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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最高法院：使用社交媒体是宪法权利；论文：平台内容干预及言论管理的“市场”范式；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计算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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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最高法院扩大了第一修正案

对互联网用户社交媒体使用的保护范围

2017年6月20日，美最高法院裁定北卡罗来纳州一项“禁止已记录在案的性侵犯罪者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违宪。在帕金汉姆诉北卡罗来纳州（Peckingham v. North Carolina）一案中，2002年21岁的帕金汉姆承认自己猥亵了一个13岁的女孩。他被判缓刑并完成了缓刑期。2010年帕金汉姆因成功驳回一张交通罚单而在Facebook上炫耀，这一行为引起了警察局的注意并将帕金汉姆告上了法庭。对此帕金汉姆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认为该禁令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最高法院一致认为北卡罗来纳州法规违宪。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从一般原则出发，认为“在过去，人们很难确定用于交换观点的最重要的地点(从空间意义上来说)是哪里，现在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网络空间——宽泛的说是‘互联网中的民主大论坛’，特别是指社交媒体。”这是最高法院第二次对于互联网在美国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发表重要观点。第一次是在1997年的雷诺诉美国民权同盟案（Reno v. ACLU）。判决将互联网描述为一种媒介，与传统印刷媒体同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该判决在法律框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影响了之后20年互联网的演变。

肯尼迪大法官对帕金汉姆案的决定是建立在雷诺案对互联网的认可上，即互联网为人民提供了“相对无限制且低成本的进行各种各样沟通的能力”，具体引用了人们如何使用脸书 (“用户可以与亲密的朋友讨论宗教和政治…或者分享假期照片”)，领英(“用户可以找工作或为员工做广告”)和推特(“用户可以向当选代表请愿，或者直接与他们接触”)作为例子。肯尼迪大法官强调了确保法律为互联网作为言论自由平台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充分空间的重要性。

对帕金汉姆案五大法官均没有异议。尽管阿利托大法官批评了肯尼迪大法官对互联网的赞誉，称之为“任性的断言”，没有必要，超越了案件事实，但他赞同审评结果。这也意味着肯尼迪大法官的意见很可能成为下级法院引申第一修正案对限制互联网访问是否正当做出判决的重要指南。

选自Benton's Digital Beat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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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社交媒体与社会》发文讨论

平台内容干预及言论管理的“市场”范式

《SAGE社交媒体与社会》发表Ben Medeiros撰写的《平台（不）干预及言论管理的“市场”范式》（Platform (Non-)Intervention and the “Marketplace” Paradigm for Speech Regulation）一文。文章聚焦公众对平台Ripoff Report（RoR）的内容管理条款的反对态度，以期对作为规制力量的“平台干预”（platforms intervene）机制进行深入解读。

本文重点论述了美国近年来围绕用户生产内容（UGC，user-generated content ）平台RoR对其内容“永不删除”政策（on removal policy）的争论，即“它永远不会移除第三方控诉的内容，即使是那些针对个人的、极具煽动性的言论。”公众认为RoR的这一内容管理理念令人憎恶，尤其该平台上的内容主要还是与企业或个人有关的“用户评论”。但美国1996年出台的《传播净化法案》（CDA，the 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中的第230条款（Section 230）使RoR的内容管理政策获得了“合法地位”，使得它有权拒绝删除用户在其平台上发布的帖子（postings），即使这些帖子被认为含诽谤性内容。

同时，RoR遵循230条款所采取的自由“市场”定位的逻辑，鼓励用户在其平台上对不实观点进行反驳（counterspeech），试图将网站自己管理的内容仲裁服务塑造成更有效的司法系统的替代品。公众对这种鼓励更多“反驳”言论而非禁止“不实”言论的做法颇为不满，认为官方法规对RoR等网站内容政策的顺从创造了一种象征性的、标准化的伤害，他们呼吁网站和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使大众免于个人侮辱性言论带来的伤害，而非仅仅简单地用所谓支持“更多言论”作为解决办法。

本文从“230条款和言论自由理论”、“修辞学和RoR政策”、“公众对RoR的反对”、“争论背后的哲学分野”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反映出当下互联网内容管理中传统法规的实践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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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报告全球“计算宣传”现状

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最近发布了一项关于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的研究报告。该项目小组由12名研究人员组成，于2015年到2017年采访了65位专家，分析了来自7个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上数千万篇与选举、政治危机以及国家安全事件相关的文章，得到了9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俄罗斯、德国、加拿大、巴西、波兰、乌克兰、中国、台湾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舆论操纵的情况。

尽管长久以来，政治活动经常会采取蓄意宣传以及虚假消息的传播方式，但利用自动化及相关算法在社交媒体上开发“机器人”似乎加快了这种错误信息的传播速度。该项目就社交媒体上使用的自动化程序或者机器人情况进行了研究，希望了解其对于政治形势的实际影响。报告认为，“计算宣传已经成为对抗民主制度最新也最为有力的工具之一。”

由俄罗斯操纵的一波“计算宣传”的浪潮正在传播错误信息以控制舆论，旨在对世界各地的政治形势施以影响。“有数百名员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工作，负责利用数百万美元预算对多个国家的公共舆论进行操纵。”俄罗斯的宣传方式还涉及“植入一系列彼此冲突且充满矛盾的捏造事实”，“混淆视听”。而除了宣传虚构的事态之外，其核心目标在于使普通群众由于厌倦与失望而对于政治及政策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就不同国家的情况来看，在美国，研究人员们发现机器人在2016年总统大选当中对于信息的传播具有“可以量化的显著影响力”。“社交媒体机器人开发者通过人为扩大政治候选人或者相关问题的流量，以制造共识性意见。”“机器人大军凭借着对候选人相关内容的追踪与转发，帮助其在公众当中公信力以及更为广泛的支持……对候选人拥有在线支持度的错觉还可能引发后续效应，包括引导民众对其表示实际支持。”在俄罗斯，有45% 政治对话由“高度自动化的账户”所主导。最为公开的计算宣传案例可能出现在乌克兰，研究人员们将其描述为“欧洲多数虚假宣传活动的前沿阵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男孩”以及关于乌克兰士兵薪酬的“两个奴隶与一块土地”的虚假内容已经成为“教书般的宣传案例”。

就平台来说，Facebook与Twitter这类平台已经采取一系列举措以遏制虚假新闻的传播，但其同时强调称自身并不该扮演编辑或者控制发布内容的角色。由于Twitter开放自身编程平台并允许用户设置匿名账户，因此更易受到机器人的影响。此项研究虽然并非首例将Twitter聊天机器人以及其它旨在破坏政治的自动化工具作为关注重点的项目，但其对于此类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做出了判断，并对包括俄罗斯、中国以及其它国家进行针对性追踪。

但也有批评声音认为该报告的一些部分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出现在台湾部分的关于“帝吧出征”的案例分析，在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上存在较大问题。

选自The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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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蛋 | 传研百味 C-Research Biweekly

暑期班和工作坊间隙聊天。

感慨越来越为自己智商捉急。

A不懂B不会，C稍微知道一点点，

还是经不起仔细推敲。

上月底传播学大师驾鹤走了，

自己最喜欢的社会学家也去天堂咖啡馆了，

连帕丁顿熊老爷爷也闪人了，

虽说终点只是下一个起点，

可你还是想知道，

这场常识与意义的激辩，

从个体出发到底应该站哪边。

Y老师推荐了一本书，

德里达的《The Work of Mourning》，

翻译成人类语言就是哲学家和他的朋友圈。

不过大师还是大师，反思还是克制深邃的。

转眼2017过去一半，

乐观估计还有7个多月就要过年了。

所以即便暑假将至还是得撸起袖子。

什么？你说你没有暑假？

哦，请务必保持微笑。

看破世界还能保持乐观，

就是最大的英雄主义。

 编译 | 方师师 叶雪枫 韩晓涵  编辑 | 赵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