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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 三联书店 2005年版

目前尚无法看出，以政治活动为业会呈现出什么面貌。

甚至更无法看出，沿着什么途径才有可能找到机会，使得有政治天赋者承担起遂其心意的政治任务，基于物质条件而不得不“靠”政治吃饭的人，几乎总是会首先考虑新闻工作或党内官员职务，将其作为典型的谋生捷径。或者，他一定会考虑诸如工会、商会、农会、手工业协会、劳工委员会、雇主协会等这些利益团体的代表位置，或者是某个市政府中的位置。

关于这些外在物质的方面，所能说的也不过如此：就像新闻工作者一样，党的官员也会被人当做“不得志者”受到厌恶。他的耳旁会一再响起“受雇文人”或“受雇说客”这种不幸的称呼，尽管这种话并未明白说出来。

凡是心理上不堪一击，没有能力自寻答案的人，最好远离这种生涯。因为无论如何，这条道路除了有强大的诱惑之外，也不断地导致失望。那么，这种生涯能带来什么样的内心享受，它为走上这条路的人安排了什么样的个人条件呢?

首先，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知道自己在影响着别人，分享着统治他们的权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里握着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命脉，会令职业政治家超然于日常的琐细事务之上，即使正式说来他仅仅是个地位平常的人。但是他现在的问题是：我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有望正确地行使这种权力？(无论就具体的个人说这权力多么有限)他怎样才能有望正确履行这种权力加于他的责任呢?这把我们带入了伦理学问题的领域，因为这些问题就属于这一领域。一个人，如果他获得允许，把手放在历史的舵盘上，他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可以说，有三种前提性的素质，对于政治家是决定性的：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里所说的激情，是指不脱离实际的激情，是献身于一项“事业”、献身于一个掌管着这项事业的上帝或恶魔的激情。它所指的，不是我的已故友人席美尔习惯上称为“无生育力的亢奋”(sterile Aufgeregtheit)的那种内心感受，这是某些俄国知识分子(并不是说他们全都如此!)所独具的特色。

正是这种亢奋，在我们用“革命”这一高傲的名称来修饰的这场狂欢节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这是一种“徒具知识关怀的浪漫主义”(Romantik des intellektuell Interessanten)，它空洞无物，缺乏任何客观责任的意识。

当然，无论这激情多么真诚，仅靠它是不够的。激情并不能造就政治家，除非这种献身于“事业”的激情，也使得对此项事业的责任心成为行动的指南。这方面所需要的，是恰如其分的判断力。

这是对政治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心理素质：他能够在现实作用于自己的时候，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这也表现在他与事与人都能保持距离。“缺乏距离”，乃是政治家致命的罪过之一，也是我们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一旦养成便注定会在政治上无能的素质之一。

因此，政治家每时每刻都要在内心征服一个十分无聊，却又十分符合人情的敌人：一种十分庸俗的虚荣，它是对事业采取不脱离现实的一切献身行为的死敌，是保持距离的死敌，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同自我保持距离的死敌。

虚荣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品性，大概没有人能完全摆脱它。在学术和学者的圈子里，虚荣是一种职业病。但是，在学者中间，从虚荣不致损害科学工作这个意义上说，它不管表现得多么令人难以接受，却是相对无害的。政治家的情况完全不同。他的工作，离不开追求权力这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因此，如平常所说的那样，“权力本能”属于他的正常品质。但是，这种追求权力的行为，一旦不再具有客观性，不是忘我地效力于“事业”，而变为纯属个人的自我陶醉，他便开始对自己职业的崇高精神犯下了罪过。

在政治领域里，致命的罪过说到底只有两种：缺乏客观性和无责任心，这两者虽不总是，也常常是一回事。虚荣心，个人尽可能站在前台被人看清楚的欲望，强烈地诱惑着政治家犯下这两种过失。当煽动家极想制造“效果”时，情况就更复如此。

他会因此时刻处在这样的危险之中：变成一名演员，对于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满不在乎，只关心自己的表演留给人们的“印象”。他的缺乏客观性，诱使他不去追求真实的权力，而是追求浮华不实的权力外表。他的无责任心，又会使他缺乏实质性的目标，仅仅为了权力本身而享受权力。权力是不可缺少的手段，追求权力是一切政治的动力之一，虽然如此，或毋宁说正因为如此，对政治力量最最有害的歪曲，莫过于像暴发户一样炫耀权力，无聊地沉醉在权力感之中，和一般来说对权力本身的所有崇拜。

单纯的“权力政治家”或许可以造成强烈的影响，但实际上他的工作既无目标也无意义。(在我们中间，也有着一种强烈的崇拜欲望，会给他带来荣耀)在这方面，对“权力政治”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一些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人物突然出现心理崩溃，从此类事例我们即可看出，在这种外强中干的姿态背后，隐藏着内心的虚弱。这种心理崩溃，是对人类行为的意义持一种虚假而肤浅的态度所造成的产物，它同所有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中包含的真正悲剧意识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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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行为的最后结果往往——甚至经常——完全不合初衷，甚或时常同它截然相悖。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现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无暇做详细的证明。但正是由于这个事实，若想让政治行为获得内在的支持，对事业的奉献就是不可缺少的。政治家为了事业而追求和运用权力，至于这事业具体是什么，属于信仰问题。

政治家可以服务于民族的、人道主义的、社会的、伦理的、文化的、世界性的或宗教的目的。政治家可以为一种对“进步”的强烈信念所鼓舞，无论它的含义是什么，他也可以冷静地拒绝这种信念。他可以宣称要为某种“理想”效力，也可以从原则上否认这种理想，只打算服务于日常生活的物质目的。然而，某种信念是一定要存在的，不然的话，即使是世界上最重大的外在政治成就，也免不了为万物皆空的神咒所吞噬，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做上面这些说明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我们今晚所关心的问题了：政治作为一项“事业”的性质。如果完全不考虑它自身在人类行为的整体道德安排(die sittliche Gesamtokonomie)中的目标，政治能够完成什么使命?也就是说，在伦理世界中，政治的家园在哪里呢?当然，在这里，终极的世界观相互冲突，人们必须在各种世界观中做一抉择。让我们来果敢地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最近人们又以十分错误的方式，重新开始对它展开讨论。

不过我们首先要让自己摆脱一种十分不足道的谬误，即从道德的角度说，伦理学乍看上去是在起一种非常有害的作用。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各位几乎找不到这样的男人，当他移情别恋时，他不觉得需要给这种行为找个理由，对自己说：她不值得我爱，或她令我失望，或无论什么好像存在的“理由”。这种极其缺乏风度的态度，是要为一个明白的事实——他不再爱那个女人，她必须接受这一点——找个虚构的“正当理由”。

靠着这种“正当理由”，这个男人为自己要求一种权利，同时把引起不幸的错误加在她的头上。情场上获胜的竞争者，其作为也如出一辙：他的对手一定不如他值得人爱，不然他也不会被淘汰出局了。

当然，如果在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后，胜利者以有失尊严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宣布，“我赢了，因为我是正确的”，这同上面的情况并无两样。或者，如果有人在心理上不堪忍受战争的灾难，又不想说自己难以承受，他便会感到，有必要代之以另外一种感情，来为自己对战争的厌恶寻找正当理由：“我不能忍受这种战争，因为我是被迫为一种不道德的理由去战斗。”战争的失败者也是如此，战争结束后，一切既通人情又态度节制的人，在社会结构引起了战争的情况下，不是像一些老妇人那样去寻找“罪魁祸首”，而会对敌人说：“我们输掉了战争，你们赢了。这些都已成为过去。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根据已开始产生影响的客观利益，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从尤其要由胜利者承担的对未来的责任这个角度看，主要问题是什么。”任何其他做法都是有失尊严的，都会为来日种下祸根。一个民族，如果它的利益受到侵害，它可以示以宽恕，但没有哪个民族，当它的荣誉受到侵犯，尤其是受到固执的自命正确者的侵犯时，它也会示以宽恕。

在几十年之后，公布于众的每一份新文件，都重新引起有失尊严的哀号、仇恨和愤怒，而不是让这场战争一俟结束便至少从道德上被埋葬。若想做到这一步，只能凭借客观精神和风度，尤其是只能凭借保持尊严的态度、而依靠“道德”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这实际上意味着让双方都失去尊严。

这种道德所关心的，不是政治家所感兴趣的事情，即未来，以及对未来的责任，而是“过去的罪责”这种政治上不会有结果的问题，因为它根本无法从政治上得到解决。如果存在着政治犯罪的话，这种做法就是政治犯罪。它忽视了这整个问题会由于物质利益的缘故，无可避免地受到歪曲：胜利者的利益所在，是尽可能多地获取道德和物质利益，至于战败者，则希望借着悔过，换回一些便宜。

如果有任何可称为“卑劣”的事情，那就是这种事情，以“道德”作为手段，获得“惟我正确”的地位。所谓卑劣之事，正是这种行为方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