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来了，可以深读的14个角度

本书通过对“中国经验”中被不断强调为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的“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和已经足够严重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三治”（村治、乡治、县治）问题的讨论，提出了区别于主流话语的、对发展理论有重构意义的挑战。

本书力图摆脱那种偏向于微观的学科化研究对学术思考的桎梏，主要表现为在借鉴主流理论时打破单一学科的羁绊，以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框架，以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的批判性解构为工具；注重把政府为应对周期性危机而推进的财税金融等核心制度变迁作为背景，认为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及随之而来的产业资本扩张是城乡二元体制矛盾的成因，也是“三农”和“三治”问题的本源。据此，在微观分析与个案研究中，本书化解了传统农业经经济领域的两大理论派别——“理性小农”和“生存小农”——对中国当代实践的解释困境，从而在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发生作用的微观机制进行了分析，并收录了相关调查案例和专题报告，包括国外的实地调查报告。希望这些鲜活的材料能够使有理论偏好的读者得到学科化研究之外的补益。

1978年，中国反贫困之战拉开帷幕。经历了近40年的减贫之路，扶贫对象、扶贫标准、扶贫政策数次调整。从“片区”到县、到“整村推进”，再到精准到户，扶贫政策呈现出从面到点的变化路径。本书全方位，多视角，跨区域解析了我国扶贫的历史变革的进程。我国贫穷人口基数大地域广扶贫的政策路径也不一样，决定了扶贫是长期的也是艰难的。全书从理论到政策做了很好的梳理。

全面展示中国农村发展成就

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创新农业经营体制，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农村发展新格局，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了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最新成就，包括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收入的提高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三农”问题事关全面深化改革事业的成败

党员干部要高度重视农村改革问题

深入解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出谋划策

本书以21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11个一号文件的内容为基础，向读者介绍了近年来我国农村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财政支农体系、农民合作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农民收入增长、主要农产品供给、城乡统筹发展等九个方面对中央一号文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对相关领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对我国当前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事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有效的政策建议。

本书围绕农村土地制度该如何改革这一话题分为八章展开。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总体问题的探讨，介绍中央最新改革政策、梳理学术界对改革思路的主要争议，并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三条底线，提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以及当前改革的主要内容。第三章至第七章则属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分论，分章探讨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征地制度改革这五大具体制度的改革，紧紧围绕争议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题、敏感问题探讨改革的方向以及具体制度的建设。第八章则在全书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贯穿和左右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三对主要矛盾，指出制度建设中必须处理好的三对关系，并提炼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作为全书主要观点的总结。

本书以精准扶贫为主题，对当代中国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现实状况，党和政府为摆脱贫困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扶持，贫困问题的客观存在同为摆脱贫困而做出的积极努力之间的矛盾，为解决某些扶贫无效的问题而应当做出的进一步探索等做出了考察分析，主旨在于引起人们对扶贫这个重大问题作进一步思考，以期探寻精准扶贫的更有效途径。

本书除导论外，有8章内容，主要包括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中国的贫困现状、国内外微型金融反贫困实践、微型金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机制、微型金融对女性减贫的影响、中国微型金融反贫困的绩效分析、中国微型金融反贫困的经验研究、中国微型金融反贫困的制度安排等。

自由流动空间与自由流动生产要素的出现，对农村发展和农民能力的影响将较以往任何一次变迁复杂得多、深远得多。本书从典型事实描述、理论构建、经验分析和政策设计四个方面就城市化对中国传统农民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回流劳动力为切入点研究了农民外出务工后的能力发展效应，实证分析了外出务工在缓解资源约束及促进能力发展中的作用，阐明了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化推动了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重点体现在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的影响上，包括就业多样性、职业转换、社会流动、创业参与等方面。特别地，外出务工经历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由从事农业转向从事非农产业，尤其是在农村自主创业。自主创业不仅使回流劳动力实现了自我就业，而且带回了技术，带动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此外，外出务工经历还会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个人生产效率和收入，促进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新生产技能的传播，有利于实现农村和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本书从行政法治的角度来研究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导论”、第二章“现代化与农民工权益保护”、第三章“行政权：在管理与服务之间”、第四章“农民工权益保护与政府角色”、第五章“农民工权益保护过程中的政府间博弈分析”、第六章“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方向与思考——从社会行政法的角度”。

为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主流社会很少能够听到真正来自农民工的自我言说？应对农民工集体失语的现状，需要怎样的新视角和新思路？本书从“农民工应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主体”这一预设出发，从社会形象、就业、居住、社会交往、集体行动等方面条分缕析，向人们揭示了因为农民工主体缺位所造成的惊人的经济社会现实。未来，要实现农民工主体回归，最急需做的是让包括农民工群体在内的所有社会群体形成社会合作共识，从而让中国农民工能够进行自我言说和自我管理，进而在与主流社会进行合作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为了实现社会共融，建设一个共融性社会，本书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农民工主体化的政策思路。

中国的土地流转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是农业规模化生产、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成熟的地权意味着稳定的政权。土地收益的增长方式决定了土地流转的开始，而土地收益的分配方式则决定土地流转的成败。因此，把握土地流转的时机与节奏是对土地流转各利益相关方的重要考验。成功的土地流转应该是，让农民离开土地，但是不离开土地带来的收益。本书提出让农民以土地入股成为股东，分享土地流转所带来的收益。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金融资本的积极作用，利益相关方都要做好思想和知识上的准备，甚至这些思想和知识上的准备比制度上的准备更重要。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湖南省永州市创新精准扶贫工作思路，打造出了“以党建为引领、培训为抓手、技术为关键、脱贫为核心、产业为基础、乡村振兴为目标”的永州扶贫新模式。本书作者在进行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和总结了永州市的“党建+产业技术扶贫”模式，从农村基层党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产业技术扶贫模式等角度，详细介绍了永州市扶贫模式的成功经验和做法。这一模式通过扎实的基层党建工作培育了脱贫的“红色火种”，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扶贫模式转变，对于实现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乡村振兴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推广意义。

培育并发展壮大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立一套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湖南省永州市开创性地推动“党建+产业技术扶贫”模式，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以党建为先导，以农村党员和青年农民为培育对象，摸索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本书作者在对永州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经验和发展现状进行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界定和分析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特征、类型、地位和作用，构建了新型职业农民评定指标体系，并提出了党建引领、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策扶持、跟踪服务“五位一体”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框架，提出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体系及认定与管理制度体系。最后，本书对永州经验进行了总结，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20世纪后20年至21世纪前20年，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的裂变时期。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社会在这40年中发生的嬗变，超过以往5000年。

为了记录那些亘古以来就在土里刨食的人们的生活嬗变，记录他们面对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时那种突围与奋进、固守与涅槃，作者以其家乡——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下辖的一个1000多人口的山村满川田为典型，做一个内陆乡村40年社会变迁的全景描述。

痛感于传统的农人正在远去，新时代的农民，却迷失在现代化的十字路口：他们接过农业大旗，却草率敷衍；他们亦知传统的点滴消融却无力挽住狂澜；他们知道老路已被堵死，却又不知道去路怎么走……作者解剖了满川田这只“麻雀”，以此献给伟大的变革时代，献给那些在这波城镇化浪潮中，注定必须留在农村，从事土里刨食事业的最后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