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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文是一座永远挖不完的宝藏。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中华文明的关注，北京文化及其历史的发掘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而北京的活力就在于它承载了深厚的人文底蕴。

北京作为一个历经千年之久的古都，有着悠久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积聚了中国传统城市的人文精髓，同时其城市样貌又是由辽朝的契丹、金朝的女真、元朝的蒙古、明朝的汉、清朝的满等诸多民族汇集、交融形成的。可以说北京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中华民族的人文气息。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由不同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建造的都城，几乎无一例外地注重儒家的“礼”制，并在“礼”的规范下打造了城市的空间。即便是今日已不复存在的辽、金、元都城的遗址，同样可以依稀从中辨别出儒家文化的印迹，其已经形成规制的“方形城”俨然是一个模板，而自宫城、皇城，到内外城（包括子城）的空间等级序列，正是“礼”对权力及其等级序列的赋予。这既是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文化交融的象征，也是中国人文思想中“道统”的体现。

街道布局一向是城市规划的重点，也是构成城市整体空间布局的关键。所谓“平治道路，王者所先”，可以考诸历史资料的元大都就是以《周礼·考工记》为蓝本构建的城市。在街道规划上，元朝的蒙古人遵照了“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的设计，形成了纵横交错各九条大街的格局。在此基础上，明朝在修建北京时增加至十六条大街，南北纵横，构成了城市交通网络的干道。而清承明制，在城市道路规划上未做改动。

此外，北京城还有许多的“胡同”经纬交错。这些胡同同样也形成于元朝。《析津志》中记载，元大都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它告诉我们，元朝时“衖通（胡同）”有29条，而明人张爵于《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中列举的近1200条街巷中，称“衚衕”（胡同）者有464条，相对于元朝已多出15倍。可见，明朝沿袭了元朝的街道建设风格，进一步增建胡同。进入清代，称“衚衕”者又较明朝增加一倍多，为1121条。

这足以表明，在北京城的规划及建设中有着多民族人文元素的存在，并有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些胡同的名字，它既是历史上的一个符号，也是人文在地域空间的印记，是家户屋宇之外的公共空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所以，每一条胡同都是一部完整的日常生活史。特别是那些有着“故事”的胡同，它们无疑已成为北京城人文记忆的一个部分。

明清时期，北京城不仅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城市。悠久的历史，繁盛的人口，诸多的旅人，都令这座城市蕴含了相当庞大的商业潜力。而北京当地的物产亦颇多著称于世，进一步催生了本地的商业文化。商业在这座城市中，一直不仅仅是一种获取利益的手段，它受到了以人文特质为核心的城市文化的影响，进而被改造、被纳入到了北京文化的体系中。

诸如北京有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老字号”：“同仁堂”药铺是浙江人所开，“瑞蚨祥”绸布店是山东人所开，钱庄票号是山西人的专利，“北京的漆铺大半都是山西买卖”，“翎子这行买卖，向来是山西人所作”。而在饮食方面，北京的传统饮食也是来自四面八方：烤鸭来自山东，萨其马源于东北，火锅的走热也与满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些都不妨碍它们名冠北京，被纳入北京的文化之中并成为北京城市的人文特色。

虽然在明清历史上，北京城市的商业活动出现过许多新的现象，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中，但是人文思想始终与商业活动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其最终结果是，城市商业活动一直在城市的文化轴线附近游走，构成了城市文明的一部分。商业空间影响着人们在城市中的文化体验，其中庙市就是一个鲜活的范例。在中国，商业与文化在庙市中并非是彼此孤立的，商业活动为文化活动吸引了城市居民的关注，令文化因素更方便地介入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去。

在古代中国，士大夫群体包括那些入仕成为官僚的文人，他们在文化活动中历来都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包括政治使命。而在文化的传承中，他们尤其起到了核心的作用，甚至构成了文化的主体。

对于士大夫而言，考论经史、吟诗作赋，是其文化活动的基本形式。而当这些基本的文化活动以北京城市风貌为对象时，北京的历史文化便开始被阐发、被建构、被积淀了。因此，士大夫不仅是人文文化的主体，也是人文精神的阐发者。而“阐发”在历史记忆的过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令处于散落状态的、片面的、仅作为普通生活经验而存在的知识升华到文化的层面上，而利用这些零散的意识滋养共同记忆，是一个地域群体的人文文化形成的重要途径。

也就是说，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从来不曾自己言说，它们的故事有赖于历史上的人来为其表达，从而使城市的物质进入到文化意识的范畴。而讲述人的特质，则对历史遗迹的文化意义有着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的北京士大夫正是利用了他们自身的文化意识，赋予了北京这座城市人文情怀的想象。在他们的笔下，北京拥有了皇室的典雅，有了儒者的礼敬，有了智识的传承，有了盎然的古意，也有了生态的和谐。这些人文情怀，最终进入了北京文化，成为这座城市人文思想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住宅的选址及营建被赋予了厚重的人文内涵。其中，与传统文化有着直接关系的“堪舆”与择居的个性化乃至安全诉求联系到了一起。而剔除风水中的神秘性，我们仍可看到人们在造屋与择居上表现出的人文情怀。这就是，人居空间讲究亲近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在选址方面注重周边的人文与自然环境，在布局方面善于因势借景、崇尚天然，从而不仅趋吉避凶，而且将住所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这具体可表现在高高的院墙、宽敞的庭院与错落的平房之间的搭配，由此打造出一个注重隐私与安全的独立空间，一种祥和安宁的氛围，让居住者感到放松、自如和舒适。

院墙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大特色，有道是“墙乃居室之表，有内外之分、亲疏之别，为宅之最重者，可以御奸，可以壮观”。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居所大都保持了这种风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来华的英国使团成员斯当东即观察到院墙在住宅中普遍存在。他们在进入北京城后，看见皇城以东“不显眼的普通人家的住宅，每一所房屋前面都有一面墙或一幅门帘，为的是不使街上来往行人看到房子里院”。

此外，在高墙以内，便是由院与房组合的庭院式住宅，而这种住宅的典型莫过于遍布北京城的四合院。数百年来，四合院成为北京城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空间。在四合院自成体系的民居建筑中，处处都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方方正正的井字格局，隐含着居中与四面的方位意识。方正、对称，又是儒家平和、中正的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而中轴、轴线的对称和排列的有序性，则是封建伦理纲常长幼有序、上下尊卑的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完美体现。

同时，四合院又可呈现出一幅四季咸宜的家居画卷和生活的场景。四合院的庭院即是一家一户的私人小花园。在这片私有的“领地”上，既有观赏性的各种鲜花和常青树，也有梨树、枣树、山楂、海棠等可供品尝的果树，甚至还有应季的蔬菜，所以老舍先生形容北京是“花多菜多果子多”。这些花草树木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情趣，是人居个性化及其满足“自我”的空间。

园林艺术，秉承了崇尚自然、效法自然的理念，融入古代文人寄情于山水之间的浪漫情怀，是一种独特的人工造园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在几亩大的私家园林中浓缩大千景象，尽把秀丽山川、江河湖海纳入方寸之地。

北京的私家名园，大都在叠山理水、凿池垒石上表现出一种合乎自然的景观组合，在以适应自然为原则的构园过程中，园林的布局以朴实、自然、含蓄、淡雅为格调，它成为时人追求的一种人文精神境界。从他们的游园诗中不难看出，园林中山石、花木、涧泉、楼台，浑然天成，幽邃、古朴，且富于山野的自然气息。园中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水榭池塘，是为了满足主人的旨趣与其追求的精神世界，他们倘徉在“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自然”中，已将自身融入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诗情画境。所以，士人们一旦置身于园林中，便会有回归自然的感受。可以说，正由于古代传统文化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追求的是人在自然中返璞归真的精神享受，才能够最终形成一种淡泊、高远、幽雅而又古朴的人文精神和以自然为本的价值观念。

同时，园居也是古人淡泊名利，清心寡欲，物我两忘，柔弱守中的意境写照。欲在无争、无为、无欲中修身养性，清净如空。对于园居生活的感受，道光时的大学士阮元在其《蝶梦园记》中称，自以为“在城中为佳境矣”，“花晨月夕，不知门外有缁尘也”。与阮元同时的文人钱咏在谈到京城圆明园东南隅的澄怀园时，也谓园中“真仙境也”。于内“读画评书，征歌度曲，殊不知有春明门外十丈红尘也”。可见，园居使士大夫乃至官僚可以从中感受到那份摆脱世俗的超脱和轻松，是一种追求安贫乐道的心理情境。

此外，园居还是士人官僚们于自然中修心养性、陶冶情操、舒展情趣的地域空间。清代文人张潮曰：“艺花可以邀蝶，垒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最美的描述。此外，园林还是追求个性、展示个性空间的场域，是以植花邀蝶为趣，还是垒石成山为旨，是欲栽松凿池，还是要筑台建阁，完全取决于主人的意向，这与四合院的模式化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所以，园林也是散发个性化人文气息的地方。

可以这样认为，在人文思想的宝库中，记忆与传统是一个永久充满魅力的话题，城市的历史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在有着自觉意识的现代城市中，传统和历史都是现代城市的遗产，同时，也是一个城市人文精神的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