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研究丛书
悦古——中国艺术史中的古器物及其图像表达
孔令伟 著
孔令伟，现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著有《风尚与思潮：清末民初中国美术史中的流行观念》；编著有《中国现当代美术史文献选编》(与吕澎合作)《艺术哲学与史学理论》等；发表论文有《黄伯思与〈宣和博古图〉》《端方旧藏柉禁的称谓及图像记录方式》《图像证史，还是一个视觉童话？》《近代中国的视觉启蒙》《观念的拟人化及相关问题》《畏兽寻证》《新史学与近代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兴起》等。
序
范景中
己亥春草之月，余读孔令伟先生所译《历史及其图像》，赞佩其文笔疏宕，娓娓有致；又闻其迻译《趣味与古物》，所选书皆史学之新经典；一论历史感知与呈现，一言美感消解或置换历史之感，其意度波澜，正可振发吾人精神之气魄。
令伟先生近年论题正循此而行。推求历史如何施于教化，阐述文物之于祭祀或追念先哲所蕴价值如何感荡后人，参酌古今，精加䌷次，翻援比类，发其端倪，乃荦荦大者；或亦从其译著寻绎得旨，虽泰西中土不接以迹，但接以心也。
今又拜读此稿，所论历史之感何以化为审美之感，所述图像典雅，重器庄严，有精神贯注，皆落落神圣也。知其往矣，椎轮大辂，已渐入邃深之境；而其分析传统学者合“应用、研究、鉴赏”三者为一体，则附于观堂先生之论，以求有所阐扬。
至于笾豆之事，令伟先生非但不以是为琐琐，且能以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见于一心。尤以古物比人，拟其肖像、身份，想象与花草文士合影，栩栩乎于纸上，并覃及版刻、卷轴、传拓、摄影，贯穿旁涉，非仅一时高情胜致，实有深意在焉，一言以蔽之：为美术史学发明新观念也。古人云：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然皆非史学。余读此书稿，忽记章学诚《上辛楣宫詹钱大昕书》语：“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令伟先生以逆于时趋为怀抱，流露于字里行间，此殆其史学欤？
余常感古人读书，人知《易》为卜筮之辞，夫子读之，哀作者忧患；人知《离骚》为辞赋之祖，太史公读之，悲作者心志。古人每读一书，多有别裁卓识；每制一物，如隃糜彝俎，亦寄托遥深。名物之学，金石之志，能为美术史翼辅，尚待才俊之士张皇幽渺，而令伟先生此书玲珑透穿，发乎毫端，读之不觉老眼如月，因缀小言于卷耑。
目 录
序 范景中
导 论 / 1
第一章 从祥瑞到清玩——关于鼎彝古物的观念变迁 / 7
一 鼎与祥瑞 / 7
二 仿古器物——从礼器、明器到清玩 / 20
三 博古图案 / 26
第二章 礼器图 / 31
一 “礼器瑞物图”与“礼图” / 31
二 《三礼图集注》之得失——兼论“黄目” / 40
三 礼制局与新的礼器范式 / 59
四 徽宗朝的古物聚藏与著录 / 78
第三章 古器物图谱 / 85
一 李公麟——《古器图》和洗玉池 / 86
二 吕大临的《考古图》 / 103
三 黄伯思与《宣和博古图录》 / 104
四 秘阁——董逌与黄伯思 / 112
五 地方州县的“礼图”及仿古礼器 / 122
第四章 “芙蓉蘸鼎”——古器物与绘本“博古花卉” / 127
一 芙蓉蘸鼎 / 127
二 花事与花品 / 142
三 花信、花时与相关绘画 / 153
第五章 “鉴古”题材的作品与文人生活 / 165
一 从《西园雅集图》到《东坡博古图》 / 165
二 古物与文人的书斋生活 / 190
第六章 拓本博古图 / 207
一 “焦山鼎”与“六舟” / 207
二 陈介祺和周希丁 / 233
三 拓本博古花卉 / 238
第七章 端方旧藏柉禁的称谓及图像记录方式 / 245
一 柉禁·棜禁 / 246
二 几种图像记录方式 / 252
后 记 / 265
图版目录 / 266
参考文献 / 275
2001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海派博古图初探》，此后，有两个问题一直在我的头脑中徘徊不去：第一，所谓“博古图”究竟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趣味？换句话说，由古物鉴赏而产生的历史感、历史知识及象征性含义何以会转换为纯粹的“美感”？第二，在艺术史领域，古器物及相关图像研究，其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这一类物质遗产对于我们理解自身的艺术史传统和研究方法是否有新的启示？古物出于古人之手，是历史的直观记录和感性表达。对古物的鉴赏和研究会激发出深沉的“历史感”，进而幻化为特殊的审美趣味。在绘画史研究领域，我们熟知的例子是高居翰（James Cahill, 1926-2014）的“风格作为观念”（源出于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提法。在书法史研究中，碑学的兴起也同样得益于此。阮元之后，金石学家对古石刻文字的研究已出现明显的变化，历史考据之余，鉴赏与批评也成为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对拓片之版本，对“字口”之讲求即为例证。王国维曾拈出“古雅”一词，用以补充“宏壮”和“优美”之外的另一种审美体验，即独立于自然世界之外的人文之美及其历史传统。在王国维那里，“古雅”之美来自“三代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这也是沉湎于书斋生活的中国传统文人和现代知识分子共有的体验。古物让我们“目验”了古人留下的痕迹，并从直观历史体验中产生出特殊的美感，这是中国艺术史中比较独特的趣味。为古物制作“肖像”（图像），并不断加以仿效、复制，这几乎是中国艺术史，特别是宋代以后艺术史中的主线。李零在《铄古铸今》中充分讨论了这一现象。古人对古典价值的认同与研究，主要体现为仿古器物（包括卷轴书画）的制作与应用，其次才是各类著录、题跋和考据。“仿古”是历史体验的一部分，而被模仿的对象则经历了时间的筛选，超越了历史，是纯粹的审美对象。赝品、仿造之物之所以倍受欢迎（或憎恨），也是因为其背后的价值观在起作用。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甚至还会对赝品、作伪的历史生出一份同情。明人翻刻唐宋诗文，作者必然是韩柳、八大家，而不是书商和刻工，同样的，复制古画也要署“唐吴道子笔”或唐寅的名字，张泰阶的《宝绘录》就是这样一部“奇书”。同印刷文化一样，这是一种特殊的图像文化，未必全然是为了牟利。宋代以后，复古趣味体现得越来越明确。古器物的出土，历代均不乏其事，但真正重视古物、研究古物，其风气还是始于宋代。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中称：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焉后世。繇汉武帝汾睢得宝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又于扶风亦得鼎，款识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别本并作物色。”及后和帝时，窦宪勒燕然还，有南单于者遗宪仲山甫古鼎，有铭，而宪遂上之。凡此数者，咸见诸史记所彰灼者。殆魏晋六朝隋唐，亦数数言获古鼎器。梁刘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皆金错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为事。独国朝来，浸乃珍重。
宋人研究钟鼎古器，其最初关注点是古文奇字，目的是“证经补史”，这是一门具有开拓意义的学问，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初期的古文本校勘和古文法复兴，或汉代经师的解经“运动”。与秦汉以降的石刻史料相比，钟鼎文字展示了一个更为古老的历史世界。在文献的辅助下，宋代学者可以通过释读铭文而重返三代，并与汉代学者不断展开“对话”。按照王国维的看法，古器物收藏与研究的热潮，最初是始于“私家”，而宋内府古器物的搜求、考订与著录工作，同样得益于“私家”学者的贡献。历史学家岑仲勉《宣和博古图撰人》，以及台湾学者陈芳妹、北京学者韩巍的论文都保留了王国维的这一基本思路。但是，除了强调“私家”学术，我们还应看到一点：即宋代金石学同时也是“公私并举”——即“应用、研究与鉴赏”并存的学问。“应用、研究、鉴赏”这一思路得益于王国维。关于金石学“应用”的一面，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说：更就应用一方面言之，则宋初郊庙礼器，皆用聂崇义《三礼图》之说。聂图虽本汉人旧图，然三代礼器自汉已失其制。及宋时古器大出，于是陆农师（佃）作《礼象》十五卷，以改旧图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彝器，与聂图大异。逮徽宗政和中，圜丘、方泽、太庙、明堂，皆别铸新器，一以古礼器为式。后或铸以赐大臣，讫于近世犹有存者。元明以后，各省文庙礼器皆承用之，然其改革实自宋人始。
至于“研究、鉴赏”的一面，他说：“金石之学，创自宋代……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本书所谈的“应用”主要是指各类“仿古礼器”“明器”和《礼图》《祭器图》；研究是指古物著录和题跋；鉴赏的范围较宽广，除了器物本身，还要包括鉴古、博古题材的人物画和以古物为主题的“博古画”。从应用的角度来讲，宋代至少有三位帝王——仁宗、徽宗和高宗——对复兴礼乐、仿制古礼器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研究而论，无论是文字辨识、器物著录，还是史料考证和礼制阐释，宋代学者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鉴赏为言，则宋人制作的仿古铜器、瓷器开始成为生活中的奢侈品，新的艺术趣味正是从此中萌芽，并彻底改变了古物的意义：从荒坟败冢、枯骨朽棺中得来的物品竟会直接进入书斋密室，供人把玩摩挲，这总归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应用、研究、鉴赏”，这三者孰先孰后，边界何在？恐怕很难一概而论。隐藏在三者之后的种种意念、欲望又会生成各种机缘，让意想不到的事物彼此碰撞，产生“互缘”（情境逻辑）。一般而言，“应用”或“功能”总该放在首位。但是，若没有美感的触发，“应用”的念头也是无从谈起。与此同时，从研究中得来的兴趣恐怕也不容小觑。而且正是这种“兴味”不断勾引起学人“起而行之”的冲动。在艺术史研究领域，古代学者对古器物及相关图像的研究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关于这一类问题，清代四库馆臣曾发过感慨，云：“著述之中，考证为难；考证之中，图谱为难；图谱之中，惟钟鼎款识义通乎六书，制兼乎三礼，尤难之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十五·钦定西清古鉴》）古代金石学者在经学，特别是礼学的知识背景下展开古物研究，其内容至少涉及题铭释读、图像辨析和文献考证这三个方向（即王国维所言“文字、形制、事实”三项），而每一项都需要极为专门的知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恐怕也是艺术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包括卷轴书画在内的古代艺术史研究，尤其不能离开这一路径。按照容庚先生的看法，古人对于古器之观念，大概可以分为三类，即“以为祥瑞者”“以为器用玩好者”和“以为研究者”，这三点与王国维“应用、研究与鉴赏”的提法相类似。受到这一观点的启发，本书采用了以下写作结构：第一章，讨论有关古物的观念变迁；第二章，通过礼图这一类特殊古物图像讨论古物的“应用”“实用”问题；第三章，讨论儒家学者、古物学家对古器物的研究与著录工作；第四章，从审美的角度讨论艺术史中的古物图像，及这类图像所涉及的特殊题材类型；第五章，通过江南文人的生活方式，探讨历史感与美感的关系；第六章，介绍古器物拓片及“拓本博古图”，核心还是历史感与美感；第七章，通过端方旧藏柉禁，探讨古物摄影的真实性问题，这一章受到了《历史及其图像》导论部分的启发。当然，在这本书中，我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古器物的图像表达方式问题，其中包括版刻、手绘和传拓这三种基本形态。近代以来，古物摄影开始出现，古器物图像复制技术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各类博古图的实用功能渐渐消解，但其审美含义却与日俱增。今天，版刻、手绘和传拓的古器物图像在拍卖会场频频现身，而我们主要是从美感、历史感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图像，并在其“古雅”的气息中徘徊流连，乐而忘返。中国美术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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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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