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鸟文丛】大江健三郎与《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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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凭借小说《饲养》，时年二十三岁的大江健三郎以学生作家的身份，摘得第三十九届芥川文学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芥川奖得主。《饲养》虽为一部篇幅较短的中篇，却深刻反映出“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不仅如此，作品中还涵盖了数对耐人寻味的矛盾立意——人类友善的本质/战争对人性的扭曲、自然平等的相处/以权威（暴力）划分的阶级、山谷村庄代表的边缘文化/町镇象征的国家文化、懵懂天真的儿童世界/冷漠顺从的成人世界、村庄的安静和谐/外界的残酷战争等等。不过，这几组互为相反的立意，也并非一直处在泾渭分明的两端。伴随小说情节的推动，它们亦会发生来回往复的渐变推移。正是由于这种无规律的“推移”，使《饲养》充满了文学魅力和阅读乐趣。
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日本临近战败的节点。然而该作品初次发表时，距日本战败已过去了十三年。大江本人出生于一九三五年，童年在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度过。十岁以前的时光，基本都处在二战的阴影下，幼年时便对战争和国家暴力有了深刻的切身体会。其实，假如抛开小说中围绕战争、社会和人性展开的现实意义描写，在一定限度上，这部作品也可以被理解为“成长小说”。书中的主人公“我”，一改大江同时期作品中性格冷淡的“我”的形象，是一个正直、好强的农家少年。相较于大江同期的其他小说（处女作《奇妙的工作》、第三十八届芥川奖候补作品《死者的奢华》等等），《饲养》更能让读者轻易地捕捉到作者细腻的情感流露。小说中“我”对弟弟发自内心的关怀、对父亲充满敬畏的深沉感情、对突然成长后产生的冷漠悲伤等极富感情之处，在大江此前的文学创作中都较为罕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有关“峡谷村庄”的描写，可以映射至大江现实生活中的故乡。这可以看作是大江在文学创作中的一次尝试，亦是日后以“峡谷村庄”为背景创作系列小说的初探。
二十三岁的大江健三郎之所以能获芥川奖，或者说之所以选择踏上文学创作的道路，都与他当时就读于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的经历息息相关：以其在《东大新闻》上发表《奇妙的工作》为契机，引起多家报刊的注意和约稿，开始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经由对比恩师渡边一夫翻译的译作与皮埃尔·加斯卡尔的原文，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文体；通过阅读加斯卡尔的《难辨狼与狗的时刻》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著作，将其精华应用于《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华》之创作。实际上，大学阶段的大江也在持续不断地阅读拉伯雷的《巨人传》。于是，《饲养》中便能窥见来自《巨人传》的影响——对“狂欢化”的表现。
“狂欢化”是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在其理论专著《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概念。该书通过对拉伯雷《巨人传》的深入解读，构建起一套狂欢化理论体系。此后，巴赫金立足于《巨人传》的文本分析，结合弗雷泽的《金枝》等文化人类学研究，开启了民间狂欢节文化（大众笑文化系统）的宝库，将狂欢化的外部形式特征概括为全民性（参与狂欢节狂欢）、仪式性（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距离感消失（等级消失）和插科打诨（笑）。而《饲养》中村里的孩子们带着黑人大兵去泉边洗澡的情节，便基本符合上述特征。当身为俘虏的黑人士兵下水与赤裸的孩子们一同洗澡时，便加入了他们略带猥亵感的滑稽仪式。一直作为仪式核心人物的兔唇，离开浴场牵来母山羊。接着，孩子们便以黑人大兵为中心，与他一同笑着叫着进行了一场类似狂欢节的忘我嬉闹。不过，大江在创作《饲养》时，还未接触过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直到他一九七五年与日本文化人类学学者和俄罗斯文艺理论专家山口昌男结识后，才对自己作品中使用的“狂欢化”手法有所察觉。因此，《饲养》中有关“狂欢化”的表现，可以认为是大江在仔细研读《巨人传》后的文学实践。
文/李硕
《饲养》这篇小说发生在日本临近战败之时。书中主人公“我”，是个正直、好强的农家少年。对于在山里打猎为生的“我”而言，战争只是偶尔抬头从天空飞过的战机，直到有一天，村人们掳获了一个穿着军装的黑人，由“我”负责送饭，“我”觉得这真是个难以言喻的美好猎物……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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