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离别

我们将要离开上海，搬去北京之前的几个礼拜天，母亲专门领着我，坐三轮车荡马路，其中几次，都经过外白渡桥。每次过那座桥，我都很高兴。那座桥很特别，头顶布满交叉的铁架。坐三轮车过桥的时候，可以仰着头望，阳光透过铁架空间照射下来，一闪一闪，眼花缭乱，好像看电影，我记得很清楚。

后来我长大些，回想那些少年往事，才明白，我见到外公和外婆的时候，年纪太小，实在不可能留下任何印象。然后外公跟随蒋介石出海去了，我就没有机会再见到他。那些天母亲带我走过上海许多地方，给我讲了很多外公和外婆的故事，为的是让我能够记住在上海的岁月，记住外公和外婆。

1949年蒋介石发布元旦公告，宣布下野，带领他的亲随，退避浙江奉化老家，度过艰难的一段岁月。然后蒋介石一众再回上海，就是准备撤退台湾了。那段时期，外公一直跟随在蒋介石身边。

本来1948年秋天，外婆带了舅舅们搬去香港，母亲抱着我也一起去了。可是父亲坚持不离开上海，他当时在上海《新闻报》工作，报馆的人都看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发表的八点公告，庄严宣布善待留在大陆的国统区人员，大家都相信了，都决定留下来，迎接中共和解放军。

最后父亲说服了母亲，同意回上海。于是1949年3月，父亲飞去香港，把母亲和我接回上海，在陕西南路租了一个房间住下。当年4月，外公跟随蒋介石从奉化回到上海，还住在狄思威路的房子里。那一次，外公跟随蒋介石，在上海只过了不足一个月。短短二十几天里，母亲有一次抱着我，瞒了父亲，跑到狄思威路去看外公。之后几天外公也曾偷偷跑来陕西南路一次，试图劝说母亲跟随他一起出海。

那是5月2日傍晚，外公忽然来到陕西南路，父亲已去报馆上班。母亲后来讲给我听，那天外公好像苍老了许多，脸色腊黄，眼神迷茫。母亲见状，心痛如焚，抱住外公痛哭，许久不停。外公坐着，抱着沉睡的我，老泪纵横。

外公说：你们不了解政治斗争的残酷，苏儒留在上海，不会有好日子过。

母亲说：苏儒聪明好学，勤奋努力，他一定会成功。

外公说：可是万一他不成功，你怎么办？

母亲想了一阵，然后回答，我们在大学读英国文学，西方人在婚礼上，都会说这样的话，不管是富裕，还是贫困，不管是健康，还是病残。

外公接下去：你永远厮守在他身边。

对，生死不移，母亲说。

这是多年之后，母亲对我复述当时外公到陕西南路来劝她时的一段对话。因为是在那么一个生离死别的时刻，那么一种危难临头的情景，所以母亲几乎能够记得他们两人曾经讲过的每句话，每个字。母亲对我讲完之后，稍息片刻，又补充道：

真的，我当时真的那么想，那么感觉。即使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即使我们注定一生穷困潦倒，可是只要我能够守在你爸爸身边，也就足够了。

母亲轻轻地说着，脸上涌起一层淡淡的微笑，两个眼睛注视着前方，没有焦点，沉醉在一种飘渺而真切的回想之中。我呆呆地望着她，眼前的母亲，那样纯净，洁白得透明，而母亲的脸那样的神圣，放射着灿烂的光芒，世界因此而明亮与温暖。我心里充满感动。母亲是伟大的，做她的儿子，我多么幸运，多么幸福，多么自豪。

陕西南路那一晚，外公到底无法说服母亲，只好默默离去，独自一人。母亲怀里抱着我，孤独地留在陕西南路。父女两人的最后会面，一个钟点，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外公的头发全白了，背弯得像一张弓，腿软得迈不出步。他不愿离去，他想永远守卫在母亲和我的身边，保护我们不受任何伤害。可是他终于走了，默默地，无限伤心。

过了两天，外公派遣他的一个学生，匆匆赶到陕西南路，给母亲放下一个小包。里面裹着一根金条，还有一张外公的字条，上面写道：

时势如此，我也无奈。但愿你们永远互爱互助，共渡困难。

不论天涯海角，我将时刻祈祷，愿上帝保佑你们一家平安。

第三天拂晓，外公跟随蒋介石，乘江静轮出海。到了吴淞口，外公不甘心，请求蒋介石停下兵舰，允许他最后一次给留在上海的爱女发个加急电报，催她离沪。蒋介石答应了，在吴淞口停舰，发电报给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将军，命上海警备司令部派送信到陕西南路母亲家。同时命上海警备司令部备一艘快艇，在十六铺码头待命，等母亲和我一到，即刻径送吴淞口，登江静轮与外公会合。

这段往事，母亲后来讲给我听过好几次。那天下午父亲到报馆去了，不在家，母亲接到外公的电报，痛哭一场，但到底没有跟随警员去十六铺码头。上海警备司令部电告江静轮，外公万般无奈，禀报蒋介石，江静轮起锚开航，驶往茫茫无边的远方。

十天之后，忽然间上海警备司令部再次派出警员，到陕西南路来找母亲，转送外公急电。电报说，他已抵达广州，心里惦念，面会蒋经国，恳请设法从上海把母亲和我两人接到广州。蒋经国派了一架战机，从广州直飞上海，准备接人。外公同时发电报给上海警备司令部，要求派员到陕西南路，把母亲和我接去江湾军用机场，登机飞穗。那警员对母亲说，军情紧急，不得延误，即刻起身，什么都不必带。但母亲心意已决，坚持留在上海，陪伴父亲，那架战机只得无功而返。

迁往北京之前，母亲带我遍寻上海故地旧居，最后一站是停留海边。海是空的，天是空的，苍穹万里，渺无一物。母亲蹲在海边，跟我一起，眺望海水。海水汹涌澎湃，裹挟她半生经历，瞬间欢乐幸福，满腔辛酸血泪，漂泊远去，无处追寻。更加悲哀的是，外公到陕西南路来的那个夜晚，当母亲张开泪眼，望着外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并没有想到，那竟是他们父女今生今世最后的诀别。

海天两隔，翘盼卅载，外公和外婆再没有回上海一次，再没有见过母亲一眼，二老都在台湾去世了。而母亲则在北京英年早逝，没有熬到国门开放的时刻。

刹那间重见外公

一个阴沉沉的日子，我开车去旧金山机场，带着妻子和女儿。今天外公到美国，弟弟从纽约飞来，妹妹从亚利桑那飞来，我们一起去迎接。一九八七年七月十日，妈妈六十六岁生日刚过四天。

旧金山一年四季，总是晴晴朗朗，偏这一日阴阴沉沉，天地间灰灰蒙蒙，水滴落面，不知是雨，还是雾。母亲跟我讲过许多次，外公曾怎样爱我，怎样抱我，可真的要见到他，我觉得恐惧和慌张。 

那时的旧金山机场的国际航班接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从早到晚挤满接机的人，黄头发，红头发，最多的是黑头发，磨肩接肿，人声如潮。国际航班出口的两扇灰色大铁门，有时几分钟一次，有时一分钟几次，无声地往两侧滑动。全世界各地飞来旧金山的人，都从这大铁门出来，走上美国的土地。

我夹杂在巨大拥挤的人群里，旁边是妻和女，弟和妹，还有三舅和舅妈。不知数到大铁门第几百次开启，终于一辆手推车出现，上面坐着一位老者。后面一位高大的中年男子，推车慢行。 

三舅没有讲话，舅妈也没有讲话，但我一眼认定，他就是外公。虽然我是兄妹中唯一见过外公的孙儿，但我那时不到两岁，不可能记得外公的模样。可这个瞬间，当他在铁门边刚一出现，我便下意识地认出，那就是他，我的外公。

一个剎那，我已经清清楚楚看见外公。他很瘦小，穿一身灰色的中山制服。双手在胸前，握着一根手杖。他的脸色安详，皱纹不密，嘴巴紧抿，唇边似有一丝笑意。一副无色的眼镜下面，是两个高高的颧骨，而眼镜上方，则是一个硕大发亮的额头。他的头发都白了，但没有脱落，梳得整整齐齐。 

外公身后推车的人，是大舅，身材高大，方方的脸上戴一副黑边眼镜，微微带笑，慢慢走来。 

我呆望着外公，在十米宽的空地间，向我们走过来，是的，走过来，我似乎听得到他在水磨石地面上答答答的脚步声。 

就是这个老人，我的外公，平凡，瘦弱，我过去以为，他只是一个政治的人，社会的人，铁石心肠的人。我想过许久，始终想不通，何以母亲在三十年非人生活之后，直至临终，始终那般深爱着她的父亲。母亲是极富情感的人，时刻怀着大爱与大恨。 

此刻，当他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的剎那，我突然看到他的另外一面，做为一个祖父，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儿子的人，一个家庭的人，人情的人，一个完整的人，我的外公。 

旧金山机场上成千上百接机的人，下机的人，并不都认识他，他也并没有发出任何一声呼唤。但是当他走近的时候，人们都默默让开，注视着他走过。也许是因为他老者的年纪，也许是因为他大儒的风度，也许是因为他智者的光芒，相识与不相识的人，一眼之下，就都接受了，对他表示尊敬。 

他走到面前，我们三个兄妹，还有我的妻和五岁女儿，默默无语，一字排开，在水磨石地上，众目睽睽之中，朝他跪下去，恭敬地磕头。 

这之前，我们曾彻夜讨论，见到外公，该怎样表现。我们设想过许许多多情景，许许多多话语，许许多多行动，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向外公下跪磕头。 

外公没有讲话，坐在车上，朝前欠些身，平伸一只手，表示接受我们的大礼，命我们起身。 

我跪在地上，仰起脸，望着外公，近在咫尺。我清楚地看到他脸上的每条皱纹，看到他嘴唇的微微抖动，看到他眼镜后面的双眼，似眯似睁，松弛了的眼皮下垂，眼角有两粒亮光，是眼神，或是泪珠。 

外公的目光，在我们一个脸上停留片刻，然后移转到下一张脸。四个孙儿孙媳及重孙女都看过一遍，他依然没有停止眼光移动，从我们的肩头，向后面望去，彷佛在继续搜索着什么。 

我的心骤然紧缩起来，浑身热血冲腾澎湃。我知道外公在寻找谁，他在寻找他的女儿，我们的母亲。母亲已经去世九年了，外公不会不晓得。可他不甘心，他希望那噩耗只是传闻，他渴望人间会有奇迹发生，母亲意外地站在我们的身后，朝他微笑，带给他人间最巨大的惊喜。 

这样的念头，不是一个见过九十年大风大浪的老人还该有的，但我从外公的眼里，清楚地看到他的神思，他的期待，和他的失望。奇迹终于不存在，他在我们身后没有找到母亲，他闭上了两眼。 

一剎那间，我懂了，我什么都懂了。我扬着头，仰望苍天，暗暗地说：妈妈，我们见到外公了，我们要敬他，爱他，像你一样的深厚和永久。然后我站起来，拉住外公冰凉颤抖的手，对他说：我是宁宁，妈妈一直很想念你，我代她给你请安。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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