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十年来侵权法立法与司法解释的发展历程

诚如学者所言，“中国民事立法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数百年的道路，不仅构建了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而且构建了民事权利的基本体系，为制定民法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就中国侵权法而言，四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相关法律的制定还是司法解释的颁布，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总体上来说，可以将这一发展过程按照以下时间节点分为四大阶段。

（一）1978年—1987年：开始改革开放到《民法通则》颁行

《民法通则》颁布之前，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百废待兴，无论是研究侵权法的学者，还是处理侵权案件的法官，基本上都没有作为研究对象或适用对象的侵权法条文可言。唯一可作为依据的就是1979年2月2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这一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只用了1条，不超过300字，对人身损害赔偿、损坏财物的赔偿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侵权责任等三方面问题作了简单抽象的规定。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侵权行为增加，所涉及的问题也远远不止这些了。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第九部分“损害赔偿问题”用了10条对过错责任、共同侵权、动物致害责任、有毒物品致害责任、侵害财产及人身的损害赔偿等作出了规定。显然，该司法解释对侵权责任的规定更加全面一些，也为两年后通过的《民法通则》奠定了基础。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通则》，是新中国第一部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它全面详细列举了民事主体享有的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即物权）、债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并给予了相应的保护。故此，《民法通则》被国外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可以说，也正是从《民法通则》开始，中国侵权法的法律体系和理论体系才逐渐开始建立并日趋发展完善。一方面，《民法通则》打破了传统的侵权行为之债的观念，采取了民事责任的模式，即规定无论侵权行为还是违约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都是民事责任，而非意定之债或法定之债。《民法通则》单列“民事责任”一章，对民事责任的共性内容、违约的民事责任、侵权的民事责任以及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做出了规定。尤其是《民法通则》突破传统大陆法系的理论束缚，不再将侵权行为的后果限制于损害赔偿，而是建立了更为丰富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这些规定都为此后我国侵权法的单独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民法通则》建立了以过错责任为原则（第106条第2款），无过错责任（第106条第3款）、公平责任（第132条）等为例外的归责事由体系，并据此采取了对一般侵权行为用一般条款加以规范，对特殊侵权逐一具体规定的立法模式。《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借鉴《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与第1383条，对过错责任做了较为宽泛的规定，既没有在构成要件中区分违法性与过错，也未将侵权法的保护对象分为权利与利益并在基础上设置不同的侵权要件。同时，《民法通则》又分别对国家赔偿责任、产品责任、高度危险致害责任、环境污染责任、地面施工致害责任、物件损害责任以及动物致害责任等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做出了规定。

（二）1987年—2001年：《民法通则》颁行到两个重要司法解释的颁布

《民法通则》颁布后，立法机关又陆续颁布了《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国家赔偿法》等重要的法律。这些法律对产品责任、不正当竞争行为、国家赔偿责任等侵权行为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其中，在我国侵权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与制度有三：其一，产品缺陷的判断标准。《产品质量法》第34条将产品缺陷界定为“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该标准以产品是否具有不合理的危险作为认定缺陷的基本依据，又考虑到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中的强制性标准，有利于维护广大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故此，《产品质量法》虽历经多次修改，但该缺陷判断标准则一直被保留下来。其二，关于死亡赔偿金与残疾赔偿金的规定。依据《民法通则》第119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只是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如果造成死亡的，还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种赔偿的范围显然没有考虑到受害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被侵害而遭受的未来的财产损失，只是赔偿残废者生活补助费或者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其数额明显偏低。《国家赔偿法》首次在法律上承认了人身伤亡损害赔偿中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并明确了残疾赔偿金应当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同时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可以并存。这一规定为今后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三，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次建立了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是我国法律上首次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通说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本条确立了作为合同责任的惩罚性赔偿，然而，这一规定为我国侵权法中惩罚性赔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适应《民法通则》颁行后的民事审判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大量的民事司法解释，其中，除了对《民法通则》进行整体性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外，在侵权领域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上述司法解释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尽管这两个司法解释仅适用于特定的领域，然而，它们确立和完善了许多侵权法中的重要规则与制度，对于此后我国侵权法立法、司法以及学术研究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正因如此，本文将《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颁布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侵权法立法和司法解释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具体来说，《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确立的重要规则及创新之处在于：（1）首次确立了安全保障义务并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区分为两种类型；（2）明确了共同加害行为中的“共同”包括主观共同与客观共同，并首次明确规定了共同危险行为制度；（3）对校园事故责任做出了详细的规定；（4）对法人侵权责任、雇主责任、定作人责任、帮工责任做出了区分，同时明确了工伤保险赔偿与第三人侵权赔偿之间的并存关系；（4）对《民法通则》第126条进行解释，扩张了物件损害责任的适用范围；（5）对人身伤亡的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及计算方法做出了规定，尤其是明确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采取定型化赔偿的计算方法。

《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确立的重要规定及创新之处在于：（1）详细确认了侵害他人人格权和人格利益等合法民事权益者，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2）借鉴《德国民法典》第823条与第826条的模式，区分人格权与人格利益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对于侵害人格权只需要具有过错即可，而侵害人格利益则要求必须是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3）将人格尊严权和人身自由权作为一般人格权予以确认，同时区分了身体权与健康权；（4）将监护权遭受侵害情形予以明确并给予相应的保护；（5）否定了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并在原则上否定了侵害财产权益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只规定了一种特别例外的情形，即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的情形。

（三）2001年—2010年：两个司法解释颁布到《侵权责任法》的施行

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侵权责任法》，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侵权责任法》的颁行是我国民事立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侵权责任法》是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民事基本法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支架性法律。首先，《侵权责任法》的颁布，意味着在立法上，侵权法与债法真正地实现了分离，《侵权责任法》成为我国侵权领域的基本法。至此，我国形成了以《侵权责任法》为基本规范，以《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单行法中的相关规定为特别规范的一个完整的中国侵权法律规范体系。其次，作为侵权领域的基本法，《侵权责任法》对侵权行为共同适用的规则与制度做出较为系统的规定。该第1章至第3章对侵权法的保护范围、归责原则体系、多数人侵权责任、减责与免责事由、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责任承担方式、损害赔偿的范围等共性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使得我国侵权法更加完善。最后，《侵权责任法》以协调自由与安全这两项基本价值为宗旨，其许多规定很好地防范了一些立法出于部门、行业利益的考虑而损害广大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或不合理地限制人们自由的弊端。例如，依据《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款与第7条，无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被置于“法律保留”（Gesetzesvorbehalt）之下。除了法律，其他任何立法无论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还是政府规章，均不得规定无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

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精神损害赔偿解释》颁布到《侵权责任法》制定，在十年内涉及到侵权责任的，还有两部非常重要的法律。一是《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事故是一类极常见的侵权责任，然而，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我国却没有专门规范道路交通事故的法律，而只有作为行政法规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加以规范。这种状况到2003年得到了改变，当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该法不仅对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减责免责事由等做出了规定，还建立了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二是《食品安全法》。该法首次在侵权责任领域中引入了惩罚性赔偿责任，其第96条第2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四）2010年—2018年：《侵权责任法》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编纂

《侵权责任法》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相继颁布了若干侵权法方面的重要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上述司法解释对于侵权责任法的适用问题，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环境侵权责任、食品药品侵权责任、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的侵权责任、医疗损害责任、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等特殊侵权责任中的构成要件、减免责事由、责任的承担、诉讼主体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要“编纂民法典”。从此，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开始进入快车道。2016年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关于民法典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安排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该汇报，并就民法典编纂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为编纂民法典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基本遵循。民法典将由总则和各分编组成。而最高立法机关的工作安排是编纂民法典采取“两步走”的工作思路进行：即第一步先出台民法总则，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适时出台民法典。2017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总则》，完成了民法典编纂工作的第一步。当前主要任务是进行第二步，即抓紧编纂民法典分编。2018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几个主要问题的汇报，原则同意请示，并就做好民法典各分编编纂工作作了重要指示。2018年8月27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首次提交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本次提交的民法典各分编包括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和侵权责任编。其中，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主要是在总结《侵权责任法》经验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与《侵权责任法》相比，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的体系结构与绝大部分内容都没有变化，而只是根据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一些侵权责任规则和制度作了必要的补充和完善，如公平责任规则、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网络侵权责任制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规则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等。2018年12月23日至29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又对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进行了第二次审议。

二、四十年来侵权法的论著与译著

三、四十年来侵权法研究的创新与贡献

改革开放至今四十年，中国侵权法理论研究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演变过程：一是从单纯的呼吁侵权领域的某某立法到开展规范的立法论研究，再到法律颁布后采取教义学的方法进行细致深入的解释论的研究；二是从空洞抽象的论述到更加实证的研究尤其是密切结合司法实践，重视对侵权案件和法院判决的研究；三是从单纯的译介并吸收国外的侵权法理论到立足本国国情，结合我国问题进行更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总的来说，四十年内我国侵权法研究的创新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十大方面。

（一）侵权法与债法的分离

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通常都是在债编各论或分论部分规定各类侵权行为的成立要件，如《德国民法典》第2编“债务关系法”的第8章“具体债务关系”的最后一节即第27节规定了“侵权行为”，《日本民法典》第3编“债权”的最后一章即第5章规定了“侵权行为”。这些关于侵权赔偿责任发生原因的法律规范被统称为“责任法（Haftungsrecht）”。至于调整侵权行为（以及债务不履行等其他原因）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即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则属于所谓的“损害法（Schadensrecht）”，主要规定于民法典债编总则中。因此，无论是侵权责任的成立还是承担，整个侵权行为法的内容都被包含在民法典的债编当中。与此不同的是，我国立法机关接受了学者的观点，将侵权法从债法中独立出来，颁行了《侵权责任法》，并且正在编纂的民法典也将侵权责任编作为独立的一编，置于民法典的最后。

王利明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侵权法应当与债法分离的观点的学者。他认为，我国不应再将侵权法放在债法中，而应当独立出来，制定专门的侵权法并在未来民法典中将之作为单独的一编。首先，这样做有利于极大地增加侵权法条文的数量，更好地规范各类新型的侵权行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次，我国法上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并非单纯损害赔偿之债，而是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以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在内的多种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因此，有必要将侵权行为法单独成编，作为民法典分编的最后一编，成为用于保护物权、债权、人格权、身份权等所有民事权益的法律。王利明教授提出的侵权法独立的观点是四十年来中国侵权法领域中最重要也最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它对我国侵权法的发展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该观点为立法机关接受，我国颁布了《侵权责任法》，从而使得未来中国民法典的编制体系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五编制体系产生了重大的区别。另一方面，侵权法独立后，侵权法条文数量得到极大的增加，这也为侵权法的司法和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侵权法的教学。

（二）侵权法一般条款理论

最早深入研究侵权法一般条款理论的是张新宝教授。在2001年发表的《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的文章中，张新宝教授将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界定为：在成文侵权行为法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作为一切侵权请求权之基础的法律规范。他认为，这种一般条款具备作为一国民法典调整的侵权行为之全部侵权请求的基础以及决定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的框架和基本内容的功能。在比较分析了国外侵权法的规定之后，张新宝教授认为侵权法中应当有一般条款，他为当时正在起草的《侵权责任法》草拟了一个一般条款的条文，即“民事主体的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据本章（本编）之规定，请求可归责的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或其他义务的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通过对一般条款的研究，张新宝教授认为未来我国侵权行为法的立法模式应当采取“全面的一般条款+全面列举”。此后，王利明、杨立新、梅夏英等学者也对一般条款进行了研究。例如，王利明教授赞同侵权责任法以一般条款加上具体列举的方式来对侵权行为进行全面的规范，但是，他认为在一般条款中列举侵权法保护的民事权益时，应当区分绝对权与合法利益而设置不同的要件。应当说，一般条款理论的提出以及深入研究，虽然没有影响到《侵权责任法》的起草者，从而未能使得《侵权责任法》区分绝对权与其他权益而在侵权责任要件上做出不同的规定，但是，一方面，通过一般条款的研究，理论界已经意识到了随着侵权法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张，有必要区分不同的保护对象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以免因为过度而妨害他人的合理行为自由；另一方面，《侵权责任法》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接受了学者们提出的“一般条款+具体列举”的模式，尤其是对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明确限制在只有法律才能加以规定。

（三）过错与违法性的关系

在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中，有无必要区分违法性与过错是一个始终存在争议的问题。我国民法学者对该问题也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讨论，主要分为赞同说与反对说。赞同说认为，一方面，违法性是客观因素，判断的是行为人行为的外形，它可以使民事活动的主体明白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过错只是主观心理状态，具有高度的主观性，而且与道德、心理等问题联系密切，难以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提供清晰明确的行为标准。因此，侵权责任以违法性为要件可以更好地保护自由；另一方面，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中缺乏违法性，单纯以是否具有过错作为判断标准，将导致侵权责任范围漫无边际，过于宽泛。导致不适当地给行为人强加责任的结果。反对说认为，现代侵权法中违法性已经为过错的概念所吸收，二者无须加以区分。首先，在法律上，权利义务是确定行为标准的依据，真正确定人们行为标准的应当是法定的权利而非作为侵害法定权利后果的行为的违法性。其次，违法性与过失在内容上、功能上存在相互交错的现象，违法性应当被已经客观化的过失取而代之。最后，将违法性融入过错当中可以做到简化责任构成要件的作用。

从最终的立法来看，无论是《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还是《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立法者并未明确的区分过错与违法性。当然，法学的学术讨论并不会因为立法的某一规定而宣告终止。围绕着过错与违法性的讨论还有必要深入下去，尤其是因为，赞同区分过错与违法性的人尚未提出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倘若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中缺少了违法性，会造成何种难以解决的弊端。

（四）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引入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从前苏联引入的必然因果关系理论盛行于我国侵权法学界。该理论简单地将哲学上的“必然与偶然”这一对范畴引入侵权法领域，认为在判定侵权因果关系之时，只有当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即由违法行为到损害结果的运动呈现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无法避免、确定不移的必然趋势之时，才能认为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由于必然因果关系说严重混淆了法律因果关系与哲学因果关系，不适当的限制了侵权责任的成立以及赔偿的范围，故此对于受害人极为不利。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必然因果关系说就开始受到理论界的抨击。其中，最早抨击必然因果关系说并主张我国侵权法应当引入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学者就是梁慧星教授。他认为，相当因果关系说不仅是现实可行的，而且符合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精神，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在梁慧星教授的大力倡导以及其他学者对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深入研究与介绍之后，相当因果关系说逐渐为司法界所接受，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许多法院在认定侵权的因果关系都采取了相当因果关系说。

（五）多数人侵权责任体系的建构与完善

多数人侵权责任即二人以上实施侵权行为时产生的侵权责任，分为共同侵权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我国民法学界对共同侵权的研究比较早，《民法通则》颁布前就有学者对共同侵权的民事责任进行过研究。《民法通则》颁行后，由于该法第130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没有对共同危险行为（准共同侵权）做出明确规定，所以在《民法通则》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这一段时间内，学者主要研究的就是共同危险行为。《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4条明确对共同危险行为做出规定后，结合司法解释该规定，又有不少民法学者（包括一些民事诉讼法学者）对共同危险行为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侵权责任法》颁行后的数年。

事实上，多数侵权人责任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不是共同危险行为，而是共同加害行为（狭义的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即共同加害行为究竟是否要以意思联络（共同故意）或共同过错为要件。具体来说，就是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第8条中的“共同”一词的涵义。目前学术界有共同故意说、共同过错说、共同行为说与折中说等四种不同的观点。尽管到目前围绕着该文的讨论尚未结束，但是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理论层面说，它决定了共同加害行为的适用范围，还影响了共同侵权行为的内在体系及其与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间的关系，对于多数人侵权责任体系的构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实践的角度上看，共同加害行为究竟是否需要以意思联络为要件，直接决定了多数人侵权责任中多个责任人之间究竟承担按份责任还是连带责任，而这对于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显然都是影响巨大的。

（六）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

死者的人格利益就是指死者的姓名、名誉、肖像和隐私等。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最早产生于1987年的天津“荷花女案”。该案原告陈秀琴系天津解放前已故曲艺演员吉文贞（艺名荷花女）之母。被告魏锡林撰写小说《荷花女》并发表于《今晚报》上。该小说使用了吉文贞的真实姓名和艺名，称陈秀琴为陈氏。魏锡林在书中编造虚假事实，称吉文贞在病逝的前两年先后同许某某等3人恋爱并收对方聘礼，其中于某某已婚，吉文贞却愿意作于某某的妾。小说还描写了吉文贞先后到当时天津帮会头头、大恶霸袁某某和刘某某家唱堂会并被袁、刘侮辱。最后影射吉文贞系患性病打错针致死等。原告陈秀琴在《荷花女》发表后，精神受到刺激致病。该案审理法院虽然认为被告的行为是违法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就被告侵害了谁的何种权益却不甚明了，故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认为：“吉文贞（艺名荷花女）死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其母陈秀琴亦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年之后，四川又发生了“范应莲诉敬永祥等侵害海灯法师名誉权案”，在该案批复中，最高人民法院同样认为：“海灯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作为海灯的养子，范应莲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就是我国法律上对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第一阶段，即所谓保护死者名誉权阶段。

此后，类似的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典型案件不断发生，而学术界也在“荷花女案”之后开展了对死者名誉保护问题的研究。主要研究的问题是，法律究竟保护死者的什么？是死者的名誉权、死者的名誉，抑或这种保护只是死者人身权益的延伸效力的体现，还是说法律并非保护死者的什么权益而是保护死者的近亲属的权利。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学术界达成共识的是，死者已经不是民事主体，不享有名誉权，侵权法保护的也不是死者的名誉权。侵害死者的名誉不仅会给死者的近亲属造成精神痛苦，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也会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需要保护死者的名誉，除此之外，死者的姓名、肖像、隐私、荣誉等其他人格利益以及遗体、遗骨等也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一来，我国侵权法的保护范围就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七）安全保障义务理论的提出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负有的保障他人之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注意义务。如果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该义务，应承担侵权责任或相应的补充责任。尽管在1999年，曾有学者发表过论述安全保障义务的文章，但并未引起理论界的关注。此后，由于实践中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引发的侵权纠纷日益增加，尤其是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的发生，使得理论界开始重视对安全保障义务的研究。对安全保障义务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是张新宝教授，他与学生唐青林于2003年第3期的《法学研究》上发表了《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一文。该文对经营者在其服务场所对消费者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判断标准、违反该义务与损害的因果关系以及责任的承担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了对安全保障义务的研究。应当说，安全保障义务理论的提出以及立法上的规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安全保障义务有利于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环境下，更好的保护广大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另一方面，安全保障义务也极大的扩张了作为义务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第三人直接从事侵权行为时，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不作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因果关系判断问题。也正因如此，《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6条对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为《侵权责任法》第37条所吸收借鉴。此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第2款、《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2款也分别对经营场所的经营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作出了规定。

（八）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完善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日益富裕，私家车的数量持续增长。于此同时，交通事故也在极大的增长。2001年到2004年是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数最多、死亡人数最多的四年。在这四年中，每年直接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高达十万人。为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广大民事主体的人身与财产安全，2004年5月1日起《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随着该法的出台，学界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有二：其一，《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所规定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时的归责原则究竟是什么？无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还是所谓特殊的过错责任？不仅理论界围绕着该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社会公众也高度关注，甚至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也多次提出议案、提案要求对相关规定作进一步明确。这也直接导致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仅3年后就被修正。而此次修正的唯一条文就是第76条第1款第2项。其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主体。《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是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最为重要的法律规范，但该条并未明确界定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只使用了“机动车一方”的含糊表述。因此，确定机动车一方尤其是在机动车的所有人与管理人、使用人分离的各种情形——借名买车、连环购车、出租出借机动车、盗抢机动车、机动车挂靠、试乘试驾等——中明确各个主体之间的责任关系，就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而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成果亦为《侵权责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所采纳。

（九）医疗损害责任的统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法院对于因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活动造成患者损害的案件，适用的都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从最初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到此后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然而，无论是《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还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都混淆了医疗事故与医疗损害的关系并由此导致我国司法实务中的医疗损害责任制度被分为医疗事故与医疗过错并存的二元结构，即经过鉴定构成医疗事故的，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给予赔偿；不构成医疗事故的，但存在医疗过错的，则适用《民法通则》以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给予赔偿。这种二元结构也直接导致了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的双轨制以及医疗损害赔偿标准的双轨制，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错赔偿责任的数额反而高于构成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数额的不合理情形。对此，理论界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医疗损害的二元结构不仅损害了法制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影响了司法公正，而且加剧了医患矛盾，无法实现对患者与医疗机构的平等保护。未来我国应当建立对患者与医疗机构给予平等保护，兼顾社会公共利益的统一的医疗损害责任制度。《侵权责任法》的起草者接受了学者们的观点，该法第7章专门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其调整范围涵盖了所有的患者因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而在诊疗活动中遭受损害的情形，不再区分是否构成医疗事故。

（十）损害赔偿法的研究

我国《民法通则》《物权法》以及《侵权责任法》对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物权的保护方法以及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做出了规定，其中，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包括八种，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学界对于对物权的保护方法、绝对权请求权与侵权责任的区别、损害赔偿之债与侵权责任的关系、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与归责原则的关系、损害赔偿的方法、损害赔偿法的体系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澄清了不少误解，深化了认识。就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中最为重要的一类损害赔偿责任而言，侵权法学者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研究成果最为深入的是以下几项：

1.过失相抵也称与有过失、混合过错，它是当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损害结果的扩大具有过错时，依法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制度。对于过失相抵，学者进行了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包括过失相抵的历史发展，过失相抵与受害人过错、损益相抵、自甘冒险等其他规则的区别，过失相抵的理论基础、过失相抵的构成要件尤其是受害人的过失相抵能力、第三人过失能否适用过失相抵、过失相抵能否适用于无过错责任、过失相抵的法律后果与具体的方法等。这些研究成果为《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损益相抵乃是损害赔偿法的一项基本规则，旨在落实完全赔偿与禁止得利原则，从而贯彻实现损害赔偿法的补偿功能。由于赔偿权利人获得利益的来源多样化，损益相抵应依因果关系及法律评价加以认定，故此立法上无法予以抽象的规定。故此，在研究方法上，我国侵权法学者采取了类型化的研究方法，即区分赔偿权利人所获得利益的不同类型，如因第三人给付而获得的利益、因受害人行为而获得的利益、因损害事件而获得的利益以及因客观原因而获得的利益等，分别判断这些利益是否具有可扣减性。这种研究对于司法实践中解决损益相抵的案件具有极大的帮助。

3.精神损害赔偿也称“非财产损害赔偿”，是指因侵害他人的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时，侵权人应当向被侵权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我国学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研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从单纯地争论是否应当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发展到后来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适用领域（如违约中能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侵害财产权益能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数额的确定因素与计算方法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该研究在2001年的《精神损害赔偿解释》颁布后达到高潮。

4.惩罚性赔偿。如前所述，学界对惩罚性赔偿的关注始于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对双倍赔偿的规定。起初，学者们主要还是讨论该条的适用以及合同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后来对惩罚性赔偿的讨论就不限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合同法，而是讨论侵权法上的惩罚性赔偿问题，具体包括：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关系问题，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的功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性质，产品责任之外其他侵权行为中引入惩罚性赔偿的可能性、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要件等。

结语

　　回顾四十年来中国侵权法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三点结论：首先，四十年来中国侵权法立法、司法解释以及理论研究的发展，始终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离开了改革开放，侵权法就不可能发展甚至连存在的空间也会丧失。如果没有经济体制改革，不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生活中不可能存在各种新型的侵权行为，无需侵权法加以调整。例如，之所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近年来增长迅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许多家庭都有自己小轿车密切相关的。再如，倘若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网络科技的高速发展，不是因为进入了网络社会与信息时代，网络侵权责任恐怕也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同样，如果不对外开放，我国的法学研究视野就无法拓展，无法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将永远成为井底之蛙。我国侵权法的学术研究、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自然也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其次，在侵权法的发展过程中，立法、司法和学术应当保持一种良性互动、共同成长的关系。只有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大量学术成果的产出，以及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立法机关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侵权法立法；而只有科学合理的立法，才能指引法官应对纷繁复杂，急剧变化的社会，处理各种新型疑难复杂的侵权案件。学者们也才能进行侵权法教义学的研究，不必纯粹的纸上谈兵、天南海北，更不必为了一个立法上的低级错误无端耗费时间与生命；只有紧密结合司法实践，始终关注司法实践中的新型侵权案例与判决，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才能使得侵权法立法牢牢扎根中国大地，才能使得学者们真正洞悉生活中的侵权法而非书本上的侵权法，从而做到研究上的有的放矢。

最后，当前我国正在抓紧编纂民法典分编。诚如立法机关的同志所言，民法典的编纂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制定一部完全不同的、新的民事法律，而是要对现行分别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理，消除现有法律规定的矛盾冲突，去除其中重复繁琐的内容，针对那些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加以修改完善，就社会经济生活中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既然如此，侵权责任编的编纂就必须要充分吸收四十年来中国侵权法立法、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已经取得的优秀成果，确认已经达成的共识（包括公认的行之有效的规定以及公认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做出相应的规定，从而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编纂一部真正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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