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史者戴逸 | 倾尽半生心血，只为成就一部不朽史书
戴逸，192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第四、五届会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6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2002年8月至今，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2011年4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3年12月，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戴逸教授最初从事中国革命史、近代史研究，后从事清史研究，是清史学科开创者之一。他勤于笔耕，著作等身，据不完全统计，个人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有四十余部，代表作包括《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乾隆帝及其时代》《履霜集》《语冰集》《涓水集》《繁露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发表文章800余篇。
《戴逸文集》
戴逸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在清史、中国近代史领域尤有专长，他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是中国当代少有的贯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研究大家。同时，他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学术视野开阔。无论是以其个人学术成果开拓重要研究领域，还是以其声望与影响推动中国清代历史研究的发展，他都卓有建树。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曾说：“戴逸先生和张卓元先生心怀祖国，言传身教，桃李满天下，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对学术的热爱和追求，不追风，不赶潮，独立思考，令人敬佩，令人感动。”
《中国抗战史演义》作于1951年，在全国刚刚解放、不少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这本普及型读物有着极大的社会效益。《中国近代史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先从思想理论角度撰写历史的近代史著作，梳理了整个近代史的脉络。从1978年起，戴逸先生用7年时间主持编写了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摸清了清代历史的主要线索；在《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利用中、俄双方大量的官方档案和私人文献，再现了条约谈判的全过程，为中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和备要，以崭新的思维方式开创了中国研究清朝边疆史的先河。2003年1月28日，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先生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在纂修工作中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既要还原历史真实，又要反映时代精神，既要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于学术创新，既要理清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史实为依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避免主观臆断。要使新《清史》成为一部观点鲜明、内容充实、史料丰富、文笔生动的高水平的史书，尽量使思想性与学术性达到完美统一，使新《清史》成为传世佳作。同时，在编纂新《清史》工作中，注重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清史专家。
所以说，戴逸先生著作等身，他的著作对学界和非专业大众读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经久不衰。而戴先生从未有过文集出版，他的著述散见各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编排，尤其是主持编纂《清史》以来的文章尚未经过系统整理，这一直是学界一大憾事。此次出版文集，系统整理了戴先生治学之初至今的全部著述。《戴逸文集》拟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著述，包括专著、文章（专论、随笔、序跋）、讲演、采访记等等，分门别类后、按照时间排序，精编成10卷本的文集，总规模约700万字。因此这部《戴逸文集》的意义不言而喻，它既是戴先生多年治学的成果精华，也是后辈学人研究清史和近代史的必读之书。
《戴逸文集》对历史学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带有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成果属国内一流水平，并具有相当大的国际学术影响。
文集此次先行推出5卷，分别为《乾隆帝及其时代》《间明清史》《中国近代史稿》《清代中国与世界》《经史札记（外一种）》。
一个人，一辈子，一部书
戴逸不由得感叹
他的一生，仿佛就是为《清史》而生的
1961年
北京市历史学会的一次研讨活动结束后
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
向一位年轻人透露了
自己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
正在筹备编纂《清史》的相关事宜
吴晗
这位年轻人
正是当时被看作史学界内
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戴逸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编纂《清史》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启动
四十年后
《清史》编纂的重任落在戴逸的肩头
而他也从当时一个而立之年的参与者
变成满头白发的掌舵人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戴逸
我说我就像干将、莫邪，炼宝剑炼不成，我跳到火炉里去，也要炼成。我就怕我身体顶不住，我已经92岁了。
铁琴铜剑楼是清末中国四大私人藏书楼之首
由于戴逸的父亲与楼主人瞿启甲是好友
年幼的他常有机会来此博览群书
这里珍藏着他美好的童年回忆
那时，他还有着一个
充满江南书香味道的名字——戴秉衡
然而，本应在琅琅书声中长大
渡过安稳而平静一生的他
被乱世的烽烟改变了成长的轨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
日寇将魔爪伸向了常熟
这在当时年仅11岁的戴逸心中
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戴逸一家逃到上海租界躲避战火
在这里，戴逸度过了青年时光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他从上海交通大学转而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从“戴秉衡”到“戴逸”
经历过沦陷的日子
目睹着腐败的时局
年轻的戴逸寻找着救国的方法
他受到马列主义思潮的影响
成为了一个进步青年
戴逸
然而
频频展开的进步活动
让戴逸成为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
他被列入了黑名单并全国通缉
暑假后的一个清晨
潜伏在北大校园内的间谍发现了戴逸的行踪
危急时刻
胡适的一封信救了戴逸
在校长的保释下，他重获自由
为免后患，党组织安排戴逸连夜逃离北京
在沧州，他与解放区的同志接上了头
填写表格时，接待人让他改个名字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戴逸
原来叫戴秉衡，因为怕连累家人。他们要求改个名字，改个什么名字呢？改了“逃逸”的“逸”。
自此
世界上少了一个青涩书生“戴秉衡”
多了一个革命青年——“戴逸”
这个名字也从此开始
伴随他度过一生的时光
年轻有为 心系《清史》
在北京东四大街与平安大街的交叉路口
坐落着一片陈旧而奢华的宅邸
这就是俗称“铁一号”的铁狮子胡同大院
清初，这里是康熙帝九子允禟的居所
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坐镇其间
解放后，此地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区
在这里
戴逸潜心耕耘了半个多世纪
从一个年轻历史学者成长为清史研究的专家
1951年
年仅25岁的戴逸
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史学著作
《中国抗战史演义》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不到而立之年的戴逸
被评为全国第一批副教授
此后
他编写及参与创作了
《简明清史》、《清代人物传稿》
《清通鉴》等专著
使人们对清朝历史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但是，编纂一套完整《清史》的梦想
始终萦绕在他心中
从未散去
启动《清史》编纂工程
光阴荏苒
新世纪的中国经济
进入了高速稳定发展的阶段
为了全面正确地认识中华文明
为国家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戴逸再次呼吁启动《清史》编纂工程
清朝灭亡百年
其间虽有赵尔巽主持完成的《清史稿》
却不是一部可与二十四史相衔接的“正史”
“正史”的文化工程由此残缺
戴逸奔走呼吁的
正是要在《清史稿》的基础上
新修一部能够列入正史的“第二十五史”
2002年8月
中国启动了
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清史》纂修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大的一项国家级文化工程
素有“清史研究第一人”之称的戴逸
被任命为这项工程的总负责人
面对着这份重任
戴逸兴奋之余又有着一份冷静
他清楚地知道
记载在史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将流传万代
哪怕一个极小的错误
都会在后世被反复提及
为此戴逸煞费苦心
分别在上海、北京、广州、沈阳、台北
先后多次组织研究讨论，集中优秀人才
那么，接下来编纂工作该如何入手？
全书的结构该如何划分？
应该设置哪些分支的部门？
每个部门的职能又是怎样？
他为此朝思夕计
一幅蓝图终于在他的脑中成型
破解谜团
仿佛穿越三百多年的时空
戴逸拨开笼罩在清帝国上空的迷雾
仔细审视着这个庞大而神秘的王朝
在戴逸这样的专业研究者看来
编纂《清史》的过程
正是一个破解众多谜团的绝好机会
1908年11月14日
清德宗景皇帝爱新觉罗•载湉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光绪皇帝
暴毙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
由于他与政敌慈禧的死日仅差一天
当时就有许多人提出了“阴谋论”
认为他是被慈禧下毒毒杀的
那么，谋杀光绪的凶手究竟会是谁？
是慈禧？是李莲英？还是袁世凯？
戴逸和清史中心的专家们通过研究史料
锁定了最后的真凶
并将研究的结论
一一记录在了《清史》的文字中
新修清史的质量
需要时间的检验才能做出评价
但清史工程创造的副产品
相当于三部《四库全书》的体量
无疑地成为今后史学工作者取之不尽的宝藏
秉笔直书，悬之国门
这是戴逸毕生的愿望
如今《清史》工程已进入尾声
中国的“二十四史”即将正式变为“二十五史”
中华民族能够几千年巍然屹立、薪火相传
与民族对历史的重视密不可分
作为一名修史者
戴逸则用着他一生的时间
践行着国家付与他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