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政治目的下的工具人

酷吏，是为人主所用，是人主实行统治、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工具。酷吏之晋用，是因为他们迎合了君主的部分需要，其所以可以将其严酷苛责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将之全面运用到执法施政之中去，根源就在于君主需要这样的人及其手段。

吕后执政时，有一位侯封，“刻轹宗室，侵辱功臣”，是吕后清除刘氏宗室以及大臣中拥刘势力的打手。所以吕氏败亡，侯封 遂被“夷家”。景帝时代，郅都、宁成均以严酷暴烈为称，执法甚严。《史记·酷吏列传》载:

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瞷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拾遗。旁十余郡守畏都如大府。

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

郅都迁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丞相条侯，即周亚夫。周亚夫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功甚伟，地位高崇，故称其“至贵倨”。郅都治济南瞷氏，仅灭其首恶，看来并非杀戮无度之人;而其廉洁自守的品德，不顾妻子、舍身为国的忠诚，不畏豪贵、公正执法的勇气，今日读之，佩服景仰之情仍不禁油然而生。而郅都之所以得到重任，并能够有所坚持，显然是由于景帝需要利用他这样的人，对付那些飞扬跋扈、无所顾忌的豪猾之徒与宗室列侯。而郅都最终仍死于朝廷中的政治斗争。《史记·酷吏列传》：

临江王征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间与临江王。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窦太后闻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归家。……窦太后乃竟中都以汉法。景帝曰:“都忠臣。” 欲释之。窦太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邪?”于是遂斩郅都。

临江王荣即原来的栗太子荣，他于景帝七年(前150)被废除太子之位，改封为临江王(同时立刘彻为太子，即后来的汉武帝)。两年后，景帝中元二年(前148)，荣被控侵占了太宗庙的土地，让他到中尉府去接受调查。中尉，掌徼循京师，职司京师治安。这个案子本来就有些蹊跷，盖其时荣的母亲栗姬已死，王夫人被立为皇后，子刘彻被立为太子；而窦太后心中希望立梁王为太子，梁王亦跃跃欲试，“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跸，拟于天子”，政局扑朔迷离，波诡云谲。

刘荣一案，很难确定究竟是何方势力所为，但从根本上说，是得到景帝认可的，当无疑问。郅都大概就是窥知了景帝彻底清除栗太子势力的意图，才会如此苛刻地对待刘荣。正因为此，景帝后来在窦太后面前，力辩郅都是忠臣。魏其侯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子，曾经做过栗太子的师傅，所以伺机让人给刘荣提供了刀笔。在这个案件中，郅都的“严酷”，是为景帝的意图服务的。郅都死后，“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于是上召宁成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郅都、宁成，都是景帝用来对付“宗室豪杰” 的工具，其理甚明。

因此，做一个成功的酷吏，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揣摩人主之意。《史记· 酷吏列传》描述张汤怎样揣摩武帝的意图，甚为详悉：

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 谳 决法廷尉挈令， 扬主之明。……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 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

武帝作出尊儒的样子，张汤就聘请专治《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到廷尉府来做“史”(秘书)，专门引用五经中的古义，作为评判疑狱的根据;武帝喜欢自以为明辨秋毫，张汤就把案子分析好，让武帝自己下定论，然后把明察之功归于武帝，并把武帝的裁决记录下来，作为“廷尉挈令”，也就是廷尉府判案的标本，以供后世学习引用。审理案件，如果是皇帝想要罪责处罚的人，就让廷尉监、史从重从严，致其于重罪；如果觉察到皇帝想要开释某人的罪责，就让监、史想方设法给他开脱，从轻发落；如果审理的是 犯法的豪强，一定要多方援引法律条文，罗织坐实其罪行;如果 犯罪的是贫穷羸弱的下户人家，即便按照法律应当治罪，他也经常找机会直接向皇帝报告，让皇帝裁定决断(“上财察”)，而武帝这时候为了表示宽大，也往往听从张汤的建议，不予深究。总之，一切唯上意是从，把法律的伸缩性运用到最大限度，甚至完全无视律令规定。

表面上看来，酷吏大多是法吏出身，其任事，多引据律令，故或将之视为“法治”。其实大不然。法治，不仅意味着依法治民，也意味着治民之法也要依法。法治之法，不仅是对民的，也是对官的。如果仅对民“绳之以法”，而官却不以法绳之，那不是法治。因此，酷吏之治的本质，并非法治，而是恐怖统治。更为重 要的是，酷吏所禀持遵依的，并非法律，而是“上意”。杜周为廷尉，“善伺候”，就是善于窥伺武帝的意图。《史 记 · 酷吏列传》说：

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 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 周曰:“三尺安出哉? 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三尺法，《汉书音义》说:“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三尺法既源于帝王，帝王之意就是酷吏心目中最高的法，天下又哪里还有“法”可言? 傅乐成先生说:“(酷吏)心目中的法，就是皇帝的命令。……他们办事，可以说完全秉承皇帝的意思去做，此外不以其他任何人或事或理论为根据，也不受其他任何人或事或理论的约束，因此把事办得极为彻底。武帝当然乐于任用这批既能干而又绝对服从命令的人。”因此，酷吏们真正的后台，就是像武帝这样的皇帝。换言之，皇帝才是最大的酷吏。《史记· 酷吏列传》说:

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于是闻有逮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有余岁，而相告言，大抵尽诋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

杜周任廷尉，在元封二年(前109)以后，至天汉初(前100)。太守、公卿二千石官动辄得咎，即被捕送廷尉所属诏狱，其所犯的罪行大都是“不道”，其重者是大逆、谋反，轻者是“不敬”，总之都是“政治罪”。诏狱中拘押了六七万人，各种衙门所属监狱又有十万余人，恐怖之治已经到了极致，而其最大的根源，显然是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