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去武汉的经历

文/ 竹林风影

童年时候，我们这里把武汉叫汉口，即使去武昌，也叫上汉口。谁家在汉口有亲戚，谁上了一趟汉口，是很荣耀的事情。

我的家乡距离武汉不到80公里，但是要上一趟武汉是很难的。先步行15公里到团风镇，需要三个小时；在团风码头坐客船到武汉，逆水航行，需要7个小时。

我第一次去武汉是1969年夏天，我只有5岁半。

小时候的记忆忘了就忘了，没有忘的，就在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痕迹，永远也抹不掉。

那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二哥拿着一封电报进来，对母亲说：“姑妈走了。”母亲坐在椅子上大哭了一场，哭出的第一句是“我的姊妹啊！”。母亲穿的是白色的土布褂子，哭得很伤心。大姑子去世，弟媳如此悲痛，这很少见。后来我知道，母亲是童养媳，从小跟姑妈一起长大，情同姐妹；姑妈命苦，命运坎坷，不到50岁突然走了，所以母亲很悲痛。

1969年，我家是个大家庭，父母、三个哥哥、两个姐姐、我，大哥已经娶了大嫂，有了一个孩子，一共10口人。还有伯伯一家，伯伯婶婶已经去世，堂兄一家8口人。两个家庭18口人住在一幢土砖房子里，不知道是怎么挤下的。老人故去，孩子降生，姑娘出嫁，媳妇娶进来，大哥大嫂分家另过，侄女侄儿相继降生，这幢房子一直保持18个人的规模住了22年，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三家才拆掉房子各自起新屋。

如果没有总设计师和改革开放，不知道要挤到什么时候。

为什么这么多人挤在一幢房子里，说起来话长。

我们这个大家庭，本来有两幢房子。祖父在世的时候，伯伯和父亲都成了家有了孩子，各住一幢房子，但是没有分家。那时候的农村，传统观念比较重，分家被视为大逆不道，父不慈子不孝兄弟阋墙的家庭才闹分家。一大家子人在一起，难免有些矛盾，伯伯提过分家，祖父眼一瞪，伯伯再也不敢提了。

1958年大炼钢铁，村里也架起土炉子炼铁。我们那里是平原，无山无林，房前屋后的树砍完了，炉子没烧的了，生产队长一声令下：烧房子！

一家有两幢房子的，拆掉一幢，木料和门窗投进炉膛。祖父后悔得要死，要是当初分了家，房子就不会被烧。村里还有几个大家庭房子被烧的，像祖父一样，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

有读者可能不理解，好好的房子，生产队长说烧就烧？钢铁元帅升帐，谁敢阻拦？葱省拆村并居，农民好好的楼房，还不是说拆就拆？谁敢说个不字？不同的是当年烧了白烧，葱省是让农民上楼。

姑妈是父亲的姐姐，也是堂兄的姑妈，父母和堂兄商量，两家去四个人到武汉吊丧。找生产队长请假，队长不批准。队长说，夏天正是农忙时候，社员们要留在家里抓革命促生产。队长只允许父亲一人去武汉吊丧，而且白天要出完工才能走。

大姑姐去世了，娘家只去一个人吊丧，说不过去，于是父亲决定带我去。

太阳落山的时候，社员们收工了，父亲从田里回家，在池塘边洗了澡，匆匆吃了饭，穿上草鞋，换上干净衣服，用一个布包袱包了几件换洗衣服，带着我上路了。

走出村子好远，听见后面有人喊父亲，回头一看，三哥朝我们飞奔而来。11岁的三哥来到近前，只穿着短裤，全身在流汗。三哥对父亲说：“妈叫我送MZX像章，妈说，你没戴像章，怕不让你上船。”父亲接过像章，小心地戴在胸前，牵着我继续赶路。

父亲有时候牵着我走，有时候背着我走，背累了就把我放下来让我走一会，走不动了又把我扛在肩上走，到团风的时候已是晚上。

那时候公路运输不发达，团风作为长江边的小镇，因水而兴，当地人称为“小汉口”。1969年的“小汉口”，晚上黑漆漆的，街道上没有路灯，也没见人。

父亲买船票、在候船室等候的情景我都不记得，但是我记得上船的情景。船快要到的时候，旅客全都在一个两边都是墙的狭窄闸道里站着，闸门一开，人们冲出闸口，跑上长长的栈桥。栈桥是木板做的，急促的脚步声咚咚咚地响，黑夜里很恐怖。父亲肩膀上挎着包袱，背上背着我，跑不快，很多人超过了我们。

过了栈桥就上趸船，往船上挤。

上船为什么不能从容一点？为什么要跑？而且跑那么快？现在想来，可能是从众心理。前面的人跑，后面的也跟着跑；前面的怕人追上，越跑越快，后面的也就越跑越快。还有可能是船停靠的时间比较短（那船是从九江上来的），旅客有恐慌心理，怕跑慢了船开走了。

姑妈家在武昌，长江边的一条街道，叫中华路。姑妈的家是搭在公家楼房墙边的一间厢房，隔成里外两间。外间是厨房兼客厅，里间是卧室，上面隔了一个小阁楼（其实就是一张小床）。姑妈只生了两个女儿，大表姐已经出嫁，二表姐睡阁楼，姑夫睡阁楼下面的床，就是双层床的格局。

现在想来，姑妈姑夫和两个成年女儿睡在一间房里，多不方便啊。姑夫是码头工人，正宗工人阶级，姑妈是街道工人，也是工人阶级，解放20年了，他们家的住房条件还那么差。家里没一样像样的，桌子凳子跟农村的没什么不同，只是干净一点。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的记忆里留下了第一次到武汉的几件事。

一是电灯。姑夫家只有一盏电灯，安在房门口，这样一盏灯能照两间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电灯，白炽灯泡，拉线开关。一拉线灯亮了，一拉线灯熄了，挺好玩，我有事没事拉着玩，直到父亲制止我，不让我拉。

二是热干面。早上吃一种我从来没吃过的面，干干的没有汤，非常奇怪的味道。可能那就是热干面吧。

三是冰棒和冰棒车。那种车的车轮是一种月饼大小的空心钢轮子，空心圆箍在木制车轴上，轮子的夹层里面是滚珠轴承。卖冰棒的推着车叫卖，四个小轮子发出很大的响声。

姑夫家在码头旁边，是个热闹地方，我天天倚在门口看人卖冰棒买冰棒。卖者打开箱盖，掏出花纸包着的冰棒，买者接过来，撕开包装纸，滋滋地吃，我好像闻到了冰棒的甜味儿。我从来没吃过冰棒，看别人吃得津津有味，我很想吃，听见冰棒车的响声我就跑到门口巴望。5分钱一支的冰棒，父亲没给我买，姑夫也没给我买。

四是大卡车、柳条帽和大木棍。街上人山人海，好多红旗，还有抬着的巨幅MZX像。好多大卡车在缓慢行驶，驾驶室顶上有大喇叭，大喇叭哇啦哇啦说的啥我不懂。车厢里站满了人，那些人都戴着柳条帽，手里拿着手腕粗的大木棍。有一天晚上姑夫对父亲说，汉口六渡桥那里武斗，打死了好多人，就是用这样的大棍子打死的。姑夫说的时候很恐怖的样子，父亲也很恐怖的样子。

第二次去武汉是1977年暑假，我刚念完了初一。堂姐的女儿生了孩子，我随堂兄一起到堂姐家送礼。

两家的礼物放一起，有糯米粉、油面、鸡蛋、两只鸡，还有菜地里摘回来的新鲜蔬菜，黄瓜豇豆茄子葫芦南瓜冬瓜等。那天动身比较早，太阳偏西动身，堂兄挑着一担礼物，走得很快，到团风的时候天刚黑。堂兄带我到一家小饭馆吃晚饭。一碗米饭，一碗粉丝汤。粉丝汤就是清水煮粉丝，汤面飘着几片切碎的白菜叶。看着面前的粉丝汤，我不敢动筷子，不相信这么好吃的东西是给我吃的。那时候，粉丝、海带，只有吃年饭的时候才能吃到，堂兄怎么把过年的好东西给我吃？堂兄见我看着粉丝汤咽口水，就说：“快吃，吃了去赶船。”我这才拿起筷子狼吞虎咽，很快吃完了。

1969到1977，八年过去了，交通方式一点没变：步行15公里到团风镇，飞跑上船，7小时航程。

上船的时候，人们好像比1969年还跑得快，木板栈桥上脚步声咚咚咚地响，黑夜里很恐怖。堂兄跳着担子跑不快，我已经是一个少年，跑得很快。上了趸船，我以为那就是客船，就站在一边等堂兄。一会儿堂兄跳着担子小跑过来了，我跟着他后面上了船。

船开走了，我指着后面的趸船问：“哥哥，那个船怎么不走？”堂兄说：“那是趸船。”我说：“我刚才看见它往下游方向动了。”堂兄说：“趸船没走，是我们的船在走，你盯着趸船看，就以为趸船在走。”

堂姐家在汉口。我跟着堂兄挤公汽，又步行，看武汉的街景。那时候的武汉很脏，街上有很多垃圾，就是个大县城的样子。满大街的墙上刷的标语，有“抓纲治国”、“抓纲治交通”，还有“深入揭批四人帮”。

堂姐家在近郊（现在是繁华的市区），住的是平房，兄弟妯娌两家一共七口人住一幢红砖房子，虽然不算宽敞，但是收拾得很干净。

我是第一次到堂姐家，堂姐对我很热情。她让自己的小儿子（他比我大，他该叫我舅舅）带着我到中山公园游玩。那时候武汉动物园就在中山公园里面，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稀奇古怪的野生动物。还上了长江大桥，从汉阳走到武昌。

第二次到武汉，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碗鸡汤。

那是一天上午，堂姐夫把一大碗鸡汤端到我面前，满满的一碗鸡肉，上面是两条鸡腿，澄黄的汤面飘着油花。鸡汤是最美味的食物，平时吃不上，只能在吃年饭的时候吃上几口，一只鸡，一大家子人吃，一人只能吃到几块鸡肉。我看着堂姐夫端到我面前的鸡汤不知所措，不相信这是给我吃的，以为堂姐夫搞错了。堂姐夫是水利工程师，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他微笑地看着我，说：“这是给你的，吃吧。”堂姐从厨房出来了，微笑着对我说：“快吃吧，这都是给你吃的，全部吃完。”

天啊！我幸福到要晕了！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