喜欢……其实我嘴一点不刁,什么都吃的,我想她是怕我不懂规矩让人看低了我们。在大家庭里,遗下一点口实都会被扯到“姨太太”上面去—姨太太养的嘛。

虽然都是庶出,我和我哥我姐又不一样,我哥被宠不用说,我姐因是母亲自己带的,也比较惯,我在家里是地位最低的。家里人时常笑着说起,说是每逢吃鸡,我哥和大公主吃腿,我姐吃鸡胸肉,轮到我,只有吃鸡皮的份。事实上有鸡吃就不错了,母亲是但凡像样点的菜都替我让回去的,我因此常常觉得没吃饱—是真的吃不饱。经常别人给东西,我就吃,这又是母亲不许的。我哥老拿好东西给我吃,有时正吃着,母亲见了,就问,哪来的?我说,哥给的呀。我哥做什么都对,谁都说不得的,母亲听我理直气壮的,有时就骂我,说我这是“狗仗人势”。若是吃了下人给的,那就真生气了。

下人吃饭都是等我们吃完之后,有专给他们的菜,再加上主人的剩菜。其实也蛮不错的,我常在他们桌边转来转去的。他们逗我,让我喊他们一声,比如“来凤姐”,就让吃一口;“喊‘张奶奶’,不喊‘张妈’”—平常年纪大的女用人都是喊“张妈”“王妈”—我照她们说的喊了,就喂我一口。母亲知道了,就说,你就是贱。就是因为经常不饱,我老惦着吃,对吃的事情印象也深。祭祖时吃得特别好,要做一桌菜,影像挂起来,牌位请出来,一桌菜摆在前面。祭祖完了,菜就端到饭厅去吃。

其他事情上,母亲对我不满的也多了。她认定我哥我姐是能读书的,我不用功,而且笨(我的确是贪玩,不大用功),一直都是这印象。家务活、伺候人之类,她从来没觉得我姐应该会,反正她会读书,事实上我姐一辈子都不会做家务,基本上也没做过。我就不同了,她觉得应该会,她就教过我怎么给人捶腿(她是给娘捶过腿的),怎么伺候人,还有各种家务。

有什么事,她都是跟我姐说,跟我姐商量,她觉得我是什么也不懂的,直到我姐上了燕京,走了以后,母亲没人说话了。不仅母亲,娘因为大公主嫁了人,也觉得家里冷清,我于是也成了家里的一号人物。

▲ 在蒲草田房间里。住的时间不长,在昆明,这里是我住过的几个地方里条件最好的,房间里还有沙发,比起后来住的几个地方,简直称得上奢侈。


02.
在昆明,一切都挺新鲜的。”

我那时倒不太想家。在昆明,一切都挺新鲜的,包括它一时晴一时雨的天气。虽然昆明不够现代化,和天津比,街道、房子都很老旧,没有高楼大厦,但我迷恋上了昆明的云、树、山、水,还有那几座庙宇,西山上的“龙门”,城里金碧路上竖着的“金马”和“碧鸡”两个大牌坊……我们这些在租界长大的孩子觉得一切都美极了。当然还有翠湖和滇池,翠湖就像莫奈风格的油画,滇池那一大片平滑得像缎子一样的涟漪也是可以入画的,直到老年了我还会梦见。

▲ 在昆明西山。联大还没开学,最轻松的时候。在昆明的亲戚要在西山的一座庙里搞什么活动,那天把整个庙包下了。我们就跟了去玩。是杨纮武拉我去的,说是“去吃他一顿”。虽然不像后来那么艰苦,但生活和在天津自然不能比了,他馋啊。照片上我穿的工装裤是在香港逛街时买的,在天津母亲再不会让我穿这样的,现在想怎样就可以怎样了。这样式是不分男女的,后来和赵瑞蕻谈恋爱,他看了新奇,也穿过。

到得早,联大还没开学,我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一起聊天、逛街、吃馆子。经常是我请客,给人一个印象,似乎我家很有钱。后来联大同学开玩笑,叫我“dollar”。其实用我哥的话说,杨家早就“败了”,只是我对钱完全没概念而已。在天津除了最后一段时间母亲给零花钱了,买唱片和一些小玩意儿什么的,我没自己花过钱。出来以后家里给我一个折子,要用钱到中国银行去取,也没个数。我是到后来才觉察到和别人的境况有点不一样,人家的行李都很简单,我的行李一大堆,一床厚被、一床薄被、英国毛毯、床单、枕头,东西多,我母亲买了个行李口袋,上面大花旁边格子的,英国的,欧洲货,打包的,还有一个大大的双层牛皮的箱子。人家就一个铺盖卷。

从到达昆明到大轰炸之前这段时间,在我的一生中都要算是最轻松愉快的好时光。大学的学习还没开始,一点没有学业的压力,也还没有面对后面婚姻、生孩子一大堆麻烦事,和中西毕业后闲着在家相比,又更自由了,什么事自己说了就算。

我在报上看到青年会办漫画班,就报了名。当时说青年会,都知道是基督教青年会,新教教会办的,其实还要细分为Y.M.C.A和Y.W.C.A,男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各活动各的,没什么来往,这也算是教会色彩吧。我去的当然是女青年会,青年会在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天津也有,我去过的,所以会觉得熟悉、亲切。在天津,我去弹琴,在昆明我也去弹过琴。更多的时候还是去学画,负责搞漫画班的叫喻士海,他请了好多人来给我们讲课。喻士海是“左”倾的(其实青年会这样的地方,地下党不少),请来的人很多也是左翼的,比如蔡若虹他们。

蔡若虹从上海来,左联的,当时画漫画已小有名气。他和章锷、夏蕾一道来昆明。夏蕾刚中学毕业,也可以说是私奔。

▲ 杨苡和巴金


到昆明他们住在一个小旅馆里,三个人一间,两男一女,夏蕾睡床上面,他们睡地上,章锷开蔡若虹玩笑说,一觉醒来,地上就他一个了。蔡与夏当时还在谈恋爱。这让我想起中旅剧团在天津住惠中饭店时的情形。蔡若虹后来是中国美协的副主席,住在三里河部长楼里,我认识的时候还算小年轻,文艺青年,生活艰苦,同时又是很开放的。

蔡若虹是从租界来的,我从小生活在天津租界,又都恨日本人,有很多共同话题,夏蕾刚念完中学,和我经历相似,更是一见如故。还有喻士海,都是年轻人嘛,我们一起玩,一起逛街买东西,一起下馆子去“共和村”,一起看话剧。朋友熟人也是“共”的,他们的朋友,很快也成为你的熟人。那时万籁鸣兄弟开了一家照相馆,叫“国际艺术人像”,有次喻士海带我们过去玩,说了一阵话,他们就说,给杨小姐拍一张吧。就照了一张,黑白的,后来我自己上了色。这样的心境,以后再没有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看的是陈铨的《祖国》,凤子主演的,没现成的服装,还是借了我的旗袍当戏服。那旗袍粉红的底,上面白色的小花,离开天津前母亲专门为我做的,一次没穿过。凤子比我个子还小,旗袍稍微有点长。能有一点贡献,我很开心,不光这个,在后台打打杂,我也很乐意。现在叫“副导演”,大概就干这些活。

那时我有钱——其实也不是有钱,我根本没有钱的概念,只知道母亲说的,要用钱,到中国银行去取。所以吃馆子、看话剧,我请客的时候多。

过了一阵,蔡若虹他们离开昆明到重庆,也许早就准备好再从那里去延安了。当时去延安多少还是要保密,不会到处说。不过毕竟国共合作,至少和延安那边有联系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往那边写信,都是寄到八路军办事处,公开的,由他们转。信封上就写“延安八路军办事处 ×××”,下面写个“杨缄”,那边就能收到。我给姐夫罗沛霖写信,他是到了延安,后来上面又安排他回到国统区的。我也给蔡若虹写信,还介绍他和罗沛霖认识了。他们从上海来,对延安都有些不习惯,会在一起说。给我的信里也说。和蔡若虹再见面,则已经是解放以后,六十年代的事了。

学漫画之外,我还和人忙着跟李抱忱排练百人大合唱,排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还有黄自填词的抗日歌曲,那歌用的是《阿伊达》里《凯旋进行曲》的曲子—外国曲子填上中国词,传唱开来,这样的情况很常见,上中西时我们结业典礼上也用过《阿伊达》的曲子,不过是另一首。参加百人大合唱的都是平津流亡学生,经常找地方排练,大家的热情都很高。


也是那段时间,“中电”(中央电影摄影厂)到昆明拍摄《长空万里》,捎带着还演了几场话剧补贴费用。“中电”的顾而已邀章曼苹随外景队来昆明,参演“中电剧团”排的戏,在陈白尘的《群魔乱舞》里演孙大娘一角。中旅剧团在天津那段时间我和章曼苹、陶金就成了朋友,一直有书信来往,和曼苹在昆明相聚,当然高兴,看“中电”演剧、拍电影,也新鲜得很。

外景队和演员都住在市区一个大庙里,生活相当艰苦,大殿后面空着的一进,中间大堂临时成了男宿舍,女的住里间,都是通铺,吃饭则是简单的大锅饭菜。没有谁是特殊的,我记得白杨、赵丹、金焰、魏鹤龄、高占非、顾而已都在其中。这让我想起中旅剧团在天津时的窘境,不过他们显然要更有一种乐观向上的氛围,没人抱怨,据他们说,与抗日演剧队的流亡生活比起来,这已经强多了。

摄制组在滇池边的大观楼拍《长空万里》,曼苹约了我一起去看。布景已经把滇池的一角“改造”成西湖的样子,要拍的一组镜头是三个主要角色(白杨和金焰、高占非)湖上荡舟,在一起说说笑笑。好玩的是昆明的云彩总在捣乱,刚才阳光灿烂,导演叫一声“开始啦”,白杨才说两句台词,太阳又被云遮住,只好停下来。待到把太阳等出来,才又拍了没五分钟,岸上围观的游人中有人突然大声用云南话赞叹:“是嘞末!”(“是啦!”)就像是一声喝彩。这算是哪一出呢?导演只好叫停,急得直跳脚,又不好发脾气,连连对围观的人做手势,让他们别出声。我是第一次看拍电影,觉得特别有趣。

我喜欢看电影、看话剧,对“幕后”一直有一种好奇心,像看戏,有机会就要跑到后台去看。这是从中旅在天津那段时间开始的,因为跟唐若青、章曼苹、陶金他们认识,我有特权了嘛。这次他们演舞台剧《塞上风云》,我也到后台去看他们化装。中旅的后台很小,到了昆明,他们在庙里的大殿上演出,后台倒是大—干脆就在大殿后面的院里,露天的,好些人挤在长桌前化装,每人面前一面镜子,上面一盏盏汽油灯冒着烟。我和曼苹站在白杨身后

看,这时候我和白杨已经有点熟了。

这之前我领她和曼苹去逛过街。白杨喜欢我穿的云南蜡染花土布旗袍,和我脚上穿的当地人手工做的带袢黑布鞋,我就带曼苹和她上街买土布,定做布鞋。我来昆明已经有段时间了,还会说几句本地土话,当向导是理所当然。那时候白杨已经演过《十字街头》等电影,算明星了,但是穿着朴素,一点架子没有,在街上走,到街头小店里,也没人认出来。那个年头没有粉丝一说,明星也和现在的明星不一样,我们一起逛街,不会跟人说我跟白杨在一起什么的,总是说跟朋友一起,不提名字。

白杨在《长空万里》中演的角色活泼清纯(我还记得她穿一件白色短袖外衣,里面是彩色的泳装),《十字街头》里她演的女主角也很活泼,不演戏的时候,她却是一个特别安静的人。我去他们的住地,总是看见她静静地坐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脸上带着她特有的恬静的微笑。我和曼苹瞎聊,她不声不响捧着油印的剧本看。待有人大喊“排戏了”,一个个拿着油印本子聚拢到外间,别人对台词都马马虎虎一带而过,几个调皮的男演员施超、田烈等还嘻嘻哈哈举着凳子用上海话哇啦哇啦的,只有白杨在一字一句念她的台词,神情很专注。拍《长空万里》那次,因天气还有观众的搅局,一再地重来,男演员已经显得不耐烦了,她一声不吭,还是平静温和的样子。


说到白杨,还有件事很好玩:蒲草田那个房东杨太太以为我是白杨的妹妹,说像得不得了。要是她在上海整容以前,可能真的有点像,这次我见到时,她已变了样。—白杨是整过容的,现在到处在说整容,其实那时候就有了。上海有个杨树英,很出名的,就是做这个。白杨原来是塌鼻子,整过之后鼻子高了,颧骨也弄了,的确变漂亮了。不过不是像现在的整容大动干戈,弄得面目全非,而且她做得很好,她在那里照镜子,我在旁边看,一点看不出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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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选自《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杨苡 口述,余斌 撰写,译林出版社,2023年
编辑Cuj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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