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改革大版图——从22号文说起
透过国资国企改革大版图，可以把握整个国资国企改革的脉络在哪里，政策制定的出处在哪里。原先预告的“1+15”已经沸沸扬扬的掀动了全中国的国资国企改革的大版图。事实上，“1+15”的后续推进，是先出了一个22号文，22号文之后，又陆续出台了15个文件，加上8月份新出的《混合所有制公司员工持股规定》，《干部罪责规定》。目前还有7个文件有待出台，尤其是非常重要的、归属于财政部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相关的文件。
有趣的是，很多国企首先等中央的“1+N”的推出，其次是等省里的“1+N”的配套，再次等市里的“1+N”的出台。国企总觉得制度、细则、措施、政策还没出到位，自身改革的法理和依据不足。
反之一些抢跑的省，像山东、重庆好像在改革里面攫取了较大的红利，但是习总又要求我们不要抢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一切都得回到习李新政对此次改革的核心把握，可以解读为三点：
第一，顶层设计一张蓝图干到底；
第二，防止整个国家层面上的往复式前进、试错式前进、摇摆式前进，希望依据顶层设计，不要抢跑，避免政府的往复式、摇摆式、矫枉过正式发展；
第三，推动基层首创。核心就可以归结为这三点。
具体到地市国有企业，对这三点的解读就是一句话，别指望国家层面、省里层面、市里层面，细致到位的把所有你需要的改革文件制定出来，而应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大的改革方向与方针，围绕着22号文的解读，展开你的改革的争取，如果成为试点非常好，如果不能成为试点，只要你的改革符合22号文的精神，你积极由下而上。
如果本级发动不了，那么在子集团或分公司由下而上发动改革，最后，这个大的方向不取决于后面的“1+14”里面的14，而是取决于“1”，也就是22号文，所有后续出的文件里打摇摆的、不坚定的，都应该回到对22号文的解读上去，这是对整个体系的核心认知。
回到22号文，22号文只出来了8个要点，大家需要重点把握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分类推进国企改革，这是重中之重。
二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福建干的这件事情在全国还是非常有影响，当然这件事情事实上是厦门先开了个头，进行国有独资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国有独资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和山东省正在推的把18户国有企业的30%划到社保基金，是一脉相承，都是要解决国有独资企业的治理不起来的问题。无论如何，当董事会引入了不同的声音，不管这个声音多么微弱，董事会都会思考这个声音的合理性并真正进入实质董事会，而非形式董事会。
同时，现代企业制度还指向外部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破除国有企业运行多年以来形成的体制依赖、路径依赖，国有企业各种体制的硬束缚、软束缚、隐性束缚都可以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涵盖进来。但是需要明确，此次改革最核心的恰恰是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度、治理结构、领导人管理、企业薪酬、内部用人制度等等。
比如领导管理，广州出台了国企领导人的退出制度，连续两年经营不善，整个任期内有重大失误，国企领导要解职。在过去，我们很难想象，喊了很长时间的所谓能上能下都是大忽悠，但是广州首先把这个事给落实下来了。还有薪酬管理，各地在薪酬管理问题上呈现风起云涌的变化，还是以上海的创新为例。
上海在薪酬管理方面的创新到了很高的程度，重大的海外并购、重大的研发、重大的投入，包含电商投入这一类的投入，视同为利润，只要你在海外并购，只要你在重大的经营行为、研发，重大的经营决策，包括电商投资上面，投下去钱，视同为当年拥有了利润。这样一来，在企业经营上面，企业家的胆子更大了，那么，围绕着习总所说的，培养一批企业家，培养一批强势企业，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如何做好保驾护航就越来越重要了。
三是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如何表达党组织在治理里面的法定地位，转变过去党组会先开完会以后，事情决定以后再上董事会这种一明一暗的程序。过去党组会或党政联席会是暗的程序，是外人不知道的，下一步，需要把党的领导作为光明正大的程序表达在权利过程中，而不是内部的一个非正式流程。
另外，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如何创造良好环境，这是22号文的全部。
把握22号文，需要把握分类监管、混合所有制、国资投资运营平台和优化国资布局四个要点。
一是关于分类监管。
上海市做得最有格调，叫“进大院、开小门”。这也能解决我们的公交的一个大麻烦，其实公交自己都知道，它不可能是商业类，单单是BRT这个沉重的包袱，铁定是公益类。那我们的公交为什么争取往商业类上靠一靠呢？答案很简单，公交怕公益类在薪酬、项目的改革方面束缚太多，但是下一步如果“进大院、开小门”，问题就能得到较好地解决。
举例来说，公交的充电桩、小众公交，面向开发区、面向企业、面向旅游景点的公交，可以利用公交自己的厂赞所开发的零售综合体、购物中心等板块成为商业类。换言之，公交本身是公益类的，他的子公司的一小部分又可能是商业类的。按照“谁出资、谁分类”的原则，这样的做法是高度吻合22号文精神，也吻合某些公益类企业里有商业、商业类企业里有公益的国企现状。
二是关于混合所有制，将另行讲述。
三是关于国资投资运营平台。
这次最大的创新和认知在于，原先国资委拿在手上的股份是没有用的，把国资委手中的股份放在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下面，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就拥有了很大的一块资产。
例如重庆渝富拥有另外的重庆八大投的50%以上的股份，但是黄奇帆同志给他们的概念是持有股份而不控制，拥有股份进行资本运作而不并表，持有股份运作而不去干预其他企业的经营，并且渝富不负债，即“三个不”。
这“三个不”显示，这八大投具体的经营管理，仍然是重庆国资委直接在过问，但是八大投的股份纯粹是股份，给了渝富公司，让渝富公司去高抛低吸，将这些股份证券化运作，就像把一座楼房、一块地给了你一样，纯粹就是把重庆高投或水投的股权给你。
请注意，只是把股权的收益权给了你，没有把相应的决策权、知情权给你，决策权、知情权在国资委手上，收益权、分红权给了你。这种对国资的重新审视和思考，弥足珍贵。各个省市下一步要改革，要有增量资源进来，现在除了发基金以外，增量资源到底在哪里，重庆这个答案探索的非常到位。
四是关于优化国资布局。
下阶段我们市的深圳化发展势在必举。很多人都了解，每当大城市出现中心城区因基础设施投入、民生投入过高引发的补涨效应集中爆发的时候，这个城市就到了加速扩容期。换个说法就是，我们的“大XX”建设已经被引爆了。如果再简单地将所有资源砸到区内130平方公里，就是我们的短视。
围绕怎样打造科创中心，促进“5+3+10”产业落地，应该朝着岛外走去。如何优化国资布局，有空间上的布局调整，有产业结构上的调整，我们市的国企下一步会分别围绕着“5+3+10”——不排除“5+3+10”这个提法会做一些微调——进行引导性投资，打造现代化服务体系，以及其他的相关发展，这是我们市优化国资布局的关键。
这是22号文带出来的四大共识，但是由此也带出三大难题：国企功能界定和分类、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如何推进。尤其是监管体制改革变成了一个大问题，现在只要是推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第一难题就是实现国有资产监管的全覆盖。原则上，除宣传部管的广电传媒以外，其他团外办资产、党政机关和团体下的经营性资产应当统一纳入国资委监管，这项工作已经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各地推进程度高低不一。
本文仅是专题研讨活动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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