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港产警匪片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坏蛋把警察叫做“条子”，一开始或许一头雾水，看多了就会知道“条子”原来是指警察。

在生活中，一些社会群体运用的语言和一般人的日常用语似乎存在很大差异，他们特有的行话常常让门外汉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港产电影“古惑仔”剧照

而这些语言现在也有了名字，它们统称为：反语言（antilanguage）。

什么是“反语言”

反语言和反社会（antisociety）息息相关。

反社会就是被动或主动抵抗主流社会的一种有意识存在。反社会群体一般来说就是社会边缘群体，比如说吸毒者、小偷和流浪汉。反语言正是反社会的产物之一，而这些群体使用的内部语言就是反语言。

通常来说，反语言具有自己的语音和语法规则，从而和人民群众使用的普通语言区别开来。

反语言大致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重新词汇化（relexicalization）。

简单来说，就是换词（new words for old）。比如说，《林海雪原》里面，杨子荣上威虎山的时候，和土匪就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土匪：蘑菇，溜哪路？什么价？

杨子荣：嘿！想啥来啥，想吃奶，就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小孩他舅舅就来啦！

乍一看都不知道在讲的什么鬼，科科。然而对于土匪等人却是一听就明白。

“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

这里土匪是在问杨子荣“什么人？去哪里？”，杨子荣回答的则是“找同行”。土匪的行话利用重新词汇化，把“什么人”说成“溜哪路”，“去哪里”说成“什么价”，“妈妈”和“小孩他舅舅”则指的是“同行”，从而达到了验证同道中人身份的目的。

反语言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过度词汇化（overlexicalization）。

这个特点从字面上就很好理解——反语言中一些比较重要、或是说和这个群体关系比较密切的概念，通常有多种表达方式。

对于华盛顿州立监狱的囚犯来说，crime（犯罪）、suicide（自杀）、die（死）在囚犯语言里就有多种表达；

对于毒贩子来说，各种毒品的名称自然也有多种多样的表达；

对威廉玛丽学院的大学生来说，penis有183种不同的说法（咦，好像混入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反语言的产生方式多种多样，可以用谐音，也可以用缩写，还可以用引申义等。

说回开头提到的“条子”，笔者度娘了一下，据说是因为当年香港黑社会被警察盘问的时候，总是要回答“yes, sir！”，而英语的“sir”发音和粤语的“蛇”相近（这倒是真话），所以戏称警察为“蛇佬”。蛇是什么形状？一条！所以就有了后来“条子”的说法。

脑洞真大，笔者万脸懵逼。

梳理一下“条子”的形成：

Sir → 蛇 → 一条蛇 → 条子

首先利用谐音和把“sir”和“蛇”联系起来，然后通过蛇本身的特点和“一条”联系起来，最后创造了“条子”的说法。

但不是所有反语言里面的概念，都在普通语言中可以找到对应的表达。

印度的Mallik教授对现加尔各答地区的黑社会行话做的研究中，就发现有些词包含的意思超出普通语言表述的范围。

比如说“cukru”的意思是“绑架睡梦中的孩子”，“ghot”意思是“吞咽赃物以躲避搜捕”——而这些词在普通用语中没有等同的词汇。

总而言之，创造反语言的方式可以用网络语言来归纳。

互联网的发展促使了多个虚拟社区的建立，虚拟生活和现实生活的分界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有些人甚至分不清哪一个才是自己真正的生活，虚拟世界里的社会就好像现实社会的一个镜像。这种非主流社会也就可以归入“反社会”的概念之中，而这些社区里的群体大多使用网络语言交流，所以网络语言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反语言”。

参考李战子教授对于网络语言形成方式的总结，大致可以这样解释：

发音方面，主要通过谐音（深井冰=神经病）、合营（造=知道）、别字（偶=我）来创造新词；语法方面，缩写（GG=哥哥）、借喻和提喻（潜水=只浏览不发言、楼上楼下=上面下面的帖子）是常见手段；

语义方面，则有引申（233=原指猫扑里面一个捶地大笑的表情的编号，现在引申为“大笑”的意思，使用者可以任意增加后面“3”的数量）和拆解转换（偶像=呕吐的对象）。

李战子教授归纳的表格

简单来说，反语言的产生，一般是让普通语言从发音、语法和语义方面产生变化，从而形成自身独有、只有内行人才懂的体系。

为什么会有反语言

反语言到底为什么会存在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Mallik教授对400个使用现加尔各答地区黑社会行话的罪犯和反社会群体成员进行了采访，问他们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反语言。其中132个人表示这是出于沟通需要（communicative force），并且认为这是种语言艺术（verbal art）；26个人直接说“我不知道”；而剩下158个人给出了占最多数的回答：出于保密性（secrecy）的需要。

没错！其实一开始，“行话”、“黑话”的使用，就是为了不要让外人听懂。

使用反语言的社会边缘群体从事的行当，具有较强的排外性：他们既希望能保住自己的秘密，也希望有一定的手段甄别谁是自己人。反语言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试想一下，一个要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做毒品交易的毒贩子，就能用反语言偷偷告诉接头人关键信息，从而逃避警察的追捕和避免让不相干的人掺合进来。

认为反语言是“语言艺术”的人也不少，从这里可以看到反语言也拥有娱乐大众的一面。

美国一种轻歌舞剧中使用的语言（music-hall languages/ vaudeville languages）、维多利亚时期工人阶层使用的一种幽默语言“Gobbledygook”也属于反语言。包括一些载歌载舞的街头皮影戏，使用的语言里就包含别出心裁的特色，比如在土耳其就有一种历史悠久的滑稽皮影戏，其中的两位主角分别叫做卡拉格吉（Karagoz）和哈希维（Hacivat），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等土耳其安定下来，去那里现场观摩一下这种表演。

卡拉格吉和哈希维

但是反语言仅仅是为了保密、抑或娱乐吗？其实不然。保密和娱乐只是反语言表层的目的，要想知道反语言的“安身立命之本”，就要追溯回孕育反语言的土壤——反社会。思考一下，反语言的存在，正是因为反社会群体想要让自己从主流社会剥离出来，把自己和主流群体区别开来，构建自己的社会秩序和体系。反语言不过是这些群体用来构筑自己身份（identity）的一种手段罢了。

所以，总的来说，反语言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为了重新社会化（resocialization）。

什么又是重新社会化呢？就是重新构建一个“替代主流社会的另类现实”。

囚犯们的牢狱生活、黑社会老大和喽啰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生活、毒贩们担惊受怕的生活必然和普通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不同。这些特殊群体像是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样：他们一边和普通人一样吃喝拉撒，一边和自己所属的群体做一些超出常规的事情。

这两种世界之间其实联系密切，彼此之间存在一种张力（tension）——反社会不过是现实社会歪曲了的一个投影。如果说语言是反映现实的一种方式，那么反语言就是反映反社会现实的一种方式。也可以说，反语言反映的现实，是这些边缘群体内心的主观现实。囚犯眼中的世界是怎么样的？贫民窟底层居民眼中的世界又是怎么样的？这些群体的反语言是他们看世界的独特方式。

曾有江湖中人找到《江湖黑话》的作者熹葆，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奇闻异事，但是嘱咐他“不可以写江湖‘秘诀’，以给众人留碗饭吃，否则会有可怕后果（据卷末语）”。这里说的“秘诀”就是民间秘密语，也就是江湖人士的反语言。从这点可以看出，反语言对于它的使用群体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反语言可以说是把这些反社会群体团结起来的核心力量啊！

还可以在哪里看到反语言的身影

上面所讲主要是基于韩师父（M. A. K. Halliday）对于反语言的分析。比较经典的反语言研究有对于英国伊丽莎白时期一种叫做“pelting speech”的流浪汉语言的研究，还有刚刚提到Mallik教授对现加尔各答地区黑社会行话的研究，以及Podgorecki教授对于波兰监狱中囚犯使用的“gypserka”的研究。

其实，开头说到反语言的使用者多为社会边缘群体，举的例子大多是违法乱纪的犯罪团体。像是今年夏天已经出到第四季的网飞（Netflix）著名监狱题材剧“女子监狱（Orange Is the New Black）”——虽然不知道编剧大大用了什么手段去了解监狱里的对话，但是独特的监狱用语确实让“女子监狱”活了起来。这部混合了各色口音（颜值还不错）的美剧时不时会蹦出一些让人费解的词：如“shot”、“chop, chop”和“daddy-mack”——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借助Urban Dictionary弄懂它们。

女子监狱海报（网飞剧又称“一次放出让所有字幕组翻瞎眼的剧”）

这里需要补充一下：社会边缘群体当然不仅仅只有激进的罪犯，还有很多被动或主动偏离主流的人们，比如说同性恋者，再比如说个别宗教团体。

笔者之前在魔都遇到过一个马国吉他手，他貌似信仰某种自然泛灵论的宗教（说“貌似”是因为我也不太懂这么玄乎的东西），而这个群体相信极乐之地叫做“Bluegreenland”，是个有着橙色和粉色天空、海浪声不绝于耳的地方。这个群体还创造了特定的语言，即“Bluegreenlandish”。

这里的“Bluegreenlandish”，就是一种反语言。由此可见，反语言在宗教团体中的常见性。

除此之外，在历史上，巫术和通灵术数存在的地方，总是有反语言掺一脚——巫师们（或者驱魔者）嘴里叽里咕噜不知道说着什么，然后就发生了神奇的事情——这种魔幻电影里熟悉的场景中，当然少不了反语言。再比如说，哈利波特里面，咒语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邪恶力量里面，兄弟俩驱魔的时候都有特定的说辞：其实这也是反语言的一种体现。

邪恶力量

汉语中对反语言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对接状态。上世纪初就有民俗学家容肇祖先生在和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展开对汉语反语言的分析讨论。只不过在两位先生的笔下，反语言都叫做“秘密语”。汉语中，大家似乎并没有将这种语言现象归入“反语言”的范畴，而是给它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行话、黑话、民间秘密语，诸如此类，数不胜数。笔者斗胆推测，或许这就是汉语反语言研究和外国反语言研究对接困难的原因，导致国内外反语言研究没办法实现一些数据、资源的共享，以及类似现象的交流。

反语言研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意义重大。这对公安系统人员来说，是维持社会安全的重要；对社会学家来说，是了解边缘群体、为他们提供帮助的一个切入点；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了解乃至传承文化的一种方式。

当然了，想要弄懂反语言，也不是件容易事。毕竟，如韩师父所说，要想真正破解反语言的奥秘，就首先得收集一定的语料，对一定的群体有深入了解。

如果你身边有合适的反语言观察对象，不要放过他们！笔者在此邪恶地笑一笑。

不过，安全第一呐╮(╯_╰)╭

参考文献：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London: Arnold, 1978.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Third Edition). London: Arnol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2008. 

丁建新（Ding. J. X.），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边缘话语与社会”系列研究之一。《外语学刊》第2期，2010：76-83。

李战子（Li. Z. Z.）& 庞超伟（C. W. Pang），反语言、词汇语法与网络语言。《中国外语》第3期，2010：29-35。

曲彦斌（Qu. Y. B.），中国民间秘密语（隐语行话）研究概说。《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1997：4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