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日为“安”：安倍国葬及其后

国葬，是对国家有功劳的人去世时，由政府主办、全部使用国家经费举行的葬礼。追本溯源，它来自天皇驾崩时以“大丧”形式举行葬礼的习惯。

近代以降，“大丧”与“国葬”的名称不再作严密区分，范围进一步扩大，只要有天皇敕令，有功的皇族或臣下去世后也可进行国葬。不过，由于这并非明文规定，在具体操作时依旧有很大争议。明治时期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因积极推动日本的工业化、政党政治以及教育近代化而受到国民的广泛赞誉，但据传由于其去世时反对党执政，他最终未被授予国葬待遇。直到1926年（大正15年）《国葬令》出台，国葬仪式才正式制度化。

二战结束后，1947年《和平宪法》出台，《国葬令》被废除。从此，与“国葬”相近的成文表述，除了1945年一部新《皇室典范》外难寻踪迹，而这一文本也仅限于对皇家去世后“大丧仪式”的规定。可以说，对非皇室成员而言，日本国葬相关领域至今都处于“法律空白”的状态。这种状态是致命的。

回顾战后历任首相的葬礼，虽然没有法律的限制，但迄今只为吉田茂和安倍举行过国葬。这很大一部分就是出于对法律问题的忌讳。即便是举行国葬的权力，事实上也落在了以现任首相为首的内阁身上。但国葬的资金毕竟全部出自国库，与国民的税收息息相关，极易引起争议。可以看到，即便是促进了冲绳返还、提出“无核三原则”的佐藤荣作，也只是采用了部分资金出自国费、略低一级的“国民葬”形式。自1980年大平正芳首相去世以来，“联合葬礼”成为主流，大多数前首相（如岸信介、宫泽喜一、中曾根康弘）均采用此类葬礼。

而与同是国葬的吉田茂葬礼相比，对安倍的国葬似乎批评之声更多。

吉田茂作为日本战后首位首相，学界和政界大多对其政绩予以肯定。而对安倍政绩的评议则不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或许可以称得上是冷战后执政表现最为突出的首相：以累计在任2887天的纪录成为战后日本宪政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所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给泡沫崩溃后的日本经济带来了一丝回暖迹象，在外交领域与多国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并加强了日本与传统盟友伙伴的关系。但进一步盘点其“政治遗产”，在朝鲜绑架人质、日俄缔结和平条约和修宪问题上，都未见显著成果，若将其政治贡献置于更长的战后历史中考察，恐怕仍难以与吉田茂相提并论。

尽管岸田宣称国葬旨在纪念安倍的执政功绩，但背后恐怕还有其他考量。

首先是内政方面。安倍遇刺后的两天，日本举行了参议院选举。相关民调显示，安倍遇刺后确实在短期内给自民党选情带来了正面影响，后者从中获得了一些“同情票”。虽然宣布国葬时参议院选举已经结束，但考虑到岸田本人和自民党面临的长期支持率压力，他可能仍有意借此机会进一步迎合民意、并给外界制造出一种自民党较为团结的表象。

其次，岸田也有意借国葬之机开展“吊唁外交”。他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安倍为日本留下了宝贵的外交遗产，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本人与世界各主要国家领导人之间建立起的密切私人关系。因而，岸田很可能希望借各国元首前来参加安倍国葬之机与这些领导人开展会谈，巩固与传统伙伴之间的关系。

最后，不容否认的还有岸田与安倍良好的私人友谊。安倍执政时期，岸田长期任外相和自民党干事长，两人有着密切的往来。两人虽然分属自民党的不同派系，但岸田在其政治生涯中长期得到安倍的重视。所以与私而言，厚葬也符合岸田深切缅怀安倍的想法。

然而岸田是否真正实现了其初衷？我们仍需要打一个问号。

尽管为清除与统一教存在瓜葛的阁僚，岸田曾在八月试图重新组阁。但事实证明，统一教对自民党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即便是换水后的“新内阁”也无法保证完全的“洁净”。十月末，日媒更是爆出安倍晋三与统一教创始人文鲜明的孙女的合影，为自民党和统一教的微妙交集再添佐证。

而在这一微妙交集的背后，是战后日本政治界与宗教界的复杂关联。

《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对任何人的信教自由都给予保障。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

单看后半句，宪法明确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在具体实践中，前半条的“信教自由”却使得政教之间存在着“灰色地带”。对个体政治家而言，他因信仰宗教而与相关宗教团体建立起的利益往来是否违反政教分离原则？再者，打着“复兴传统”旗号、实则从事宗教活动的团体与政治组织建立的联系是否违反政教分离原则？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甚明了。事实上，现今日本政坛仍存在大量整个党派均信奉统一宗教的情况。

而就短期而言，除了政治-宗教关系问题外，安倍的离世也引发了人们关于日本国内政治前景的讨论。

其中一项引起广泛讨论的议题是关于修宪。2020年9月，安倍在表明辞职的记者会上，将“未能解决朝鲜绑架人质、未能推动日俄缔结和平条约和未能实现修宪”三者视为其“断肠之痛”。安倍执政时长期主张突破“吉田路线”确定的“消极和平”原则，于2014年提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试图逆转半个世纪前提出的“原则上禁止、出口是例外”的“武器出口三原则”。2015年，他又推动议会通过了《新安保法案》，提出“有条件地行使集体自卫权”，从而突破了1981年“享有但不行使”的集体自卫原则。但上述突破均不同程度地违反了现行宪法的精神，因而在条文上突破“宪法九条”可能是安倍及其所属的自民党保守旁流希望实现的最终目标。

安倍在参议院选举前两天突然辞世在客观上推动了修宪进程。目前如果把积极推动修宪的自民党、公明党、日本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的议席加总，修宪势力在参众两院目前均已超出动议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这使得修宪问题在安倍去世后很快成为了日本内外关注的一个焦点。

然而，修宪能否最终实现仍存有疑问。首先，安倍辞世后有哪位政治家能有他那样的影响力足以继续扛起“修宪的大旗”，还是一个未知数。其次，支持修宪的各派间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如公明党事实上支持“加宪”而非“修宪”。最后，即使上述两大问题得以解决，修宪的最终结果还要取决于全民公投，而在当前日本国内面临一系列挑战的情况下，公投的前景仍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自安倍去世后，中国与日本也一直保持沟通。我国派遣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作为政府的代表参与了安倍的葬礼。事实上安倍去世后的次日，习近平主席就向岸田首相发去了吊唁电，其中特别提到“安倍晋三前首相在任期间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进行了努力，作出了有益贡献”。客观而言，安倍执政后期中日关系呈现出明显回暖迹象。2018年安倍来华开展了为期3天的访问，也是时隔七年日本首相再次访华，双方达成一揽子协议。2019年G20大阪峰会期间两国元首再次举行会谈，期间双方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倡议达成重要共识。

安倍国葬结束后两天的9月29日，恰是邦交正常化时《中日联合声明》签字50周年纪念日，这一节点也为两国回望过往、总结经验提供了一个契机。如今斯人已去，生者犹需前行。离开了安倍的日本政坛与日中关系又将继续走向何方，还有待时间给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