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闻职业精神？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职业精神包括对新闻传媒职业责任和职业使命的认识与理解，也包括对新闻工作者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情感、职业作风的认识与理解。[1]张晓锋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这样定义：新闻职业精神是职业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活动中的观念建构与价值追求，涵盖了职业群体中被广泛接受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2]

笔者认为，这两种定义将新闻职业精神泛化，甚至与职业思维方式、职业道德观念、职业行为准则等同。新闻职业精神应该有质的规定性，是新闻职业独有或其他职业少有的精神，从而与其他职业精神相区别。此外，新闻职业精神也不能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新闻职业精神是职业新闻工作者从事新闻活动广泛认同或遵循的基本价值追求与核心观念。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坚持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职业准则。因此，笔者认为，求真务实的新闻传播精神是新闻职业精神的核心要义之一。

第一时间抵达新闻现场，是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和提高新闻的时效性的必然要求，是满足受众或用户探寻事实真相需求的根本途径。因此，危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逆行或坚守新闻现场的精神也是新闻职业精神的核心要义之一。

根据上述定义，新闻职业精神与新闻职业道德、新闻职业行为准则、新闻职业作风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新闻职业精神是新闻职业道德、新闻职业行为准则、新闻职业作风中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观。

新闻职业精神与新闻专业精神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新闻专业精神要广泛得多，是对新闻行为专业准则的进一步抽象和精神升华。新闻专业精神的内核体现新闻职业精神。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好的新闻报道，要靠好的作风文风来完成，靠好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得来”。新闻“四力”是新时代新闻职业精神的必然要求。新闻的生命力、公信力在于真实。新闻工作者只有深入新闻现场，深入基层一线，深入调查研究，才能获得真实的一手新闻素材。对新闻素材加工处理也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还原事实和真相。

本文写作期间发生的袁隆平院士病逝乌龙事件典型地说明了新媒体时代新闻职业精神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5月22日10时48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在推特上宣布袁隆平逝世，随后又在微博上发布了同样的消息，多家媒体转发，瞬间刷屏，各个微信群、朋友圈、大V都在传发袁隆平逝世的消息。网友们纷纷表示特别震惊，万分悲痛。可是，CGTN很快删除了这条消息。

11时16分，澎湃新闻发出辟谣：老人家没有逝世，只是身体状况不太好，在住院。

11时57分，@CGTN发布消息：经核实，袁隆平院士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我们对此前报道不慎深表歉意。

近14时，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央媒正式确认袁隆平13:07逝世的消息。

这次重大媒体事故损害了媒体公信力，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有网友质疑道：“一件牵动全国人民情绪的大事，难道这些媒体和新闻人就这么不谨慎认真吗？”新闻最重要的就是求真求实，连最起码的真实性都没有确定，这难道不是对科学家和前辈们的一种亵渎？名人“被死亡”，这不是第一次,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随着新媒体的崛起，职业新闻人面对的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变，新闻职业精神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

一是“人人都拥有麦克风”，信息海量，泥沙俱下，真假难辨，给新闻信息的核实带来困扰。一些记者过分依赖不可靠的自媒体信息源，从而造成新闻失实。

二是新闻竞争更加激烈，抢发新闻的冲动常常造成新闻失实。笔者2007年4月组织策划了《假新闻“凶手是中国人”出笼记》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对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是中国留学生制造的假报道进行了深入分析，某央媒网站编辑说：“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么大一个事件，谁也不敢漏掉，所以都在抢，没想到最后竟弄巧成拙，犯了大错。”这个问题今天依然存在。

三是新闻机构的新闻稿件编审工作量剧增，而人力增加有限，新闻核实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或不完善，“三审三校”制度没有真正落实，核实把关环节失守。

四是在商业互联网平台的冲击下，许多市场化媒体面临生存危机，多数新闻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在社会成员中相对下降，职业声望整体下降，没有往日的职业尊严，新闻职业精神难以内化为职业信仰和职业习惯。

五是互联网的放大效应，影响后果放大。不能说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前的新闻工作者新闻职业精神就比现在强，看看当时的新闻作品，因违背专业规范等造成的新闻失真也不少。只不过当时没有互联网，曝光度不够，知晓率不高。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记者一旦违背新闻职业精神，就会在社会聚光灯下被“拷问”，严重损害媒体公信力。　

新闻职业精神“知易行难”。一些记者采访在一问一答中完成，几乎不进行核实；甚至一些记者把通讯员或自由撰稿人的稿件加上自己的名字就传回编辑部。一些记者的采访不全面、不平衡。一些记者为了防止稿件“被公关”，常常在即将发稿前给被批评对象打电话进行采访，采访不充分或写上“记者发稿前未能联系上对方”就发稿。此外，追逐名利也成为某些记者炮制假新闻的动机。  

目前在新闻一线抢拼的大都是80后、90后新闻工作者，有人认为“一代不如一代”，新闻职业精神存在一定程度的滑坡现象。其理由大致有二：一是80后、90后新闻工作者人才流失严重，对新闻职业不再“从一而终”；二是“标题党”、假新闻盛行，炮制者大都是80后、90后。

笔者认为，80后、90后新闻工作者离开新闻岗位或新闻行业是人才流动的正常现象，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更是如此。只要他们在新闻从业期间没有违背新闻职业精神的行为，就不能说明存在问题。他们离开新闻行业后，不再是职业新闻工作者，就不能再用新闻职业精神来要求他们。就笔者的观察，离开新闻行业的人在新闻从业期间，大都采访作风扎实，践行了新闻职业精神。

朋友圈中经常有这样的文章，一个吸引人的标题链接，打开后发现题文不符，或是一则广告，或是前一部分有吸引人的内容后一部分就是推广或诱导你交钱的内容。人们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炮制者往往是营销行业或商业自媒体行业的80后、90后。笔者认为他们不是新闻机构的新闻工作者，他们的行为并不能代表职业新闻工作者，因此也不能用新闻职业精神来要求他们，更不能推论出80后、90后新闻工作者职业精神滑坡。

笔者今年参加了本单位的校园招聘工作，充分感受到一些90后对新闻职业的向往和热爱。如果说实力强的外地生源考生报考新闻采编岗位，可能还有解决北京户口等动机，但一名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已收到几家央企聘用通知的北京生源女孩，就不能怀疑其热爱新闻职业的纯粹动机了。新闻行业在今天仍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去年武汉“封城”后，我们找记者去武汉前线。一位90后女记者主动给笔者打电话，要求去采访，当天下午就奔赴前线。在武汉保卫战报道中，冲锋在前的“逆行”的新闻工作者大都是80后、90后。中国青年报社在湖北、河北战“疫”一线的记者都是80后、90后。多名记者在抗疫一线坚守100余天。13人进入危险的隔离病房等红区采访65人次，发表红区相关报道100余篇（条）。2020年2月21日，本报90后女记者李峥苨不惧危险进入火神山医院红区采访拍摄，记录下医护人员救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真实而感人的画面。随后，摄影记者李隽辉深入武汉同济医院红区拍摄，用镜头记录了ICU病房里的“阻击战”。中国青年网记者刘逸鹏深入新冠肺炎重症隔离病区一线，讲述了守卫生命线的重症监护室ECMO搭建师刘阳的故事。90后记者王嘉兴、鲁冲冒着感染风险深入方舱医院采访，《方舱医院里的人间烟火》等全媒体报道还原了方舱医院的真实生活。3月25日“冰点特稿”刊发《抢命金银潭》，暖人心、增信心，引起很大反响。其幕后是记者李强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进入重症病房。

80后、90后新闻工作者是好样的，“后浪”们会更强。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社编委、新媒体运营总监，高级编辑，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