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奕俊, 胡慧琪｜“安全网”还是“分流器”？职业教育对于社会流动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CFPS的证据

摘要：职业教育在社会流动中具有两类互斥的功能：“安全网”与“分流器”。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综合代际和代内两个视角，选取经济收入、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职业流动率等指标，分析接受职业教育对社会地位及社会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职业教育群体能够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经济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并且显著优于其父代。与初中教育群体相比，职业教育群体具有社会地位的比较优势，表明职业教育能为个体提供坚实的“安全网”保障，促进一定程度的向上社会流动。但与高等教育比较，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经济地位，职业教育都处于相对劣势，“分流器”效应显著。此外，职业教育对于西部地区和农村家庭的社会流动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职业教育是一种促进社会流动的有效机制，未来需进一步发挥其“安全网“功能，抑制“分流器”效应。

关键词：职业教育 ; 社会流动 ; 社会经济地位 ; 安全网 ; 分流器

作者简介

王奕俊，同济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全国商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教育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委员、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胡慧琪，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育学博士生，同济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助理。

目录概览

一、研究背景

二、职业教育及其他教育群体的代内社会地位状况分析

三、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群体社会地位状况随时间变化的对比

四、职业教育群体的代际社会流动分析

五、职业教育及相关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回归分析

六、讨论与建议

一、研究背景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类型，可赋予受教育者特定的专业技术或职业技能，使其满足从事相应职业所必备的素质与能力要求。相比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侧重技术性、突出应用型”，能使受教育者获取稳定的职业与收入，从而获得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因而对个体及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流动有着重要影响。职业教育接受者大多来自于底层弱势群体家庭，如农村家庭、贫困家庭、工薪家庭、边远地区家庭等，社会地位普遍不高。由于缺乏来自父辈的先赋性优势，只能依靠自致性因素改变不利的社会地位，职业教育为其提供了生存的基础与向上流动发展的可能性。

学术界关于职业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总体而言，学者们持有教育功能主义论和阶层再造论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

教育功能主义论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职业教育是实现社会合理流动的重要机制，它帮助个人掌握企业所需要的技能，从而获得满意的职业和收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曾阳，黄崴，2015）；职业教育具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可以帮助处于社会底层的受教育对象进行小范围的上升性流动（杜睿云，2014）。

阶层再造论坚持教育是社会资源不平等分配合法化的工具。不少学者基于阶层再生产和社会排斥理论，认为职业教育实际充当了“社会资源不平等分配合法化的工具”，职业院校毕业生受先赋性规则和自致性规则的双重影响，被社会优势阶层排斥出竞争场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处在阶级再生产的阴影之下（熊易寒，2010）。

在这两种观点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安全网”（Safety Net）概念以及相对应的概念“分流器”（Diversion）（Arum & Shavit，1995；Shavit & Müller，2000a），它们是关于就业率/失业率、职业收入和职业声望（Occupational Prestige）的测量（Ahmed，2016）。鉴于职业教育主要面向以工人阶层子弟为代表的群体，因此评价职业教育功效的首要视角不应站在中产阶级家庭视角、以接受高等教育者获得优越职业地位作为评价参照，而应与同等（Comparable）教育层级的非职业教育路径相比，接受职业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失业和从事低收入的可能性（Arum & Shavit，1995），从而提供安全网的保障。Shavit 和 Müller（2000b）验证了职业教育在社会分层中这两类截然不同但并存的功能，考虑到职业教育的功能受制于制度环境，他们从技能的专用性（Occupational Specificity）、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离度（Stratification）、职业学校与企业联系的紧密度（Linkages Qualification between Schools Spaces and Firms）出发，对11个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国别比较。结果显示，职业教育在大部分国家兼具显著的“安全网”和“分流器”效应：一方面，职业教育减少了个体因技能缺乏而失业的可能性，增强了其成为技能型劳动者并取得稳定收入的机会，在许多国家优于最高学历为普通高中者，“安全网”效应在强调专用技能培养且与劳动力市场联系紧密的国家尤为显著；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分流器”效应也限制了个体职业机会向上晋升的空间，成为社会再生产的一种机制：与高等教育群体相比，职业教育群体在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上处于显著劣势，因而多数家庭的首选是学术型教育路径，而仅将职业教育作为次等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安全网”效应与“分流器”效应具有高度相关性，它们并非互相替代，而是相互强化，在职业教育能较好发挥“安全网”效应的国家，“分流器”效应甚至比其他国家更显著。

现有文献从正反两方面对职业教育影响个体社会流动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关于职业教育收益的研究，较少将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进行层级上的比较，较多是依据职业教育的类别属性，简单地将其作为低人力资本类型处理；多数研究仅从某一个维度分析职业教育群体的社会地位及社会流动状况，多视角的系统分析较少；现有研究大多关注职业教育与产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之间的匹配，而对于接受职业教育群体的社会流动的独特性关注不够。

“安全网”和“分流器”的分析框架为研究职业教育对个体社会流动的影响提供了较全面而客观的视角。但现有研究主要是关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且不同国家间的职业教育体系差异较大。参照Shavit 和 Müller（2000b）提出的分析维度，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具有自身的特点：政府在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和标准制定上占据主导地位；以提供通用性的技能培训为主，只有少数大型企业会提供专用性技能；在校企合作的制度供给上，中国呈现出“家长制”和“共同模式”并存的多样化模式（托马斯•雷明顿，杨钋，2019）。中国的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采取“初中后分流”的制度安排，与德国“小学后分流”和美国“高中不分流”的制度安排均不同（姜大源，2017）。与德国等企业深度参与的制度安排相比，中国企业主要参与了人才培养过程，但对标准制定参与较少（李俊，李东书，2019）。因此，职业教育在中国是否存在“安全网”效应和“分流器”效应以及程度如何都有待验证。

为了更好地衡量与评价接受职业教育对于个体和家庭社会地位及社会流动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选取职业教育背景样本，从经济收入、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职业流动率等不同维度分析其社会地位状况。职业教育对象大多数来自于弱势群体家庭，因此更应关注的是职业教育群体相较于父代的代际变化，考察职业教育的代际“安全网”功能，以及是否存在社会阶层的绝对固化。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中等职业教育具有基础性地位，在为个体获取谋生手段、促进家庭摆脱贫困方面至关重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当前城乡劳动力总体受教育程度偏低、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不足30%的情况下，中等职业教育尤其值得关注。同时，《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大量文献对不同教育层级（或教育年限）的受教育者进行分析比较时，并未区分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因此本文对中等职业教育这一特殊的高中阶段教育群体单独进行分析（以下简称“职业教育”）。

从“安全网”效应的视角，国外通常将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进行比较。关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的比较，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比接受普通高中教育者有更多的收入回报（李实，丁赛，2003；陈伟，乌尼日其其格，2016）；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相对于普通高中毕业生，在职业声望、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收入等三方面均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魏万青，白芸，2016），是缩短毕业生待业时间、减少失业率与平均失业持续时间的重要因素（丁小浩，李莹，2008）；从时间趋势看，两类教育的收益率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王奕俊，胡慧琪，吕栋翔，2019）。现有研究显示：相对于普通高中教育，我国的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安全网”效用。

但在中国情境中，与中等职业教育具有一定可比性的除了普通高中外，还应包括初中。在中考分流政策下，学业成绩与家庭状况尚可的初中毕业生，大多会选择上普通高中、考大学；在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下，当前初中毕业生进入中职学校基本没有门槛，因此学业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有两个选择，即就读中职学校或者进入劳动力市场。我国2010年之前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尚不足80%，意味着大量的初中毕业生未升入高中而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学历构成中，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据主体。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初中学历劳动力将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中等职业教育和初中毕业生两类群体在自身条件和家庭背景上相似，相对于普通高中学生具有更强的可比性。这两个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是否接受职业教育。目前关于中等职业教育与初中教育比较的研究不多，且集中于教育收益率的对比。本文聚焦于中等职业教育和初中教育进行多维度的比较，以更好地考察职业教育的“安全网”功能，即相较于仅接受初中教育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职业教育是否会提供社会地位与社会流动的优势。

Shavit 和 Müller分析“分流器“效应时，比较的对象是高等教育，显然后者比前者存在显著的收益优势，本文将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进行比较，不仅希望验证这两个不同教育层级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希望分析相较于高等教育群体，职业教育群体在社会地位上存在的差距是否有扩大的趋势，考察职业教育的“分流器”效应，或是否导致社会阶层的相对固化。

进一步地，本文还从户籍、地区、年龄段等不同维度更细致地描述、比较这些因素对职业教育群体社会地位及社会流动的影响，并通过构建包含交互项的多元回归方程，分析职业教育以及户籍、地区等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总体而言，本文希望给职业教育群体进行全面的“画像”，从不同角度对其社会地位与社会流动状况进行刻画，为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的代际“安全网”功能、弱化其代内“分流器”效应、促进社会流动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职业教育及其他教育群体的代内社会地位状况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CFPS数据库，即“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作为研究数据样本。其调查样本覆盖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完成调查的家庭样本规模为14960户，其调查对象包含了样本家庭中的全部家庭成员。CFPS的正式调查始于2010年，经2010年基线调查界定出来的所有基线家庭成员及其今后的血缘/领养子女将作为CFPS的基因成员，成为永久追踪对象，每2年进行一次追访。本文主要采用CFPS2010的基线数据进行分析，同时也结合2012、2014和2016年的追访数据，进行时间纵向维度的比较分析。

描述社会地位的主要变量有：（1）经济收入。大多数研究将个人的年收入作为因变量，包含个人名下的各项收入合计，包括工资性收入、从各种渠道获得补贴、津贴。本文使用个人年度收入，由于父代个人年度收入缺失值较多，采用家庭收入间接比较子代与父代间的经济收入。（2）社会经济地位。CFPS中有三项相关的变量，分别为ISEI（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IOPS（职业声望）和EGP职业分类。其中，ISEI最初由美国社会学家Otis Duncan提出，并用于Peter Blau与他合著的开创性著作《美国职业结构》中，后经过Ganzeboom，De Graaf和Treiman的发展，形成了国际通用的版本。该指数使用个人最高教育水平、职业以及家庭收入三个指标分别表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经济资本，通过构建回归方程，根据每一个职业的收入和教育水平进行估计，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中普遍采用。本文由于需要分析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而在父代社会经济地位的上述三项指标中，ISEI数据较全，所以主要采用该变量衡量社会经济地位。（3）教育水平。采用最高学历，主要用于子代与父代的教育比较。用数字0—6标记不同的教育水平，从低到高分别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研究生。

本文从不同维度进一步细分描述的变量有：户籍，采用样本12岁时的户口所在地（城镇为1，农村为0；未选用当前户口所在地，是因为前者更为准确地反映了样本的家庭背景状况）；所在地区，根据样本居住地省份，采用常用标准转化为东、中、西部地区；年龄段，将样本分为18—25岁、26—35岁、36—45岁、46—60岁四个不同年龄段。

各教育群体样本筛选情况如下：

1. 职业教育样本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1）从成人数据库中筛选出最高学历为高中且毕业的子样本，并从中剔除掉成人教育，仅保留中等职业教育（含职业高中、普通中专和技工学校等三类）样本；（2）选取年龄在18—60岁之间且“未退休”的样本；（3）保留调查时“有工作”且工作类型为“非农受雇”的样本；（4）为控制异常极值的影响，剔除年工作总收入低于1000元以及超过40万元的样本。最终获得的职业教育有效样本为554个。

2. 初中教育样本

对CFPS2010初中教育群体的筛选条件与职业教育群体略有不同：在进行职业教育群体样本筛选时，考虑到其专业对应的非农职业，为了更准确地反映职业教育给个体社会地位的影响，采用了“非农受雇”的筛选标准。实际上职业学校毕业后从事农业工作的学生比例不到5%，大学教育群体从事农业工作的样本比例更低，因而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样本保留“非农受雇”的筛选标准。而初中教育群体从事农业工作的样本超过1000，如果将这部分样本剔除将会造成较大偏差，因此对初中样本筛选时未采用“非农受雇”的筛选标准，包含“农业受雇”的初中教育样本量共3251。

3. 高等教育样本

高等教育样本界定为最高学历为本科，筛选条件与职业教育群体基本一致，仅将样本年龄调整为22—60岁之间（22岁为本科毕业的年龄），样本数为150。

各教育群体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从经济收入和ISEI两项指标可以看出，职业教育显著优于初中教育，而与高等教育存在明显差距。

（二）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群体社会地位状况比较分析

1. 经济收入

（1）职业教育

本文将年收入分为1万及以下、1—2万、2—5万、5—10万、10万以上五个层次，分别对应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在此基础上统计各教育群体的收入分布，见表2。总体而言，职业教育群体处于中等收入及中低收入区间，两者所占比例近3/4，低收入比例有21.66%（如果将收入1万元整的样本列入1—2万元中低收入区间，则低收入比例降为16.1%），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也相对较少。职业教育群体年收入均值为22668元，高于2010年全国人均收入（14650元）约50%，表明职业教育为大多数受教育者提供了较稳定可靠的经济收入，但同时也限制了其获取高收入的可能性。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职业教育群体的收入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低收入比例低于20%，中西部地区则占25%左右，东部地区中高收入比例超过6%，而西部地区则为0，这可能与东部地区较高的工资水平相关。分户籍看，农村与城镇并无显著差别，在五个收入区间分布相似。分年龄段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职业教育群体的收入水平有显著提升，以18—25岁和36—45岁两个年龄段比较，低收入比例分别为38%和16.8%，而高收入比例则分别为1.33%和5.6%，表明职业教育对于个体经济收入的贡献具有时间上的可持续性。

（2）初中教育

初中教育群体的年收入均值为17080元，比职业教育群体平均年收入少20%以上。在收入层次的分布上，初中教育群体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4.36%和34.17%，两者合计高达近80%，远高于职业教育群体，而在较高收入和高收入的比例合计不足3%，显著低于职业教育群体。表明与初中教育相比，职业教育为个体提供更好的经济保障。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初中教育群体收入状况在五个收入层级上均好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低收入的比例为33.17%，而西部地区则高达60.09%。分户籍看，城市户籍明显优于农村户籍，其中低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1.01%和24.88%，表明初中教育不利于相对落后地区收入状况的改善。分年龄段看，25—35岁之间初中教育群体的收入状况最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呈逐渐下滑趋势。

初中教育与职业教育两个群体收入的比较显示：初中教育群体收入总体处于较低的水平，不仅起点低，其收入在职业生涯早期就达到峰值，职业生涯中后期收入状况则趋于恶化。可见，初中教育不能从经济上为个体提供有力的保障，而职业教育则帮助个体实现稳定的就业和收入，从而证实职业教育具有“安全网”的功能。

（3）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样本平均年收入为37247元，与职业教育群体相比具有显著的优势。在各收入层级分布上，高等教育同样具有优势：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比例分别为6%和20.67%，明显低于职业教育，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2.67%和3.33%，显著高于职业教育，体现出经济收入上的整体优势。

分地区看，高等教育群体的收入呈现与职业教育相似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等收入及以上的比例达85.51%，而中、西部分别为60.32%和72.22%。在户籍分布上，城镇户籍的高等教育群体收入略高于农村户籍，中等收入及上的比例分别为75.3%和71.01%。随着年龄的增长，高等教育群体的总体收入逐步提升，表明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似，对个体收入具有长期的支撑效用。

2. 社会经济地位

CFPS数据库ISEI值的总体分布在19—90之间，参照有关文献的划分方法，将其取值范围依据25%、50%、75%分位数划分为四个阶层：19—31，32—39，40—45，46—90，分别对应社会经济地位的下层、中下层、中上层和上层，各类教育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分布情况见表3。

（1）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群体的ISEI均值为44.46，总体处于社会中上阶层，不同层级的分布比较均衡：21.48%处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下层”，处于“中下层”和“中上层”的比例分别为20.4%和27.98%。值得注意的是，处于“上层”的比例达30.14%，超过处于“下层”的比例，且其职业不少是专业医护人员，多为女性、农村户籍、中西部地区，表明职业教育为个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再次印证了职业教育具有“安全网”功能，降低了掉入劳动力市场底部的风险，且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向上的社会流动。

分地区看，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要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则优于东部地区。以社会经济地位“上层”为例，西、中、东部地区所占比例分别为9.86%、2.45%和0.31%，这与收入的地区分布不同。这一现象表明职业教育对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地位的促进作用优于东部地区，可能与东西部之间劳动力的学历结构相关：西部地区学历层次总体不高，中职学历享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

ISEI的户籍分布与地区分布也有相似之处：农村户籍职业教育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略好于城市户籍，前者处于“中上层”和“上层”的比例达22%，而后者则不足15%，这同样可能与城乡间劳动力的学历结构有关。分地区和户籍的统计表明，职业教育对于相对落后地区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更显著。

在年龄段的分布上，则呈现随着年龄的增加，职业教育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步提升的趋势。以18—25岁和36—45岁两个年段为例，前者处于“下层”和“中下层”的比例接近60%，后者减少至50%左右，相反，处于“中上层”和“上层”的比例由7.33%增至24.8%。数据表明职业教育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具有可持续性，这也与收入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的特征相同。

（2）初中教育

初中教育群体的ISEI均值为33.16，总体处于社会中下阶层，明显低于职业教育群体，其中处于“下层”的比例超过一半，比职业教育群体高出近40%，处于“中上层”和“上层”的比例仅有不足27%，远低于职业教育群体。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初中教育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略好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好于西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处于“中层”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2.46%、21.12%和14.45%。分户籍看，城镇户籍初中教育群体优于农村户籍，处于“中层”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30.12%和17.12%。分地区和户籍的社会经济地位情况与收入相似，表明初中教育不利于相对落后地区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分年龄段看，初中教育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善，仅仅在25—35岁年龄段与18—25岁年龄段基本持平，35—45岁以及45—60岁两个年龄段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均有所下滑。

初中教育与职业教育两个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比较情况与收入的比较情况相似：初中教育群体总体处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仅起点低，职业生涯过程中不仅未有显著改善反而有所恶化，而职业教育则帮助个体摆脱社会底层的境遇，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3）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群体的ISEI均值为53.69，总体处于社会的上层，显著优于职业教育群体，其中高等教育群体中处于“下层”的比例仅为职业教育群体的1/2，而处于“上层”的比例超过职业教育群体的2倍。与高等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存在较强的“天花板效应”，对受教育者社会地位的提升形成制约。

分地区看，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好于中东部地区，西、中、东部地区处于“中上层”及“上层”的比例分别为88.89%、77.42%和70.77%。分户籍看，城镇户籍与农村户籍高等教育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不大。虽然高等教育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较职业教育群体有显著的总体优势，但对弱势地区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却不如职业教育显著。此外，高等教育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随年龄变化不大，可能与其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起点有关。

三、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群体社会地位状况随时间变化的对比

上述分析均是基于CFPS2010年数据进行的截面分析，为了更好地揭示各教育群体社会地位的动态变化情况，本文将CFPS2010年的样本与2012、2014和2016的数据库进行关联，挖掘各样本在不同年度中个体收入和ISEI的数据，并计算出不同教育群体收入和ISEI的均值，描绘各教育群体社会地位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见图1。

图 1 各教育群体收入和ISEI随时间变化情况统计

职业教育群体的平均收入与初中教育群体相比，保持稳定的优势；与高等教育群体相比，则处于显著的劣势，且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各教育群体的ISEI随时间变化均有小幅波动，但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职业教育群体2016年的ISEI均值比2010年略有增加，而初中教育群体则略有下降，高等教育群体总体来看有较显著的提升。综合来看，职业教育群体的社会地位随时间推移有一定的提升，优于初中教育群体，但较高等教育群体存在明显的差距。

四、职业教育群体的代际社会流动分析

从表1的各教育群体样本基本情况统计可以看出，不同教育群体的社会地位与其家庭背景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在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上，无论是子代还是家庭（以家庭收入、父亲的学历和ISEI衡量），均呈现职业教育高于初中教育、高等教育高于职业教育的状况，表明社会流动存在较强的代际继承性。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群体与职业教育群体相比，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学历水平的差距并不大，初步表明高等教育能更好地促进个体向上流动。

为考察职业教育对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本部分选取收入、社会经济地位、学历等变量，比较职业教育群体社会地位相对于父代的代际变化情况，并采用职业流动率考察代际间职业流动情况，以此衡量职业教育是否为个体提供了“安全网”的保障。

（一）代际收入

由于CFPS中父代的个人收入值缺失较多，本文将各教育群体样本的个人收入与其家庭收入对比，分别选取家庭收入的1/2与1/3为比较标准（其分析结果与将个人收入与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比的结果基本一致）。各教育群体代际收入变化情况分布统计见表4。

1. 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群体中约4成的个人收入超过家庭收入的1/2，超过家庭收入1/3的比例则更高（接近2/3），表明职业教育从经济上对家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间接说明职业教育使子代相对于父代获得收入上的提升。

不同地区职业教育样本收入与家庭收入的对比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户籍和年龄段维度上呈现一定的区别：接受职业教育对农村家庭经济上的支持大于城镇家庭，前者个体收入超过家庭收入1/2的比例为41.5%，后者则为38.01%。随着年龄的增长，接受职业教育对于家庭经济收入的支持随之增强，16—25岁年龄段个人收入超家庭收入1/2的比例为26.43%，36—45岁年龄段则增至47.54%。代际收入变化的情况表明，职业教育给予个体及家庭经济收入上的持续支持。

2. 初中教育

初中教育群体中，收入超过家庭收入1/2的为37%，超过1/3的不到60%，均低于职业教育群体，表明职业教育对家庭经济上的支持优于初中教育，也间接说明初中教育对于子代相对于父代收入的提升不如职业教育显著。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初中教育群体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情况略好于中西部地区；分户籍看，城镇户籍好于农村地区，其中收入超过家庭收入1/3的比例分别为69.18%和55.69%。两者结合表明，初中教育不利于相对落后地区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随着年龄的增长，初中教育个体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有所提升，但结合初中教育绝对收入随年龄增长下滑的趋势，并不能推断出初中教育随着时间推移为家庭经济提供的支持不断提高，反而可能是因为家庭收入也在下滑所导致。

3.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群体收入高于家庭收入1/2的比例为33.8%，低于职业教育群体；收入高于家庭收入1/3的比例为67.61%，略高于职业教育群体，表明职业教育群体在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撑上与高等教育作用相当。分地区看，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群体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好于中西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收入高于家庭收入1/3的比例分别为73.13%、63.79%和58.82%。分户籍看，城镇户籍好于农村户籍，其中收入超过家庭收入1/3的比例分别为67.61%和32.39%。分年龄段的情况也与职业教育类似。

（二）代际社会经济地位

将子代ISEI值与父代ISEI值（父亲的ISEI值）相减，并将其差值划分为−60—−41、−40—−21、−20—−1、0—20、21—40、41—60等区间，各教育群体代际社会经济地位变化情况统计见表5。

1. 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群体中高达54.5%的子代比父代的ISEI值高出0—20之间，这充分印证了职业教育所具有的安全网功能。同时，近15%的父代比子代的ISEI值高出0—20之间，因而子代与父代之间ISEI差值位于正负20之间的比例约70%。这与社会流动的“缓冲地带命题”一致（Erikson & Goldthorpe，1992），即不同职业之间存在流动的缓冲地带，但子代的社会地位与社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父代的社会地位上下波动且幅度不大。与此同时，子代比父代社会经济地位高出20—40与40—60的比例合计不到20%，验证了“封闭性命题”，即阶层内代际继承倾向十分明显，这种封闭性使向等级最高点的流动受到了很大限制（Erikson & Goldthorpe，1992）。

分地区看，职业教育对于西部地区子代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好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子代ISEI值高于父代的比例超过80%，中东部地区分别为68%和76%左右。分户籍看，职业教育对于农村子代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显著优于城镇地区，二者子代ISEI值高于父代的比例分别为79.52%和64.28%，表明职业教育对于弱势群体社会地位的流动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年龄段看，总体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职业教育对于子代向上的社会流动起的作用相对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子代与父代之间社会地位的差距呈两端扩大的趋势，即子代比父代ISEI差值超过20的比例随年龄增加，18—25岁和36—45岁年龄段分别为10.19%和21.69%，而父代比子代ISEI差值超过20的数量及比例虽然不大，但也随年龄有所增加，18—25岁和36—45岁年龄段分别为6.49%和16.87%。

2. 初中教育

与职业教育群体的代际社会经济地位相比，初中教育群体的代际社会经济地位总体相似：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大多数略好于父代，子代比父代ISEI值高出0—20之间的比例高达71.69%，子代低于父代0—20之间的比例也有11.22%，这也符合“缓冲地带命题”。同时也证明了初中教育群体与职业教育群体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可以认为两类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主要不是先赋性因素造成的，而是教育的自致性因素导致的。

分地区看，西部地区代际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略好于中东部地区。分户籍看，农村户籍代际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略好于城镇户籍，子代ISEI值高于父代的比例分别为81.81%和69.48%。分年龄看，不同年龄段的代际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不大。

3.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群体社会经济地位高于父代的比例超过70%，与职业教育群体及初中教育群体的情况相似，表明代际社会经济地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继承性，受教育影响不大，也印证了社会地位不同的家庭有着相似的风险规避倾向，即无论工人家庭还是中产阶级家庭，父母都尽力避免子女的社会地位比其更糟（Shavit & Müller，2000a）。

有所不同的是，高等教育群体的ISEI值高于父代20—40及40—60的比例分别达19.39%和13.27%，明显高于职业教育群体。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群体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水平高于职业教育群体，表明子代因接受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被拉大。

分地区看，与职业教育促进西部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提升作用好于中东部地区不同的是，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没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户籍对比的情况则相似，高等教育对于农村户籍代际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的作用优于城镇户籍，子代ISEI值高于父代的比例分别为83.67%和59.19%。高等教育对于代际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随年龄有所变化，但趋势不明显。

（三）代际教育

将子代与父代的最高学历（本文采用父亲的最高学历）进行比较，如果学历相同计为0，如子代高于父代一个层次（例如子代为中等职业教育而父代为初中学历）计为1，反之计为−1，以此类推，结果见表6。

1. 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样本中约75%高于其父代的学历，持平的有20%，这有力地验证了职业教育所具有的“安全网”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子代所接受的教育不低于父代的教育。子代学历低于父代的仅有5%，这也表明子代选择职业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代学历层次不高。

分区域看，西部地区子代相较于父代在教育水平上的改善优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子代教育水平高于父代的比例为79.37%，而中东部地区分别为72.67%和74.42%。分户籍看，农村户籍子代通过接受职业教育，相较于父代在教育水平上的提升要优于城镇户籍，所占比例分别为77.84%和73.01%，表明接受职业教育是落后地区和弱势家庭提升子代教育水平的有效途径。不同年龄段子代与父代的教育水平也呈现明显差异，年龄较大的职业教育样本子代相对于父代的差距要高于较年轻的样本，四个年龄段子代教育水平高于父代的比例分别为69.39%、74.99%、76.37%和82.46%，这可能与随着社会总体教育水平提升，年轻父代相较于年长父代学历上的优势有关。

2. 初中教育

初中教育群体学历不低于父代的比例高达90%以上，这与职业教育群体相似，同时也说明，初中教育群体父代的总体教育水平要低于职业教育群体的父代。其中，地区间的差异不大。农村户籍略好于城镇户籍，学历不低于父代的比例分别为91.5%和87.79%。高年龄段的子代学历不低于父代的比例要高于低年龄段。

3. 高等教育

统计结果显示，所有子代的学历都优于或等同于父代的学历，表明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代际教育水平的提升是显著的，这与职业教育相似。在地区分布上，高等教育代际教育水平的提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户籍分布上，对农村户籍代际教育水平的促进好于城镇户籍，子代学历高于父代的比例分别为95.65%和84.62%。地区效应与户籍效应与职业教育一致，年龄效应则不显著。

进一步地，将子代教育背景与父代教育背景综合进行统计，结果见表7。从表中可以看出：父代的教育背景对子代有很大的影响。父代接受高等教育，其子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为接受职业教育的比重的7倍多，而父代接受初中教育，其子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低于接受职业教育的比重，显示出教育具有很强的继承性，父代对子代接受更高的教育或者至少不低于自身的教育抱有很强的期望。表7也进一步验证：父代较低的教育水平也使家庭倾向于为子代选择职业教育，中产阶级家庭则倾向于为子代规划学术型教育路径（Shavit & Müller，2000a）。

4. 代际职业流动率

流动量表是衡量代际职业流动的重要工具，本文采用流动量表分析职业教育个体的代际职业流动。流动量表分析中，代际流动状况主要通过总流动率、结构流动率和循环流动率等加以体现。总流动率即实际观察到的全部代际职业流动，总流动率是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社会结构自身的变迁作用，二是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作用（这里对应的是职业及其构成的职业阶层系统），前者由结构流动率表示，后者由循环流动率表示，其中循环流动率＝总流动率—结构流动率。其中总流动率=1—总未流动率（其中，总未流动率由表格中对角线上的数据之和除以总样本数计算出来），结构性流动等同于代际职业流动表中行与列的差异。同时，流动方向也是流动量表关注的重要问题，分别以向上流动率和向下流动率测量，向上流动率与向下流动率之差表示净流动率。

首先建立代际职业流动交叉列联表，见表8（这里仅呈现职业教育群体的情况，初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群体的情况略）。关于代际职业流动的分析，本文主要在父代ISEI值与子代ISEI值的列联表基础上展开，并根据表8计算代际职业流动率的相关指标，结果见表9。

（1）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的职业总流动率为75.58%，其中循环流动率为38.05%，表明职业教育群体保持较好的代际职业流动性。从职业流动的方向看，向上流动率显著高于向下流动率，前者是后者的近3倍。

相对于城镇户籍，农村户籍的职业总流动率更高，但循环流动率更低，表明农村的职业流动更多地来自于社会结构的变迁，来自于社会系统开放性的职业流动相对不足。农村户籍的净向上流动率达49.80%，显著优于城镇户籍的15.71%，表明职业教育对农村地区的社会流动有着更积极的促进作用。

分地区看，不同地区均有较好的循环流动率，但是西部地区的净向上流动率达52.83%，高于中部地区的23.97%和东部地区的41.40%，表明职业教育对于促进西部地区向上社会流动的作用要显著优于中东部地区。

（2）初中教育

初中教育群体的总体流动率为53.33%，比职业教育群体低20%以上。其中，循环流动率仅有22.28%，远低于职业教育。此外，在职业流动的方向上，初中教育群体的净向上流动率仅有21.42%，表明初中教育群体的职业流动存在一定的阶层固化，而职业教育则能保持较好的代际职业流动性。

分户籍看，初中教育群体中城镇户籍的总体流动率和循环流动率均好于农村户籍，但在流动方向上，城镇户籍的净向上流动率仅有6.2%，农村户籍达23.1%。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不仅在总体流动率和循环流动率优于中部地区，在向上的净流动率上也显著超过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则优于西部地区。表明初中教育不利于改善落后地区和家庭的代际职业流动状况，这与职业教育相比，存在显著的差异。

（3）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群体的总体职业流动状况优于职业教育：总流动率接近90%，其中循环流动率为54.08%，均显著超过职业教育。在职业流动方向上，高等教育向上的净流动率达38.78%，略高于职业教育。

地区分布上，西部地区总流动率略高于中东部地区，循环流动率则与中东部地区差距明显，净向上流动率高于中东部地区。户籍分布上，农村户籍总流动率高于城镇户籍，但循环流动率低于城镇户籍，分别为32.65%和55.10%。在流动方向上，农村户籍的净向上流动率远高于城镇户籍，分别为67.35%和10.20%。总体而言，高等教育代际职业流动的户籍效应与职业教育相似。

五、职业教育及相关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回归分析

上述分析主要是基于相关变量所进行的描述性分析，为了更好地反映教育对于社会流动的影响，以及户籍、地区等因素对于各教育群体社会流动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建立线性回归方程：

1. 因变量

以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为因变量。

2. 自变量

（1）教育类型Edutype，包括职业教育、初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初中教育为参照类型；

（2）教育与相关变量的交互项。

为更好地刻画户籍、地区等因素对各教育群体社会流动的影响，分别构建（1）教育类型与户籍类型的交互项，以户籍类型与初中教育交互项为参照（方程1）；（2）地区与教育类型的交互项，以西部地区与教育类型交互项为参照（方程2）。交互项显著，则表明户籍或地区对不同教育类型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3. 控制变量

Xi表示加入的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人和家庭背景两类因素，前者包括性别、年龄及其平方项、户口、婚姻状况、所在地区、个人收入对数等，后者以父亲的ISEI值衡量，αi为这些变量的对应系数。

对缺失值采取删除的处理方式，多元回归的统计结果见表10。在模型1中，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对于初中教育，对社会地位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高等教育的促进作用优于职业教育。城镇户籍的社会地位显著优于农村户籍，女性的社会地位优于男性，婚姻有助于提升社会地位，父代的社会地位对子代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模型2增加了教育与户籍的交互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对于初中教育，对于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户籍和性别对社会地位的影响也保持显著。职业教育与户籍的交互项、高等教育与户籍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农村户籍为0），表明相对于初中教育，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对于农村户籍的社会地位提升优于城镇户籍。值得注意的是，职业教育与户籍交互项系数绝对值也高于户籍系数，表明职业教育对农村户籍社会地位的促进作用超过了城镇户籍相对于农村户籍的影响。

模型3增加了教育与地区的交互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主效应仍然显著为正。职业教育与中部及东部地区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西部地区为0），表明职业教育对西部地区社会流动相对于中东部地区，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高等教育与中部地区交互项不显著，与东部地区交互项只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绝对值小于职业教育交互项系数，表明职业教育对西部地区社会流动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此类似，职业教育与西部地区交互项系数的绝对值超过中东部地区变量系数，表明职业教育能帮助西部地区个体摆脱地区因素给其社会地位带来的不利影响，促进社会流动。

回归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证实：职业教育对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与农村弱势家庭的代际社会流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检验上述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进行稳健性分析，以子代与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差值的正负为因变量：正为1，负为–1，不变为0，分别表示向上流动，向下流动和不变，建立多元逻辑回归方程，见表11。结果显示，与多元回归方程的未含交互项、含教育与户籍交互项、含教育与地区交互项三种情况比较，职业教育及其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一致，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得到验证。

另外，考虑到初中样本没有按“非农受雇”条件进行筛选，故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样本筛选也作同样处理，结果与按“非农受雇”进行筛选的情况相似，样本筛选的稳健性得到验证。

六、讨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CFPS数据，多视角实证检验职业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并着重考察了职业教育对于个体及其家庭的“安全网”与“分流器”效应，也进行了职业教育群体自身社会地位状况的描述性分析，职业教育群体社会流动的代际变化分析，以及职业教育群体与初中教育、高等教育群体的社会地位及代际变化的比较。总体而言，与欧美国家类似，我国职业教育同样具有显著的“安全网”效应和“分流器”效应。

（一）主要发现

1. 职业教育为个体及家庭提供坚实的“安全网”保障

总体上，职业教育群体能够取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经济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并且在经济收入、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等维度上显著优于其父代。相较初中教育群体，职业教育具有社会地位的比较优势，表明职业教育能为个体提供坚实的“安全网”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正向的社会流动。

2. 职业教育具有明显的社会阶层“分流器”效应

相较高等教育，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经济地位，职业教育都处于相对劣势，即使在“安全网”功能比较显著的情况下，“分流器”效应依然较强，且随时间推移，两者的差距逐渐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升学热”现象就是个体通过接受更高层级的教育、摆脱职业教育“分流器”效应的一个例证。

3. 职业教育对于弱势群体社会流动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职业教育对于西部地区和农村家庭的社会流动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既体现在职业教育群体的社会地位上，也体现在代际社会流动上，且职业教育对社会流动的正效应优于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当前中等职业学校生源大部分来自于农村和乡镇，这一结论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此外，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相较男性，女性接受教育能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二）关于职业教育对社会流动制约作用的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职业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制约作用，既受职业教育自身“工具性”教育属性的影响，更有其他因素的制约，包括：

1. 家庭因素导致的教育分层

职业教育群体大都来自社会中下层，先赋性因素不足，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类资本存量不足，很难通过自身努力获得阶层提升，社会流动先天乏力。正如Shavit 和 Müller（2000a）所指出的，工人阶层家庭更愿意选择职业教育以追求就业的安全，而通过教育投资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路径对他们来说并不现实。同时，受职业教育信号效应、职业教育质量等因素影响，造成职业教育群体通过后天努力实现社会流动的后劲不足。

2. 职业结构及劳动力市场结构

“职业分层论”认为，职业分类是划分社会阶层的基础，个人的收入、声望等都有赖于职业。职业教育所对应的技术技能主要面向生产一线岗位，因此职业教育对个体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作用有限。同时，在等级化的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教育群体大多数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难度很大，这是职业教育群体难以达到较高社会地位的另一重要因素。

（三）相关建议

尽管如此，职业教育仍然是实现合理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能够有效促进社会流动。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目标是通过职业教育减轻社会不利地位人口的贫困问题，保护比较脆弱的社会群体，持续促进公平。在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职业教育需努力提高相关群体的就业能力，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促进其向中间阶层转化，以扩大中间阶层的比重。要改善职业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进一步放大其“安全网”功能，抑制“分流器”效应，应在以下两方面加大力度：

1. 进一步发挥职业教育对于西部地区和农村家庭社会流动的作用。加大对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为个体提供充足、优质的职业教育机会；通过相应的政策倾斜，鼓励、引导农村家庭选择职业教育，从而促进落后地区和弱势家庭的社会流动。

2. 进一步鼓励初中教育群体接受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群体相对于初中教育群体能产生一定的“净收益”。职业教育能为接受教育者提供“安全网”的基本保障，尤其是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职业教育所给予的支持显得尤为基础和重要。

（四）研究的不足

本文尚存在以下不足：“安全网”与“分流器”效应的比较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与不同教育群体的比较分析需要更精细的模型分析。后续需对上述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如采用倾向值匹配（PSM）模型对职业教育相对于初中教育的“安全网”净效应进行分析。

（王奕俊工作邮箱：wyjxgh@tongj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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