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如何承担他的社会责任? 一卷度流年 | 二湘空间

1、 被决定的审慎

以往，想到“一卷度流年”，我总觉它是在说阅读。

今年，大约是因为写长篇的缘故，我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其实对这部长篇，我并没有特别确定的写作计划，只是坚持每天都写一点，每天都会把前面写的重新读一遍，做些删删减减，春节时也不曾间断。渐渐的，也有了度流年的感觉了。

而这流年过得并不怎么平顺。不要说个人生活里的跌跌撞撞，单是远远近近的疫情，被铁链拴着、未知其姓名的女性，还有远方恐怖的战争……有时我会犹豫，要不要让笔下的人物来到我的生活里，或者以某种方式进入我的生活，和我一起承受现实的冲击。

“德国已经对俄国宣战了。——下午游泳。”这是卡夫卡式的俭省。谁又能说这俭省里不会有生活带来的擦伤，以及擦伤时灵魂发出的一声尖叫？

鲁迅先生认为作家是时代的良知，呼吁大家关心身边的事，要对社会事件发言。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并因此赢得了后人的敬仰。

鲁迅先生的话，过了多少年，再看，还是有一种仿若“面谈”的感觉：

“倘若写所谓身边小说，说苦痛啊，穷啊，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呵，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如要谈及中国社会，谈及压迫与被压迫，那就不成，不过如果你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些，月界，天边，可又没有危险了。到那有一层要注意，俄国谈不得。”读着时不时有仍未过时的感觉？

任何时代，都不会出现一个只是单纯写、却无话可说的作家，即便像罗伯·格里耶这样什么讯息也不想传达的作家，他也注定要以他的“沉默”做表达。被藏起来的观察者注定也要观察。“《百年孤独》至少很像是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是个例外。”这种措辞也证明了他绝不会认同的文学之外的“意识形态”无可避免。至少对法国当时的新小说运动来说，他传达了自己的讯息。这也是一种承担。

一个作家如何承担他的社会责任，才是一个关键问题。

作者近照

有一位作家给出了忠告。

他就是西班牙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他曾因他的小说不针砭西班牙混乱的政治生活而饱受诟病，社会对作家寄予了重望。但马里亚斯除了是小说家，他同时还是一个专栏作家，作为小说家他确实很少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但作为专栏作家，他总是直接发声，从不沉默。“小说是如此狂野！”他担心小说虚构性、消遣性的一面会消解人们生活中发生过的那些重大事件的严肃性，所以他的小说几乎不涉及社会新闻。

小说家听从内心的召唤，但马里亚斯式的谨慎却是必要的。

小说来源于生活，忠实于自己的感受也是作家尽社会责任的一种基本方式。

小说中的人物、故事是虚构的，但虚假却是我们要反对的。

有时候，我们听到人们批评不切实际的人，“你以为这是在写小说吗？”人们对小说宽宏大量，接受它超越现实的部分，甚至接受它的有些离谱的“不真”。但作家却不可因此放纵自己，需真实地表达自己。男人和女人，乡村和城市，所有虚构的人、时光、地域，都是对生活的映射，都与我们的记忆有关。小说是个人书写，但它带着个人与集体的双重记忆。在如今这个信息如潮水般涌来涌去的时代，常常有人发问，未来小说的位置在哪里呢？那时人们还需要小说吗？我想，未来的问题最好交给未来回答，写作也无非是一个职业，拿手工业来说吧，手工艺人不消失，手工业就不会消失。所以，只要作家不死，小说就不会死去，只要不时有好小说出现，人们就会一直读下去。

好小说是全方位的呈现，人物，语言，故事，叙述的技巧、深刻的思想……全都要立得住。这是艰难的。就拿语言来说吧，它似乎更多是一种天赋。我总是告诫自己，做力所能及的事，其他的交给命运。每当我开始写一篇新小说的时候，我会努力做好三件事。第一件，就是尽量给小说选一个好题目。如果把一部小说比作是一座建筑物的话，题目就是门，或者窗子，它指引读者从何处进入，从何处开始了解这座建筑物，也决定人们进到这座建筑物后，从哪里眺望外部世界，以及建筑物里的人们，以什么渠道建立跟外部世界的联系。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最初的题目是《宅子》，想想吧，能在《百年孤独》和《宅子》之间划等号吗？第二件，是要尽可能地熟悉要写的人物。我喜欢观察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在开始写做之前，我会努力去熟悉要写的人。我为他们写小传，想着要如何向我的朋友们介绍他们。在真正完成一部作品之前，我会尽量确定一件事：当我们的生活遭遇重大变故时，他们也曾像我一样去感受，他们和我一起思考、面对，我们共享欢乐，也分担痛苦。第三件事，可以反复修改，但不质疑最终完成的作品。这是一件完全为了自己而坚持的事，写作不一定是我最擅长的，我曾经是一个不错的老师，做律师的话应该也能应付得过去。如果我用心一点，我还能做出很可口的饭菜、几道像样的点心。但写作是我最喜欢的事情。如果总是怀疑已经完成的作品，我就会被“卡”在那里，即便是一件喜欢的事情可能也很难坚持下去。

2、两种困境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相比生活在现实里，用写作去面对现实是要相对容易的。一个人生活里的困境很难突破，但在写作上，想象往往能帮上大忙。

菲利普·罗斯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频繁造访捷克，他跟着伊凡·克里玛去看望在卖烟卷的作家、在搬砖的作家、在做清洁的作家，以及供水系统里一边口袋里装着扳手、另一边口袋里装着书的作家。他把那些被严密监视的作家的手稿运出捷克，把他们需要的禁书带给他们。了解到当时捷克作家生活的悲苦之后，罗斯站在写作的角度不免有些羡慕起了他的捷克朋友们，“在我生活的社会里，什么都可以写，写什么都无关紧要，然而对于我那些在捷克遇到的作家朋友们来说，什么都不能写，但写出的每一句都至关重要。”

但他也表示绝不愿在捷克那样的环境里写作，他认为要想把心灵上的困境写好，必须依靠那些什么都可以写、写什么都无关紧要的作家，因为文学的自由才是通向真实的桥梁。“一种群体性的文学如果被封闭的太久了，就会变得狭隘、落后甚至幼稚。”可是，这又回到了他曾经抱怨过的那个话题，“在一个要求绝对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文化就是一个黑洞。”

作者新作《观相山》

九十年代初，罗斯再次来到捷克，朋友聚会时，伊凡·克里玛给他们的一个作家朋友出主意，让他如何把他在七十年代被当局没收的公寓要回来。多年来，那位朋友已被秘密警察逼得穷困潦倒、背井离乡。“带着你的妻子，带着你的四个孩子，走到雅罗斯拉夫·柯然的办公室，你们所有人都躺在地板上，不要乞求，不要抱怨，就躺在那儿，拒绝挪窝……二十四小时内你就会有一处寓所了。”

即便是这样一个“馊主意”，伊凡·克里玛给出来时也是审时度势的。当时，瓦茨拉夫·哈维尔已经成为捷克的总统，而布拉格的市长雅罗斯拉夫·柯然也正好是一位英语诗歌的翻译家。在这之前，克里玛连这样的“馊主意”也不曾给出来。    

最智慧的谈话没有发生在作家与作家之间。

伊凡·克里玛的妻子，一个在苏占时期从不同政见者举办的地下培训班里成长起来的心理治疗师，用一句话准确、尖锐地概括了社会转变下的新状况：

“精神病患者在好转，神经病患者在恶化。”

现在我们常能读到关于伊凡·克里玛的小说。曾经有人去他位于布拉格郊外的住所拜访过他。“他的妻子也在，但没有参与我们的谈话。”——读到这里，让人不免感到有些遗憾。

当作家说，“我关注的一直是人性和人与人的关系，制度怎样并不是重要的因素，它对一个作家的唯一影响是外在的，比如能否自由出版，这种限制对一个作家来说，其实是无所谓的。”如果作家的妻子能有机会说上几句，我相信，作家不愿重提，或是他不经意间漏掉的那些，作家的妻子应该都能捡拾起来。

3、认识你自己

大多数作家都不会冒失地给自己贴上“一流”的标签，但也极少有作家勇于承认自己“二流”。

只有像毛姆这样经历过对自己、对生活的不停审视，适当缩略自己雄心的作家，才会谦虚地认为自己不够好，不够一流。

自信的作家一出生仿佛就在山顶。他们有着范晔式的谦虚，“吾性别宫商，识清浊。”听功了得的。但这不算什么，“听功不及自挥。”对自己的作品，更是钟

爱有加，“乃自不知所以称之也。”这样的作家往往著作等身，只要他们愿意，他们能轻松地写一辈子。

更多的作家出生在山脚，毕生都像是在推石头上山，不知何时才能把石头推上山顶。

菲利普·罗斯

菲利普·罗斯在《行话》里还写到了一位“短篇小说水准很高”的犹太裔美国作家，一个悲伤的记录者，作家中的苦行僧。他“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只讲过两个笑话。”1985年，菲利普·罗斯去看望这位刚从中风中挺过来的作家，罗斯发现他的这位作家朋友虽然还“志向高远”，但已很难集中思想，谈话都变成了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可是午饭后，朋友却问罗斯可不可以朗读一部小说初稿的开头几章给他听听。

罗斯写道，“我注意到，在他椅子周围的地板上散落着面包屑，颤抖使吃饭也变成冒险了，然而他却驱使自己写出了这么多页的小说，再度经历作家严峻的考验。”

罗斯作为朋友相当“无情”，与其说他的朋友无法集中精力谈话，不如说他无法集中精力去听一个连面包也不能准确送到嘴里的人说话。“听他朗读就像被带进了一个黑洞。”他很清楚地知道他的朋友在期待什么，但他不想说善意的谎话，也不想讲残忍的真话，于是冷酷地问道，“接下来是什么？”可怜的作家受到了伤害，努力克制愤懑，用温和但冷淡的声音答道，“下面要写什么，与此无关。”

这一段是我读过的关于作家的最悲壮的记载。我相信，许多作家都能从这段文字里找到一点儿自己……那一点儿悲壮的自己。

曾有记者问菲利普·罗斯，“你觉得你作为一个作家，对文化环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罗斯回答，“完全没有影响。要是我照着刚进大学时的打算成了一个律师，我看不出来文化因此会有什么损失。”

罗斯说这话大约是出于谦虚。也可能是出于幽默，——他从未进过法学院，所以他可能只是讲了一个笑话，可人们当了真，此处无笑声。

过于信任自己时，我会想想菲利普·罗斯，谁的餐桌下没几粒面包屑？

开始怀疑自己时，我习惯想想毛姆，“用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装扮自己。”

作者新作《观相山》，书写中国沿海地区一个家庭的隐秘与深思，书写普通人的艰难日常。讲述人如何确立尊严、秩序和内在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