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作者简介：田琳，助理教授，管理学博士，从事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一流学科评价、教育国际化与全球共同利益研究。

2

引用本文：田琳. 中、美、欧一流大学职能履行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 高校教育管理, 2022, 16(3): 80-90. 

3

摘要：世界一流大学并非“千校一面”，不同大学身处不同的社会环境，有着不同的结构特征，因此在履行各项职能上各有所长、有所差异。从职能视角出发，本研究对5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校领导、学者和专家开展了访谈，探索了中国、美国和欧洲世界一流大学在履行职能上的差异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在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上存在差异，侧面反映了世界一流大学存在的组织同质异形现象。受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大学管理架构等多重因素影响，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着竞争性、制度性、强制性、规范性和模仿性压力。世界一流大学并不存在“专门模式”或“西方模式”，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东西方世界最佳特质的创造性融合。

4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履行职能差异；组织同质异形

近年来，“世界一流大学”成为热门词汇。学者们将世界一流大学定义为致力于在各个学科和领域创造和传播知识，提供各阶段精英教育，满足国家需求并促进全球共同利益的学术机构。随着时代发展，世界一流大学在提升一国软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世界一流大学将卓越的学术成就转化为现实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学术层面，而且涉及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在此背景下，研究世界一流大学职能有助于把握其在社会系统中的定位，了解对各自所处社会系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职能视角更新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

国内外学界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各项职能展开了讨论。世界一流大学就人才培养而言，致力于培养一流人才，包括培养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领袖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和高水平科研人才，具备国际视野的精英人才等；在人才培养的途径和方法上，采用与时俱进的人才培养方式，重视跨学科人才培养，注重科研对教学的推动作用。世界一流大学就科学研究而言，是本国和世界范围内重要科学技术及学术思想的发源地，引领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产出重大、变革性的原创性成果，造福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科学研究的实力与水平决定了其“世界一流”的地位，也为其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学术声誉；专注于高水平基础研究，聚焦基础研究前沿领域，把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培养世界一流科学人才。就社会服务而言，虽然直接相关研究数量较少，但部分研究在讨论世界一流大学的价值追求和社会贡献时，涉及了与社会服务职能相关的内容。例如世界一流大学服务的是国家和世界，提供的服务是非营利性且注重创新性；做出有影响力的社会贡献，在服务国家和社会中得以成长和发展。

总的来说，在履行职能上，世界一流大学有着明显的共性特征，具体表现在培养高质量的全球人才，产出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以及前沿性的科研成果，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等。但也有学者注意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例如美国一流大学在履行职能上带有鲜明的全球性，这些大学无论是在知识创新还是人才培养上，都将办学定位面向全球；不把自己视作只专注学术的“象牙塔”，而把自己视为科学研究和技术转让的基地以及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英国一流大学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有着重要作用，同时致力于开展跨学科科研活动。中国一流大学有引领社会发展，传承、弘扬和创新中国文化的特色，通过履行社会服务职能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是其对国家支持的反馈与责任的体现。

基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通过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世界一流大学在全球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涉及世界一流大学的职能和贡献时，已有研究更多将重点放在作为一个整体或群体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上，因为这些大学在多数情况下是具有共同目标的密集型网络化机构。但是，当过多强调世界一流大学的整体性及其共同贡献时，可能会造成我们对世界一流大学多样性的忽视。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尽管是全球性机构，但也是带有本土性和民族色彩特性的“产物”，只有结合一国独特的地缘政治与民族文化和传统才能建立和发展起同时具备全球性和民族性的世界一流大学。虽有少数研究分别讨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世界一流大学所履行职能的差异，但它们未以国际比较视角对此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和讨论。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不同国家和地区（中国、美国和欧洲）世界一流大学在履行职能上有何差异，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以上差异。

本研究聚焦中国、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世界上的大学主要有三种模式，即以德国、法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模式，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模式。欧洲模式以英、法、德三国为代表，经历了从中世纪以服务教会、培养专门人才为主的传统大学到教学和科研并重的现代大学的转变；北美模式以美国现代研究型大学为代表，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计划模式强调专才教育，依附于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对教育实行把控，教育与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学一直沿袭计划模式，直到改革开放才开始借鉴欧美大学模式。二是世界一流大学大都聚集在欧美，中国大学一直扮演着“追赶者”角色。但近年来中国大学迅速发展且取得了巨大进步，开始在全球高等教育舞台上崭露头角。因此，探索中国、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的职能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全球高等教育体系的认识，而且能对世界范围内以欧美大学为代表的传统世界一流大学和以中国大学为代表的新兴世界一流大学的职能有更为全面、客观和清晰的理解。三是世界一流大学并非“千校一面”，它们身处不同环境且拥有多种多样的内部结构，在履行各项职能上必然存在差异，而这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特色化和多样性的体现。四是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以及国家政治制度下，人们对解读一所大学是否是“世界一流”的评判标准可能有所差异，只有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世界一流大学履行职能的情况进行剖析和对比，才能从职能视角合理定义一所大学是否是“世界一流”。

01

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瓦拉（Massimiliano Vaira）在高等教育领域率先提出了组织同质异形（Organizational Allomorphism）理论，指的是高等教育机构在不同环境或条件下呈现多种不同形式的现象。这一理论最初源于语言学，指的是相同词素的形态变体取决于其使用的具体环境。词素变体（如英语中的in-,im-）强调的是相同词素在不同条件下的适用性。也就是说，该词素的职能本身并不改变，变体反映的是该词素用何种形式履行这一职能。某一词素存在多个变体并不意味着各变体间完全的差异性，而是可被识别为一种既定形式的变化。当应用在社会组织中时，这一理论意味着尽管高等教育机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面临政府的引导和安排时会调整运作模式，但决定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结构及行为的共同运作模式或机构原型仍是可识别的。组织同质异形理论弥合了学界有关大学组织变革的两种相反观点，即以同质性（Homogeneity）、类质同象（Isomorphism）为代表的融合论（ConvergenceTheory）及以异质性（Heterogeneity）、多形性（Polymorphism）为代表的分歧论（DivergenceTheory）。前者强调大学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后者强调大学的多元性和差异性。

瓦拉将组织同质异形理论延伸至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间存在差异，大学日常运作中不同的关注点和侧重点构成了不同的世界一流大学。组织同质异形理论关注全球及国家和地区两个层面的影响，据此，世界一流大学既可以是相似的，也可以是不同的。首先，全球层面的影响带来了相似的世界一流大学。例如在全球化进程下，面对竞争性压力和模仿性压力，大学在治理、组织和课程安排等方面趋于一致，以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普及的共同模式运作。“相似的大学”强调的是自上而下和宏观的解释，忽视了大学对这类宏观影响的个体回应。事实上，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需求，大学自身结构和实践会重塑全球趋势。其次，国家和地区及大学个体层面的影响带来了差异化的大学。一是基于国家和地区文化、经济和社会需要，政治和政策在组织和塑造大学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因素总体上构成了各国家和地区之间具备不同特征的大学综合体。二是大学不仅受到国家和地区机构和文化结构的影响，还具备继承特定历史和文化特征的特质，这些特质塑造了大学应对当前变化和挑战的方式。三是尽管大学本身有着类似的历史结构和文化特征，但无论身处何处，大学总被嵌入塑造其结构和组织特征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法规和治理体系之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大学的国家和地区差异性远比全球层面的趋同性更加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的本质发生了改变，只能说明身处不同环境的大学表现和运作方式各异。

基于瓦拉的组织同质异形理论，本研究构建了职能视角下世界一流大学的同质异形变化过程模型（见图1），在“求同”中重点关注“存异”，关注国际比较视角下世界一流大学在履行职能上的差异及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

图1  世界一流大学同质异形变化过程模型

02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在开展访谈之前，本研究针对研究问题收集了43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寄语、使命宣言、愿景描述、战略规划四类官方文件，并利用MAXQDA 2018软件进行了质性内容分析。在进行分析后发现，大学官方文本所呈现的信息更有利于归纳世界一流大学在履行职能上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因此，本研究最终决定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

基于立意抽样法，本研究的受访者主要包括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领导、院长和主任、学者，以及在相关领域工作的国际（学术）专家（包括政府官员、各类组织管理者和学者等）。以上人员充分了解或是直接参与大学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相关实践和活动，受访者信息见表1。

表1  受访者整体情况（N=50）

访谈问题关注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世界一流大学在履行职能上的差异及相关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世界一流大学是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履行不同职能；中国、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在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上有何差异；受访者所在国家和地区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上有何特点；以上差异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识别这些差异对认识世界一流大学有何启示。根据受访者的需要，访谈以中文或英文进行。在访谈开始前，研究者向受访者介绍了本研究的情况，发放中文或英文版知情同意书以满足研究伦理规范要求。访谈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录音，随后研究者将访谈录音转录为访谈文本。基于匿名化原则且为了便于后续查找数据，本研究为不同受访者分配了不同代号。

（二）数据分析

基于对50位受访者的深度访谈，本研究共获得了2155分钟的录音材料；将录音转录为169554字的中文文本资料和170143字的英文文本资料。访谈文本借助质性数据分析软件MAXQDA2018进行编码和分析，方法为质性内容分析法。基于质性内容分析法的基本框架，本研究对访谈内容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六个阶段。

一是准备数据，启动文本分析工作。在完成访谈录音转录后，本研究将每份转录好的文本在Word文档中进行格式标准化处理，访谈问题的缩写（如Q1世界一流大学职能差异）作为一级标题，研究者代号（R）、受访者代号（如WUP1）作为二级标题，研究者提问的具体问题和受访者的回答内容作为文本主体。每份转录好的文本以受访者代号进行命名。研究者仔细阅读文本，在需要时参考音频记录的原始数据，在MAXQDA2018软件中用不同颜色对重要文本段做标记，创建备忘录记录相关信息和分析过程中的想法。

二是根据访谈问题创建一组主要类目。本研究首先根据访谈问题创建一组主要类目，在本研究中为每个访谈问题的缩写。主要类目是数据编码的起点，它们相当于检索工具，研究者从数据中查找相关内容并归入主要类目。

三是使用主要类目编码所有数据。这是访谈数据的第一次编码，即研究者基于主要类目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编码依据是受访者对各访谈问题的相应回答。

四是对主要类目下的文本进行二次编码并归纳生成新的子类目。如“国际参与度”是“世界一流大学履行社会服务职能差异”中的一个子类目。

五是基于类目的分析和结果呈现。研究者进一步整理子类目，根据需求将部分子类目整合到更具概括性的子类目中。至此，整个编码过程基本完成。鉴于质性内容分析法可以提供质性和量化两种结果，在本研究中，质性结果来源于对类目框架的总结和分析，量化结果则借助MAXQDA2018软件中的编码点统计功能实现。研究者统计每个（子）类目被提及的次数，基于此对子类目列表进行排序，以便筛选出重点内容进行后续讨论和分析。

六是书写结果。本研究把各主类目分别归入两个研究问题，在呈现量化统计结果（提及人数）的同时分析各主（子）类目之间的关系，并在研究结果部分适当引用相关编码文本对结果进行支撑。

03

研究结论

（一）人才培养职能履行的差异及影响因素

就人才培养职能履行而言，中国一流大学重视教育公益性，采取低学费政策且为学生开设多种资助渠道；采用竞争性入学机制；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美国一流大学普遍实行高学费政策，教育的公益性不断减弱；强调教学过程中师生地位平等；研究生为本科生授课的情况普遍存在；部分大学聘请大量兼职讲师为本科生授课；转学制度为更多学生创造入读一流大学的机会；国际化程度较高。欧洲一流大学对教育公益性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以学费政策为例，除英国外的四个国家（荷兰、瑞士、德国和葡萄牙）均采用适度或低学费政策，其中，德国采用免学费政策；荷兰、瑞士、德国和葡萄牙均采取非竞争性入学机制，在本科教育上奉行平等主义原则。如WED5指出：“在瑞士，世界一流大学并不会带有精英主义的光环。但在美国，如果你想在哈佛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就财务状况、社会阶层等因素而言，你必须成为某些精英团体的一分子……我是德国人，我认为德国的平等主义倾向更明显，德国是一个非常平等的国家。”此外，欧洲和中国一流大学本科教育国际化程度均不及美国。以上差异主要受到了历史文化、经费来源和国家政治因素的影响。

（二）科学研究职能履行的差异及影响因素

就科学研究职能履行而言，中国一流大学对科学研究职能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职能，在科学研究上投入巨大且重点关注理工类学科。美国一流大学科研活动商业化趋势增强，大学承接的外部科研项目数量增多。WUD4指出：“美国的X大学一直是一些最具争议的外部研究合同的承接院校……X大学的解释是我们没有任何公共资金，因此我们需要私人资金。公司愿意投资，但前提是大学要帮助公司开展研究活动……这样的事并非发生在大学所有的系所里，但当世界一流大学想要获得很多资金时，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就会更高。”欧洲一流大学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职能放在同等重要位置，重视跨学科科研合作，鼓励科研成果的开放存取并致力于推动开放科学的实现。以上差异主要受到了经费来源和国家政治因素的影响。

（三）社会服务职能履行的差异及影响因素

在社会服务职能履行上，中国一流大学的国家政策导向性非常明显，大学的社会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发展目标一致；在社会服务上的国际角色日益彰显，影响范围从国家不断扩展到国际社会；对校友服务工作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仅有少数大学在教师考核中把“社会服务”列为一项考核指标。WEP3认为：“中国一流大学在国家政策和国家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地位在其他国家没那么明显……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但区别在于，较之于其他国家，中国可能更需要一流大学在国家发展中发挥作用。当然，政府对中国一流大学投入巨大。”美国一流大学（特别是赠地大学）非常重视社会服务职能，该职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强调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强调在社会服务中的国际角色；非常重视校友服务工作；在教师考核中把“社会服务”列为一项考核指标。欧洲一流大学对社会服务职能的关注度低于中国和美国，近年来才开始有所涉及；在教师考核中几乎没有针对“社会服务”的考核指标；对校友服务工作的重视程度较低。以上差异受到了历史文化、经费来源、国家政治、国家发展水平和大学管理架构的影响。

04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在履行职能上具备差异，这些差异主要受到历史文化、经费来源、国家政治、国家发展水平、大学管理架构等五个因素的影响。结合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可知，职能视角下世界一流大学的组织同质异形变化过程模型中包含着竞争性压力、模仿性压力、强制性压力、制度性压力。这种变化链带来的结果是，世界一流大学既不会在全球范围内变得完全同质同形，也不会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呈现高度差异化和多样化。因此，这一过程中的世界一流大学可被认为是具备相同院校模式的“本土变体”，其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及全球层面的特殊性和同质性是共同存在、彼此融合的。

（一）规范性和制度性压力：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历史和文化因素造成了中国、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在履行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职能上的差异。较之于美国一流大学，中国和欧洲大陆更加强调人才培养的公益性。这是受到了中国儒家文化和欧洲大陆国家所奉行平等主义原则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和多数欧洲一流大学都重视教育的公益性，但中国却采用了竞争性且确保公平的入学机制。这体现了继承儒家文化的东亚系统对教育的重视以及考试作为一种社会和学术选拔机制的历史传统。与欧洲和北美相比，中国对教育的尊重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通过考试获得教育和社会资源的竞争性从侧面支撑了高等教育的价值。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竞争性”是以追求公平为基础的，最终是为了达到“择优录取”的目的。

相比之下，美国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常被贴上“精英主义”标签。研究结果显示，受访者们质疑美国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的公益性，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已成为一项具备盈利性的全球业务。美国的教育文化反映了20世纪的精英主义价值观和竞争意识，也即教育是通向财富和地位的主要途径。就英美大学的发展模式而言，两者同属盎格鲁撒克逊体系。因此，与其他欧洲大陆一流大学相比，英国一流大学也缺乏对教育公益性的关注。这与雷谢尔（Sybille Reichert）的观点一致，即在英国一流大学（特别是英格兰大学）中，经常被公开贬低的精英价值观在社会及政治选择和网络中仍根深蒂固且维系着大学中的许多实践，尽管在社会、政治甚至是财政方面，英国一流大学都在不断推动社会流动并增加学生入学机会，但这些大学却遇到了以精英价值维系社会实践的玻璃天花板，凭借政治意愿，这种阻碍还是难以消除。

此外，历史和文化因素影响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世界一流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履行情况。具体而言，中国、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对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视程度、社会服务的内容不同。研究结果显示，美国一流大学非常重视社会服务职能及大学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参与社会服务是美国一流大学教师工作考核的指标之一。但在欧洲，很多曾沿袭德国洪堡模式的一流大学并不认为社会服务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它们认为社会服务是一项额外、新增加的职能，这些大学对社会服务职能的关注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中国一流大学对社会服务职能的关注介于两者之间，较多受到国家政策的引导。这表明，大学成立之初的时代特征非常重要，时代特征影响了大学发展基础、非正式的规范和价值观，这对大学以后的发展轨迹和制度变革都产生深远影响。这一观点尤其体现在那些由赠地大学演变而来的美国一流大学中。但是，这一理念与当时欧洲大学的传统——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才是大学的主要职能相背离。时至今日，两种不同历史传统仍影响着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情况。中国一流大学在履行社会服务职能上更强调国家需求，这是因为中国不仅有大学服务社会的传统，而且有资助大学的意愿和能力，从而形成了大学发展与社会服务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二）竞争性与强制性压力：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经费来源、国家政治、国家发展水平造成了中国、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在履行三大职能上的差异。根据组成情况，大学经费主要可分为政府/公共投入和市场收入两部分，由此反映出政府和市场在高等教育中的资源配置情况。以政府投入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如中国和欧洲大陆地区，在履行各项职能上首先要满足国家或社会期待，服务公共需求，重视教育公益性；以市场收入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如美国，各类学术活动商业化趋势渐增，对教育公益性重视不足。依据政府和市场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不同作用，世界范围内有两种高等教育发展体系，即盎格鲁撒克逊体系（英美体系）和罗马体系（欧洲大陆体系）。英美体系奉行自由主义理念，强调学术自治，重视学术自由，学术逻辑发挥主导作用，把世界一流大学视为自由竞争的产物。相比之下，欧洲大陆体系奉行民族主义理念，强调政府控制与财政支持，注重国家需求，遵循政治逻辑，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是政府指定的产物。实际上，这样的划分同样体现了本研究提出的国家政治因素对世界一流大学履行职能带来的影响，因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经费来源也与一国政治文化密切相关。

中国和欧洲大陆一流大学带有浓厚的欧洲大陆体系色彩，政府及其拨款在大学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中国和欧洲大陆一流大学在履行各项职能上大都非常重视公共需求。与中国和欧洲大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一流大学，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大都发展成了具有很强竞争性的企业型机构。在此背景下，正如本研究结果显示的那样，美国一流大学中的教育有成为“全球业务”的可能，其高等教育系统更多以市场为导向，主要关注劳动力市场、企业或其他类似利益相关方的需求。由此可见，美国一流大学可谓是具有明确竞争精神的组织行动者。同时，在美国一流大学中，科研活动的商业化趋势不断增强。科研商业化并非完全无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高等教育和科研呈现的商业化具有两面性，优点在于多样化大学资金来源，减少大学对政府的依赖；缺点在于商品化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首要目的是盈利。因此在美国，知识得到应用比发现和产出新知识更受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受到损害，资源向竞争力最强的大学集中，甚至以“投资回报”原则的名义将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相分离。这虽然可以促进尖端学科的发展，但却是以牺牲商业价值较低的人文学科为代价的。因此，在强调世界一流大学服务全球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将学术活动商业化和市场化弊大于利。

与欧洲大陆国家一样，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高等教育都带有浓厚的欧洲大陆体系色彩。在东亚国家，政府引导在高等教育、科研和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在建设和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特别是在快速聚集资源以实现发展目标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没有政府参与，东亚高等教育很难获得巨大进步。由此可见，国家政治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亚和欧洲大陆一流大学职能的履行。以中国为例，本研究中的多位受访者指出，在履行社会服务职能上，中国一流大学首先要满足国家需求，推动国家发展，在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同时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国际社会发展。

同样，本研究中的欧洲大陆一流大学在履行人才培养职能中奉行的平等主义原则也与国家政策相关。欧洲大陆一流大学提倡非竞争性入学机制，在本科生教育上奉行平等主义原则既是其文化传统的体现，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显现。对欧洲本科生而言，就读大学与接受义务教育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在部分欧洲国家，除一些热门专业（如法律、医学等）外，大学基本上不对学生进行筛选。即便存在高中毕业考试，但却不存在竞争性入学机制，学校也不会基于考试成绩区分学生层次，学生只要通过考试即可入读大学。在倡导平等主义的德国，高等教育实行免费入读政策，这得到了国家法律的支持。

当然，国家发展水平也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履行社会服务职能上造成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富裕的国家越可能有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大学对国际社会和国际问题的关注度也更高；在不同的国家发展阶段，某一国的一流大学所履行的职能也有所不同。在本研究中，中国、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在履行社会服务职能上的最大差异在于中国一流大学的国家政策导向性强于美国和欧洲。原因在于，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中国大学属于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中国一流大学的发展除受到来自外部国际竞争压力的推动外，也与中国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和内在需求相关，如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因此，与其他东亚国家一样，中国一流大学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策支持的结果，是以政府名义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实施的战略行动。就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国家发展需要一流大学的参与，一流大学也有能力做出贡献。

（三）制度性与模仿性压力：大学管理架构的影响

大学管理架构影响着世界一流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履行状况。管理架构主要包括大学和政府的关系及学校中相关部门的设立。首先，在大学和政府的关系上，三地一流大学受政府影响的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中国、欧洲、美国。这种影响在世界一流大学职能的履行上表现为中国一流大学在履行社会服务职能上的国家政策导向性强于美国和欧洲。相比之下，美国一流大学的决策及治理实行分权制，在履行各项职能上受政治的影响较弱，来自董事会的影响较大。就欧洲而言，其管理架构比较复杂，各国或多或少带有国家特色，呈现为相应的国家模式。以欧洲一流大学普遍沿用的德国模式为例，其特点是大学自治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因此，德国大学模式也被称为国家制自治模式。在德国，大学由国家控制，不依赖第三方资助，也无须通过开展社会服务获得资金，大学的竞争和市场化概念较弱，同时法律规定国家不能强制要求大学为其服务。因此，德国一流大学不关注社会服务这一职能。但有趣的是，在1810年洪堡大学创建之时，它被寄予了振兴国家的厚望，其使命是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即便如此，大学自治作为一个大学理念在德国首先被确定下来，也即国家绝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所以，在欧洲一流大学中，特别是沿袭了德国模式的欧洲大陆大学中，为国家服务不是其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主要导向。

其次，中国、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校内部门的设置也导致了大学在履行社会服务职能上的差异。三地一流大学对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视度和社会参与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美国、中国、欧洲。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校内相关部门的设置有关。专门部门的设置体现了世界一流大学在开展某项工作上有明确的目标和指向，是有组织、有准备的，而不是松散或随机的。例如大部分美国一流大学设置了专门的社会服务办公室、联邦/州/社区关系办公室，负责建立并维持大学与国家及所在州、城市、社会组织和社区直接有效的联系，以此强化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并提升国际和国内影响力。当然，联邦/州/社区关系办公室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通过参与讨论、进行游说等，表明大学在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做的贡献，从而争取政府拨款。相比之下，中国一流大学虽然也很重视社会服务职能，但多数大学暂时还未成立相应的专门办公室；在欧洲，也少有类似办公室的存在。

总的来说，大学管理架构影响着世界一流大学职能的履行，政府在大学决策中的作用、校内部门的设立等都对大学履行职能产生了引导和协调作用。与此同时，大学为了更好地履行各项职能，也会依据现实需求并参考其他大学的运作模式相应调整其内部结构和设置。世界一流大学管理架构对其履行职能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显示出其内部的运行模式，也反映出与外部社会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方式。

05

结语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环境，因此，充分尊重本国特色与现实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若要在充满竞争的全球化舞台中脱颖而出、符合“世界一流”这一定位，大学也需要遵循国际规则，建立同世界交流的共同话语。就当前的现实情况而言，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我国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主流发展趋势背景下布局的国家战略。在此背景下，从职能视角出发，本研究结合中国、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履行职能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可归纳出符合我国国情、动态多元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路径。

第一，在人才培养上，我国要继续保持教育的公益性属性，为更多人提供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培养更多时代所需的一流人才；重视一流大学的思想政治基因和精神引领作用，培养为社会和国家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优秀人才。同时，我国要创新人才培养路径，设置更为灵活的学位项目，鼓励服务型学习和参与式学习，给予学生更多自由探索的空间；重视新科技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重视跨学科人才培养方法，注重科研对教学的支撑和推动作用；提升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拓展学生国际视野，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引进国外优质师资和教育资源。

第二，在科学研究上，我国要继续瞄准世界一流标准，注重科研活动的全球关联性和公益性，关注全球挑战和未来社会发展，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严峻问题，快速扩大科研活动的国际显示度；着眼于创新型国家战略需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坚持以贡献求发展。同时，我国要提升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科研活动的关注度，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树立鲜明的全球定位，坚定文化自信，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升科研创新水平和培育协同创新能力，提高知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积极创建世界一流的跨学科国际学术交流与实践平台，将科技融入科学研究，打造卓越的数字化科研空间；鼓励科研成果的开放存取并致力于推动开放科学的实现，让更多人共享一流科研成果。

第三，在社会服务上，我国要继续兼顾“本土角色”与“全球角色”，既致力于适应和满足国家与社会重大需求，又对全球性问题展开探讨，发展和传播新知识，服务全球共同利益。同时，我国应积极开展全球性校友服务工作，为校友提供教育、培训、实习和工作机会，提供校园设施，通过与校友密切联系，建立起由校友组成的全球学术和职业网络并获得校友捐赠；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国际和国家范围的社会服务并建立相应考核制度，增强大学与外部社会的联系与互动，推动学术知识转化为实践，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