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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带来的繁荣是如何被毁掉的?

弗里德曼 王育琨频道 2022-10-29


自由的捍卫者——弗里德曼


1. “评判政策和计划的一大失误在于,只看意图,不看后果。”


2. “集中化的权力,并不会因为创建者的善意,而变得无害。”


3.”事实上,‘最低工资法’是这样一种法律,它使得雇主雇用技能有限的人成为非法之举。“


4. “许多人希望政府出面保护消费者。然而,当务之急是,保护消费者免于政府的侵害。”


5.“自由市场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事实是,除非双方都能获益,否则交易不会发生。”


6.“自由市场的存在显然不会消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政府既是决定比赛规则的论坛,也是解释和执行决定规则的裁判员。”


7.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8. “政府从来不会汲取教训,只有人可以。”

 

9. “如果让联邦政府掌管撒哈拉沙漠,不出五年就会出现沙子短缺。”

 

10. “通货膨胀是未经法律许可的税收。”

 

11. “没有什么比政府的临时计划更为持久。”

 

12. “政府解决问题的方案,通常和问题一样糟糕。”


13. “一个将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社会,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一个将自由置于平等之上的社会,将会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平等和自由。”


14. “最伟大的文明进步,无论是建筑还是绘画,科学抑或文学,工业或是农业,从来不是来自中央集权。”

 

15. “自由市场是人类发现的唯一能让多数人自愿合作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它对于维持个人自由至关重要。”


16.“一些人反对自由经济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它给予了人们渴望得到的东西,而没有给予特定群体认为自己理应得到的东西。大多数反对自由市场的论断,其背后是缺乏对自由本身的信念。”


小编摘录

2022-4-23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n),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弗里德曼:一个日渐强大的政府,迟早会毁掉自由市场机制带来的繁荣



文/弗里德曼

美国的历史,可谓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的历史;之所以能发生这样的奇迹,是因为美国把两套思想观念付诸实践。可能出于某种奇异的巧合,两套思想观念都在同一年面世,这一年便是1776年。

第一套思想观念体现在《国富论》这部伟大著作当中,正是这部书把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推上了现代经济学鼻祖的地位。书中分析了市场机制如何能够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提供衣食住行等经济生产活动中所需的合作和协作结合起来。

亚当·斯密关键的洞见是:只要协作是完全自愿的,那么交易双方就都能获益;除非交易双方都能获益,否则交易就不会发生。所有人都能通过协作获益,而这种协作并不需要来自外部的强力、强制,也不必侵犯个人自由。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每个人“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第二套思想观念体现在《独立宣言》当中,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这一宣言,表达了那一代人的普遍看法。《独立宣言》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按照“人人有权追求其自身价值”的理念建立起来的国家。“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可以说,美国的大部分历史,都围绕着《独立宣言》中的原则和理念而展开,是努力将这些原则和理念付诸实践的历史。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经济自由即可保证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而不必靠外部强制或某个中央命令,由此缩小了运用政治权力的领域。而且,由于自由市场是一种分散权力的机制,因此即便出现某种政治集权,也能够被自由市场所克服、消化掉。如果经济和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群人手中,那就必然导致专制。

自由的生命力,在农业方面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清二楚。《独立宣言》发表之时,美国只有不到300万人口。当时,农业是美国的主要经济活动;要养活本国居民,并且要有一定的剩余农产品出口以换取外国商品,就需要9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今天,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不足5%,但却养活了2.2亿国民;并且,其剩余农产品之多,竟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奇迹的发生?显然不是政府的中央命令。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经济的发展是靠中央命令;在这些国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从1/4到1/2不等,然而它们到头来还是要从美国进口粮食,由此才能避免大规模饥荒的发生。

就美国来说,在其农业生产迅速扩张的大部分岁月里,政府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美国确实开发了不少新的土地,但这些土地先前都是极为贫瘠的不毛之地。19世纪下半叶,政府划拨出一些公地,成立了若干农学院;这些农学院靠着政府的资助,传播农业信息和农业技术,以此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

但是,农业生产创新的主要源泉,仍然是自由市场机制下的私人主观能动性,自由市场是面向所有人(除了奴隶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耻辱)开放的。奴隶制废除之后,农业生产得到了最快的增长。数百万人从世界各地移居至美国,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可以选择为自己工作,做一名独立的农场主或独立的商人;也可以选择为别人工作,只要双方都同意工作协议的内容。他们可以自由地尝试新技术,尝试失败就自担风险,尝试成功便可获利。他们很少受到政府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极少受到政府的干预。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发生正是由自由激发的。工业革命产生的新机械导致了农业革命的发生;反过来,工业革命又有赖于农业革命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于是工业、农业便相互促进,齐头并进。

斯密和杰斐逊,都把集权政府的权力视为对普通公民的巨大威胁;他们认为,保护公民免受专制政府的暴虐统治是必需的,而且永远都是必需的。这正是《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和《美利坚合众国权利法案》的宗旨所在;正是《合众国宪法》规定权力分散化的意图所在;也正是英国的法律结构自13世纪颁布《大宪章》以来至19世纪末不断发生变化的动力之所在。

在斯密和杰斐逊看来,政府的角色应当是裁判员而非运动员。杰斐逊心目中的政府,在其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1801年)表述得清清楚楚,他说:“政府应当是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防止人们之间互相伤害;但在其他方面,它应当让人们自己管理自己,允许人们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事业。”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带来的成功,使它们对后来的思想家的吸引力日趋减少。到19世纪末,政府的权力已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它几乎没有什么集中的权力可以威胁到普通公民。

但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使那些心地善良之人大显身手,做一番善举。然而这个世界并非完美无瑕,仍然有许多恶人恶事。实际上,社会愈加进步,恶人恶事就愈加显眼,愈加可憎。

人们总认为社会进步是理所当然的,而不去仔细想一想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进步。他们已经忘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会给自由带来威胁。相反,人们总惦记着一个强大的政府能够带来的种种好处;他们认为,只要政府权力掌握在“好人和能人”手中,政府便可大有作为。

到了20世纪初,这些思想观念就开始对英国的政府政策产生影响。而且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接受这些思想观念的人也越来越多,不过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之前,它们对美国的政府政策并未产生多少影响。我们在本书第3章将会看到,美国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失败导致了大萧条的爆发;其实自建国以来,政府在货币领域就一直在行使权力。

然而,不论是当初还是现在,人们都没有认识到政府对大萧条的爆发应负有的责任。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大萧条的爆发正是自由资本主义体制的失败所导致的。这种谬论使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一道,对政府与个人之间相对责任的认识发生了转变。

此前,人们普遍强调个人责任,强调个人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现在却强调,个人不过是棋局中的一枚棋子,无足轻重,只能听凭外界力量的摆布。此前人们认为,政府的角色应当是裁判员,其作用是防止个人之间彼此伤害、相互强制;而现在却认为,政府的角色应当是家长,既是家长,就有义务强迫一些人帮助另外一些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种思想观念已经左右了美国的发展方向。从地方到联邦,各级政府的规模都在扩大,权力都在扩张;同时,权力和权限不断从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转移。政府逐渐承担起了收入再分配这一任务,打着保障、平等的旗号,从一部分人手中拿出钱来转发给另一部分人。为了“管理”我们“在工业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成果”,政府接二连三地制定各种政策。这样做,其实是把杰斐逊的名言完全颠倒过来了。

这样做本是出于好意,而且主要还是为了增进个人利益。但是,即便是最支持福利的父爱主义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实践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就像在市场上一样,在政府领域,似乎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其作用方向与亚当·斯密提出的那只手恰恰相反:一个人若想通过加强政府干预来促进公共利益,那么他便会“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来增进私人利益,而这却是“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n)


近年来出现了增长放慢、生产率下降的现象,这自然引发了一个疑问,即如果我们继续授予政府更大的权力,同时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继续授权给公仆这一“新阶层”,把我们的钱财更多地交由他们支配的话,那么私人的创造力能否一如既往地消除政府管制带来的削弱作用呢?或者说,能否一如既往地克服其恶果呢?我们的答案是,一个日渐强大的政府,迟早会毁掉自由市场机制带来的繁荣,迟早会毁掉《独立宣言》中以雄辩庄严的口吻宣告的人类自由。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所预料的要早得多。

当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作为美国国民,我们仍然可以自由选择,究竟要不要在“通往奴役之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以此为其著作命名,该书见识深刻、影响深远)上减速慢行。


或者,究竟要不要对政府权力施以更加严格的限制,从而更多地依靠自由个体之间的自愿协作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长期以来,人类大多陷于集权专制的苦难深渊,即便是今天,饱受集权专制之苦的人仍不在少数,难道我们还要再次陷入这一深渊而结束我们的黄金岁月吗?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运用我们的智慧、远见和勇气来改弦更张,从经验当中学习,从“自由的重生”中获益呢?

如果我们想要做出明智的选择,那就必须对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则有一个透彻的理解。经济体制的原则即亚当·斯密提出的原则,它说明了一个高度复杂、高度组织化且运行平稳的经济体制,为何能够在没有中央命令的情况下发展繁荣起来;它说明了如何在不依靠强制的前提下实现人们之间的协作。政治体制的原则即托马斯·杰斐逊提出的原则。我们必须明白,用中央命令来代替自愿协作为何会带来种种弊端)。我们还须明白,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一书。弗里德曼表达立场时,从不绕弯子,无论是对抗凯恩斯,还是批评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弗里德曼的“粉丝”,可以列出一长串:两位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和加里·贝克尔、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两位布什总统、彭斯副总统等均是他的拥趸。


撒切尔夫人说:弗里德曼重振了自由经济学,在它即将被世人遗忘的时候。


贝克尔评价他:弗里德曼总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


许小年在追忆弗里德曼时感慨:弗里德曼辞世,人间少了一个上帝的圣徒。经济学家信奉的上帝是市场,最懂得市场的人是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告诫我们:潮流已经转变,但要想使人类自由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还需要一股更加势不可挡的滔滔洪流。


为此,本频道诚荐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珍藏版,本书是弗里德曼的代表作,也是自由思想经典中的经典,出版当年就登上了美国非虚构类作品销量榜首,常年保持全球销量过百万的记录。感兴趣的读者,可识图扫码,一键收藏,赞赏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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